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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成立于1989年，包括亞太22個國家和地區，APEC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貿易額分別占世界總額的55％和46％。

發展與成果

從合作模式來看，APEC是一個開放性的區域組織，其宗旨是促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經濟技術合作。經過13年的發展，APEC已擁有了一些功能性機構，目前它有4個委員會、13個各類工作組和一個秘書處。

APEC自成立以來定期舉行高官會、部長會和首腦會來商討重要決策。雖然這種方式不具有法律性質，但通過公開聲明，實質上代表了各成員的政策取向。

1．APEC的重要成果首先是積極推動多邊貿易體系的建立和努力實施WTO協議

APEC自成立以來，歷屆部長會議和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都強調APEC與WTO的一致性，以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為己任，將促進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作為主要目標。

APEC首屆部長級會議發表的《堪培拉聲明》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來闡明APEC與GATT的關系，一致認為烏拉圭回合是在廣泛的基礎上追求APEC目標最直接和最現實的機遇；新加坡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再次表達了盡早完成烏拉圭回合的強烈愿望；漢城會議提出的宗旨和目標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堅持開放性多邊貿易體制和減少區域間貿易壁壘”，關注烏拉圭回合的進展是漢城部長級會議的最優先內容；1992年的曼谷會議再次討論了烏拉圭回合，積極促進烏拉圭回合談判盡快結束。事實上APEC及其成員的積極努力對烏拉圭回合最終達成協議發揮了巨大作用；1993年的西亞圖會議要求APEC承擔在地區范圍內深化和擴展烏拉圭回合的成果；1994年的茂物會議進一步規定了各成員國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時間表；1995年的大阪會議，繼續沿著茂物會議制定的APEC目標制定具體可行方案。1996年的蘇比克會議中各方成員制定了單邊自由化行動計劃；1997年《APEC經濟領導人溫哥華宣言》重申APEC的任務是完全履行已達成的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協議，并建議在九個領域提前實現自由化；1998年的吉隆坡會議，由于相當多的成員陷入亞洲金融危機，APEC在九個部門的提前自由化上遭受了嚴重挫折；1999年奧克蘭會議的21個成員方一致強調確保充分實施WTO現有協議的重要性；2000年11月文萊會議上，與會領導人一致認為APEC應繼續致力于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盡早啟動。2001年的APEC上海會議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在即將召開的部長級會議上啟動新一輪談判，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并且重申發達國家成員在2010年，發展中國家成員在2020年實現亞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2002年10月，APEC墨西哥會議發表了領導人宣言，表示歡迎“多哈發展議程”啟動，要求該組織成員全面、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并保征在2005年1月1日前結束談判。會議還宣稱，要在加強安全的同時，保持貨物、資金和人員的順暢流動。

2．APEC的成果還反映在推進本地區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

APEC建立以來，在本地區內的成果更多地反映為機制化的次區域合作，這也是APEC的典型模式。最典型的代表有東盟自由貿易區、103機制、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等。由于APEC成員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背景，且差距巨大，因而APEC內的合作不可能實現較高程度的一體化，但這并不影響其中相近或相鄰的成員間實現較密切的合作。非凡是1998年吉隆坡會議宣告“部門自愿提前自由化”計劃失敗，雙邊、次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如雨后春筍，使APEC倡導的“開放的地區主義”碰到嚴重挑戰，APEC《上海公識》重振貿易投資自由化勢頭，并針對以往APEC缺乏有效執行機制，提出“同行審議機制”，一定程度上強化了APEC的執行機制，對次區域合作的機制化有進一步的促進作用。

非凡要指出的是上海會議使APEC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達成制定“經濟技術合作行動計劃”的共識。這是繼1996年馬尼拉會議“經濟技術合作框架宣言”以來的最大進展。上海會議上有16個成員提交了各自的經濟技術合作單邊行動計劃，落實了具體的合作行動。

3．APEC模式和方式本身也是一項成果

在APEC的模式問題上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美國主張建立亞太經濟共同體，而發展中成員反對，在1993年底形成了平等相待的APEC“大家庭精神”，摒棄了安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大一統的“共同體”模式。實踐證實這一模式有其合理性與適用性。

APEC方式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以“協調的單邊行動”為主與“集體行動”相結合的原則。這一方式可以反映不同成員的要求。確切地說APEC方式典型地反映在1995年通過的《執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動議程》中，它規定了實施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9項根本性原則，即：全面性；與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一致性；可比性；非歧視性；透明度；維持現狀(指避免采取導致保護主義升級的措施)；同時啟動、持續進程不同的時間表；靈活性；合作(積極尋求經濟技術合作對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貢獻)。

主要成員的合作主張

美國

在推動APEC發展中，美國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點：一是APEC的市場開放應該建立在談判和條約、法規“硬約束”的基礎之上，因此主張把APEC建成自由貿易區。二是貿易、投資自由化應該是全面的，任何部門都不得例外。否則，APEC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就會放慢，而且難以防止某些成員“搭便車”。三是APEC的貿易自由化應實行內外有別的原則，對區內和區外的經濟體應區別對待。區內貿易自由化的成果不能自動提供給非成員貿易伙伴，對非成員的貿易自由化合作應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以免非成員搭便車。四是集體行動應該是APEC的主要行動方式，美國認為單邊行動缺少約束力，而集體行動可以通過貫徹“同時啟動”、“可比性”、“全面性”等原則，對所有成員實施約束。

日本

日本參與APEC的動機之一，是利用APEC合作減輕來自美國的種種壓力，并擴大它在亞太地區、非凡是東亞地區的影響。假如APEC成為一個在美國主導下的制度化的經濟—政治組織，日本的這些打算都將落空，而且所受到的美國的壓力和限制也將更多。因而日本在參與APEC的進程中，對APEC的

張與東盟接近，更多地希望APEC是一個協商論壇。

東盟

東盟對APEC的主張可以歸納為三點：首先，APEC應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應促進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形成，為此，APEC不能成為制度的、內向的貿易集團，而應保持它的官方經濟論壇的特色。它應該是一個磋商的場所，而不是談判機構。其次，APEC合作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應充分考慮各成員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和社會制度上的差異。因此，合作必須堅持自愿和靈活的原則。第三，APEC合作應堅持非歧視性。

中國

中國對APEC合作方式的主張與東盟接近，大致可以歸納為：APEC合作應建立在自愿、自主(單邊行動)、協商一致的基礎上；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措施的實施應堅持靈活性和非歧視性原則；重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經濟技術合作的同時，對消除貧困、技術轉讓、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開發等問題也應加強合作；APEC是經濟合作的官方論壇，不是機制化的談判場所。

總之，在APEC成員中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對于APEC合作方式的主張是不同的，假如說，“全面性”、“可比性”、“透明度”較多地反映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香港等發達成員要求的話，那么“非歧視性”、“靈活性”、“經濟技術合作”則較多地反映了中國、東盟的大多數經濟體、韓國等發展中成員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要求。

問題探討

APEC的發展實際上一直與WTO保持互動，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建成與新一輪多邊談判的啟動，APEC卻面臨困境。事實上，一方面APEC的某些自由化已超過WTO；另一方面APEC又必須參照WTO的發展，確定自身存在的價值。

隨著APEC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大，目前它面臨四個大問題：一是如何更有效地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二是如何更好地開展經濟技術合作；三是APEC自身的機構建設要不要進行下去；四是APEC曾達成共識，不談政治及安全問題，今后這一熟悉是否需要調整。

對于第一個問題，應該說APEC中“自由化”的標準問題，沒有定死，并沒有規定一定要達到零關稅。但一些發達國家成員已明確提出，單邊行動計劃必須明確化、細致化。既然APEC堅持走經濟全球化的道路，那么可以肯定其自由化的方向與WTO的自由化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次區域中實施的步驟與速度有所不同。

對于第二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經濟技術合作已經取得了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相等的地位。值得我們注重的是盡管在APEC內部經濟技術合作要遠遠落后于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發展，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相比，中國在APEC經濟技術合作中的受益是最大的。在改革中，中國得到APEC各經濟體企業和私人的大量資金和技術，1993—2000年中國引進外資的82％來自APEC。目前要發展APEC內的經濟技術合作必須解決好三大問題：一是經濟技術合作的資金來源；二是經濟技術合作的項目選擇；三是經濟技術合作成果評估體系的建設。

對于第三個問題，盡管目前APEC有了一些常設機構，但由于APEC在本質上是一個論壇，因而決策的執行一直是一個突出的問題。在今后的發展中，APEC應將自身的建設與面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沖擊、面對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績效結合起來。在未來的建設中，APEC可能更適合走官、產、學結合的道路，這就要求APEC能突破官方論壇的限制，要與民間、專業社團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建立廣泛、緊密的聯系。

對于第四個問題，在2001年上海會議上發表了《業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反恐聲明》，這個聲明既涉及了政治問題，又涉及了安全問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濟合作與政治、安全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其實，APEC領導人在探討經濟合作的同時，一直積極進行政治對話。尤其是當WTO建成，APEC在推進多邊貿易體系建設目標暫時失落的情況下，改進成員間各種非正式的雙邊、多邊政治對話的方式與途徑就自然成為了APEC的新使命。

相互適應相得益彰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參與APEC時，面臨三大難題：一是如何在參與區域合作的同時維護國家主權(開放的地區主義與國家主權之間的平衡)；二是要適應APEC自由化的現實(大多數成員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比中國低)；二是在APEC中實現成本與收益的平衡(市場開放的同時獲得貿易高速增長、市場結構改善、外資不斷增加等)。

中國適應APEC的過程是通過創造性的對話，通過對APEC的承諾和認真履行承諾的實際行動，通過全面開放以及對國際合作負責任的態度，通過不斷推進中國國內的體制改革和加入WTO的進程等幾個方面的互動來努力實現的。

前面已經提到APEC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其機制化的次區域合作，中國在積極適應APEC的進程中，也在積極思考適合自己的次區域化合作。

中國在APEC的定位與東亞在全球的地位緊密相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對于整個APEC可能主要是適應，而對于東亞則具有決定性的發言權。這一客觀事實決定了中國在適應APEC的進程中把更多的注重力投向了東亞。具體表現為中國對于“103”機制的參與和對于“101”的積極態度。尤其是2001年11月在第五次中國一東盟“101”會議上通過10年內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主要內容是關稅減讓，中國單方面作出讓步，提出在東盟能向中國開放自己的市場之前，中國將提前5年先行向東盟開放自己的市場，并對經濟落后的中南半島國家給予優惠政策。目前東亞的區域合作仍處于初創階段，假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能如期進行，到2010年其規模將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

中國在APEC中的另一個定位是積極引領合作主題。隨著經濟技術合作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中國在APEC中積極發揮地區大國的作用，將參與APEC事務與國內的經濟建設與改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時通過次區域合作將成員間合作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例如，中國提出應加強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合作。這些合作項目在次區域乃至整個APEC內得到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