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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人生的經濟學均衡，就是意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生的各種“投入”與“產出”的優化過程及優化結果；任何個人問題都是社會問題，是社會的制度問題，只有社會制度實現了均衡，個人才能實現人生的均衡；一個人雖然有可能實現人生的局部均衡，但未比能實現人生的總體均衡。

關鍵詞：人生經濟學均衡

什么是均衡？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一種結果，這種結果意味著事物處于優化的穩定狀態；二是指一種過程，意指事物向優化狀態的過渡。

人生的經濟學均衡，就是意指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人生的各種“投入”與“產出”的優化過程及優化結果。

人生的目標：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這種追求總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是人類生存本能的一種自然和理性的恰當表現。

其中一生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無來世者，其一生僅指現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標是現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種是有來世者，其一生不僅指現世，而且也包括來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標是來世和現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假定：每個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效用偏好結構。這里包含兩個設定：一是設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效用偏好結構，不同的人其效用偏好結構可能是不同的，這里也不排除有些人可能具有大致相同的效用偏好結構。二是設定每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效用偏好結構是固定的。這一設定與前一設定相比，具有較大的不合理性，因為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每一個人在一生中其效用偏好結構是時時在變的，效用偏好結構本身就是一個時間等眾多因素的一個多元函數，這里只所以假定每一個人其一生效用偏好結構是固定的，主要是為了研究的方便，同時，這一設定也并不對研究結論構成實質影響。

公元前6世紀畢達哥拉斯說：生活就像奧林匹克賽會，聚到這里來的人們通常抱有三種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買賣以贏利，但還有一些人只是單純做參觀者，冷眼靜觀這一切。

這里反映的情況就是效用偏好結構的不同。具有相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結構可能大致相同，但也并不排除具有不同效用偏好結構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目的的人，其效用偏好結構肯定是不同的。

在假定每個人效用偏好結構固定的前提下，這時，每一個人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在特定效用偏好結構約束下一生效用的最大化。

可設每個人在t時的效用函數為：

U＝U（SI，MI，SP，MP）

其中U代表每個人在t時的效用水平，SI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精神收益，MI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物質收益，SP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精神支出，MP代表一個人在t時的物質支出。

精神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如安靜、孤獨、社會評價、社會榮譽、道德、社會成就感、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收益。這種精神收益構成一個人效用函數的重要變量。

物質收益表示一個人來自物質產品方面的收益。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車、貨幣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個人的物質收益。物質收益也是效用函數的一個重要變量。

一個人除了有物質和精神上的收益外，還實際存在著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質上的支出與精神上的支出剛好表示與物質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實。這兩種支出也是影響一個人效用函數的兩個重要方面。

如果一個人無來世，其人生的目標是：

其中T表示他的預期壽命，代表他在現世的總效用，這時他會在[0，T]時間內配置資源投入與產出，以期實現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

如果一個人有來世，其人生的目標就是：

其中表示一個人在來世時實現的總效用，這時，一個人會在時間內均衡配置資源的投入與產出，以期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

這里一個人是否有來世的觀念，對其現世的行為有重大影響。如果一個人認為有來世，他可能對現世的某些行為進行一些控制，以期求得來世的高額回報。這種控制行為對現世的其他人可能會產生一些好處，如有些人為什么節欲，其目的就是為了在來世升入天堂，同時，節欲這種行為對社會又具有一定的良性作用。當然，有些控制行為并非對社會中的其他人有好處，“人體炸彈”之類的就是一個例證。如果一個人認為無來世，其行為將是赤裸裸地追求現世的效用最大化。這種情況導致的結果是，一個人會盡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自己謀取一切利益，同時，他也會盡可能地保護好自己在現世人群中的“面子”。因為“面子”是自己活在現世的一張“護身符”，是一張在人群中往來的“通行證”。所以，相信來世的人，可能更看重自己的行為與自我感受，而不會去更多理睬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因為我是為來世的我自己而活，而不是為別人而活。但相信無來世的人，雖然也是為自己而活，但他不可能不顧及“面子”，即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形象，因為這個形象直接會影響到別人對他的看法和行為，從而會直接影響他在現世的收益。所以，無來世者看重“面子”與“人情”也是一種理性選擇，其目的仍是自我現世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在一個人效用偏好結構穩定的情況下，一般對于物質收益或精神收益而言，都存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人窮志短”反映的就是人們在物質收益極度缺乏情況下的一種表現。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物質收益的邊際效用相對較高，而精神收益的邊際效用相對較少。所以，就有“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譽”。也就是在物質豐富的情況下，人們對物質收益的邊際效用就變小，相比，精神收益的邊際效用就變大。

再如“久病床前無孝子”，反映的也是這種情況。“孝”本身是一種精神收益，是一種道德評價。當一個人在盡“孝”時，本身就是在消費“孝”這種產品，并享受“孝”所帶來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別人好的評價，并被社會給予較高的地位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費“孝”這種產品所帶來的效用是遞減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無孝子”。當然，一個人要想盡“孝”，肯定也有物質的支出，這種物質方面的支出也會進一步加速“孝”產品效用的遞減速度。這里的問題是：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是否存在替代現象？答案是：當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總量為一定值時，這時一個人在選擇消費菜單時，肯定存在替代現象；當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都無限時，這時對于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多多益善”，不存在替代現象。現實存在的具體情況是：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既有限，又無限，是一個針對不同效用偏好結構的相對值，是一個與主體需求有關的量。所以，在現實中，二者既存在替代關系，又存在“多多益善”現象。

另外，一個人的精神收益又是其精神支出和物質支出的函數，用式子表示就是：

SI＝F（SP，MP）

同樣有：MI＝E（SP，MP），即一個人的物質收益也是其物質支出和精神支出的函數。

其中F和E代表不同的函數形式。

問題是函數F和E的具體形式是由什么決定的？答案是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不同的游戲規則將導致不同的F和E的投入產出模式。人們常說：好的制度可以將鬼變為人，而不好的制度可以將人變成鬼。這里反映的就是制度對人自身投入產出行為的影響作用。人本質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不同的社會制度將導致不同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模式。如果一個社會制度導致的結果是作惡成本小而收益大，行善成本大而收益小，則人們必然會趨向于作惡而不是行善。所以，制度創新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所在。這里引申的又一個命題是：社會應不斷地鼓勵制度創新，任何對創新的壓抑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極大犯罪。所以，好的制度對人類的作用是雙重的巨大：一是可以有助于生產更多的物質產品，增加人類的物質收益；二是有助于生產出更好的精神產品，以增加人類的精神收益。人類應努力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制度體系，以保證社會健康的運行和發展，借以推進人類文明水平的不斷提升。所以，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任何個人問題都是社會問題，是社會的

制度問題，只有社會制度實現了均衡，個人才能實現人生的均衡。每一個人的均衡，其實質體現的是社會制度的均衡。

社會制度如何均衡，筆者認為應滿足如下條件：1、制度體系核心應體現公正原則。應當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應當讓對社會最有貢獻的人得到最好的回報，這樣，社會的運轉才能形成一個良性互動機制。2、社會應當為每一個人提供最大的自由選擇空間。這樣，理性的人可通過更大范圍“投入產出”的配置，以期提高實現人生均衡的可能性。3、國家應重點扶助弱勢群體。現實社會總是存在強勢和弱勢。這時，對弱勢的保護就是一個突出問題，國家作為社會的代表，對弱勢的保護是其責無旁貸的義務。國家本身就具有強勢地位，如果國家能真正起到保護和扶助弱勢的作用，這時，就更有助于社會向均衡化方向發展。當然，現實的國家也是由大量的“經濟人”實際操縱的，能否真正起到保護弱勢的作用，尚須制度等眾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前面我們的討論都假定每個人一生的效用偏好結構是固定的。其實，每個人在一生中，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其效用偏好結構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時間t的一個函數，即

U＝U（t）

也就是U本身就是t的函數，U隨時間而發生變化，這時，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可重新寫為：

U＝U（SI，MI，SP，MP，t）

問題是，U雖然隨時間t的變化而變化，但t本身并不是U改變結構的實際決定因素。改變一個人效用偏好結構的因素主要有：1、原有的效用偏好結構。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具有路徑依賴性，新的效用偏好結構要受到原有效用偏好結構慣性沖擊力的影響。2、生理因素。一個人生理條件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其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如有的人得了肝病，則原來飲酒的偏好將會隨之改變。3、職業改變。一個人在一生中，職業的改變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一生中可能會改變職業五、六次以上，不同的職業必然具有不同的激勵系統，相應一個人的效用偏好結構這時也會一定有所變化，以適應這種新情況。4、社會影響。社會影響主要是指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及時尚對一個人效用偏好結構的改變所產生的作用。一個中國人，如果轉到美國定居，其效用偏好結構肯定會發生變化，因為出于生活的需要，他只有在生活方式上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才有可能更好地實現他的人生價值。同樣，由于社會潮流和時尚也在不斷變化，所以，即使一個人處在同一國家中，他也會為了適應形勢而不斷改變自己的效用偏好結構。從眾行為的普遍性為人們隨社會環境而改變效用偏好結構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礎。5、自然環境因素。人也是適應環境的產物。不同的自然環境，必然會為人們提供不同的選擇菜單。人們選擇的過程也就是一個適應和改變的過程，在這種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中，人自身的效用偏好結構必然會隨所處自然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由于一個人一生中效用偏好結構是不斷改變的，這時，一個人一生的奮斗目標應為：

不相信來世：

相信來世：

一個人在實現其均衡目標時，其堅持的基本決策原則是：邊際收益＝邊際支出。具體講就是：邊際物質收益＋邊際精神收益＝邊際物質支出＋邊際精神支出。

人生的均衡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從一生總效用的角度看，其均衡的目標是實現一生總效用的最大化（這里對相信來世者而言，其一生的概念包括來世），這一層次的均衡屬于總體均衡的范疇；還有一個層次的均衡是指一個人在局部的時間區間內和局部的“投入產出”空間內所實現的均衡，這一層次的均衡屬于局部均衡范疇。由于每一個人在處理問題時，不可能對未來總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預期，所以，現實中，每一個理性的人，總是在不斷地尋找局部最優，以期實現人生的總體最優。但局部最優之和并非等于總體最優，這就是人生的困惑，也體現了人生的辯證法。

人本身是具有發達理性的動物，如果信息是完全確定的，從總體和長期的角度看，人類自身可尋求到總體最優均衡。但問題是，人類雖然具有發達的理性，但人類并不具有完全確定的信息。一方面人類生活在確定性之中；另一方面，人類又生活在更多的不確定性之中。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人類理性的限制條件。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才使一個人雖然有可能實現人生的局部均衡，但未比能實現人生的總體均衡。

人類面對不確定性，如何解決，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增加知識，來提高認識世界的確定性。二是通過完善制度系統，來增加人類活動的確定性。“假定規則知識是全社會共享的，在這個意義上，這些規則是社會中的普遍知識，那么一些參與者相信他們能夠合理準確地表述有關其他經濟參與者將做什么的必要信仰。通過這種方式，制度和文化要素解決了源于策略行為的相互依賴的不確定性問題。因此，為了解釋經濟變化，我們需要關注這些規則的內容方面的變化”（KnightandNorth,1997）。“制度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反應，它們節省了稀缺的認知資源”（Loasby,1999）。“制度的存在構成了不確定世界中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正如海納提出的，制度起因于個人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所做的努力，通過限制人們的有效選擇并因此使行為可預測，從而減少不確定性。沒有制度就沒有秩序、沒有社會、沒有經濟、沒有國家組織”（KnightandNorth,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