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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偉大總理曾經被問及他對法國革命的看法。“回答這個問題還太早。”——這就是他的回答。對正在進行的轉軌進程，即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邁進，也可作這樣的回答。

一、中國令人吃驚的成功——如何解釋

自從鄧小平先生實行改革政策以來，中國在過去的25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中國的GDP從3000億美元增長到1萬多億美元。在四分之一世紀里，經濟增長穩定在9％，即使今天，增長率也不低于7～8％，為國內13億人口脫貧，且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世界上經濟最強國之一（見表1）。俄羅斯的GDP從1978年的7000億美元縮減到1999年的4000億美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俄羅斯在貧困線，或在貧困線下的人達總人口的50％。其它轉軌國家做得要好些，匈牙利、波蘭、斯洛文尼亞和一些其它轉軌衰退恢復的國家，正在重建經濟并著手加入歐盟。過去十年對這些國家來說，非常艱難，是新增加的“新窮國”，轉軌的失敗者。

表1中國主要經濟指標

200120022003

GDP實際增長率%7.37.47.7

個人消費%5.65.76.5

固定投資總額%11.413.512.5

消費物價上漲%(a)0.70.62.0

商業銀行最低貸款利率%(a)5.95.36.5

GDP10億美元1180.01286.01412.0

人均GDP美元930.01000.01100.0

貿易余額10億美元31.424.014.0

經常帳戶余額10億美元20.38.32.7

匯率人民幣:1美元(a)8.38.38.3

匯率人民幣:100元(a)6.86.26.4注：2001年估算值，2002～2003年預測值；（a）年均；資料來源：EIU國家預測

與蘇聯解體后的國家相比，如何解釋中國的發展？有三種看法：

1.“最初條件原因”。這一解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effSachs，他指出：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國家，中國在70年代末開始改革。而蘇聯是一個超工業化的、超中央集權的、超官僚的、工業占主要地位的國家。中國地方的小型經濟實體的密集網絡的縱向聯系比蘇聯的大型、專業化工業聯合體——莫斯科中央計劃者最喜歡的“掌上明珠”——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在中國，發展與轉軌并肩齊進，操作空間很大，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經濟飛躍發展。在蘇聯解體后的“新”國家，舊的政治、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組織）和社會結構消除，而新的有效的機構又沒出現。

2.“改革戰略原因”。這一看法的杰出代表是諾貝爾獎獲得者JoeStiglitz。俄羅斯認為私有化比競爭更重要，他的政府極力推進大規模私有化——在缺乏合適的機構——把大多數“私有化了”的企業推進到了內幕者手里。隨后，通過“貸款購買股票”詐騙行為，最富有的國有企業被直接廉價賣給了選定的少數人。新企業的創立困難重重，尤其是受當地政府的阻撓，他們擔心掌握在他們手中的現有企業受到危險。而中國成功地為建立“非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經濟特區和外資企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俄羅斯過多采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建議，即宏觀穩定、自由化和私有化——希望這些措施將為市場經濟創造合適的條件。但是價值自由化——再一次沒有保證合理的競爭——使價格飛漲，把大半個國家推向了貧困，外匯自由化——沒有創造一個商業友好氛圍——導致資本飛漲。

3.機構原因。中國早就意識到，最好是創立——至少是暫時的——“半完善”的適應于“半完善的”市場條件的機構。私有財產沒有得到合法的保護，實際上，私有財產沒有得到與國有財產同等的認可。另外，這些新的機構本來是作為消除社會負面影響，為領導層提供激勵的。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已是雙方妥協的結果：農民只能長期租用土地而不能出售。25年前它就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形式，為進一步擴大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雙軌制”使價值逐漸自由化，兩種匯率一直保持到國家有能力支付單一匯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從改革前的“吃大鍋飯”逐漸朝“另起爐灶”發展，激勵起當地政府發展稅收。在90年代，中央財政制度決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稅收分配制度。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經濟發展的支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非國有”鄉鎮企業。這些企業創造了就業，為消費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商品，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在90年代末期，它們的作用完成了，于是大部分開始私營化。在這些年里，俄羅斯發生了什么？農業由集體所有為主，經濟由地方機構提供，土地市場問題實際上還沒有得到解決，小型經濟發展受到多方面的阻撓，中央和地方政府進行長期的地盤爭奪戰，銀行領域一片混亂。

二、面臨的下一步挑戰

中國還存在一些未解決的問題，需要專家們努力研究，也同時為其它轉軌國家提供經驗。

第一，如何處理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

在私有經濟開始成為經濟動力時國有企業在經濟領域的重要作用就明顯縮減。1981年，國有企業為每一美元投資創造81美分利潤，到1997年利潤下降到9美分。2000年國有企業產出占工業總產出不到四分之一，就業占城市正式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據保守估計，銀行總貸款的四分之三是貸給國有企業的（相比較，私有企業在2000年里所獲得的銀行貸款不足銀行總貸款的1％）。國有企業的不良金融狀況是造成中國銀行業困難重重的主要原因。標準普爾公司（S&P）認為帳面上所有貸款的一半——相當于GDP的三之二——是不良貸款。20世紀90年代后期，有三分之一強的國有企業連續赤字。服務業仍由國有公司為主（批發商業、交通、電信和銀行業），對他們進行私有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見表2）。

表2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量、城市正式就業、政府收入和銀行借貸中的比例，主要年份（％）

年份工業產量城市正式就業政府收入銀行貸款

197878.078.387.096.8

198857.070.371.690.0

199534.064.971.181.0

200023.538.1n/a77.5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EdwardSteinfeld，中國漸進式改革（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以及ThomasRawski，“中國勞動經濟的近期變化”

國有企業的公司管理非常復雜，黨政行為控制著經理的任免。在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所謂的“老三會”（即黨代會、職代會和工會）面臨“新三會”（即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挑戰。中國的經濟學家建議，把國家、機

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放在同一起點，不靠行政，讓董事會選擇最合適的CEO。最后，除少數企業仍是國家保留100％的股份外，所有的其他企業應該是擁有多個所有者（國內的或國外的投資）的聯合股份公司。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失業率達到10％，還可能上升到15％，達3000萬。同時農村的失業率占農村總勞力的35％，達到1.7億。中國得在未來十年創造1億（世界銀行估計）或3億（中科院估計）新的就業機會，才能維持就業市場的現狀。據預測，中國加入WTO對就業總體水平沒有長期的影響，但會導致工人在產業間、各部門間流動。解決失業問題中國還有不少潛力，因為在服務行業還有很大的就業空間。

就業形勢可以促進政府長期項目的執行，通過賣掉上市國有公司政府的股份以資助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計劃。這些占目前發行的“A”股的將近70％，按市場價格計算達到3.5億美元。另外，通過新的國有公司上市或者發行政府債券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資金。

第二，改革退休金、醫療和住房制度

中國決策層已經意識到建立社會保障網絡的必要性。可以通過勞資雙方各投入部分資金建立社會保障網絡，以取代社會主義“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會榨干國有企業。在改革的二十年中，有大量的風險已經由國有企業轉移到工人身上。醫療和住房是家庭預算增長最快的部分。盡管食品、穿衣和許多家庭產品的支出有所下降，這兩項繼續保持快速增長（見表3）。從絕對價值看，中國消費者在醫療方面的支出是1994年的3倍；住房和教育翻了一番。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4年后期，中國家庭花費的70％花在食品和穿衣上，而到了2000年，降到了55％。同時，花在住房和醫療上的花費由8％上升到15％。

表3家庭消費的變化，1994年與2000年

1994年總量的%2000年總量的%1994年～2000年變化值%

醫療保健2.45.0+174.7

住房5.69.7+130.2

教育與娛樂7.510.9+110.5

交通4.26.1+91.0

家庭耐用品6.97.8+50.6

服務4.14.6+48.6

食品53.143.9+9.6

衣物鞋類16.111.1-8.3

單位消費支出的總量100.0100.0+32.7

資料來源：城市與農村社會經濟（國家統計局）

5年前，政府開始在59個城市進行醫療方面的試點改革計劃，由當地政府管理，單位出一部分資金，從工人的工資中扣除一部分作為投入。這大大減輕了國有企業的負擔。當地保險使5千萬人口受益，還有5千萬在工作場所受保。基本的醫療支出由個人保險帳戶負擔。“重要花費”（還沒有明確定義）將由單位和市政府投資的社會基金負擔。個人獲得本基金的資格將受限制。一些重要的疾病如癌癥和愛滋病由商業健康保險公司承保——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先例。

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所提高，但價格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現在還沒有足夠的抵押貸款來彌補這一空缺。城鎮人均居住面積從1985年的5.2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9.6平方米。中國大陸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積要大于香港居民。國有企業以很低的內部價格將房子賣給工人。國家單位開始實行將房子賣給當時居住該房的主人7年后，也就是1995年，29％的城市居民是以這種方式買到房子的，11％的居民的房子是自建的或者是繼承的。但從工作單位買到房子的職工，并沒有完全擁有房子，因為他們沒有將房子賣掉的權利。單位有權審批是否將該房子賣掉或者是買回該房子。如果房子賣給第三人，單位可以從中獲得不菲的利潤。房子買賣并不意味著分房制度的終結。如果老工人沒有從他們單位中買下房子，新工人仍得排隊等待分房。結果是，可以以內部低價買到房子的人不想把房子賣掉，沒有權利低價買房的人又沒有足夠的錢購買。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沒有私人的租房市場。市場上的房價是他們平均年工資的10～20倍。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仍然擁有城市住房的2／3。

退休金制度的改革。過去，退休工人可以根據他的工作時間和最終工資，從原單位獲得一份退休金。這筆經費來自單位的金庫。這就是退休金制度。90年代中期前退休的都可以享受這種待遇。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采取一種“共同集資”制度，單位和個人都投資一點，形成基金，工人退休后，可以定期得到一定數量的收入。1997年，國務院引進了以下框架：法定的金額（薪水的11％）將被打進個人帳戶，其中8％由職工本人承擔，3％由單位承擔，當地政府承擔約17％。這樣，企業相當于承擔了20％的金額。從理論上講，這有三個不同的基金：一個是發放給退休工人的“社會基金”，他們將會得到當地平均工資的24％作為退休金；一個是法定的退休帳戶；一個是企業提供的個人帳戶。這些收入總額接近目前的退休金水平，但跟以前相比，比例有所下降。1978年，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其最后工資的97％。新制度存在幾個問題，比如前兩個基金由政府募集管理，政府可能會將此基金用作其它用途。截至2001年底，有2000億元的退休金被挪作他用，此數字還在增長。

第三，控制好政府和商界

市場經濟可能會被資本主義所危及。受國家官僚主義的支持，商業企業的“國家捕獲”可能會破壞游戲環境，妨礙公平競爭，催生腐敗。在中國，加強法制，培養新聞自由的環境很重要。政府和公眾的溝通渠道應該是公開的，商業活動應該是透明的。正如最近到中國訪問的世界銀行總裁沃爾芬孫說的那樣：“盡管市場在不斷成熟，但仍然需要高層的領導，如果沒有高層的絕對領導和團結，你就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影響。如果有了高層的領導權威，就可以將資本主義的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很多改革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有能力處理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難題，不會直接影響改革進程。

最后，我們相信中國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通過加入WTO，中國正更大程度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中國得加快轉軌速度，吸取國際最先進的做法。2002～2006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預計每年可達到600億美元，2006年有望達到720億美元。到2002年底，中國將會擁有4400億的外國直接投資儲備。二十年前幾乎沒有人能預測到二十年后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現在中國正昂首闊步地邁向改革的彼岸——現代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