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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金融形勢現狀分析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外資出逃，國內資金緊張。直到2008年8月份央行發行央票回收流動性，同時又由于市場本身需求不足，企業貸款意愿也在減弱，再加上投資資金回流銀行，存貸比下降。由于基建行業對內需拉動的潛力并不大，十多年來國家對基建一直都維持著極高的熱情，財政投入一直都是擴張的，各級官僚金融機構為此欠了很多的銀行債，對內需影響是十分有限的，因為這是一條貪腐鏈，和房地產一樣，只會造成財富集中和基層債務膨脹。匯率的微調已經不會再對出口造成決定影響。無論美國是不是通過救市計劃，全球金融監管將會趨嚴，消費信用將會收縮，美國都要準備過幾年緊日子休生養息。這不但客觀上造就全球需求不足，而且還會引發各國就業危機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匯率的波動相對影響較小。內需不足、出口下降，外資將會撤離。這種連鎖反應才是對外貿依賴性經濟結構最致命的，盡管官方哇哇大叫中國經濟還會持續增長，但企業對市場變動最敏感也最具決定意義。農村改革受體制影響效果不會大。內需不足是分配結構問題，也是一個體制問題，目前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根本無法監管龐大的官僚體制，因此內需也是一個頑疾，同樣邏輯也可以推導出農村改革預期不大，設想中的利益分配是一回事，操作中的利益分配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中國的農村地域實在太廣了，連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基層官僚都管不好，以目前的體制，農村根本就不能有效監管。

二、央行貨幣增發的現狀

增發貨幣通常是為了發揮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更充分地滿足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的流通所需，使交換更便利更通暢，所以貨幣供應既不能不足，也不能過量——通縮會造成流動性不足，影響勞動者收入；通脹則會造成流動性過剩，使收入縮水。因此，央行在進行貨幣供應時，一般都謹遵“單一規則貨幣政策”，它緊盯兩個指標：一個是經濟增長，一個是就業增加。中國自改革開始，近三十年基本就是印錢經濟，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貫穿始終——如果說改革前是貨幣供應的波谷，那么改革后則完全是印鈔經濟的浪頭與波峰，而這種經濟的最大敗筆卻在于，它沒能讓生產和資源配置效率有絲毫進步；相反，它倒成了分配不公，巧取豪奪，官府、豪強、劣商收刮盤剝百姓最得心應手的優質工具。因此，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本質上就是一個“殺貧濟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骯臟過程——它與效率幾乎毫無關聯——直到現在，中國的投放產出比依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因為中國的生產力水平還在原地踏步……也正因此，我們的社會財富增加也極其緩慢，人均國民收入也不過區區1300美元。而也還只是個均數，如果從總量上算，80%的窮人占有的也不過其中的20%的財富，這些人的收入遠遠還沒有這么多，也可能是幾十美元，幾百美元。那么印的錢是怎樣流進官府、豪強、劣商腰包的呢？就是說，錢從哪里出去，又怎么流動，最后又到了哪里？首先錢從銀行流出，但它絕不一定就流入效率高的經濟部門。國有商業改革前的情況是，誰給銀行信貸人員的回扣高，錢就流進誰的手里；誰有權力，就放貸給他指定的誰——這種機制造成了中國銀行業的大量壞帳，但錢卻進了個人腰包——行長、信貸主任、官吏、貸款人等等；所以說“銀行是大（貸）款加工廠”一點也不夸張——錢從銀行流出，可能一分錢價值都沒創造就被內鬼和外鬼合伙瓜分個八九不離十了。銀行這樣干下去會倒閉，但在中國卻不會，因為這些所謂的“政策性貸款”和“歷史性壞帳”最終將由財政部兜底，用納稅人的票子沖銷——銀行改制后，財政部首先給建行注資225億美元，之后其它今天看似強大國有商業銀行也分別得到數額不等的巨資注入，而這些票子都是老百姓的稅錢。錢從銀行這樣流出去，卻有相當一部分沒有進入市場流通，而是越來越多地揣進個人口袋?？墒?，貪到錢的這少部分人在國內消費又有限，所以市面流通的錢就會越來越不充足，那么就繼續印鈔放貸——如此往復循環，最后變成了死循環。國有商業行業改制以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觀，但本質變化卻不大，金融腐敗案依然不減，建行王小石案就是典型一例；同時，信貸資金流向仍然也不一定是效率較好的經濟部門。錢還沒出銀行大門口就被內鬼和外鬼卷走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流向哪里呢？那就是銀行們認為效率高的經濟部門。問題是中國本就沒有效率高的經濟體，相比之下，國有壟斷企業雖然效率不高，但收益還過得去——最關鍵的是，它是“國家的”企業，背后是政府，所以風險為零，只賺不賠——就算賠了也歸政府埋單，所以銀行流出一部分錢進了這里。除此之外還有貸款余額怎么辦？還有錢就存入央行作為超額準備金，就購買國債，掙穩穩當當的利息——這也算銀行們認為“效率高”的非經濟體。對于中小企業，就算它成長性不錯銀行也常常惜貸，因為銀行們認為這些經濟體“效率并不高”，而風險卻不小——這也是地下錢莊猖獗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銀行業的這種贏利特征讓中國出現了這樣一個怪現象：市場上缺錢的的時候，銀行不但不放貸反而惜貸；而市場上錢多的時候，銀行則拼命放貸，尤其他們認為“效率高”的經濟部門。中國銀行業可能是世界上贏利能力最差的金融機構，但它的贏利模式卻可能是世界最保險的——貸給大型國企，存入央行，購買國債都是零風險收益，僅憑這點它就可長盛不衰，但這樣的穩當收益還是不能保銀行不虧，因為內鬼和外鬼不但可以把賺來的錢用發放貸款的方式錢分掉，而且還能把老本也搭進去——事實上，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正是如此。所以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黑洞也最大。二次改制以后，中國加入了世貿，也獲得了奧云會主辦權，同時還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即所謂的出口驅動型經濟——于是，為了經濟增長，也為了奧運風景，投資、消費、出口三架拉動經濟快速奔跑的動力同時啟動。私有化完成以后，政府開始大力鼓動個人投資，同時，還不遺余力地推動金融機構加大投資信貸規?！驗檎o銀行注資后銀行又有錢了。為了鼓勵投資，政府一方面降息并加征利息稅，另一方面則擴大財政支出，紛紛上馬超大項目。在消費方面，為了彌補國民收入偏低造成的消費不足，政府首先給公務員加薪，美其名曰“高薪養廉”；同時，國企推行年薪制。對于非公務人員群體，政府努力讓全國城鄉8萬億存款拿出來投資或者消費，盡管何清漣在當年已經指明其中49%是公款私存，全國包括富人在內的老百姓實際存款也只4萬億左右，但政府還是“醫療市場化、住房貨幣化、教育產業化”了——百姓的錢不花也得花。政府為進一步幫助廣大人民群眾消費，特意開放了個人消費按揭市場，而且消費信貸力度和信貸規模還不斷擴大——現在沒錢不要緊，花將來的錢。為了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政府可謂服務上門了——實行雙休制，從國家機關開始，另辟五一、十一兩個長假，全面供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消費時間。出口方面，政府把擴大招商范圍，加大引進外資規模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為了招商引資，支持出口企業，地方政府除廉價劃撥或出讓土地外，還給予減免稅收，“幫助解決貸款”等方面的優惠——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依舊不能徹底擺脫府控制，官員仍然可以用它來兌換政績。另一方面，中國廉價的勞動、資源和環境輸出，以及出口退稅政策，也給出口企業帶來了不錯效益，銀行資本自己也聞風前來，想分食一部分利益。銀行的錢在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主導下走出銀行大門口便流進這些經濟部門和個人信貸帳戶。在這些經濟體中，銀行最為追捧的是房地產業，因為這個行業對銀行來說“風險小效率高”。在此輪通脹中，除政府外，房地產業是加速通脹的最主要的罪魁和禍首，下面我們就單獨把房地產業拿出來為例，看一下銀行資金流向和通脹成因。在中國，土地只有兩種所有制形式，一個是國有，另一個是集體所有。國有土地由國家壟斷經營，歸國土資源局批發。如果你購買的房子在國有土地上，那么不管你是50年產權還是70年產權，實際上購買的都是使用權，也就是你租地50年或70年。但是，國土局不會直接批發給你，而是開發商，因為只有開發商有資本實力能夠成片開發。這實際上就形成了地租的壟斷性經營，而它的背后內質卻是權力與資本勾搭媾和的壟斷性獲利（地租）。銀行資本早就看好透了中國房地產業的這一特征，所以在政府規定開發商自有資金需在35%以上之前，開發商持有7%的自有資金就能從銀行得到貨款——這一方面跟中國的經濟政策有關，另一方面也源于房地產業的獲利預期。事實正是如此。住房貨幣化、加快城市進程，以及房貸政策大大刺激了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旺盛逐漸從預期變為現實；而這種現實又造就了另一個投機群體——房屋販子（炒房機構和個人）。地方政府加國土局、銀行、開發商和房屋販子共同希望房價高漲，因為這樣可以使：國土局高價并大量批地；銀行迅速收回貸款和利息；開發商和房屋販子獲得超額利潤。政府之所以愿意把房地產業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龍頭產業，一方面可以制造虛假繁榮，另一面可以全面增加財政收入。房地產業不但可直接帶動鋼材、水泥、建材、電梯、電訊以及其它房屋配套設備行業的業績增長，而且還可帶動運輸、裝飾、家俱、家紡、裝飾材料、家用電器、工程機械，以及相關勞務和服務行業的業績增長。所以對房地產業投入，可以通過投資乘數效應更廣泛地傳導到其它行業，進而使政府擴大稅源，這樣財政就大幅增加了。近些年房地產占GDP一半以上，而財政收入更是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至07年，國家財政稅收已達五萬億。這些行業和企業（包括外資）以及政府都賺錢了，那么錢是哪里來的呢？答案當然誰都知道——是房奴。問題是房奴的錢又是哪里來的？房奴之所以叫房奴，恰因為他們沒有多少錢，否則他就不叫房奴了。房奴的可憐在于，當他們與開發商簽訂合同決定愿意一次性為國土局付清70年地租時，他便不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了，而成了銀行的奴仆——購房合同一簽，房奴就把自己的積蓄作為首付交給了地產商——出這筆錢，算對國土局和開發商的一次性了結，但卻又在另外一面負起了巨額債務——房奴從這一刻起，余生的一大部分，甚至整個部分則全部交給了銀行——房奴要用自己的后大半生伺候這個吸血鬼——而這個過程，正是政府通過上述諸多行業和企業把他們未來的稅錢提前征走了——一部分人花未來的錢，另一個集團則征未來的稅收，賺未來的銀票，收未來的利息……房奴用從前的積蓄和未來的收入供應了這個團伙現期和遠期的所有利益。房地產業最大的獲利者是銀行，而非地產商。銀行給地產商的短期貸款能在房價不斷攀升中迅速收回并得利息，所以銀行愿意貨款給“效率高風險小”的地產商——06年政府就在緊縮房地產投資信貸，但該項貸款仍以27%的高速增長，因為這里面除包含著集團利益之外，還隱含著巨大的腐敗利益——賣地者，放款者、開發者都是利益黑洞的最大受益群體。房奴為所有公開的、黑暗的、合法的、非法的利益埋單，銀行幫房奴完成了這一切。房奴雖然在銀行獲得了貸款，但他由始至終都不會看不到他貸的一分錢——銀行沒有交給房奴一分錢它就開始收息——這樣的事銀行當然愿意做；所以06年政府緊縮房屋消費信貸時，房屋消費信貸也還是努力避開相關政策，甚至用造假手段（如擁有多套住房者仍可用手續造假獲得首套房貸款等）讓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銀行是地產業最大的獲利者，它一頭賺開發商的利息，另一頭賺消費者的利息，同一個物品，兩頭收息，何樂不為呢？所以它希望地產就這樣一直漲下去，哪怕是蓋房和買房的靠的都是貸款，最后將吹成一個巨大無比的泡沫它也不管，因為銀行也是“國家的”，交給政府去管，銀行先賺錢分錢再說。中國地產商是個掮客，準確地說是勾結官府共同倒賣地皮的二道販子。地產商很明白房價不可能永遠漲下去，所以它降低風險的辦法是：一面勾結官府便宜買地，另面則盡量將風險轉嫁給銀行，但前提是把房子賣出去，如果房子不能出手，一切風險還是自己的。正因于此，地產商總是想提前并且大量地圈地，以此降低成本風險。同時，他們還要動用一切力量吹高房價，甚至用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作走狗一起制聲造勢，以促進銷售——只要房子出手，風險就成銀行的了。然而，地產商最終還是金融資本的玩物，銀行的所有貸款都有抵壓，并且評估價格遠低于市場售價；但開發商的土地卻沒有，它只能自己給自己擔保。開發商最知道房價高漲，地價也在高漲，而這種高漲正好抑制了有效需求，所以圈風險也會越來越高，尤其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更讓他們的風險系數不斷加大。我自己做過一次統計，06年時，上海的收入房價比就達19.2：1，遠遠高于歐美。近期又有研究者表示，中國的房價不但相對價格過高，而且絕對價格也高于美國。那么以中國當前的收入水平，平均空房率應是極高的，很多售出房屋也可能僅僅就是炒房者握在手里卻難以出手的一堆鋼筋混凝土。這種市場狀況下，圈地風險是極大的，圈地成本也是極高的；但如果不圈，預期成本可能會更高，所以開發商一旦圈地，資金動用必然巨大，這樣，資金面上還要依賴于銀行。中國某房地產公司在某年獲得某國外大財閥的某某等級的信用授信，享有多少多少的信用額度……而實際上，那不過就是一種鬧劇式的炒作，它不過是用一種拙劣的手段向市場示放一個信號罷了；不過這也正好說明，地產商最終還是金融或產業資本的玩物——地產商能賺大頭的時候，銀行也能賺大頭；地產商不能賺大頭的時候，銀行仍能賺大頭；地產商破產的時候，銀行還能借地產商賣出的房子繼續賺錢。中國的地產業是個經濟小丑，它對中國的生產力沒有任何貢獻，自身也做不出什么名堂，它僅僅就是政府經濟的一枚棋子，也是銀行業的吸血的管道，所以它從一開始就是個經濟怪胎，它不是滿足市場需求的，而是幫助既得利益集團榨油的，最滿足上層需要的；當然，它自己也渾水摸了不少魚——本質地講，它就是榨取民眾油脂的工具。所以時寒冰說“取消開發商”是完全有道理的——那些今日里自我感覺不錯的地產界大佬，不過多是一群借荒謬體制屠殺民眾幸福的劊子手——如果沒有這種體制，他們或許連白癡都不如；即便今天他們看上去是那樣的發達，其骨子也不過是權力和資本的走狗和奴才！如果不是生產和商業用房，房屋最終還是消費品，而非資本品——尤其在出租、倒賣預期不能實現的時候，其實際效用價值為零，而非市場售價；如果出租、倒賣預期實現，那么它的效用價值就是租金和房價，這時它就成了邊際效用遞減的消費品。我們知道，消費需要支付財富，當我們沒有存儲足夠財富，更沒有創造更多財富時，整個社會卻用未來預期獲得的的財富集中消費，那么泡沫也便產生了——生產大于消費，我們的財富會有剩余；如果消費大于生產，那么我們積聚則是大量的泡沫——這就像我們借錢裝修房子，當一時的豪華過后，剩下的日子就是還債了——美好的生活將象泡沫一樣破滅。消除泡沫除了需要時間，還需要我們更加勤奮的工作和勞動。泡沫經濟把民眾現期和遠期財富偷得空空如也，讓民眾用血汗換來的，以人民幣為標志的那一點點財富化成了一灘水……那么民眾的財富蒸發了嗎？沒有，它進了政府的銀庫、貪官的腰包；進了銀行的錢柜、中、高管的工資袋和獎金袋；進了外國資本家、權貴資本家、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家、新興資本家的保險柜；進了專家、學者的紅包；進了地產騙子和這個產業鏈條上的企業主、中、高管的錢袋子；進了所有權力與資本勾結在一起每個角落和角落里每一個人的大錢匣子——盡管他們只這個社會極少極少的那一個集團，那一部分人。

地產業僅是此輪通脹的一個標桿行業，在金融領域，在資本市場，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國內外金融和產業資本是如何利用泡沫經濟把股民榨干的——他們沒有為社會制造一磚一瓦，沒有為中國添加一草一木，卻在那里拿走了數以萬億計的社會財富——中國股市十大名人無一不背景深厚，裙帶復雜，他們可以不稼不嗇，用政府拙劣的經濟政策和他們掌控媒體公開詐騙的優勢瞬間變成億萬富翁。

三、金融危機下的外匯風險

1、外匯儲備的有限作用越南發生金融危機被認為是逆差造成外匯儲備不足，于是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充裕而不會重蹈越南覆轍。但事實上，更細化而言，外匯儲備如果因為結構問題而流動性不足，即使數字龐大，也難以應付短時間內的外匯擠兌。事實上，中國1.8萬億外匯儲備中，能即時動用的只有3000億現金，其他絕大部分都是各種深陷泥潭的債券和一些低價值的股權。因此，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如果引誘中國把目前僅有的3000億外匯現金盡可能多地轉化為境外債權，那么中國外匯儲備短期將隨時陷入擠兌危機，其效果可參考越南，即：如果國內人民幣在極短時間內擠兌美元并外流，可以造成人民幣急速貶值，國內重現通貨膨脹。當然，謀動前，應該先吸納國內一定量的資源類上市公司股權和大宗商品期貨多頭頭寸，以作為對沖。一旦發生外匯擠兌危機（一旦引發預期，民間也必然有多頭加入），央行為了填補空缺，將不得不不顧血本折價拋售境外債券，以作回補流動性不足。

2、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影響一般來講，本幣升值可以抑制通脹；理論上是本幣升值，消費成本降低，進口原材料價格相對下降，可中國卻恰好相反——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相對應是物價飛漲，生活成本大幅提高，CPI和PPI高企。因為，中國以前是一個外匯奇缺的國家，所以外匯管制制度一直非常嚴格，直到去年，由于輸入性通脹嚴重，外匯管制才略有松動，每人可持五萬美元現鈔，但外匯管政策基本是沒變的。與此同時，人民幣兌世界主要貨幣也是不可自由兌換的，這樣，國家通過強制結匯和固定匯率很容易就把外匯集中到自己手上，假設外匯購買力不變或浮動相對較小，那么隨著出口的增加，儲備的增多，人民幣發行也會增大——貿易順差越大，流入境內的外匯就越多，人民幣升值幅度就越大，其購買力就越低。但是，中國的結匯是按固定匯率進行的，那么，出口企業在結匯的同時，也在提高通脹率；而關鍵是，出口企業掙來的外匯也正好通過通脹送給了政府——通脹率多高，出口企業就賠多少。打個比方，出口企業賺來一美元，換來八元人民幣。企業用這八元人民幣購買一定單位的勞動和原料。開始每個八美元都能對應地購買相等勞動和原料，但隨著出口的增多，順差的加大，外匯進入政府口袋，八元人民幣開始貶值，它便不再能購買相對應的勞動和原料，因此，按固定匯率強制結匯本身就是對出口企業的盤剝。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就是換外匯經濟——是政府以增加就業的形式，把勞動和資源廉價出賣了，出口企業只是它的手段和工具。當勞動力成本通過新勞動合同法以法律形式固化，原材料成本隨著通脹拉高，毫無技術附加值，高能耗、物耗、低利潤的的出口企業生產成本將被來自于制度和市場的兩方面壓力強行擠高，它的生存環境將是可想而知。這是假設外匯購買力是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持匯的狀態，即政府通過出口企業輸出廉價勞動和資源，一邊解決就業，一邊制造GDP，同時盤剝企業。中國經濟現在就剩出口了，沒技術和沒內需支持，出口型企業匯率波動中跌蕩起伏，我國出口的不是技術，也不是資本品，國外利用反傾銷手段對我國出口業有更直接的影響。（自加入世貿后，關于中國商品傾銷的投訴案件累計達11000件，居全球第一）。

3、銀行的不作為銀行用賤賣的方式換來美元，把自己印的人民紙發給出口企業去刮油（央行跟商業結算用美元，而非人民幣），以為持匯風險小，人民幣發行量的多少并無關系。美國卻逼著人民幣升值，而它自己拼命地貶值——結果政府持的匯不但有風險了，而且還成事實了。銀行過于相信美元，而不是人民幣，所以每最多可購五萬。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它到了政府那里就不流動了，基本就是歸政府支配，結果東投西投，做單賠一單，做兩單賠一雙，無一斬獲。政府刮來的錢財沒有福利給人民，反而夸給了洋人，正是洋人和政府富得流油，導致老百姓窮得拉不動內需。按理說，人民幣升值，百姓可以到外國消費，可老百姓真的去沾人民幣升值的光，卻發現，自己根本就沒錢——別說6.8元人民幣兌1美元，就是3元兌一美元，中國一般百姓還是到外國消費不起。所以，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是讓富人沾了便宜，只有他們才出得起國，消費得起洋貨——人民幣升值跟一般老百姓幾乎一點關系都沒有。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嚴重打擊了中資出口企業害慘，政府賺著近兩萬億美鈔也由風險變成了事實。

四、風險控制

1、從會計制度上來降低中小制造企業外匯風險，我國現行財務制度和會計準則規定，對外幣財務報表的折算差額在股東權益中的“未分配利潤”中單列一項反映。由于我國中小制造企業的海外業務大部分分布在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而國外的經營實體大部分都是國內母公司的組成部分，這就使企業的會計風險加大，造成企業各年度利潤受匯兌損益的影響呈現較大波動，這種情況既不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又扭曲了企業的經營業績。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議我國中小制造企業在境外的財務報表應區別情況，分別以當地幣或某一基礎外幣作為記賬本位幣。在給國內的外幣報表應將記賬本位幣統一折算成美元，外幣折算差額相應做遞延處理或計入當期損益；國內在合并報表時，應按原折算方法將美元表述的境外單位財務報表折算成以人民幣表述的財務報表，相應的外幣折算差額按原處理方法分別作遞延項目計入當期損益。這樣，企業進行外幣折算風險分析時，可以避免由于會計準則應用不當所產生的系統性誤差。盡管外幣業務的遠期市場保值仍屬一項外幣交易，但其會計處理則因遠期合同的性質與目的而有所不同。迄今為止，我國的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尚未對該類外幣業務制定相關的會計規范。國際通行的會計作法是將其分為外幣交易遠期市場保值、外幣約定遠期市場保值、外幣投資遠期市場保值等幾類，分別進行會計處理。

2、多元化的匯率與幣種外匯風險的大小與折算時所選擇的具體匯率相關，是計量上的差異，是一種“賬面風險”，它一般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但是這種風險也是由于匯率變動所引起的，并且它與企業合并后股東權益大小直接相關，因而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外匯風險。在交易報價前，企業要根據國際外匯市場和國內外匯兌換比率的發展變化情況，預期報價貨幣的匯率走向，依據進出口貿易的成本和預期的利潤鎖定可以接受的換匯成本。當匯率波動有可能超過確定的換匯成本，導致成本上升、預期利潤減少時，就要考慮采取相應防范外匯風險的措施。

3、人民幣結算目前，在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中，以美元結算的占絕大部分。但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元大幅波動，對我國進出口企業帶來較大影響。用人民幣結算，減少了很多環節和程序，減少了企業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