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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國學術界對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爭論的基礎上進行了再認識，指出比較優勢仍是我國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同時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又決定了要對關系國家長遠利益的高新技術產業給予扶植發展，并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提出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

關鍵詞比較優勢產業結構人力資本

1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學術界引發的爭論

學術界對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中運用的爭論由來已久。厲以寧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具有很大的優越性（通過外貿、外匯政策的實行抑制通貨膨脹），可以將資本密集型經濟與勞動密集型經濟并重，兼二者之長。高鴻業認為，比較成本說過去長期給落后國家帶來災難，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將永遠成為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引致增長”政策。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片面地利用比較優勢來參與國際分工，發展本國經濟，學術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發展中大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規模十分有限，無法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我們不能要求也像亞洲“四小龍”那樣僅僅依靠有限的幾種勞動密集型產品就能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不能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以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為基礎發展外向型經濟，使地方缺乏產業選擇，會使外商進入的產業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中國的產業結構不但不能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得到生機，還會進一步低級化。發展中大國不適用比較優勢理論，其進出口可以左右國際市場價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需求亦缺乏彈性，市場擴張難度大，貿易摩擦劇烈，貿易條件不佳。在科技創新突飛猛進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更是難以為繼。從長遠來看，最終會失去競爭優勢。

另一種觀點強調企業自生能力，企業的自生能力取決于其技術選擇，而技術選擇又是由要素稟賦所決定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決定的。林毅夫指出，一國的產業結構和技術選擇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一個經濟系統中產業結構總體水平的升級從根本上說，依賴于該經濟體中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因此，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定位于盡可能快地提升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如果一國能夠遵守比較優勢戰略，一方面會誘導該國的企業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方面企業能夠低成本地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這兩個因素都有利于該國創造更多的經濟剩余，從而增加該國的資本積累，改變要素稟賦結構，實現持續的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

西北大學郎永清教授在評及林毅夫的比較優勢戰略時指出，一國的產業結構從而國際分工格局的形成由生產成本的差異性決定，要素稟賦僅是決定生產成本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都可使成本降低，導致后天（內生）的比較優勢，這種后天的比較優勢可以抵消要素稟賦方面的先天劣勢。結果使得商品的生產成本不再依賴于要素的價格，從而弱化了要素稟賦對國際分工格局的決定作用。

2對兩種發展戰略的評價

比較優勢原理雖然發端于對貿易問題的研究，卻根植于市場經濟體制，依賴于市場體制的充分作用。它與國家的政策和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利用比較優勢實際上是對市場機制的遵循。在經濟發展每一階段，運用比較優勢可迅速增加資本的積累，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從這方面來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是有積極意義的。但現實的世界并非是完全自由貿易的。雖然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但無論何時，國家總不會放棄維護本國利益的措施。在保護本國產業和維持本國充分就業的壓力下，國家就會采取種種貿易壁壘限制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入。在全球勞動力密集的低端的低附加值的產品貿易條件日趨惡化的條件下，如果一味運用比較優勢參與世界分工，就會強化本國在這種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從而陷入比較利益的陷阱。同時在資本存量增加時，低素質的勞動力數量是阻礙比較優勢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若未看到我國的比較優勢而盲目地追求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產業以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由于資金支持的不足而陷入到趕超的陷阱中。雖然經濟日趨全球化，但與其他要素相比，勞動仍是最難跨國界流動的，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同時承擔著巨大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避勞工問題奢談分工利益是難以回應現實挑戰的。”

郎永清教授指出，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都可使成本降低，導致后天的比較優勢，從而可以彌補后天的比較劣勢。但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產業組織結構反映出的我國企業組織規模還普遍過小，“該大的不大，該小的不精、不專”。聚集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外部經濟，主要來自企業在相互接觸和接近時產生的積極溢出效應。我國產業空間配置分散，布局不合理，溢出效益損失嚴重，集聚程度低。因此在我國市場發展不充分，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不顯著的情況下，對運用我國勞動力豐富這一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提出質疑是不足取的。

比較優勢仍是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但比較優勢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國市場的發育程度。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體系未形成，價格機制不健全。因此在完善市場機制的同時，政府也應采取積極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3我國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3.1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和現實性決定了其目標的多元化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說，目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過程的加速階段，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已開始全面向信息化社會邁進。信息化代表了現代經濟發展的潮流，而全球化又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所以，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目標不可能是單一的，而必須將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一般經驗、國際經濟發展的最新趨勢與我國的基本國情相結合，采取多目標戰略。3.2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雖然在現實的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但作為一國的發展戰略、經濟增長、產業演進來說，比較優勢仍是基礎，在此基礎上提升產業的競爭優勢。正如邁克·波特所言，比較優勢是最大的競爭優勢。產業政策一定要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目前，我國仍處于勞動要素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源稟賦階段，因而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現階段實施競爭優勢產業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豐裕的勞動資源、既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基礎和尚可通過技術改進和制度改革拓展的產業發展空間等條件，使得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我國處于勞動要素具有比較稟賦優勢階段時推動經濟增長的理想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力發展將極大地吸收我國城鄉中存在的大量富余勞動力，就業率的提高和城鄉勞動要素的重新配置能推動產出的增加，而國民收入的提高將為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積累必要的資本。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應成為產業政策扶植的重點。當然，要以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龍頭，才能擴大和深化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3.3促進支柱產業的培育和發展

一方面重視市場力量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市場發育不完善，產業結構成長度低、技術水平落后、資金匱乏，單靠市場力量難以實現產業結構國際競爭力的迅速提升，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扶持十分必要。高科技領域如國防、航空航天等公益性質的部門具有高投資、高風險且收益回報期長等特點，這就特別需要政府的支持。

3.4大力發展技術含量多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新技術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是產業發展的方向

在這方面，一要淘汰那些污染環境、資源消耗較多、缺乏競爭力的落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二要對具有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行技術改造，加快開發新產品，實施品牌戰略；三要大力發展新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勞動密集與先進技術相結合的產業、圍繞高科技外圍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機械不能代替人工作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4以提高勞動者素質為切入點，加快我國人力資本積累

在資本存量增加時，低素質的勞動力數量是阻礙比較優勢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表明經濟增長實際上是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同時也表明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羅默提出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中，技術變革被內生化，知識積累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取代物的因素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和原動力。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不僅自身收益是遞增的，而且能通過其外部效應使物質資本及其他因素也產生遞增效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

按照邁克·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一國長期的競爭優勢取決于其高級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入世之后，外商投資領域對我國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來的國際分工中高素質的勞動者會獲益，而低素質的勞動者的利益將受損。我國入世后的事實也表明，低端勞動力市場就業質量有所下降。提高勞動者素質，將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既可以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使越來越多的高素質勞動力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同時也可增強勞動者創業和創新的能力，促進科技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

如果沒有相應素質人力資本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力資本結構，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必將受到約束。同時由于人力資本投資中存在負的外部性，會導致市場失靈，造成投資不足。因此，要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就必須發揮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主體作用，并帶動社會人力資本投資。這樣就可以彌補投資不足，消除市場調節造成的種種缺陷，從而保證人力資本形成中的“機會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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