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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大內需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種觀點認為，當前擴大內需的制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1、持幣動機增強，影響現期消費。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有一種儲備傾向的內在愿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在提高消費的同時，謹慎動機也在增強，特別是在當前，城鎮居民的謹慎動機更為明顯，這主要是由三個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二是政府機構改革，精簡機關工作人員；三是子女上學、購買住房、醫療養老保險等費用增加。

2、市場供求的結構性矛盾影響消費的有效增長。我國目前的買方市場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供給與需求的不協調直接制約著消費的實現。主要是市場供給未能適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費群體的需要。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雷同，多年的重復建設形成大量的無效供給，造成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相當多的企業只是把生產的著眼點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對擁有8億多消費者的農村市場卻研究不夠，使許多產品生產脫離了農村的實際，也就等于放棄了農村這一廣闊的市場。

另一方面，產品質量也影響著消費者的需求心理和消費行為。據資料顯示，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重點監控129類產品，近幾年抽查的4411家企業的5233種產品，合格率均低于80％。

3、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制約了消費的擴大。據測算，我國近年來居民的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大，目前已超過0.4。另據國家統計局調查，1996年底城鎮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30850.2億元，其中20％以上屬于公款私存，2.5％的城鎮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僅1080.5元。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者，當國民收入一定時，分配差距擴大超過一定限度，就可能使總消費水平下降。

4、投資性支出增加，分流了消費資金。近年來城鎮居民股票投資不斷增加。1997年，滬、深兩個證券交易所通過發行股票籌資655億元，比上年增加1.79倍；同年還發行國債2412億元。

5、體制性因素和改革滯后的影響。當前社會成員普遍感興趣的消費產品，如住宅、汽車等，雖然出現供大于求和積壓的現象，但這并不是生產能力絕對地超過了市場容量，而是有著諸多的復雜原因。

6、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亞洲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增長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造成某種程度的恐慌心理。對未來經濟的預期不明，甚至預期看淡，就會直接影響現期的經濟運行和國內消費走向。[1]

第二種觀點為認為，從深層原因分析，目前消費需求的實現障礙主要來自于以下四個方面：

1、供需結構障礙，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相適應，造成消費需求實現困難。從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看，需求的重點轉移：一是從基礎的吃、穿、用類轉向以居住條件改善、通訊和交通為主要內容的住、行類消費；二是從簡單的商品性消費，如餐飲、醫療保健、教育、誤樂、旅游、家庭服務等；三是從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轉向注重選擇、追求時尚的個性化消費，商品的質量、品牌意識日趨增強。從總體看，用于享受資料、發展資料的需求比重有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來的重復建設、重復生產，使供給結構不合理，結構升級滯后，是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礙。

2、體制障礙導致市場有效需求得不到實現。以住宅為例：一是傳統的實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約了居民買房的積極性，由此出現商品房嚴重積壓與福利房緊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價格體制不合理，房價過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體制改革滯后，支持居民購房力度較弱。居民買房心有余力不足。

3、收入障礙制約消費擴大、一是居民收入增幅趨緩。城鎮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增長已從1993年最高時的9.5％降到1997年的3.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幅僅為4.6％，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二是收入差距擴大，城市貧困人員增多，主要是企業虧損嚴重，下崗職工已上升到1000多萬，相應收入下降。三是強儲蓄傾向延續多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1997年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高達46280億元。

4、消費心理障礙，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由于供過于求，價格下滑，持幣觀望的人數增多。同時，由于收入預期不穩定，消費者為防范下崗，應付醫療制度改革、退休養老制度改革、住房貨幣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費用等積攢資金的傾向加大，消費更加謹慎。即期消費下降，具體表現就是少消費多存錢。[2]

第三種觀點認為，首先從消費需求來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農“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繼續擴大。二是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未建立起來。三是一些產品不適應市場消費需求變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少數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低，而絕大多數中低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高卻無力購買。其次從投資需求來看，由于前幾年的重復建設，盲目發展，一些行業、產品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據1996年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對900多種重要工業產品的調查資料顯示，50％以上的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術方面，由于技術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難以大量投資。再次，從出口需求方面看，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及我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幣值堅挺，大大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直接制約著我國出口需求的增長。[3]

第四種觀點認為，擴大內需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最終消費持續下降。

（一）作為消費需求主體的居民消費需求的提高依賴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我國目前條件下，提高居民收入問題是與收入分配問題密切聯系。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擴大，表現在：第一，社會居民中不同階層的收入水平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造成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降。第二，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收水平的差距也在擴大。1986－1998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在大多數年份中均落后于城鎮居民，平均落后1.7個百分點。199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為3265元，而這個數字在1991年僅為992元。這就使得農村消費品市場的發展越來越慢從而影響到全國消費市場的發展。第三，地區收入水平隨著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差距的擴大而擴大，也使得地區消費品市場的發展出現不平衡。在解決地區收水平不平衡方面，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作用還非常微弱。

2、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應該合理拉開的收入差距沒有拉開。例如，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的收入差距，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國國家干部和多數職工的工資制度仍具有很強的原有計劃體制下的低工資制度特點，不適應市場經濟環境和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

3、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長在較長一段時期內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長或者說，我國社會總產品的最終使用結構發生了嚴重失調。1996年與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的最終消費率下降了9.8個百分點；按1978年不變價格計算，下降了10.6個百分點；按當年價格計算，下降了7.6個百分點。從居民收入角度來看，1986－1998年間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長率少2.6個百分點。這種狀況造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98年這一比重為41.4％，比“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在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這一問題的逐漸積累，終于成為了阻礙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的嚴重障礙。

（二）目前的一些正在出臺和正在蘊釀出臺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來支出預期增大，產生了較強烈的減少目前消費的影響。一方面許多改革方案，例如，醫療體制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改革、養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別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當一部分費用，這就需要人們減少部分當前消費，增加儲蓄數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資渠道少，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風險較大，因此居民儲蓄仍以銀行存款為主。這就不僅減少了當前消費，而且使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需求的速度也相應較慢。

（三）目前有些地方對1999年宏觀經濟增長的宣傳也在某種程度上對居民的預期產生了不利影響。雖然目前GDP增長速度已經出現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開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漸顯現出來，但是人們目前從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確是1999年宏觀經濟仍將處于增長率下滑的狀態之中，因而對相當多數的居民來說，他們的預期是1999年收入狀況不會樂觀，消費仍需謹慎，并且物價可能還會進一步下降，因此等待消費可能是明智的。這些問題都會對增加消費需求產生負面影響。

（四）1998年開始采取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在通過擴大投資需求來拉動宏觀經濟增長方面產生了較明顯刺激國有投資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為了避免盲目投資搞重復建設，國家財政投資指向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對于刺激最終消費需求來說，傳導路程相對較長，因此，國家財政投資很難在較短的時期內對刺激消費需求產生十分明顯的作用。[4]

第五種觀點認為，從就業的角度來看，對消費的影響有三個原因：（1）目前就業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對1998年做了預測，1998年的勞動力供給可說是90年代、80年代以來最高的一年，大概達到了2800萬，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崗這一塊，1997年底下崗職工1100萬至1200萬，這些下崗職工按照國家統計局調查60％還要進入勞動力市場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這樣一下子就增加了700萬，平常年份我們節轉過來的勞動力大概就有590萬，加上70萬的下崗職工，這個供給雖然說可能還跟企業保持勞動關系，不算失業，但是他肯定要沖擊市場，他要進入市場，而市場一下子又提供不了這么多崗位，人心就變得不安起來。這就直接影響著消費心態。（2）政府機構改革，雖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萬人，但是影響面很大。下來這些人要安排在事業單位，而事業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國在勞動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盡管我們認為這些改革對建立市場機制有用，對老百姓將來是很有好處的，但是老百性對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錢，比如失業保險，要多掏一個百分點，原來勞動者不用掏。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也一樣。這些對老百性的預期消費的影響非常大。[5]

第六種觀點對1999年我國居民消費走勢做了一個判斷。從中長期看，我國居民消費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的基礎和條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還比較低，人均GDP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費品擁有率還不高；居民服務消費還比較低。但從1999年看，隨著制約因素的逐步顯露，影響強度的不斷加大，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勢頭將會有所放慢。主要依據有：

1、居民收入特別是持久性收入增長緩慢。1998年1－9月城鎮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6％而其中具有明顯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國有集體企業單位職工工資性收入僅增長2.9％；1月－9月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也有所減緩。

2、收入分配差距過大。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5倍；城鎮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慮到特高收入戶和特低收入戶的因素，分配差距更為明顯。由于收入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階層，加之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較低，影響到居民消費的較快增長。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4186元，為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鎮最高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7315元，為最低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將城鎮最高收入轉移到最低收入戶，按此測算，1997年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人均消費支出將凈增961.9元，按此推算，將增加消費近500億元。過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對消費需求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

3、居民預期支出提高。20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說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為適應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點主要是住房、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制度的改革。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當前或未來時期要有一筆較大數額的支出，反映到當前必然是居民推遲當前消費，即期消費增長放慢。

4、不適應居民部分消費領域需求的消費環境。當前不適應居民消費領域要求的消費環境方面還是比較多的，但較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較低。1977年末城鎮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對裝飾材料、對家具家電等的消費；二是受輸電線路特別是農村輸電線路覆蓋面及負荷偏低的限制，加之農村電價偏高，影響了居民對空調、冰箱等家電的消費；三是道路擁擠、停車攤位偏少，影響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對汽車的消費。

5、不利于居民消費增長的體制和制度。這主要表現在一些職能部門對一些商品和服務的管理上。如對私人購買汽車的不合理收費，一些城市規定的“占地費”，電力部門收取空調增容費及超用電過高加收電費，對公有住房限制房產買賣的規定，等等。這些規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對相關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影響了居民消費的增長。[6]

二、對擴大內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理由是：第一，我國是一個大國，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優勢。我國地域遼闊，消費人口多，國內需求巨大且市場潛力更大，當受到國際經濟變化的沖擊時，國內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應從戰略性高度看待擴大內需，而不應把它看作是權宜之計。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最大影響，應該在今明兩年，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們不可能被動地等待國際經濟的回暖，而必須主動地尋求發展的新路，所以擴大內需就顯提極為必要。從另一個角度看，擴大內需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有利于推動國內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的戰略性改變，使整體的經濟運行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三，擴大內需有巨大的潛力。我國的市場廣大，消費增長點多，擴大內需的潛力也相當巨大。[7]

第二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必須解決體制栓塞。首先，盡管微觀上企業已不能不參與市場競爭。但全社會宏觀投資體制卻依然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的變化。特別是占據社會總資本60％以上的國有經濟，無論其總規模還是分布結構，均處于僵死狀態：雖然它們所處的消費品生產領域已顯然競爭過度，雖然它們因不能贏利而虧損，但卻不能破產，生產要素無法向其他領域或部門流動；而從全社會角度看，大量的社會資本沉淀在低效的國有經濟組織中，不能向其他相對高的經濟成份轉移，同樣造成了經濟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嚴重阻礙了市場的有效擴大。傳統的戶藉管理限制了城鄉人口流動；基于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平衡觀念的規劃政策限制著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阻礙著城鎮資本向農村流動；凡此種種，無疑造成了城鄉市場之間的栓塞。再次，政府運作目標的所謂“效率優先”雖然短期可以強力推動經濟發展，但卻日益導致地方保護盛行、市場分割嚴重以及經濟環境的扭曲。這同樣是提高國內市場需求和優化經濟結構的巨大障礙。[8]

第三種看法認為，調整消費政策鼓勵消費。

1、更新消費觀念，刺激消費。一是要劃清消費與浪費的界限，提倡消費，反對浪費。二是要劃清合理消費與過度消費的界限，提倡合理浪費，防止過度消費。三是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要作適當調整。近年來投資率上升過快，1981年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投資為32.5％，1995年上升到40.5％，顯然過高，影響了消費的擴大，建議把投資率壓縮到35％以下，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保持在4％左右，以擴大市場消費需求。

2、調整供給結構，擴大消費容量。一是對供過于求、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和產品，要堅決實行限產壓庫，避免邊生產、邊積壓的情況繼續發生；二是實行資產并購重組，促使資本和社會資源向優勢產品、名牌產品集中，擴大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三是采用高新技術推進產品結構優化升級。

3、調整消費結構，引導消費增長、消費結構是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增長而不斷升級換代的，合理的消費結構可以使消費得到全面實現，從而拓展消費總量。

4、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形成消費群體。通過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斷職工對就業單位分房的依賴，愿意買房，同時增加買房補貼，降低房價，又買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數人推向商品房市場，形成購房群體，也才能使住房消費真正成為消費熱點。從消費結構的演變趨勢看，可能形成消費熱點的除住房外，還有轎車、家庭電腦、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等。工作的重點應當放在培育消費群體方面，通過消費熱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5、擴大消費信貸，提倡負債消費。消費信貸是市場經濟社會中貨幣信用關系發展到較高水平時，緩解生產和消費之間矛盾的必然產物，是使消費增長速度適應生產增長速度的金融服務產品。在當前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形勢下，應大力拓展消費信貸，以此啟動市場，擴大消費，推動經濟增長。[9]

第四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關鍵要恢復信心。目前擴大內需的障礙是如何恢復信心。擴大內需要從啟動居民消費開始，看不到這個跡象，投資方也會按兵不動，否則會產生新的庫存。啟動居民消費，最主要的是恢復居民對未來的信心。有關部門應該幫助老百姓算一筆帳，降低他們對未來個人支付增加產生的過高估計心理，適當增加即期消費。近年來曾經縮小的城鄉差距又開始擴大，減輕農民負擔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個新的姿態。如果老百姓沒有信心，內需很難擴大。因為財政政策的作用畢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技術創新是根本。要擴大內需，擴大有效消費，最根本的途徑是技術創新。當產品不斷更新換代，產品壽命期不斷縮短，這時的內需既來自擁有量的擴大，更來自擁有量的更新。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內需的擴大，與其說要靠擁有量的增加，還不如說是靠擁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種看法認為，市場啟動要依賴整體經濟形勢。對任何一種經濟形勢來說，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社會總需求的主要組成部分，投資和消費的疲軟，會使原本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更趨嚴重，而陷入一個“社會生產能力過剩導致投資和消費疲軟，投資和消費疲軟導致社會生產能力更加過剩”的惡性循環之中。[12]

第七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的根本在發展第三產業。擴大內需也要在結構上進行調整。因為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業，不同的企業，就業量是不一樣的。比如，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已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達到了0.75左右，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業崗位是1000萬，去年沒有達到。所以第三產業是今后擴大內需的一個重點。[13]

第八種看法認為，政府應在降低投資風險和消費風險上加大力度。風險大于消費投資預期，就叫沒有投資熱點，沒有消費熱點。因此，在降低投資風險和消費風險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會永遠有需求，永遠有項目可投，問題不在于政府為企業設計生產什么，讓消費者去買什么好，而是應規范法律、社會交易環境、降低投資風險、打擊地方保護，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等，這才是政府為啟動消費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種看法認為，啟動內需的關鍵是以國債調動勞動積累。能否通過巨額國債發行啟動內需，關鍵在于國債的使用效益。啟動內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內作用國債調動1.5億農民的勞動積累，以整治國土為綱，加速農村城市化。

整治國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調，整修長江黃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將耕地擴大三分之一，實現大規模移民；第三，治理環境污染，植樹種草，改造氣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將中國城市化比例，從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農村公路網和電網。[15]

第十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要注重政策轉型。1999年，擴大內需、拉動經濟，主要還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擴張的財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轉型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又不能老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這怎么辦呢？就應該今后不僅靠財政政策或是貨幣政策，而要加強二者之間的協調配合。在政策組合上，要搞好協調配合。在政策重點上，要調整政策的方向。現在主要是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今后，特別是1999年在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要把注意點逐步轉移到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又刺激消費，刺激民間投資這方面來。[16]

第十一種看法，啟動經濟必須增加投資。經濟運行進入收縮階段，需求必然減少，調控不好，供給必然大于需求。啟動經濟必須增加投資，如果再緊縮，國有企業將更加困難。我們必須適應經濟運行的規律，認清經濟周期波動的規律。在投資問題上，國家在能源、交通、運輸等方面運行切入是正確的，政府通過財政投資來拉動需求是正確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維持長久的。經濟真正起來不是光靠基礎設施來推動的，是靠加工業、裝備工業的啟動。而裝備工業還處在低水平，基礎設施再好創不了效益。另外要處理好擴大內需與產業調整的關系。應該增加需求，縮小供給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種看法認為，擴大內需應重視非義務教育的產業化。非義務教育產業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擴大內需和減輕就業壓力的作用。當前發展非義務教育深得人心。我國歷來就有重視學歷教育的傳統。望子成龍的古訓使得父母愿意資助、子女愿意就學，目前中高等教育資源供不應求，是傳統狹義的教育發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義務教育產業化，這個瓶頸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發展非義務教育，可以使國家增加稅收，青年勞動力提高素質，就業壓力得到緩解，是一項不可多得的選擇。當前急需通過非義務教育的產業化，大力促進中高等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18]

第十三種看法認為，一年來以擴大內需為主旨的財政－傾向政策運用有幾點啟示：1、去年的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需求起了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對最終消費需求的提升的作用還有待加強。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亟待改進和健全。此次啟動經濟，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慣用的貨幣政策手段，諸如利率、準備金率、信貨的擴張和收縮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顯，固然與體制、制度和結構障礙直接相關，也與政策傳導機制或傳導路徑的缺乏和阻滯有很大關系。3、在體制、制度、結構等方面的問題依然突出的情況下，不宜過分夸大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政府干預的功能與作用。因為上述問題，會對財政－貨幣政策賴以發揮作用的政策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乃至干擾和破壞。因此，必須把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體制和結構障礙，創造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與充分發揮財政－貨幣政策調控能力有機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19]

三、擴大內需的具體對策建議：

建議之一，（1）增加改革透明度，正確引導消費者預期。當前正在推進的由企業保障制度向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目的是為居民建立更為安全、規范、覆蓋面更廣的保障制度。要將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和優越性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消除消費者因對新體制的不了解不適應所產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費者在適應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基礎上形成新的理性預期，讓消費者增強即期消費欲望，適當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費傾向。只有微觀的千家萬戶居民“儲蓄－消費”比例關系正常化，宏觀的社會再生產中生產與消費才能形成良性循環。（2）加快推進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實行城鎮居民住房的貨幣分配。通過房改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權掌握在政府手中。應當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推進城鎮住房制度改革。1999年啟動新的貨幣化分房制度，建議在當前通貨緊縮的形勢下對住房工資實行明補明收、邊予邊取的政策，為住房商品化提供收入條件。（3）運用房價、地價分流的新方法大幅降低房價，降低了城鎮居民購買商品住宅的“門檻”。今后在城鎮居民經濟適用房和安居工程住房開發中，可將地價與房價分開。房價實行抵押貸款分期付款，地價收取辦法由將50－70年地價一次性預收改為按年或按月分期收取，今后由政府部門按年或按月收取地租，同樣根據經濟發展、利率、收入水平變化不斷提高地租。在運用金融手段（擴大貸款規模、實行消費信貸）的同時，財政信用也要為培育城鎮住宅為新經濟增長點作貢獻。（4）研究利息稅實施方法，發揮稅收對“儲蓄－消費”調節作用。要抓緊研究開征利息稅操作方案，發揮稅收對“儲蓄－消費”比例的調節作用，刺激即期消費意愿，增加即期購買力，利息稅同時對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調節作用，將利息稅重點用于對生活困難家庭的最低生活費補助，可以將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儲蓄轉化為低收入家庭的消費。（5）抓緊與消費信貸有關的經濟立法工作，穩步發展消費信貸。第一，非抵押分期付款：購買商品的分期付款銷售信貸，在有可靠擔保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商品和勞務時先付部分現款，再簽訂一個分期付款合同，每月償還貸款的一定數額。第二，非分期付款信貸：有一次性償還貸款形式，消費者在購買價款內的商品時，貨款在約定日期一次還清；有賒消帳款形式，消費者在零售商店多次賒購，以后一次付清。第三，循環信貸：由零售商店提供給消費者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信貸額度內隨意選購商品的信貨形式，如在30天內全部還清可不付利息，否則要支付償還期余額的利息。第四，信用卡信貸：這是發達國家金融機構提供的消費信貸的主要形式。我國有些地區已經試行國際通行的消費信貸加商業保險擔保的做法，由貸款人在申請住房抵押貸款時，向保險公司購買信房抵押綜合保險，綜合保險由財產保險、保證保險和食用保險組成，一旦貸款人出現房屋財產損失、死亡、還貸困難時由保險公司負責還貸并處理貸款人的房屋。經過實踐，可逐步推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其它消費信貸品種。（6）增加對經濟適用房、公路、鐵路等交通設施、農村電力設施的投資，改善消費環境。要增加對農村電力設施的投資，治理農村用電管理混亂，為家用電器在農村的普及創造基礎條件。要增加城市道路、地鐵、高架輕軌等交通設施建設投資，滿足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轎車發展的需要。（7）加大開拓農村市場的力度。一要加大對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政策扶持，保證農業與農村非農產業的穩定發展。繼續擴大對農業產業化、農產品倉儲設施和批發市場的投資。二要在發展農村小城鎮的過程中規劃建設農村現代化商業設施，工商聯手將名品名店銷售體系延伸到農村去，使農民有放心的購物場所。三要對農民消費特點改進工業產品設計，向農民供應價廉物美的農村適用型商品。四要增加各級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公共投資，不能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任務完全轉為農民負擔。五要把減輕農民負擔工作作為農村工作的重點，檢查落實中央有關政策，對各地變相增加農民負擔的做法要開展一次清理整頓，切實保護農民利益。[20]

建議之二，擴大內需的具體建議：（1）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由于目前我國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長期相對落后于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從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入手，提高最終消費率，逐步把過高的積累降下來，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能與國家的生產能力相適應，實現二者之間的良性循環。在提高居民收入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2）投資消費雙向啟動，加強啟動消費力度。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擴大內需都需要同時注重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而且從長期來看，歸根結底最重要的還是消費需求。目前我們已經出臺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措施，應該繼續認真研究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時總結經驗。擴大消費需求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發展各類教育，事業積極鼓勵民間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這樣做不僅有利于有效擴大消費需求，而且也是加強人力資源基礎建設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實財政政策，有效用好財政資源。在目前條件下，國家財政投資除了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之外，還應當考慮對一些有較好市場前景的國有項目適當投資。有效利用財政資源，還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帶動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加速中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目前還應考慮將部分財政資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費，例如為社會保障體系補充資金，以及對下崗職工提供幫助。（4）穩妥落實各項改革，穩定居民未來預期。目前居民對未來的預期是影響擴大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各項改革如何進行又是影響居民對未來預期的重要因素。對于那些已經在進行中又尚未完成的改革，應盡快明確方案，及時落實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產二級市場的開放，應盡快出臺，不能久拖不決。對一些正在籌劃尚未鋪開且對居民支出預期有影響的改革，可以暫緩，以后分步進行，以免影響目前的居民消費，例如對國家職工的醫療費用改革。總之，各項改革的時機選擇需要考慮宏觀經濟形式，恰當錯開安排，以利于保證必要的消費和投資需求。（5）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發展開拓資本市場。到1998年底，中國的國債余額已達到7770多億元，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為了將國債的發行數量控制在國家財政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同時又能集中足夠數量的資金投入建設項目，可以考慮采取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的辦法，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此外，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應該考慮有計劃地允許地方發行一定數量的政府債券，同樣可以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21]

建議之三，提出啟動消費市場的三點建議：（1）積極推出消費信貸，并擴大消費信貸領域。消費信貸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擴大消費信貸領域。由于住房信貸尚不能在短期內實現，就談不上啟動市場，應該把消費信貸擴大到家電購買、小額消費信貸等眾多領域。二是簡化貸款手續。（2）拓寬投資領域。應尋找一些高于存款一般性收益的領域，有的資金雖間接進入投資領域。但畢竟合理地驅動市場活躍，反而不會產生新的銀行壞帳。（3）盡快實現各種類型企業的股份制改造。應充分認識到股份制改造并不等于上市，其最終目的是搞活企業和股東分紅。老百姓也并不想在股市里投機冒險，而是希望進行一次較為保險的投資活動。國有企業實行職工股份制對國有企業則益處多多，既能防止國有企業上市圈線，又可監督管理者。其他類型的企業股份制改造則可以擴大百姓的投資領域，讓投資者成為企業的老板，享受股東決策、分紅之權益。[22]

建議之四，分收入階層制定消費政策。有三項可操作性建議。（1）調整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行為：增發特種國債與消費信貸的組合政策。把消費信貸政策與增發特種國債補充社會保障基金帳戶政策相結合。發行的特種國債為10年期甚至更長、且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品種，長期性的國債利率有可能與中期性的銀行住房貸款利率之間形成正利差即國債利率略高于銀行貸款利率，那么在政策操作過程中，可利用這種正利差規定：該特種國債只售予打算利用消費信貸購買住宅、汽車等特種消費品的個人，并且所購國債必須用于向銀行質押貸款；消費者在購買國債的同時與銀行辦理質押貸款手續；消費者憑銀行開具的質押貸款信用證辦理購買特定消費品的消費信貸手續。（2）調整高收入階層的消費行為：對購買特定消費品的收入減免所得稅。對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體來說，消費信貸的刺激作用不大。因為他們的主要問題并非是積蓄不足。動員他們的存量資產和未來收入。按照國際經驗，對用于購買住宅、汽車、商業保險等特定消費對象的收入減免征收個人所得稅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政策。這項政策主要目標是調整供求失衡，當前對國民經濟發展最有意義的，是必須找到一個能夠容納相對過剩產品的“蓄水池”。以實現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鼓勵富人把他們的金融資產轉換為實物資產，這樣一個“蓄水池”于社會有益無害。（3）調整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行為：對儲蓄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稅。從國際經驗看，相對于降息來說，對利息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是一項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的政策。降息屬于金融政策。這兩種區別在于，要取得同樣的政策效果，征稅對低收入群體有利。因為人們認為征稅減少的是本應屬于自己的收益。而在降息政策下，僅僅將利息收入減少，對消費者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因為人們認為降息減少的是尚未屬于自己的收益，要取得同樣的政策效果，利息率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調低才行。[23]

建議之五，為居民消費開道的10項措施：（1）要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城市人口收入，一靠擴大就業，二靠增長工資。增加農民收入，一靠農業增產，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二靠減輕農民負擔，取消對農民的“苛損雜稅”和亂攤派。（2）鼓勵群眾購車、購房、購高檔消費品，取消對購買和使用這些東西的種種限制和障礙。現在購車、購房手續繁瑣，稅費太多；汽車上路的限制仍然不少，這些問題不解決，“大件”的消費就難以啟動。（3）國家對房地產的稅費雖有所減免，但房價并沒有實質性的降低，仍是讓居民可望而不可即，以致望房興嘆。因此，還得采取一些強制的降價措施，才好銷售。（4）取消對集團購買力的控制，加大政府采購的力度。在預算不超支、實物不私分的情況下，當前擴大政府的投資和開支，是很必要的。（5）擴大消費信貸，鼓勵信用消費和超前消費。除了向銀行貸款用于購買住房、汽車外，分期付款也是一種消費信用。（6）增加改革的透明度，減少居民對收入預期的不安全感。（7）切實引導企業把目光轉向農村，開發對農村適銷對路的產品，并且切實解決好道路、輸電和商品質量等問題，加強技術指導并送維修下鄉，為家用電器的新商品打開廣闊的農村市場。（8）取消空調增容費、電話初裝費等的收費，有利于這類消費的加速擴展。（9）加強引導，促使國民增加對教育、文化、科技、娛樂、旅游等方面的消費。（10）辦個體歡樂消費節，對消費者進行鼓勵和獎勵，以樹立消費光榮的社會風尚。[24]

建議之六，啟動城鎮居民消費的兩大措施：（1）降低價格以啟動汽車和住宅的需求。住宅和汽車應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尤其是房改將帶動萬億產值。啟動居民對家庭住宅的有效需求，不僅要從擴大需求方面著手，也要從供給體制改革著手，有效降低住宅造價，本身就可以擴大需求。政府從價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費用，減免其他稅費，可以降低房價的30％；鼓勵住宅合作社的建立，讓購買者參與住宅的設計，施工監督和售后管理，可以將價格再降低20％，并大大減少售后管理費用。住宅的價格彈性高，必須降低價格，再輔之于消費信貸，才能逐步啟動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關鍵在于有效清理中間環節。（2）將部分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加入股市。為三千萬下崗半下崗工人建立社會保障，不僅是為了社會穩定，也是為了啟動城鎮居民的需求，鼓勵人民信心。40年歷史遺留問題，不能靠一般積累方式，而應該從現有國有資產存量中直接轉化過來，這不是“私有化”，而是將國有資產在歷史上按照工齡進行的職工投資，以社會所有制形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場，以利息支付職工養老醫療費用，對于職工下崗問題有一個統一解決辦法。在5年之內，每年有上千億基金加入股市，必然促使股市走“牛”，糾正過度投機，對于全社會投資和國有企業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積極作用。[25]

建議之七，啟動市場有四條政策建議：（1）加大財政－貨幣政策直接啟動消費需求的力度。為此可選擇的政策舉措主要有二：一是認真貫徹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創造條件；二是國家財政可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對城鎮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資）補貼、增加對公教人員的住房補貼，以及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2）加大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的比重。所謂專項建設國債，就是將此類國債的發行，以及項目投資、項目經營和還本付息等活動，建立在運用這些國債所形成的資產及其收益上，并最終以（國有）資產轉讓和經營收益，作為還七付息的財產基礎和資金來源。這種做法，能收到刺激經濟、減少財政債務負擔、提高投資的資本化（資本金）程度、增加國有資產比重和控制力、優化經濟和產業產品結構等多重功效。事實上，除了某些所謂“純公共產品”之外，現有的許多財政性投資對象（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都可以考慮和試行這種籌投資形式。（3）加大對企業和民間投資的引導與鼓勵力度。在這方面，我國也有很大潛力和政策空間。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從有限的國家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的比重來起這種杠桿或帶動作用，肯定能比財政的直接投資、金額投資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選擇地運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稅收支出（稅收優惠）等手段，以引導和刺激企業的科研開發和技改投資熱情。（4）加大對非國有經濟和融資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資方面，主要是創造條件，健全法規，逐步放寬和取消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內資企業在股票、債券發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統一的標準和尺度來選擇和確定上市公司、發債企業對象，消除在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視現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間接融資方面，則應從建立健全為非國有經濟服務的金融機構，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現有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貸款份額這兩個方面入手來解決問題。[26]

建議之八，進一步擴大內需的5條政策建議：（1）理順收入分配關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必須注意從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入手，提高最終消費率，逐步把過高的積累率降下來，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能與國家的生產力相適應，實現二者之間的良性循環。在提高居民收入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2）投資消費雙向啟動，加強啟動消費力度。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擴大內需都需要同時注重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而且從長期看，歸根結底最重要的還是消費需求。擴大消費需求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發展各類教育事業，積極鼓勵民間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也是加強人力資源基礎建設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實財政政策，有效用好財政資源。在目前條件下，國家財政投資除了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之外，還應當適當考慮對一些有較好技術基礎和較好市場前景的國有項目適當投資。有效利用財政資源，還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帶動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中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目前還應考慮將部分財政資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費，例如，為社會保障體系補充資金，以及對下崗職工提供幫助。（4）穩妥落實各項改革，穩定居民未來預期。目前居民對未來的預期是影響擴大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各項改革的如何進行又是影響居民對未來預期的重要因素。對于那些已經在進行之中而又尚未完成的改革，應該盡快明確方案，及時落實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產二級市場的開放，應盡快出臺，不能久拖不決。對一些正在籌劃尚未鋪開且對居民支出預期有影響的改革，可以暫緩，以后分步進行，以免影響目前的居民消費，例如對國家職工的醫療費用改革。總之，各項改革的時機選擇需要考慮宏觀經濟形勢，恰當錯開安排，以利于保證必要的消費和投資需求。（5）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發展開拓資本市場。到1998年底，我國國債余額已達到7770多億元，占GDP比重已接近9％。為了將國債的發行數量控制在國家財政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同時又能夠集中足夠數量的資金投入建設項目，可以考慮采取發行專項建設國債的辦法，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此外，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應該考慮有計劃地允許地方發行一定數量的政府債券，同樣可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27]

建議之九，應發展非國有中小銀行。中國之所以民間投資上不來，中小企業投資上不來，是因為這么多年來，中國發展出了一個很大的非國有經濟，但沒有發展出一個非國有銀行，沒發展出一個非國有中小銀行，沒有發展出一個可以為非國有經濟、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現在，若再不對民間放、讓那些地方的、區域性的小銀行隨著非國有經濟的不斷成長而成長，那么，中國市場中最具活力的非國有經濟就要面臨死亡。[28]

建議之十，擴大內需要從兩方面著手。第一方面是刺激消費需求。主要措施有：一是調整人們的收入預期，要使人們感到今后還掙到更多的錢，可放開消費。二是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提倡貸款消費，提倡擴大健康消費。三是在城市消費需求中要堅定推進購房需求，把購房需求作為突破口，加大貸款買房力度。四是在農村消費需求中要不斷擴大農民的消費領域，使其生活逐漸向城鎮化發展。第二方面是刺激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1999年，還應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繼續通過基礎設施的投資帶動需求增加，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尋找財政政策的新的資金來源？除了國債外，還有兩個來源：一是國有資產的變現，即結合國有資產的戰略調整，尤其是結合國有資產要從競爭性行業退出的戰略調整，將一部分國有資產變現，作為財政政策的資金而投到基礎設施建設中。另一個是項目融資，調動社會資金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中來。[29]

建議之十一，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增加三方需求。（1）增加出口需求。第一，我國的出口依存度1995年為21.7％，作為一個大國，這是相當高的。為增加出口需求，提高我國的出口依存度仍需努力，但潛力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改善出口商品的構成。如果在不降低出口依存度的前提下，能夠多出口價格高，特別是增加值高的商品，我國按價值計算的出口總額也可以增加，這方面的潛力是很大的。第二，為了拉動經濟的增長，我國的進出口還應保持順差。但從長遠看，出口和進口應大體平衡。今后進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不應是通過增加凈出口直接增加國內生產總值，而是通過進口和出口提高國民經濟的素質，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2）增加投資需求。在市場經濟中，當經濟處于不景氣或衰退狀況時，正是大幅度調整經濟結構的時機，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國民經濟的素質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就會促進經濟的回升并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我國目前如此大規模投資正需要而且可能把增加有效需求與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因此，必須啟動民間投資。為啟動民間投資，減輕財政負擔，在銀行貸款方面應對民間企業給予支持，政府應為鼓勵民間投資制定一些政策。可考慮選擇一些前景好的項目，由政府和民間企業共同投資。

（3）增加消費需求。眾我國情況看，當前增加消費需求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至于政府的消費需求，則不可能有多少增加。要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以拉動經濟的增長有兩個途徑：第一，增加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就要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要增加消費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實際收入。當前應考慮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第二，把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出來，使其用于最終消費。這里又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從供給入手，用共給去創造需求、開拓需求。在市場疲軟的狀況下，更需如此。另一個辦法是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改變人們的收入預期。如果一些商品的價格不是下降或預期下降，而是上升或預期上升，并有繼續上漲的趨勢，有些居民就會把銀行的錢取出來購買，你買我買，市場清淡的局面就會改變。增加消費信貸也是其中一個辦法。[30]

建議之十二，擴大內需應注意五個方面的結合。（1）把增加有效需求與加快結構調整更好地結合起來。現在出現的“需求不足”現象，從更深層次上分析，根本還在于供給結構不合理，供給創新能力不足。通過結構調整實現供給創新，由新的供給能力創造出新的需求，乃是把擴大需求的潛力轉化為現實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徑。（2）把投資需求帶動與促進消費需求合理增長更好地結合起來。當前擴大內需以投資來帶動是必然的合理選擇，但增加投資的最終目的是擴大消費。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終需求。歷史經驗業以證明，如果只在增加投資與投資品生產中自我循環，是難以持久的，也不能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的實惠。當前，以基礎設施為重點的投資啟動，應對那些有利于改善城鄉居民消費環境的項目（如城鄉電網改造）加大投資力度。（3）把加快基礎設施與提高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更好地結合起來。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素質、提高經濟效益，關鍵還在于提高制造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當前首先要結合和依托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帶動相關的制造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的新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加快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轉化和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抓好新一代重大裝備和重要高新技術產品的國產化。（4）把改革、發展、穩定更好地結合起來。增長，有其具體內容。鑒于1999年國際經濟環境嚴峻和國內運用財政、貨幣政策的余地有限，需要深化改革去消除增加有效需求和實現供給結構創新的體制障礙與政策瓶頸，以拓寬經濟增長的空間。同時，要更加重視做好保持社會穩定的工作。為此，要加快投融資。（5）把開拓國內市場與開拓國際市場更好地結合起來。從戰略上、全局上考慮，我國必須繼續堅持并有能力實行人民幣不貶值的方針。提高出口退稅率也有一個稅制界限并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此，1999年保持出口穩定增長，除努力保持價格競爭力外，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非價格競爭力。[31]

建議之十三，應具體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規范城鎮居民收入渠道，提高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比重，減少工資外收入比重；尋求農村居民主業，提高農村居民主業收入比重。通過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比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2）加強對居民個人收入的登記管理工作，通過稅收的手段，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階層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力度，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刺激低收入階層消費需求的增長。（3）在加快住房、醫療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同時，還可考慮降低居民未來支出比重較高的住房價格水平，以降低居民未來支出預期，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費水平。（4）結合當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取向，重點加強輸電、道路等的建設，以緩解消費環境對居民消費需求的制約。（5）清理、取消一些部門限制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各種收費項目和規定。如取消私人購買汽車的不合理收費、超限額用電過高加收電費、禁止央民自由買賣公有住房等規定。[32]

建議之十四，擴大內需的主要對策有：（1）發揮大國優勢，積極開拓國內市場。立足國內，擴大內需，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是一項積極的應對措施。這是因為：第一，我國是一個大國，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優勢。第二，應從戰略性高度看待擴大內需，而不應把它看作是權宜之計。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至少在2－3年內都過不去，甚至可能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因此，我們不可能去被動的等待國際經濟形勢的回暖，而必須主動地尋求發展的新路，所以擴大內需就顯得極為必要。從另一個角度看，擴大內需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有利于推動國內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使整體的經濟運行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三，擴大內需有巨大的潛力。我國的市場廣大，消費增長點多，擴大內需的潛力也相當巨大。

（2）積極增加投資，擴大消費。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要十分注意消費的拉動作用。近年來，由于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和買方市場的形成，雖然消費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但是國內消費增長的潛力仍十分廣闊。為此應該積極有效地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增加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的有效增長。

（3）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目前國內外各種不利因素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對經濟增長8％的目標應該有一個全面的理解。8％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機械數字，而是包含著三個需要實現的具體的宏觀經濟目標：一是盡快扭轉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趨勢；二是保持人民幣不貶值，承擔起中國作為地區性經濟大國應盡的責任；三是保持適度快速的經濟增長來緩解在深化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出現的職工下崗待業增多的問題。如果這三項目標都得到了實現，也就是達到了經濟增長8％的目的。

（4）積極改善生產結構和市場結構。一方面要把擴大內需和改善供給結合起來，積極推進產業升級，加快企業技術，改造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支柱產業。有關部門既要考慮加大信貸支持力度，還應從財政政策上給予支持；既要支持大企業，還要更多、更有力地支持中小企業。根據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廣大中小企業不僅在吸納就業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而且能夠在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因此，在擴大內需方面，企業的作用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改善市場結構，積極創造新的消費渠道和環境也必有可少、

（5）努力保持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從長遠來看，保持物價水平變動基本穩定，有利于技術進步和刺激正常投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因此，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要十分注意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當前，隨著新增國債使用的逐步到位，部分生產資料的價格已經轉跌回漲，這種價格回升經過一段時間后，必將全面引導到下游產品中去。因此，以物價指數下降為表現形式的通貨緊縮將不會成為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33]

建議之十五，擴大內需的財政對策。（1）增加財政支出，擴大政府投資，刺激投資和消費。第一，在我國當前企業“惜借”、銀行“惜貸”、投資萎縮的財政部下，政府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主體和一級投資主體，應通過擴大政府投資支出來刺激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政府投資既可刺激資本市場，也可刺激消費市場。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約有40％左右轉化為消費基金。第二，充分發揮政府財政支出的宏觀調控作用，運用財政支出政策，加大對落后地區的支持和對低收入階層的照顧，以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和個人財富分配差距，可將政府的大型采購項目較多地分配給落后地區，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通過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為失業、下崗人員和貧困家庭提供基本經濟保障，以減輕企業的社會負擔，這既有利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又可解除居民投資的后顧之憂，有利于促使居民將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

（2）減輕稅費負擔，增加企業和個人的可支配所得，刺激投資和消費。據統計，目前企業負擔中，稅、利息、費各占1/3，如能有效地規范各種收費，遏制各種亂收費，就能有效地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的投資能力。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可大大增加廣大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強農村市場對城鎮已趨飽和的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吸納能力。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亦有利降低城鎮住宅造價，提高建房質量，有利于促使城鎮住宅、汽車等需求熱點的形成，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在規范各種收費，取消不合理收費的同時，對現行稅制結構進行調整。逐步提高所得稅在整個稅收中所占比重，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以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在出口需求方面，可適當提高出品退稅率，以增強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能力，刺激出口需求。[34]

資料來源：

[1][7]刁永作：《擴大內需：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選擇》，《經濟縱橫》1999年第2期。

[2][9]陳伯庚：《論消費政策調整》，《經濟學家》1999年第1期。

[3][34]李珍萍：《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對策》，《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8年第3期。

[4][27]中國科學院：《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進一步擴大內需的政策建議》，《經濟參考報》1999年4月21日。

[5]《擴大內需：中國經濟的新挑戰》，《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2日。

[6][32]李曉超：《居民消費：1999年宏觀經濟調控的著眼點》，《經濟研究參考》1999年第33期。

[8]《擴大內需必須解決體制栓塞》，《中國改革》1999年第1期。

[10]楊宜勇：《擴大內需關鍵要恢復信心》，《經濟參考報》1999年4月7日。

[11]傅家驥：《擴大內需，技術創新是根本》，《經濟參考報》1999年4月24日。

[12]《市場啟動要依賴整體經濟形勢》，《中國財經報》1999年1月29日。

[13]莫榮：《擴大內需根本在發展第三產業》，《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2日。

[14]陳淮：《給消費者以正確的位置》，《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2日。

[15][25]楊帆：《啟動內需，重在調整分配關系》，《中國財經報》1999年3月5日。

[16]劉溶滄：《今后要注重政策轉型》，《中國財經報》1999年1月12日。

[17]侯國慶：《經濟發展要遵循經濟規律》，《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9日。

[18]楊宜勇：《擴大內需有利于增加就業》，《中國財經報》1999年4月9日。

[19][26]劉溶滄：《啟動市場從何入手》，《經濟參考報》1999年4月14日。

[20]范劍平：《當前增強消費需求的對策建議》，《經濟界》1999年第4期。

[21]劉國光等：《擴大內需還有文章可做》，《中國改革報》1999年4月26日。

[22]錢曉利：《啟動消費市場》，《中國財經報》1999年2月23日。

[23]陳淮：《分收入階層制定消費政策》，《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4月1日。

[24]劉汝燮等：《為居民消費開道》，《中國財經報》1999年3月5日。

[28]樊綱：《發展非國有中小銀行勢在必行》，《中國財經報》1999年1月12日。

[29]魏杰：《要優化共給但不是掐住供給》，《中國財經報》1999年1月12日。

[30]董輔：《增加三方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經濟界》1999年第3期。

[31]《1998－1999：中國經濟增長的宏觀政策》，《宏觀經濟研究》1998年第12期。

[33]刁永作：《擴大內需的制約因素與對策》，《經濟問題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