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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城市化是人類走向現代社會的必由之路，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經常高達90%多。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低，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城市化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決生存與發展的矛盾。

建國以后，為了優先發展工業，只好靠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積累，工農差別在當時有其合理的經濟基礎。同時，為了穩定農業，保護城市經濟，又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把農民固定在農村，不僅如此，還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農村趕，人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進。這個時期建設的城市，如“火車拖來的城市”玉門，再如攀枝花、六盤水、大慶等，大多是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直到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農村的工業化開始飛速發展，但歷史又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國家給鄉鎮企業的發展制定了一條政策，叫“離土不離鄉”，其實還是怕農民進城，民以食為天，沒有人種地不行。后來糧食夠吃了，但城市作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卻沒有疏通，鄉鎮企業式的工業化沒有帶來相應的城市化，結果出現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異現象。目前，中國的工業化水平已超過50%，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5%。中國的經濟要長足發展，“三農”問題要徹底解決，大刀闊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發展規律，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處于30%的時候，將進入飛速發展階段，處于70%的時候，則進入緩慢的平穩發展階段。中國的城市化近10年來平均每年大約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處于起飛的前夜。在人類的文明史中，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規模如此之大、影響如此之深遠的城市化運動，其直接結果是，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在未來的二三十年時間里將至少有一半人從農村搬進城市，中國將由一個農業國變成為城市化國家。這將是何等波瀾壯闊、滄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現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無論是重量級的大城市，還是數以百計的中小城市，都面臨著怎樣調整自身的定位、自謀發展的問題。于是乎，如何經營城市也就成了市長們的必修課。對各級地方首腦來說，就似乎昨天在長江里行船，忽然一夜之間駛出長江口來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種昏眩的感覺。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樣培育航船的核心競爭力？所有這一連串的天問，都是城市經營的題中之義。

未來格局將“三分天下”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曾出現兩派：一派認為，要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小城鎮建設；另一派則認為，要積極發展大城市，尤其是要發展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組團。實踐證實，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建設使土地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應無法得到充分體現，故兩弊相衡取其輕，發展大城市雖然難免帶來種種“都市病”，但卻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轉變思路，提出要重點建設杭州、寧波、溫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調整無序的小城鎮建設。

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不難察覺有三個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漸形成未來中國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個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一個是所謂的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個則是以香港、廣州為核心的華南城市帶。這三個城市群好比三個巨大的增長極，集聚效應十分明顯，據統計，其總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國的1.24%，但GDP卻占全國總額的30%，利用外資額更高達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統轄的京津唐和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以及周邊的承德、秦皇島、張家口、滄州和石家莊等城市部分地區，中心區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萬，其目標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規劃也十分超前，其范圍已包括蘇錫杭地區，以一小時、兩小時可達地區為規劃概念，要求兩小時之內可到達相鄰的江蘇和浙江等關聯性極強的地域。上海與寧波之間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已正式動工。同時，多年未有突破的粵港一體化進程開始緊鑼密鼓，高層頻頻互動，大規模的城際交通正在醞釀，廣州更是要建可與歐洲最大的航空港法蘭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國際機場，欲成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日趨明顯。

這三個城市體系的日益強化和發達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個體競爭，而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是區域與區域間的競爭。對同處于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城市，彼此間的競爭固然在所難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城市的分工與協作的問題。中小城市必須根據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關系有機疏散，各歸其位，重新研究、調整自身的發展定位，尤其是產業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當位置。

舉例來說，瑞士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國家，“小國寡民”卻“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間的分工極其鮮明。日內瓦是國際會議中心；日內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國際奧委會的所在地，是體育之城；蘇黎士是傳統的金融中心，數百家銀行構成了獨特的風景線，80%的居民生活都同銀行業有關；伯爾尼則是鐘表制造業中心；相鄰的盧賽恩卻以教育發達出名，許多中國人去那里學習酒店治理；達沃斯則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而聞名。這些城市百花齊放，分工明確，共同組成了一個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多姿多彩的國家。

由此可見，今后城市的發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經濟”了，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追尋自我封閉的經濟循環的思維方式必將為時代所拋棄。以前我們的很多城市無論大小，關起門來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樂廳、體育館、會展中心、大學、博物館，其結果不僅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而且是誰都吃不飽，誰都發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觀的城市格局的發展變化，然后在城市分工與協作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最終既滿足了城市群的發展需要，也為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找

了康莊大道。

火鍋理論與騰籠換鳥

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質，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歷史變遷，或許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們不妨拿兩個城市來做比較：重慶和上海。今天的重慶大約相當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種極不協調元素的復合體，既在興建很多象征著城市財富和文明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古老的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痕跡也隨處可見。即使在重慶最繁華的鬧市街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幫人挑物的棒棒軍和擦鞋婦。這種有趣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重慶的城市化正處于脫胎換骨的轉型之中。其實，中國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類似重慶的情況，這恰恰說明，這些城市所應有的產業聚集效應和現代化功能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城市的新陳代謝尚處于低級階段。這種現象背后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假如我們把過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鍋，那么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火鍋里的食物。假如火鍋里燙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鮑魚，那么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強，輻射半徑就越廣，經濟就越有活力，相反，假如燙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經營就越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誰都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都想多燙些海參、鮑魚，到底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的“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城市產業興替的過程，產業結構從原來的二、三、一變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產業為龍頭，讓那些更反映時代特征、更具備聚集功能和拉動力、更符合城市發展戰略的產業占據城市最寶貴的空間，而那些常規的產業則逐步分散開來，轉移到價值相對較低的地方。當時上海80多萬紡織工人中有50多萬下崗，轉為從事新興的城市服務業。北京也同樣，近幾年，大量的工業企業遷出四環以外，城市中心區建設成為第三產業的密集區，大力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商品流通、郵政電信、文化體育等第三產業。目前，優先發展附加值高、輻射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產業布局的不二選擇，遍布各個大城市的所謂中心商務區就是這些城市開始“騰籠換鳥”的必然產物。

由此一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城市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其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于大城市來說，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其次才是一個空間形態，必須有別于其它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臟，心臟越發達，周邊的城市作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沒有上海脫胎換骨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對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極有增長空間的城市來說，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即作為城市必須發展為都市，作為都市必須發展為中心都市，作為中心都市必須發展為國際性都市，當然，假如有可能也要爭取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這類城市肯定是以現代第三產業的高度集聚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聚寶盆。相比而言，這些城市所輻射到的周邊城市就應該自覺調整自身的位置，要像傳動的齒輪一樣緊緊咬合住中心城市這個大齒輪，為中心城市做相應的產業配套，這樣大齒輪轉一圈，小齒輪跟著轉10圈，同樣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經營得很好。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和東莞。正是因為上海的產業轉型，蘇州市領導才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發展思路，把上海轉移出來的優質產業照單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優勢招商引資，以至于臺灣的小資本在上海無法立足，紛紛來到蘇州的昆山，據說有30萬人之多，大大增強了蘇州的城市競爭力。廣東的東莞則正好處于香港、深圳、廣州的連線上，目前已成為世界電腦業的加工中心，以至于業界都說，假如東莞鬧地震，全世界的電腦廠商都要受影響。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經營城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首先要解決城市定位的問題。沒有準確的定位，就談不上城市的發展戰略。所謂城市定位，簡單地說，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種資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的原則，找到城市的個性、靈魂與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為：“人間天堂，快樂杭州”。可以說，沒有個性的城市就沒有差異化競爭的優勢，沒有靈魂的城市就沒有內涵，沒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個性越突出，影響的區域就越廣，升值的潛力也就越大。

在歐洲，由于歷史文化的傳承，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不可替代的說法，與城市的大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譬如，巴黎是法蘭西風情的集中體現，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維也納是眾口皆碑的音樂之都，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羅馬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連奧地利的小鎮、莫扎特的故鄉—薩爾茨堡的空氣中都彌漫著獨特的風情。這些城市的每一個細節都充分顯示出特有的個性。再比如法國的戛納，這個濱海小城不僅具備地中海極富旅游、休閑特色的各種資源，而且巧妙地把時尚主題引入其中，從而打造出了舉世聞名的電影節，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實際工作中，人們對城市定位的理解見仁見智，看起來似乎很輕易，其實不然。當一個規劃師來到一個有山有水的城市時，會不由自主地稱之為“山水城市”，當一個經濟地理研究者來到某地的時候，會贊嘆其為“某某門戶”，當一個政府官員視察某地的時候，也會揮毫寫下“北方香港”的字樣。這些說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對，又都不對，只有運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全面、立體的眼光，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

舉例而言，不久前，我們應有關方面的委托，重新對地處京津之間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給廊坊一個全新的定位—休閑商務城市。當我們以動態的眼光考察廊坊就會看到，隨著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中國加入WTO，北京作為中國門戶的地位將無可動搖，北京的城市化將會高速發展，當北京的經濟總量實現2006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的時候，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北京的肥水已經流到了廊坊的腳下；當我們以發散的眼光來看，隨著北京的城市建設

所帶來的負作用日益明顯，今天被北京人視為鄉下的廊坊由于天生麗質，且僅有30分鐘的車程優勢，將成為都市人向往的休閑勝地；當我們再以復合的思維方式考察廊坊，我們會知道，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招商引資、工廠多寡，環境是生產力，體驗也是生產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環境成了鄉村CBD，只要大力發展休閑商務環境和設施，順應人們“在工作中休閑，在休閑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區的精英階層就會蜂擁而來，廊坊的經濟形態亦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城市定位既不能脫離城市周邊大的經濟環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顯性資源，而忽視了那些寶貴的隱性資源。當我們換個角度觀察問題時，今天的劣勢經常會變成明天的優勢。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然后再統一盤存、梳理各種資源，揚長避短，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發展戰略來。

市長要從船老大變為船長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城市經營與企業經營有著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筆資產，那么同樣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異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臺和操作手段。同樣的城市空間和環境，由于發展理念、產業布局和規劃功能的不同，其內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競爭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發展平臺，從長遠考慮發展城市的先導產業，如何用市場化的眼光找到城市運營的突破口，就是各級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課題。

因此，當城市運營到了長江入海口這一階段的時候，由于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市長必須轉變觀念，具備現代經營意識，不再是憑眼睛和經驗辨認航道，而要學會用羅盤，學會看航海圖，要把握潮起潮落的規律，一句話，要從原來的船老大自覺地變為船長。

首先，成功的市場經驗表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市長必須學會與市場跳雙人舞，借助企業的力量和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來達到城市增值的宏觀目標。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一些頗有實力的企業作為城市運營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個浩大的工程背后，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市長與市場的關系就像公和婆，誰也離不開誰，可以斷言，凡是城市經營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實踐了市場經濟規律，是按照企業化、市場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系。在新的形勢下，市長們開始了一次驚險的旅行，理想與現實，進步與妥協，生存與發展的反復博弈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城市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發明一勞永逸的程序應對所有的變化，所以，我們的市長必須處理好戰略與戰術的關系，長計劃，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樣，要善于在運動中前進，在動態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運營要處理好城市規劃與城市策劃的關系。前者側重于務實，后者側重于務虛，在城市規劃之前，必須先務虛，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確定之后，城市規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據。在現實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強調城市規劃，市長儼然城市的總工程師，其實，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規劃是不現實的，相反，城市經營的務虛做得越好，城市規劃的空間和層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須有相應的內涵去支撐，必須培育相應的產業鏈。現在的很多市長熱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綠化、凈化，這種舉措本身無可厚非，比起過去是一種進步，但終歸都不是解決城市運營的根本之道。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機能，即產業鏈的培育和建設上。否則，一旦我們把寶貴的資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設上，而忽視了城市內涵的充實，城市經營就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還是運轉不起來。

其五，城市經營一定要吃祖宗飯，但不能造子孫孽。在此要強調，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歷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個性越強，就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歐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巴黎現在的格局就是當年的路易十四國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們的很多城市大搞舊城改造，否定傳統建筑，結果得不償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終于明白舊城改造要“修舊如舊”，而不是所謂的拆舊破舊。

其六，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政府、企業和社會的關系，即所謂的三老：老頭子、老板和老百姓。隨著社會文明與民主的進步，今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光是政府和企業，還必須尊重社會的意愿。從市場的角度講，三者互為關聯，政府決策，企業推進，老百姓買單，就似乎政府決定打造一架超音速飛機，企業就是啟動市場的引擎，而老百姓則是市場的終極動力，是源源不斷的燃料和潤滑油。因此，城市經營的任何一個動作都必須找到三者的利益均衡點。

總之，城市經營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國不過才剛剛開始破題，蘊藏其中的規律和方法還有待于不斷的摸索。但愿我們的市長們早日具備深遠的眼光、現代的頭腦，集思廣益，不負歷史與人民之重托，能像羅馬帝國的創始者奧古斯都那樣，自豪地對后人說：“我最大的貢獻是留下了一個大理石的永恒之城。”如此，則是中國城市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