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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經濟科學的解釋功能來看，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缺陷是許多激烈爭論的問題其實根本不存在。這些偽問題包括：是什么創造了價值；應該按什么分配；怎樣消除社會不公。指出這些偽問題不僅可以節約大量的學術資源，而且有助于推動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增強其解釋和指導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能力。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收入分配

經濟學家慷慨激昂，評論時政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一大特有現象。無論是對于經濟學說的選擇、假說定律的辨析等純基礎理論問題，還是對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改制、宏觀調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資擴張利弊等實踐課題，都存在著針鋒相對的熱烈爭論。這些爭論顯示了“競爭性思想市場”所具有的創新特性，對于推動中國的思想解放和生產力解放起著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卻可以發現有許多所謂熱點理論難題實際上是偽問題，也就是說，這些問題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紀經院哲學對于“針尖上能夠站幾位天使”的爭論一樣，對于這樣的問題的爭論自然就難以達成任何有意義的結論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為了不誤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時，必須反思他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的“問題性”——即問題是否成為一個“問題”。反思政治經濟學熱烈爭論的“問題”，卻可以發現其中一些卻是偽問題。

顯然，經濟學研究和討論的應該是真正的問題，而非虛構出的偽問題。那么，界定一個問題的真偽究竟依據什么標準呢？一個最簡單的判斷就是所爭論的問題能否被表示為“為什么”的語句。這一判斷是由經濟科學的首要任務所決定的。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經濟學的首要任務是解釋事實，當然經濟學所解釋的主要是社會事實而非自然事實。任何一個流派的經濟理論無論從怎樣的基本范疇出發，都必須是對社會事實作出合理解釋之后再提出政策設計。從解釋的角度出發，真問題都可以表示為“為什么”的語句，而偽問題則無法這樣表達。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真問題包括“海水為什么是藍色的”、“蘋果為什么會落地”等，經濟科學中的真問題則包括“為什么地主會選擇分成租佃制度”、“為什么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等。對于真問題的任何爭論與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實證的檢驗，因此，這樣的爭論最終會形成較一致的認識，從而人類的知識獲得積累。相反，那些偽問題則只能被表示為“是什么”和“應不應該”和“怎么辦”的問題。由于偽問題無法進行實證的檢驗，因此盡管爭論很激烈，卻永遠無法達成共識。對于這些偽問題的爭論不僅無助于人們對社會經濟規律的認識，而且還導致大量學術資源的浪費，甚至會成為思想無序和社會動亂的口號。

依據上述判斷標準，可以發現在當前熱烈的政治經濟學爭論中存在著一些根本就無法成立的偽問題。這樣的偽問題并不因爭論者的眾多和各方觀點的差異而成立。對于一個不存在的問題而言，一切答案都是無意義的。本文所集中進行辨析的三個突出的偽問題不僅是理論界長期爭論的焦點，也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偽問題之一：是什么創造了價值

將這一個中國經濟學界爭論了幾十年的“老問題”宣布為偽問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價值根本就不是創造出來的，當然，這一問題也無法表達為“為什么”的語句。既然價值根本就不是創造出來的，那么，無論是堅持活勞動創造價值，還是提出物化勞動創造價值、社會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要素共同創造價值都失去了爭論的對象。即使薩伊所謂的土地、資本和勞動創造價值的論點也是不需要的。

要闡明“價值不是創造出來的”這一判斷，需要追溯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述。斯密指出價值有兩種，其一是使用價值（usevalue），其二是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顧名思義，使用價值是某物品給予擁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這個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價。交換價值是獲取該物品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而在市場上，交換價值就是該物品的市價了。盡管斯密在進一步的闡述中出現錯誤，由“水與鉆石悖論”引致出價值決定的論點，但這兩個范疇卻是簡單而正確的。

具體來說，斯密的價值定義是把人作為出發點的。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就構成了使用價值，而不同的主觀評價相互進行比較，則形成交換價值。離開了人，談不上任何價值，價值只能是人們在滿足需求過程中形成的主觀判斷。設想一下，當一座繁華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離開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樓大廈又怎么能談得上具有價值呢？既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都只不過是人們的主觀評價，那么，爭論是什么創造了價值就成為無稽之談。因為作為主觀評價的價值并不能夠創造出來。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創造價值的爭論，筆者認為這是將物品混同于價值的結果。說某種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創造出來顯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價值。物品之所以具有價值，只是因為它們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求，從而給出評價，并依據各自的不同評價決定是否交換和以何種比例交換。離開了人們的主觀評價，無論哪些要素參與了物品的生產也都不會形成價值。我們可以說勞動、資本和土地參與了物質財富的創造，但不能說這些要素創造了價值，因為價值與物質實體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價值創造理論是個偽問題，政治經濟學在解釋事實時總是面臨著新的挑戰，不斷修改和增加基本論斷，總是徘徊在勞動創造價值和薩伊的“三位一體”之間，甚至隨著第三產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價值論。為了應付實踐需要，一些經濟學家將大量精力用于擴大勞動的內涵，辨析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區分價值創造與價值轉移。這必然導致了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的混亂，削弱了其主流經濟學的地位。

偽問題之二：應該按什么分配

應該按什么分配的“問題”與什么創造了價值的“問題”密切相關，也是近年來爭論非常激烈的“問題”。從經濟科學的角度來看，應該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實際上在企業生產之前就已經解決了，是一個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問題。

在合約理論提出之前，經濟學將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兩個不同的環節。在理論分析上，資源配置與分配決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這樣處理的，主流的西方經濟學也將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放在不同的章節進行論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了企業內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剩余分配。西方經濟學則通常是在邊際生產力理論的框架下論述每一個投入所有者獲得的報酬等于其邊際產品的價值。兩大理論體系都忽視了對投入所有者怎樣獲得報酬和通過誰獲得報酬的研究。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按照什么進行分配的“問題”。然而，隨著合約理論的提出，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之間的缺口被填補上了，使這兩個被分割的內容具有了內在一致性。

根據合約理論的認識，企業與市場都是合約，在這種合約下，投入所有者放棄一組明確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權利以換取收入。一切生產要素在參與生產之前已經通過合約的形式確定了所應獲得的收入，也就是說，收入分配問題通過合約的簽訂已經在產品到達市場之前解決了，而不會出現在產品銷售后再評價各要素貢獻進行剩余分配的問題。如果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在生產之前沒有解決，或者說，生產所需要的各種要素使用沒有簽訂合約，那么生產就無法進行，也就更談不上按什么進行分配。例如，要生產一臺電腦，企業就必須首先同員工簽訂下工資合約、同專利所有者簽訂下技術轉讓合約、同物質資源所有者簽訂下購買合約等。這些合約本身就規定了各種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狀況和收入狀況，在電腦生產開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問題已經被解決了。在電腦生產和銷售以后再來研究該按勞分配還是按要素貢獻分配根本就沒有必要

了。

當前關于按什么分配的爭論不僅在理論上是一個偽問題，在實踐中也缺乏指導意義。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強調要按要素貢獻分配，都不能改變通過合約來解決分配的現實做法。例如，在電腦生產中堅持按勞分配而拒絕與專利技術所有者簽訂包括分配內容的合約，那只能導致生產無法進行，無產品可分配。而當前一些學者提出的創新理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方式——同樣也離不開事前合約的簽訂。按照這一觀點，分配之前首先要對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種生產要素貢獻的大小又何其困難。在一個完成的產品中是無論如何也劃分不出每種生產要素貢獻的份額。而在現實中，這種貢獻的界定也是通過合約的簽訂來解決的，各種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價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貢獻所在，而這一價格正是合約的核心內容。

總之，在合約理論沒有提出之前爭論按照何種原則進行分配還是可以原諒的，但在今天仍然將大量精力用于爭論這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無意義的問題就是徒勞了。

偽問題之三：怎樣消除社會不公

中國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出現大量新現象，這些現象不能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思考，這些思考就引出了許多經濟學對社會是否公平的爭論，并進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會不公的政策建議。然而，從經濟科學的解釋功能來看，這些問題并不應該是經濟學所爭論的，或者說，這些“問題”在經濟學意義上來講是偽問題。

準確地說，經濟學可以研究為什么收入差距會拉大的問題，為什么國有資產在改制中會流失的問題，但是經濟學不能夠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導致了社會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會不公的問題。因為社會是否公平是一個規范判斷的問題，站在不同立場上的人會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質疑顧雛軍運用“七板斧”伎倆席卷國家財富，但顧卻聲稱自己在收購中吃了虧。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國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和政府評判的問題，而不應該由經濟學來越俎代庖（經濟學家可以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因為經濟科學的目的是解釋和解釋之上的預測，不是指導社會實踐。正如張五常所分析的，中國昔日的導致民不聊生，為什么會這樣，是經濟學分析的問題，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還是壞，則是主觀的判斷了。經濟學可以解釋人類的行為，可以解釋在怎樣的局限條件下民眾會變得饑寒交迫，但不能說這是好事或壞事。所謂“不能說”，是指經濟學不能說，卻并非指經濟學者不能說。可見，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經濟學說了算的，真是學術爭論也好，還是利用和煽動情緒也好，顯然不如平心靜氣的做真正對人民有用對學術有益的事情。

具體來說，經濟學家應當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釋那些社會現象為何會出現，如為什么國企改革會出現大量資產的流失。當然，在研究這些問題時經濟學家要將主觀與客觀分辨清楚，決不能讓主觀的判斷影響客觀的分析。要如薩繆爾森所說的“熱情的心加上冷靜的頭腦。”因為，一旦攙雜了自己的主觀價值判斷，就會有意識地將事實引向自己設定的答案，從而喪失了經濟分析的科學性。例如一個經濟學者認為政府補貼農業是好事（主觀的判斷），他就會有意或無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結論。這種現象在許多為政府決策提供建議的所謂“研究”中大量存在，當經濟科學單純為了論證某一發展戰略的正確性時就不可避免地放棄了理論分析的客觀性。

經濟學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價值判斷并不表明經濟學不能對包括公平觀在內的價值觀進行分析。事實上，從選擇的角度出發，經濟學同樣需要解釋為什么人們選擇了特定的公平觀而不是別的；為什么人們會因為堅持自己的公平觀而放棄其他的收益。這些都是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了。當然，即使對公平觀選擇的理論分析也不容許加入經濟學家的價值判斷。

結語：政治經濟學向何處去？

從經濟科學的解釋功能和邏輯分析出發，還可以發現不少的類似偽問題存在于當前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實際上從經濟學家的爭論中也很容易發現，有些問題其實是套套邏輯；有的問題是模糊不清；有的問題則是合成謬誤。對于這些偽問題并不是說不能探討，但那是玄學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許能夠成為宣傳的口號和政策的主張，但不應該成為經濟科學解釋的對象。反思政治經濟學中偽問題長期存在的深層原因，政治政策與學術問題混同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

偽問題的存在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學術資源，對于政治經濟學本身發展而言，也是具有極大的損害。近年來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冷遇就反映了這一點。無論是學生還是群眾大都不明白偽問題爭論的意義何在，也找不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點，對理論的解釋力產生了懷疑。因此，要實現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振興，實現這些理論的創新和發展，首要的是放棄對偽問題的爭論，并轉向對提高理論解釋力的努力。

一是各學說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論范式來解釋事實，學術思想的競爭主要是通過各種解釋有效性的比較。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當代西方其他經濟學流派，中國本土的過渡經濟學及轉型經濟學，都應當在解釋事實這一共同學術規范下展開競爭。各學說流派不應該將攻擊和取消其他理論范式作為自己的任務，而是要對中國改革中出現的大量現象給予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是可以進行實證檢驗的，無論是應用那一種理論范式，都可以增進人們的知識積累，推動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發展。

二是政治經濟學研究應積極吸收借鑒最新的理論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各學說流派之間有競爭，但同時也需要相互借鑒融合。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有助于細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所有權的理論、企業組織理論等。同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虛擬資本、泡沫經濟的論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論對金融危機的分析。一個理論往往在自己的范疇內部很難發現偽問題，而通過對其他理論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鑒，則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謬誤。

三是擴大經濟學解釋的范圍，將制度、政黨、宗教以及價值觀、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都納入經濟學分析的對象。無疑，政治經濟學應該關注比資源配置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這也是政治經濟學這一名詞的內在要求。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內容的廣泛而加入主觀價值判斷，相反，即使對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團問題的研究也應堅持客觀解釋的立場，這是政治經濟學得以創新和發展的根本出發點。

參考文獻：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來經濟理論熱點爭鳴》，中國審計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經濟學》，三聯書店。

亞當·斯密，1974（177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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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問敏等，1998：《中國經濟大論戰》（第三輯），經濟管理出版社。

張五常，2001：《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