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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有國家以來，國際軍火貿易一直是調整國際政治關系、推動國家戰略的有力杠桿，因而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領域享有特殊的地位。通過對國際軍火貿易歷史的考察，本文以軍火貿易動機的演變脈絡為著眼點，深入探討了國際軍火貿易在塑造國防工業基礎、協調國際關系和實現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中的特殊作用，并對中國的軍火貿易發展和國際軍火貿易的未來發展進行了簡要評述。本文的結論在于基于整體國家利益考慮，中國應當給予軍火貿易更多的戰略資源關注。

歷史上每一次戰爭都會提醒人們武器的進展；在安全意義上，戰爭又會刺激那些有被威脅感的國家對先進武器尋購的胃口。國際軍火貿易不同于一般的國際民品貿易，既屬于軍事領域里的經濟活動，又與政治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密切相關，因此成為國家戰略中的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

一般而言，人類活動都受一定的動機支配，軍火貿易亦然。研究軍火貿易動機的歷史演變，將有助于我們從宏觀角度審視軍火貿易在國際政治、經濟貿易和安全領域的杠桿作用。在軍火貿易成為一種國家行為的前提下，軍火貿易動機演變的軌跡其實亦是國家戰略調整的直接反映。動機決定內容和形式，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概括紛繁蕪雜的軍貿現象，而是探討現象背后軍火輸出大國軍貿動機的演變，分析在國家戰略下軍火貿易動機選擇與組合的特點，并試圖就中國作為日益發展的大國對軍火貿易應該持有的戰略進行思考。

一、國際軍火貿易動機演變的歷史

軍火學名軍品，是指為軍事需要而生產的產品，包括武器裝備、彈藥、軍品生產設備、軍用零配件以及其他被認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商品。有的國家還將軍事技術轉讓、軍品生產所需的原料、軍事訓練中的技術服務等也劃歸軍品之列[1].軍火貿易則指以貨幣或其他商品為媒介的軍品有償轉讓活動。由于軍火貿易是以武器為主要代表的，因此根據武器交易的特點，可大致將國際軍火貿易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最早的武器貿易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個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到冷戰結束；第三個階段從冷戰結束至今。

武器因戰爭而存在，國際軍火貿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爭的源頭。在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社會早期，伴隨著階級和國家的出現，為滿足各部落間私有掠奪和殺伐征戰的需要，出現了最早的國家間武器交易。隨著國家常備軍的組建，武器逐漸從生產工具中分離出來，武器交易也開始頻繁起來，并在商品貿易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最初的軍貿市場。據史料記載，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地中海北部沿岸地區，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器交易市場。當時，作戰國的武器除了靠士兵自籌、民間手工業者和國家制造、戰爭掠奪外，已經開創了靠國家間的貿易來獲得的途徑[2].而交易的動機，一方為了賺錢，另一方則為了獲取武器以在戰爭中戰勝對手。

14世紀以后，在歐洲熱兵器逐步發展起來。槍炮等熱兵器的出現，對世界軍火貿易產生了兩大重要影響：一是過去相對分散的兵工作坊逐漸被相對集中的武器工廠所取代；二是新型武器的價格遠高于刀劍等冷兵器的價格，使過去分散的個人武器交易逐漸被武器生產集團或國家間交易所取代[3].15世紀地理大發現和對黃金的狂熱追求，使歐洲強國紛紛在海外用火與劍掠奪殖民地，進行野蠻的原始積累。隨著列強對殖民地爭奪的加劇，對殖民地的軍火輸出也大量增加，它們往往把軍火輸出作為一個重要的工具，這可看作將軍火貿易作為對外政策工具的濫殤，同時也為現代軍火市場奠定了最初的地域特征。這一時期，歐洲列強對殖民地輸出軍火的動機在于：（1）提供軍火鞏固殖民統治；（2）收買當地反政府力量以排擠別國勢力；（3）換取土地和其他政治、經濟、軍事特權。總之，隨著封建制的逐步瓦解，歐洲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以及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國際軍火貿易正式拉開了帷幕。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軍火交易只是個體軍火商之間的商業買賣，不受政府約束。比如德國（普魯士）的阿爾弗雷斯？克虜伯和英格蘭的阿姆斯特朗勛爵，賣軍火僅僅為了賺錢。用克虜伯的話說賣軍火是一種“在他的工業天敵的包圍中，向海外領域尋求他的人民就業與食物的方法”。克虜伯公司生產的槍炮，有一半以上出口到47個國家，其中也包括德國的敵人。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是在1866年奧-普戰爭中，交戰雙方都使用克虜伯的槍炮互相殘殺。俄國軍火商巴塞爾？扎哈羅夫爵士更是將商業利潤置于國家利益之上，他曾在1936年非常坦率地告訴“倫敦星期日新聞”：“我向任何愿意買我的武器的人出售武器，在俄國我就是俄國人，在希臘我就是希臘人，在巴黎我就是法國人”[4].

戰爭的殘酷使人們開始反思這些不受限制的私人軍火商的行為。私人軍火商一時被人們譴責為“魔鬼”和“死亡商人”（MerchantofDeath）。一位參戰的英國指揮官這樣刻畫私人軍火商：“國外和國內軍火貿易之間的聯系是現行私有生產體系中最敏感、最危險的特征?，F存國際軍火交易圈中群魔聚匯，他們手拉手地進行著各種骯臟的交易?！庇捎谒接熊娀鹕倘说牟回撠熑?，于是人們寄希望于軍火生產與交易的國家管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同盟國共同簽署的一份“受害國同盟協議”聲稱：“各同盟國一致認為應公開反對私人的軍火及戰爭工具制造企業的生產活動?！盵5]許多評論家更是不斷呼吁對武器生產實行國有化。由于西方軍火生產企業股份制推行得早，很少是國有的，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國家通過修改武器交易政策對武器外銷加強了控制。

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德國推行擴張政策并瘋狂擴軍備戰，國際軍火貿易再次火熱。美國人開始不知是為了錢還是希望歐洲再來一場戰爭，以便坐山觀虎之后從中漁利。據統計，德、意等國1937年從美國購買的武器就比1936年增加了4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軍火交易呈現集團化趨勢，即軸心國和同盟國兩大集團各自在內部開展軍火交易。這時期的軍火貿易純是為了打贏戰爭，但同盟國內部的軍火貿易為美國對戰后世界軍火市場的壟斷與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機遇。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保證對盟國的武器供應，頒布了著名的《租借法》，該法案從1941年3月11日通過到1945年9月2日廢止，其間共有33個國家與美國簽訂了租借協定，租借援助總額達502.44億美元。美國的租借法案，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軍火貿易活動，也是美國叩開世界各地軍火市場大門的鑰匙，使美國建立了與世界各地的軍火供應線和經濟聯系。從此，軍品出口成為執行美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而這一工具的真正應用應從1947年開始。

1947年，美國宣布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冷戰全面開始，世界基本上一分為二，形成美、蘇兩大陣營。冷戰時期軍火貿易的主要特點是陣營（聯盟）內貿易，兩大陣營的軍火市場分別為美國和蘇聯所壟斷，并且軍火貿易和軍事援助相結合。例如馬歇爾計劃的“援歐”，撥款共計131.5億美元，絕大部分用于軍事目的[6].而蘇聯則對東歐派出龐大的軍事顧問團，改組東歐國家的軍隊并輸出大量的武器裝備。兩個超級大國通過武器出口，以加強對一些戰略地區的影響和滲透，控制武器接受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獲得在盟國的軍事基地使用權和駐兵權等。因此，為了爭奪世界霸權、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美蘇兩大市場寡頭都把軍火貿易作為與盟國加強全面聯系的有力紐帶和反制對手滲透與爭奪的有力杠桿。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軍貿市場呈現出以下新的特點：

第一，隨著冷戰結束、東西方形勢的緩和，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削減軍事預算，發展中國家因債務增多或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而缺乏購買先進武器的資金，曾一度導致全球武器需求量減少。如1989年世界軍火銷售總額達376億美元，到1995年降至228億美元，減少1/3強。

第二，西歐國家武器出口能力大大增強，巴西、以色列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始以較強的競爭力進入國際軍貿市場，使得市場競爭不斷加劇，全球軍火市場開始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在買方市場態勢下，突顯了“消費者主權”，武器進口國有了討價還價的權利；武器供應商的增多，使武器進口國減少了對單一武器源的依賴；軍火市場競爭的加劇，全球軍火需求的整體減少，使得軍事大國龐大的國防工業基礎面臨困境。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簡稱SIPRI）199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統計，美國國防工業部門1993年約有60萬人失業。而俄羅斯面臨的壓力更大，由于軍工生產削減60%以及軍轉民計劃的失敗，導致100多萬人處于失業的邊緣。以上原因，使得軍火生產大國軍火輸出動因中的政治控制動機弱化，經濟動機開始處于主導地位。但是，由于各國工業技術基礎不同，這種差別使技術先進的國家有可能壟斷國際軍火生產和市場銷售。另一方面，難以消除的地區潛在沖突造成了持續的軍火需求，軍火供求的非均衡為軍火生產大國把軍火銷售繼續作為一種達成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目的的外交工具提供了可能。并且，在某種政治背景下，一國（軍火接受國）與另一個國家尤其是有影響的大國間的關系是不密切的，希望能夠通過軍火貿易加強與大國的聯系，以獲得其政治上的支持。

第三，冷戰后的世界呈一超多強的格局，各國的國家戰略不同，比如有的想領導世界，有的想成為區域強國，有的只想多賺些外匯，因而其對外政策就有很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在壟斷競爭的軍火市場上，軍火輸出動機因本國國家戰略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取向。這也正是為什么美國、英國、俄羅斯、法國等軍火輸出大國近年來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軍火貿易計劃的原因。雖然動機不同，同樣使國際軍貿市場自1995年開始出現來了交易反彈。

反觀歷史，軍火這種特殊的商品，在私人軍火商手中只是一種參與市場交換用來賺取面包和黃油的經濟學意義上的普通商品；而在政府手中，軍火這種商品的價值逐漸被一一發掘，成為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上的戰略工具。軍火貿易的杠桿作用突出地表現在：（1）溝通與重建國家關系的重要手段。軍火貿易能夠達成更為長久的互惠合作，不僅是技術的合作，而且帶來服務的合作，從而帶來國家間關系的改善。（2）帶動民品貿易的國際準經濟紐帶。國內國際軍火訂貨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國防工業的衍生效應帶動國內產業的發展和國內就業的穩定與提高，軍品貿易對民品的連帶效應可對本國國際貿易產生間接貢獻。（3）撬動對手戰略調整的有力杠桿。軍火貿易在有敵意的國家或地區間進行，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雙方均勢的失衡，失衡的局勢必然迫使對手調整戰略，以應對變化的局勢并尋求新的均勢。對手戰略調整的方向有兩種：一是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條件是對手在不均衡的軍事力量對比中暫時妥協或讓步；二是對手也大量采購軍火，從而引發雙方的軍備競賽。對于軍火貿易所可能引發結果的預期，必須根據既定的國際形勢和力量對比來分析其概率所處的區間。

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曾留給世人一句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將地球撬動。那么軍貿杠桿的支點在哪里呢？支點就是各國縱橫交錯的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利益。軍火角色的轉移，軍火價值的“增值”，使得軍火輸出大國開展軍火貿易的動機多元化，軍火輸出動機在國家根本利益下的組合，體現在國家意識中即是軍貿政策，體現在現實中是國際軍火貿易的火熱。

二、軍火輸出大國軍貿動機選擇的實證分析

如前所述，軍火貿易是一種戰略工具，軍貿動機選擇必然根源于國家戰略，軍火貿易的開展也必然帶有濃厚的戰略色彩。一種國別分析有助于把握各國國家戰略的實質；另一方面，由其國家戰略不難推斷其軍貿動機的選擇和軍貿政策的走向。

1.美國

2000年年中，美國務院發表了一份1999年全球軍火貿易研究報告，稱美國該年武器出口達118億美元，占全球軍火出口的1/3，居世界第一位。報告指出美國軍火貿易的特點：一是美國武器出口額呈逐年上升趨勢，如美國武器銷售1997年為77億美元、1998年為103億美元、1999年升至118億美元，年增幅高達14%.二是世界軍火市場競爭激烈，美國憑借其傳統軍售地盤和技術優勢，仍占據優勢地位。三是美國軍售對象主要為發展中國家。1996年以來，美國與發展中國家達成了價值257億美元的軍火合同，占全球總額的1/3以上。

1977年，美國國務卿賽魯斯·萬斯列舉了冷戰時期美國武器輸出的十項用途：（1）支持在解決地區沖突中的外交活動；（2）影響那些控制戰略資源的國家的政治方向；（3）有助于維持地區力量平衡；（4）加強與我們有共同防務協議的主要盟國武器裝備的共通性；（5）促進在威脅與防衛方面的自我滿足；（6）加強進口國的國內安全與穩定；（7）阻止蘇聯的影響；（8）加強同政界精英的接近與影響；（9）在與美國直接有關的問題上對各國政府起到影響作用以及保證基地權利、海外設施和轉運權[7]；（10）安全援助可節省國防預算。另外，美國參聯會在1984財年的軍事形勢報告中寫道：為促進美國的利益，安全援助（軍火輸出）的戰略目標在于：（1）援助對美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國家以保持其安全與獨立；（2）促使美軍獲得通過權、領空飛行權、轉運與基地使用權：（3）促進軍隊之間裝備的標準化和通用性；（4）保證重要的原材料不間斷供應；（5）盡可能擴大美國在海外的影響并盡可能減弱蘇聯的影響；（6）促進工業發展、降低裝備生產成本、保持和增加就業、改進美國國際收支平衡。

美國軍火貿易動機根源于國家政治、經濟和安全戰略，歸根結底是為維護國家利益服務；若其全球戰略不發生大的變化，其軍火輸出的理由和動機就不會有太大的調整?？疾烀绹偨y的執政特點，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不支持賣軍火。尼克松倡導軍火貿易，其軍貿政策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大支柱。里根政府更是熱衷于軍火貿易，里根上臺不久，便終止了卡特政府的軍貿控制倡議，并提出了自己試圖充分利用軍火出口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的改革倡議。例如迅速放寬年度軍火出口水平的限制，指示美國駐外使館和軍事代表恢復幫助在國外的軍火推銷活動，頒布與卡特總統的PD-13號令相對立的新政策[8].

老布什政府的軍貿政策具有很大的兩面性，其軍售政策被形象地刻畫為：國務卿貝克打著實現和平的旗號四處奔走，國防部長切尼卻為促銷軍火而暗中使勁。例如1991年5月29日，布什發表了有關限制中東地區軍火輸入的措施，次日正在以色列訪問的美國防部長切尼卻答應向以政府提供10架F-15戰斗機等價值7億美元的武器。難怪日本1991年6月24日的《產經新聞》這樣評價：整個世界對美國的軍火出口政策感到迷惑不安，搞不清美國到底是“和平使者”還是“軍火商人”。

克林頓政府的軍火出口政策與卡特執政時的限制政策形成了鮮明對照，甚至突破了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少量限制政策，不斷放寬國別出口限制和技術出口限制，并明確指示商務部、國務院以及潛在武器購買國的大使館要為武器出口發揮重要作用。從武器出口動機方面考慮，克林頓政府比此前任何一屆都更加關注國防經濟利益。正如美國一著名觀察家所言：“克林頓政府的常規武器轉讓政策認為，支持一個強大的、可持續發展的國防工業基礎，是保證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商業問題。為此，在武器轉讓決策過程中，總統令（指1995年2月17日頒布的《關于常規武器轉讓政策的總統令》）將國內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提到一個比以往歷屆政府的規定都要高的程度”[9].可見，克林頓政府關于武器銷售的政策，既與美國保持國防工業基礎有關，又與美國主導全球高技術貿易有關，還與美國執行對外政策的需要有關?？肆侄握能娛壅呖筛爬椋和怀鲋攸c，區別對待，積極推動，有的放矢。具體說就是，在武器種類上，對哪些可賣哪些不能賣實行嚴格審查；在銷售對象上，區分盟國與非盟國、重要地區與非重要地區；在政府作用上，創造條件多方協助以擴大市場份額?？傊?，一方面美國要通過對外軍售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使對外軍售服務于美國總體戰略構想，謀取全球戰略優勢。

為此，美國政府扮演了最大促銷商的角色，使用各種方式為軍售鳴鑼開道。美國軍火輸出相對集中于中東、東亞、巴爾干和中東歐地區，因為這些地區是民族矛盾集中、地區局勢存在潛在沖突的熱點地區，美國政府靠積極的政治介入實行軍力平衡政策以維護地區和平，但這種政策巧妙地為本國的軍火商制造了持續而巨大的軍火需求，營造出有利于自身軍火輸出的市場環境。美國政府營造環境的做法還有：（1）通過預防外交迫使盟國停購他國產品。1997年4月，美國防部長科恩訪韓期間，迫使韓國放棄了購買俄制C-300地空導彈而改買美制“愛國者”導彈。（2）通過北約東擴創造軍火需求。1997年7月，美國副國務卿艾森施塔特公開宣稱北約東擴不僅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而且符合其商業利益，東擴將為美國投資商創造新的機遇，同時也為美國銷售軍火帶來機會。中東歐國家為盡早加入北約，也紛紛在軍事思想、軍隊體制編制和武器裝備等方面向北約靠攏，并大量購進美制武器。比如，單是1997年4月和5月，美國就與羅馬尼亞簽訂了價值近11億美元的雷達和直升機合同。（3）玩弄政治游戲大搞“軍事平衡”。美國為了牽制和防范中國的崛起，不斷增加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數量；美國還炮制“中國威脅論”，刺激亞太地區軍備競賽，趁機向該地區大量軍售。（4）不斷放寬武器出口政策。1997年1月，美國為搶占東南亞市場將AIM-120中程空空導彈等先進武器（以前只賣給北約盟國）“解禁”。1997年8月，克林頓又宣布取消向拉美國家出口先進武器的禁令。2000年，美國又放松了對北約盟國的武器銷售限制。

另一方面，面對日益激烈的軍火市場競爭態勢，美國政府積極協助軍工企業擴大軍售。因為軍工企業吸納了幾百萬的就業人口，是美國經濟的重要支柱。軍工企業的興衰對政府來講，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何況一些大型軍工企業，如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對政府決策歷來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政府內也不乏這些軍工企業的代言人。因此，政府幫助企業擴大軍售就成為一種政治責任。為增強軍工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美國政府一是采取繞過反托拉斯審查的產業政策，支持國防工業超集團化發展。例如1994年洛克希德公司與馬丁-瑪麗埃塔公司的合并和1996年波音公司與麥道公司的合并就是明證。二是增加軍火出口信貸擔保以加強對軍火出口的金融支持。如1994財年美國防務撥款法批準用國防部基金中的2500萬美元支持一項10億美元的軍火出口計劃，給澳、日、韓等北約盟國作擔保。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總統中雖然卡特曾主動對軍貿實行過限制，但并不成功，且招致了很多非議。以其簽發的PD-13號總統令為代表，卡特宣布把軍火出口視為“一種特殊的外交政策工具，只有在某些清楚地證明這種軍貿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有好處的場合才能使用之”。為執行限制政策，總統的措施有：減少軍火銷售至1977財年的水平；限制尖端武器出口；禁止生產與合作生產出口專用型武器，并且也禁止與非豁免國家簽訂新的合作生產協議；禁止武器二次出口；駐外使館或軍事代表不允許進行軍火推銷活動等?？ㄌ卣叩膶嵤撤N意義上來說限制了軍火出口，比如在政策實施的前15個月，政府就拒絕了來自92個國家價值10多億美元的訂貨申請。但實際上軍火銷售總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從1977年的12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77億美元，因而使卡特政策遭到了國內大多數觀察家的強烈批評。那些對卡特政策表示贊同的人，對軍火出口繼續被廣泛用作外交政策工具感到失望；而那些贊成將軍火銷售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人，對卡特在實施限制時的不公平做法頗有微詞，感到總統不僅沒有限制軍火貿易，反而疏遠了不少珍貴的朋友。1983年，匹茲堡大學的保爾？漢蒙德及其同事們在一份有關美國出口政策的研究報告中倒十分理解卡特的委屈境地：“盡管他需要限制軍火出口，而且公眾和外交方面都支持他這么做，但總統知道對他來說由于可能用于應付國際問題的手段很有限，軍火出口對于很多目標的達成簡直太有用了，以至于不能大幅度削減。”

2.俄羅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初期，前蘇聯奉行戰略重點在歐洲的政策，加之國內重建，對第三世界不感興趣，亦即第三世界國家對前蘇聯戰略價值不大，因而軍火輸出主要限于華約國家。隨著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略需要，前蘇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軍火輸出開始成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在60年代至70年代，前蘇聯軍火出口的動機借助軍貿杠桿為政治、外交利益服務，軍貿軍援的目的是控制第三世界國家，換取海外軍事基地的使用權。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對其外交政策調整的同時，軍火出口政策也有所變動。因為這時前蘇聯已開始擔心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可能難以支撐“軍事霸主”的虛名，只有把經濟發展作為國家首要戰略，才是根本出路。因此，在考慮通過軍火出口實現政治目的的同時，前蘇聯開始重視軍火出口的商業利益，大大減少了過去饋贈式的軍火出口政策，放棄了一些付不出現金和拖欠債務的國家，對與第三世界的富國（尤其是富產石油的國家）表現出特別的熱情[10].

前蘇聯解體后，不景氣的國內經濟形勢、動蕩不安的政局以及北約東擴的國際壓力，使俄羅斯國內發展舉步維艱，國際政治空間日漸狹小。尤其是俄羅斯從蘇聯那里接管了70%的軍隊，同時也“繼承”了1500多家軍工企業、500多萬生產工人。國內軍火需求的急劇減少，使俄羅斯軍工企業面臨倒閉。于是，俄羅斯開始采取“靠軍企自己養活自己”的辦法，增加武器出口。從另一角度看，相對于俄羅斯每年約50億美元的軍費來說，幾十億美元的軍火外匯收入可謂舉足輕重。1994年，俄羅斯對武器出口進行整頓，規定由俄羅斯武器和技術裝備進出口總公司歸口管理全俄軍火外銷，并由總統直接控制該公司。1995年8月，俄政府又特批6家軍工企業可直接向世界軍火市場銷售武器。但從那時起，俄羅斯的武器出口再度出現多部門惡性競爭的局面。據報道，外國一些軍事部門和民營部門可以從俄羅斯軍隊中買到幾乎所有想買到的武器裝備。

近年來，俄羅斯一方面在政策和體制上進行調整，另一方面加大了對軍工企業的扶持力度。1999年6月，俄頒布了《關于積極加強俄聯邦同國外進行軍事技術合作的措施》的總統令；同年11月，俄政府又通過新規定，具體明確了軍品貿易主管部門在計劃、協調、監督和檢查方面的職能。同時，俄政府在制定2000年預算時為軍工企業增加了財政撥款，并相應提高了國防訂貨的數量。俄羅斯在外貿體制上不斷改革，除國營俄羅斯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進出口公司主要從事軍品出口外，“蘇霍伊”航空工業綜合體也直接從事對外軍品出口，以適應軍事航空產品直接由企業出口的需要。2000年8月份，俄羅斯又成立兩家軍貿公司，分別負責零部件、配套設備、售后服務、軍工專利技術和許可證貿易等業務，通過分工細化擴大軍品出口。

在銷售方式上，俄羅斯采取低價銷售、靈活的結算方式和加強售后服務等措施不斷開拓世界軍火市場的份額。例如T-72坦克只賣180萬美元，而美國的M1系列坦克賣到300萬美元；米格―29只賣1100萬美元，而美國F/A-18戰斗機賣到3960萬美元；C-300導彈系統以低于美國"愛國者"導彈一半的價格向以色列出售。俄羅斯在武器出口付賬方式上，既可全部用硬通貨美元結算，也可用軟貨幣結算；既可全部易貨交易，也可用某類產品部分沖抵美金，還可以給予10-20年低息信貸等。俄羅斯還積極為武器購買國提供人員培訓、技術支持、合資建廠、供應零配件等多種優惠，以招攬買主。

俄羅斯軍火出口的主要形式是以與外國發展軍事技術合作的方式進行。目前與俄保持較密切軍事技術合作關系的國家有印度、中國、伊朗、阿聯酋、塞浦路斯、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以及獨聯體國家，其中印度對俄裝備購買量最大，獨聯體被俄羅斯認為是最長遠和可靠的軍事技術合作伙伴。馬來西亞，韓國、印尼以及塞浦路斯則是俄羅斯軍火出口的“新興”市場。

縱上可看出俄羅斯軍火出口的動機：（1）增加外匯收入，緩解國內經濟危機。（2）提高國際地位，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俄希望在國際軍事沖突中，交戰雙方都使用俄制武器，這樣在解決國際事務過程中手中就多了一張可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有利于俄對國際事務施加影響。（3）緩解軍工企業困難，為其進一步發展積累啟動資金。

3.英國、“法巴模式”和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的軍火出口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壟斷了世界軍火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此次大戰以后，政府開始干預私人企業的軍火買賣，并于1931年頒布《軍品控制法》以限制武器出口。兩次世界大戰大大削弱了英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中的地位，軍火出口逐步下降，軍火出口額從1950年占世界的25%下降到1970年的10%.60年代后期，英國奉行“商業實用主義”政策，重新評價軍火出口在國際政治和貿易中的作用，把軍火出口正式納入國家政治與外交政策，并進行軍貿管理體制改革[11].在政府支持下，英國軍火出口大幅上升，1972至1981年間，軍火出口總額增長了約5倍。據1996年《簡氏防務周刊》統計，1995年英國開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軍火出口國。軍火出口是英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等經濟實力的國家，英國奉行以軍火出口帶動軍工生產的方針，把武器出口作為擴大本國政治影響，平衡貿易逆差，增加經濟收入，減少財政赤字和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手段。為推行這種商業實用主義的政策，英國逐步建立了以出口為主的外向型軍工體系，大力發展出口型武器裝備，在國外建立軍火推銷機構，擴大軍火外銷。自80年代以來，政府在軍火外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首腦甚至親自出面招攬軍火生意，為提高英國軍品的國際競爭力起到一定作用。在商業實用主義政策框架下，英國軍火出口充分考慮接受國的需求，減少政治限制，采取許可證生產、補償貿易和提供優惠信貸等方式，尤其注重售后服務。

世界上幾乎很少有國家向法國那樣將軍火出口明確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由于本國的武器需求非常有限，為了維持獨立的國防工業的發展，法國必須以出口促生產、以出口養軍工。最早倡導“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法國人賣軍火就象進行生活日用品的國際貿易一樣瀟灑，幾乎愿意將軍火賣給任何人。法國政府官員曾在公開場合宣稱，法國軍火出口政策是“沒有政治條件”的[12].

法國歷屆政府都注重軍火出口。戴高樂將軍火出口視為補償昂貴的武器研究發展費用的唯一途徑。德斯坦、密特朗和希拉克則把軍火出口作為彌補外貿逆差、支付石油賬單、解決部分失業問題和部分地控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對豐厚經濟利益的追求和對國內工業發展的重視，使法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巴西的軍火貿易形成了國際軍貿體系中的“法巴貿易模式”，即在承認軍火貿易受國家政治軍事戰略制約的前提下，著眼于經濟利益的獲取，將軍火貿易作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和立國的支柱。

與美、英、法等國相比，日本似乎是個從不出口武器的安分守己的國家，其實日本的軍火出口政策和做法最為耐人尋味。作為戰敗國，根據戰后安排日本不得向其他國家出口武器、軍事技術或武器制造能力。但是由于日本對“武器”一詞沒有嚴格的定義，只是一種關于武器成品的狹義表述，使得日本的武器出口限制政策有隙可乘；另一方面，軍民兩用技術在武器生產中的廣泛使用使得限制武器出口政策的約束力進一步減弱。因此日本軍工公司并沒有被排除在國際軍火貿易市場之外，而是通過“兩用”的名義做成了不少軍火生意，活躍的兩用技術貿易經常使其在零部件一級逃過禁運。海灣戰爭后美國軍用電子工業協會的一份研究報告說，“在美國軍用電子產品中60%至70%使用了日本芯片。沒有日本產品，美國就無法打海灣戰爭。”

日本一向把軍事高技術視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國家安全防衛的基石。日本軍事技術發展戰略是：在未來若干年內繼續保持和發展在軍民兩用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以此為基礎積極開發高技術武器裝備。日本的軍民兩用高技術覆蓋微電子、光電、材料等各個領域，其中許多技術如砷化鎵器件、圖像尋的器、光纖通信和精細陶瓷技術等已被美國、日本廣泛用于研發各類戰斗機、C4ISR裝備、戰略轟炸機等先進武器系統。在武器裝備日益走向信息化、精確化和智能化的當今時代，日本軍民兩用技術的出口對國際軍火市場的意義是顯見的。有研究認為，日本一旦完全解除軍火出口限制，其廠商將可以控制世界艦船建造業的60%、軍用電子市場的40%、汽車市場的46%和航空航天業市場的30%左右[13].

三、軍火貿易動機組合與國家戰略

通過對軍火貿易動機演變的歷史與國別分析，可見軍火貿易動機尤其軍事大國的軍貿動機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與國家戰略的調整呈現一種動態的結構組合（軍火出口的動因結構如圖1所示）。在這里，動機可分解為各種各樣的動因，動因的有機組合構成軍貿動機。

并且，軍火輸出國針對不同的銷售對象，即根據不同銷售對象對于維護其國家利益的不同作用而突顯不同的動機。如美國、英國和俄羅斯等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影響的大國，對于一般軍火輸出國，則主要選擇經濟利益動因，即通過軍工生產和軍火出口帶動本國工業的發展。在經濟動機下的隱藏動機則因國家而異，比如以色列的軍火出口就因在國際上陷于孤立而有改善國家間關系的需要，而日本的軍民兩用技術出口則有謀求政治軍事大國的動因。1999年初，印度和俄羅斯簽署了為期10年的軍事合作協議。協議中有價值10億美元的軍火交易和價值26億美元的民用核反應堆等民用項目。印度官員稱，印度之所以偏愛俄制武器，是因為俄制武器價格便宜、可靠性高和經久耐用；另外，印度還希望以此加強印俄間的戰略合作關系，并使俄保證不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

通過國別分析可見，美國武器輸出效用可歸納為三大期望：一是國家安全期望或軍事安全期望，即加強盟國和友好國家的軍事援助有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政府可通過軍火貿易對外國政界和軍界領導人產生影響；三是經濟期望，即考慮武器轉讓的經濟利益。當前克林頓政府軍火輸出的動機即主要在于利用軍火貿易拉動國家高技術的發展，通過確保技術優勢推動經濟增長，以實現其以國家經濟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戰略。而美國針對北約盟國和北約東擴的軍火貿易以及對臺灣軍售則是實現其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美國對臺軍售可謂美國實現其在臺及在東亞戰略利益的典型案例，對臺軍售一方面可以遏止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是維系和加強與臺灣關系的重要手段，同時制造海峽兩岸軍備競賽的外部條件，為本國國防工業提供源源不斷的訂單。另外，從武器出口的對內動機層面考慮，武器銷售又常與競選活動攪在一起，總統候選人可借此吹噓他們有能力為軍火企業贏得外國訂單，從而能保證或擴大就業機會。因此，軍火出口還與多得選票獲取執政權利和威信有著密切的相關關系。

俄羅斯目前雖然國內經濟不景氣，外部又面臨北約東擴的步步緊逼，但國家戰略仍然要重振大國雄風，在國際舞臺上謀取與其軍事力量相匹配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因此，其軍火出口動機也是多元的，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各個領域。只不過因目前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將經濟利益作為主要動因而已。從其軍火出口市場的地區特征來看，主要是重新奪回前蘇聯的勢力范圍，并加緊和美國爭奪美洲的軍火市場。俄羅斯特別注重和印度和中國的軍火貿易，就可以看出其欲結好亞洲強鄰與美國抗衡的政治動因。

英國和法國雖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的軍火輸出動機卻有差異。英國軍火出口是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的綜合考慮，近年來由于軍貿市場競爭的加劇，突顯了軍火輸出的經濟利益動因。而法國主要考慮的是經濟利益。原因大概在于英國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國”，雖然現在相對衰落，但其立國政策中仍透出欲保持政治大國地位的政治理念。法國的軍貿政策則帶有獨立自主的風格，追逐著本國戰略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

對于日本，從其對國際政治權利的訴求來看，早在80年代日本政界就提出了涵蓋外交、國防、經濟、文化的“綜合安全保障”構想；進入90年代后，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更加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國際地位。因此，日本的軍民兩用技術出口必然要為其國家戰略服務，其出口動機其實也是在商業利益外衣下包含多種目的的動機組合。例如美日之間日益增多的軍事技術貿易在地緣戰略上的意義即是為了維系美日安全保障關系紐帶，日本則希望在美國關照下早日在國際舞臺上穿著商人的西裝叼起政治家的煙斗。

因此，國家戰略不同，其軍火輸出動機也不同，深受國家總體戰略的制約是軍火貿易最顯著的特征。另一方面，從軍火貿易的效用看，無論是對于國家的內部發展戰略，還是國家的外部發展戰略，軍火貿易都能夠產生作用。并且，根據變化不定的國際風云，西方軍貿大國的軍火貿易會凸顯不同的動因。有時甚至為強調一種動因，而可以忽略甚至犧牲別的動因下的利益。這種軍貿動因組合的靈活性，使得軍火貿易是推進國家各項戰略的一種非常有效的工具。

四、軍火貿易與中國

1949年以來，中國向許多國家輸出過武器，軍貿動機按歷史順序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戰略型”動因，即支持鄰國的正義戰爭。例如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柬埔寨戰爭中，向其中一方的武器輸出是基于政治和戰略考慮，目的是為了消除或減少霸權主義對中國周邊的威脅。二是“意識形態型”動因，在期間，中國的武器輸出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所左右，武器輸出對象主要為亞、非國家或革命組織，輸出的目的是支援“世界革命”。三是“經濟型”動因。即以經濟考慮為主的軍品貿易，主要指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際局勢的緩和，中國國防資源出現了大量閑置，軍轉民的同時中國跳出了“不作軍火商”的觀念束縛，開始進軍國際軍火市場，賺取外匯[14].

在“經濟”型動因下，中國軍火貿易有過歷史的輝煌，也有現實中的困窘。輝煌表現在中國曾是軍火貿易大國，從1978年起，隨著改革開放和國防現代化的起步，中國正式開展軍火貿易，軍品出口市場迅速擴大。1977-1980年，中國在世界軍品出口國中排名第13位，到1984年，已躍升到第5位，僅次于美、蘇、法、英。據SIPRI年鑒統計，中國大型常規武器出口額由1990年的12.49億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15.35億美元，占世界大型常規武器出口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4.17%上升到1992年的8.34%，在世界軍品出口國中的名次由1990年的第6位上升到1992年的第4位。

困窘則表現在中國在世界軍火貿易格局中所占據軍火市場的特征和軍品出口結構的技術低位。1988-1992年，中國常規武器出口市場幾乎全部在第三世界國家，即使到現在，這種格局仍然基本未變。這說明中國軍品的競爭力在西方發達國家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難以開辟市場；忽視與發達國家做生意，會使中國在軍火技術貿易中失去利用國家間的技術級差勢能發展中國軍工技術的機會。即使常規武器出口，1990年之后，由于海灣戰爭中顯現的高科技武器優勢，中國武器盡管便宜，但由于在科技上顯得落伍，軍品出口近年來呈現萎縮態勢。比如中國武器出口占中東市場的比例在1987年曾達到12%峰值，但到1997年卻衰退至2.14%.據SIPRI年鑒統計，近年來在軍火市場競爭中，中國軍品出口逐年下降，大型常規武器出口額由1995年的8.49億美元降至1998年的1.57億美元，同期占世界總額的比例由4%降至0.72%，在世界武器出口國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五位下降至第11位。2000年美國國會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1999年武器銷售額雖然由1998年的9.25億美元上升到19億美元，但銷售額的增加主要是在亞洲、非洲和中東的小型武器交易，對于大型常規武器，中國幾乎沒有優勢。

另據以色列《國際事務中東觀察月刊》（2000年9月號）報導，中國自80年代打入中東武器市場以來，除戰術導彈較精密實用外，其余武器在質量上均不及西方產品先進，中東國家采購之后，僅能擺在第二線備用。中國的戰術導彈是在出口中能拿上臺面的東西，式樣繁多供客戶選擇，但大多是通過“逆向工程”仿制前蘇聯的導彈，例如紅箭－73型反坦克導彈仿自前蘇聯的AT－3型導彈、紅纓－5型地對空導彈仿自前蘇聯的SA－7型導彈。對前蘇聯（或俄羅斯）技術的仿制，將隨著俄羅斯對外軍貿的擴大對中國軍火貿易形成競爭性擠壓。

因此，過去軍品出口的繁榮在于傳統常規武器數量上的增加，而近年的滑坡則是由于中國軍事研發與制造技術的落后。國力遞增的最終決定因素是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僅僅著眼于重復產出的數量累積。軍火貿易的興衰其實是國防科技實力強弱的最直接體現。

科學技術最先應用于軍事領域是基于國際關系中的安全兩難法則，這條法則也說明能造出好武器的國家往往是國防科學技術領先的國家。雖然有人提出超限戰等規則靈活的戰法[15]，但若沒有厚實的國防科技基礎和軍事實力為后盾，在戰爭博弈中的得益最終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海灣戰爭后各國尤其是海灣國家掀起了采購高技術武器的熱潮?？扑魑謶馉幒螅鲊绕涫谴嬖跊_突和潛在沖突的國家與地區進一步將目光轉向精確制導武器和高性能飛機等武器裝備的研發與采購。

中國軍火貿易的興衰漲落，在客觀的歷史原因背后也說明中國對軍火貿易的戰略性特征認識不夠，缺乏理論層面研究，也沒有制定國家的軍火貿易戰略。

比如，傳統國防經濟理論認為，軍火貿易與軍民結合、國防動員一起被認為是調節一國國防經濟規模的三大手段[16].軍火貿易和軍民結合一般在國防經濟規模過大時（即國防經濟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將過剩的國防生產能力釋放到國際軍火市場和國內民生產品市場，從而使國防經濟規模收縮以保持一個適當的規模。國民經濟動員則是在國防經濟規模不能滿足軍事斗爭準備的需要時，將民用資源轉化為國防資源以滿足國防經濟擴張的要求。從運行方向上來看，國民經濟動員是軍火貿易和軍民結合（軍轉民）的逆過程，即前者是國防經濟規模的擴張過程，后二者則是國防經濟規模的收縮過程。

其實，在軍火貿易實踐中被各國所看重的倒不是這種調節作用，而是其在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中的杠桿作用。并且，軍火貿易作為國防經濟中的一部分，其對一國國防經濟子系統發展的作用更重要地表現為窗口作用和媒介作用。窗口作用在于通過軍火貿易可以加強與別國在軍事技術發展領域里的交流，通過交流，在認識別國軍事技術先進性的同時，更真切地認識本國軍事技術的長處和不足。媒介作用在于通過軍火貿易，加強與國外的軍事技術合作，通過合作，達到技術共享；另一方面在合作中擴大交際圈，發展與合作伙伴良好的外交關系。比如近年隨著國際軍火市場買方市場的形成，軍火補償貿易的份額越來越大，利用軍火補償貿易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快速引進先進軍事技術與訣竅（Know-how）以塑造并提升本國工業技術基礎與能力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同經濟全球化的蓬勃發展一樣，當前國防工業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或區域性的潮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競相加入這種合作趨勢，充分利用合作方的技術資源，最大限度地發展本國國防工業中的不足項目[17].

從軍工軍貿的現實情況看，中國軍品自購數量有限，除保留一小部分軍工骨干企業和一些不適宜實行軍轉民的企業外，絕大部分軍工企業處于一種松散、萎縮的狀態。而當前中國軍貿工作中遇到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宏觀管理體制不順，多頭對外互搶生意等現象是又發生，并且分配收益不盡合理。同時，中國軍火技術貿易的比例不大，由于對風險的一味規避，使得有利于提升中國工業生產和制造能力的補償貿易以及國際軍工軍貿合作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或沒有放到戰略級給予綜合的研究與評估，更多的是對美元硬通貨的追逐。比如，中國武器出口到中東國家的原因，主要因為中國自1978年實行開放政策以來，追求經濟務實發展，正值前蘇聯撤出中東傳統武器市場，使中國得以乘虛而入；加之中國武器價格低廉，無政治條件，而其設計又與前蘇聯相仿，因此大受中東國家歡迎[18].

事實上，任何國家軍火貿易的動因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并且在動機的選擇上，存在一個機會成本問題。想謀取較大的政治軍事利益，可能會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若為了更大的經濟利益，就可能招致更多的政治風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軍火出口國都在不斷地調整著本國的軍火貿易動機，力求使軍火貿易取得最佳的經濟收益和政治軍事收益。只有在多元的動因中，根據國內發展的戰略需要，根據不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同國家市場、不同武器類別選擇不同的動因組合，才能有效推動軍貿工作順利發展。

對于中國而言，軍火貿易動因的選擇應當是“綜合戰略型”動因。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必須在國家戰略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層面對軍火貿易效用的期望收益進行充分的戰略評估，以贏得國家綜合安全和戰略發展機會為優先級，而不能僅僅以多賺取一些美元為優先級。

五、結語：軍火貿易的未來展望

展望國際軍火貿易的未來發展，大致可以看出：（1）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局部戰爭對世界軍火貿易的影響使得軍貿市場上對高技術武器的追逐方興未艾。（2）武器裝備是綜合國力的一種象征，發達國家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紛紛進軍國際軍火市場使競爭日趨激烈；在買方市場情況下，武器擴散進一步加劇。（3）國防工業全球化的浪潮方興未艾，軍火貿易由援助合作走向競爭合作，這種趨勢對軍火貿易的方式將產生深刻的影響，軍工軍貿合作方式更加多樣化。（4）由于在中東、非洲、東亞及南亞建立地區安全互信機制的艱難，有民族、宗教矛盾的國家或地區間的潛在對抗、表性沖突將進一步擴張軍火市場的需求。因此，某種程度上不難得出“軍控死亡”和“軍貿不死”的結語。（5）是當前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抬頭和國際反恐怖主義浪潮的興起，已經使“超限戰”成為活生生的現實，而這種嚴酷現實又將會大大拓展國防科技的邊界，軍民高技術邊界的模糊，將使得軍控逐漸喪失原來界限分明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軍火貿易的內容將會更加豐富，但未來武器的特征可以預見，即是更為精致化、信息化，并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在適當的世界軍貿體系中，如果透明化的軍火貿易能夠不斷調節對抗各方軍事力量的均衡，則軍火貿易的適度發展能夠維持存在沖突或潛在沖突地區的和平態勢，軍火貿易的作用可被稱為人間的天使；而如果在國際軍火貿易的市場博弈中，軍事大國為了謀求一己利益率先采取不對稱的規則，加上數量可觀的黑市軍火交易，則軍火貿易帶來的將是彼此敵意的擴展，軍火輸出國投放到國際軍火市場上的可能是一個個潛伏的撒旦。

然而由于各國對生存資源占有的不均衡，對資源的爭奪仍將繼續，軍火貿易將因沖突的存在而存在。該誰對未來的軍火貿易負責？我們只能理想地期待，只要軍火輸出大國比如美、俄、法、英等國等能夠在重建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上重新架構軍火貿易體系與秩序，對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擴散進行理性的約束，則人類就有可能將用來彼此廝殺的軍火變成慶祝和平的焰火；否則，即使再過一個新千年，人類內心深處仍然無法消除對武器擴散這個魔鬼的憂懼。

國際軍火貿易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各軍火生產大國為了本國利益而紛紛采取靈活的促銷方式以增加其在國際軍火市場中的份額，因此將國際軍備控制的美好希望寄托于某個國家或一些簡單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國際單邊及多邊協議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國際利益紛爭中，軍火貿易一直是一種“無規則的游戲”[19].“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仍然是框架西方大國言行的信條。從這一點來說，中國應該有自己明確的軍貿戰略和軍貿政策，這種“明確”的含義并不是說為了本國利益而放棄國際責任和道義，相反，作為一個不斷振興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軍火貿易行動中，更多地應體現出責任、理性和自信，而不是一味的羞澀、閃避和自卑。

[1]《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國防經濟分冊》，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頁。

[2]孫海洋、宋振鐸編：《軍品論》，兵器工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頁。

[3]同[2].

[4]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ACDA）：《世界軍費開支與軍火貿易》（WMEAT，1986），第49-52頁。

[5]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ACDA）：《世界軍費開支與軍火貿易》（WMEAT，1986），第69頁。

[6]馬歇爾計劃執行機構的首腦曾在1951年承認，“這個計劃已經完全脫掉了工作服而換上了軍裝”。參見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ACDA）：《世界軍費開支與軍火貿易》（WMEAT，1986），第70頁。

[7]二戰期間美國在德國入侵法國后，于1940年向英國提供了50艘驅逐艦，以換取整個西半球英國軍事基地的使用權。二戰以后美國更是采取以武器援助的方式獲得了在亞洲（比如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和臺灣）許多國家和地區軍事基地的使用權。

[8]1977年5月19日，美國總統卡特頒布了關于限制軍火出口的PD-13號令。

[9]<美>安·馬庫森、肖恩·科斯蒂岡編著：《武裝未來》，新華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60頁。

[10]李霖著：《國際軍火貿易》，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頁。

[11]英國軍貿出口管理改革的主要舉措有：1966年，國防部設立國防銷售局，代表政府組織軍火出口。1977年又將私人軍火企業“米爾邦克技術服務公司”（后改為國際軍事服務有限公司）并入國防部裝備采購部，形成以國防部為主的軍貿集中管理體制。

[12]李霖著：《國際軍火貿易》，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05頁。

[13]李霖著：《國際軍火貿易》，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16頁。

[14]孫海洋、宋振鐸編：《軍品論》，兵器工業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頁。

[15]中國軍旅作家喬良、王湘穗著的《超限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一度引起轟動，“超限戰”在中國學術界和民間成為一個受到熱烈討論的話題，有報導說海內外學者對《超限戰》的評判已經由“妖魔化”走向了“學理化”。而2001年9月恐怖主義分子對美國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的襲擊已經使“超限戰”對美軍成為現實。

[16]于連坤等編：《國防經濟學概論》，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7-93頁。

[17]參見朱啟超：“國防工業全球化及其影響”，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五期。

[18]參見以色列《國際事務中東觀察月刊》2000年9月號文章“中國與中東關系中的武器交易”。

[19]高琪譯自俄羅斯《紅星報》文章：“武器交易：一場無規則的游戲”，載《世界軍事》1997年第十期，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