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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與經濟關系的問題既是政治學，也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無論對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同樣重要。”（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蒂：《政府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三聯書店出版，1992年，第1頁）。對政治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歷史淵源久遠，最早可以追溯至法國孟克列欽重商主義思想，18世紀，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對政府與經濟關系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并為今后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變化，一些新的經濟學學說不斷涌現出來。例如德國的新歷史學派、美國的制度學派、邊際學派、數理經濟學派，以阿弗里德?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機之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在國際學術領域，政府干預主義思潮與自由放任主義思潮一直主導著政府與經濟發展的研究。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各個國家依據本國不同的實際情況，在處理政府與經濟發展關系中采取了不同的理念模式，如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德國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日本法人式以及東亞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等等。不同的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對各個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本單元從把握有關政府與經濟發展理論的脈絡及發展方向的基礎上，通過重點探討某些經濟政策的政治含義、自由放任與積極干涉之間的取舍以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和亞洲金融危機與政治有關的成因，加深對政府與經濟發展的理解認識把握。

政府的經濟角色

約翰?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將處于政府角色分為必要的政府角色與可選擇的政府角色，其中，必要的政府角色包括保護人身與財產的安全、防止和制止暴力和欺詐，以及增進普遍福利。而可選擇的政府角色主要是指命令式干預或非命令式干預。近代意義上的政府產生于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結構之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其政府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在早期自由資本主

義階段，政府主要承擔“守夜人”的角色，很少干預經濟生活，“自由放任”是當時奉行的信條，人們普遍認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30年代經濟大危機之后，“看不見的手”一度失效，政府角色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干預。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新政”，政府角色表現為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大規模干預。70年代出現的“滯脹”，則表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干預性角色又走過了頭，于是，各主要發達國家又對政府角色開始進行重大調整，從“看得見的手”發展到“有限制的適度的國家干預”，即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這兩只手的結合。一直到現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角色還在作繼續的調整。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政府角色設計的合理和優化，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自由放任的思潮

1、新古典學派的論點

阿弗里德?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他將供求論、生產消費論、邊際效用論、節欲論等各種經濟理論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折中的理論體系。這種理論體系，以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完全從供給與需求的角度來解釋時常價格的形成和波動，并借以說明資源的配置和收入分配問題。根據這一理論體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但使每種生產要素都得到了應得的報酬，而且還可以自行調節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各種矛盾，從而是完善的，因此該學派認為通過市場的自行調節，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因此國家干預是不必要的，應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中，由于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經濟危機的根源并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因此它的主流學派位置也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

2、新自由主義理論

本世紀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的“滯脹”局面難以通過政府干預手段加以克服，主張經濟自由的新自由主義重新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他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

計劃經濟中那樣配置資源，調節經濟，也不能像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那樣，運用經濟政策干預經濟，而只是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賽中那樣，政府僅僅作為裁判員維護比賽秩序，絕不是作為運動員參加比賽。并出現了貨幣學派、公共選擇學派、供給學派等不同理論流派。

貨幣學派，貨幣學派強調反對政府實行財政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和浮動匯率。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弗里德曼反對政府過分干預社會經濟，他認為，政府的角色是相當有限的，主要是維護紀律秩序，規定財產權內容，制定市場游戲規則，補充私人慈善事業和對缺乏能力的人的照顧。（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第27―39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公共選擇學派

所謂公共選擇也就是政府選擇，其主要代表人物布坎南在《自由、市場和國家》一書中指出，政府的角色主要就是設法將社會磨擦的系數和交易費用降低到人們認可的范圍。資本主義國家原準備通過政府介入、加強國家干預來彌補市場缺陷，但是，用來彌補市場缺陷的政府角色并非完美無缺。人們原指望政府能夠辦好市場辦不好的事情，結果卻發現政府干預反而降低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主張在政府部門實行競爭機制，對政府的支出和稅收加以限制，

供給學派強調自由放任，讓市場機制自行調節經濟等。主張實行見水、減支政策，以促進供給的增加。

德國弗萊堡學派認為，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計劃經濟中那樣配置資源，

調節經濟，也不能像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那樣，運用經濟政策干預經濟，而只是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賽中那樣，政府僅僅作為裁判員維護比賽秩序，絕不是作為運動員參加比賽。

二、政府干預主義思潮

政府干預主義起源于“重商主義”?！爸厣讨髁x”認為政治與經濟的結合是以政治的支配地位為了前提的，政府決定經濟發展。由于財富、權力和對貴金屬的占有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國家的權力必須通過追求財富和金銀來實現。政府為了積聚貴金屬而組織對外貿易，安排對外貿易結構，而這些都是為實現國家安全和自給自足的政治目的服務的。

為適應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了壟斷階段以后的需要，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政府應該廣泛干預社會經濟。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而凱恩斯則是政府干預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政府不僅要對市場失敗的方面進行干預，而且對于市場成功的地方也需要政府保護。他指出，政府不應該再是社會秩序的消極保護人，而應該是社會秩序與生活的積極干預者。世界銀行現任副行長、原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在1997年底世界銀行的一次大會上指出，政府應具有六項作用與角色：1.促進教育；2.促進技術進步；3.支持金融部門；4.進行投資基礎設施和制度的建設；5.防止環境惡化；6.建立和維護社會保障體系。

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以國家干預經濟為核心，以需求管理為著眼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增加消費以提高消費品的需求，實行通貨膨脹以降低利率

，用政府支出來彌補私人投資不足，。凱恩斯政策主張的核心是改變自由放任主義，實行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來提高社會需求，實現充分就業，其內容包括刺激私人需求和政府直接進行投資兩個方面。

三、依附理論與國家中心論

豬口孝認為，世界市場以超越國境的交易關系為中心形成的。世界經濟主要影響國家的征稅能力和經濟架奴能力，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熱情，換句話說，由于國民經濟在統一世界市場中的結構性位置不同，國家的貧富受到很大制約，根據依附理論，周邊國家一般依附于中心國家，他們國力弱小，行政網絡不能控制到基層，也不可能對國家進行滲透。[豬口孝，《國家與社會》，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頁27-35]依賴論者假定國內的發展受外國公司與國家利益的抑制，同時地方性累積亦要求對社會團體與階級采取經濟壓抑性措施。這些假定強調沖突與支配的重要性，而較不強調共識（1987:238-239）。由此可見，沖突與共識在國家發展上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在國家體制變動相關戰略性選擇的探討時有必要同時考慮。另一種取向就是依賴論者的觀點。他們重視國家體制對世界政經體系的依賴，以及社會體制內階級沖突的高估，相對地忽視環境適應戰略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發展層次的順次性。

另外，在現今第三世界國家所遭遇到的“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問題上，國家干預的解決方式具有特殊意義。自國家領導戰略”(state-ledstrategy，這是指國家機構為了達成發展目標對私人部門的決策以及市場交易上做持續的及有選擇性的干預）及“國家誘導戰略”(state-inducedstrategy，這是指在國家為了追求發展目標而建立的較廣泛的政治、法律、間結構及經濟架構范圍之內，私人部門在其戰略執行上扮演關鍵性角色）之間區分

第三世界激進派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和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也有人將他們列入馬克思主義學派。普雷維什也是“中心－外圍”理論的最早倡導者之一，他認為，中心－外圍結構

的本質是支配與被支配關系，外圍國家能夠以何種方式加入和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心資本主義，取決于它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中心國家的利益需要。作為一種模仿型資本主義，外圍國家永遠不可能趕上中心國家，出路只有通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來打破這種不合理的世界結構。阿明也是圍繞中心－外圍結構來展開其論述的。他認為，資本積累向世界范圍的擴張導致中心－外圍結構的形成，外圍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特點在于前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結構并存，導致其對中心資本主義的依附，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建立自己的一體化工業體系，必須加強外圍國家間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實現集體自力更生，必須努力打破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并最終消滅資本主義“世界規模的積累”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豬口孝認為，世界市場以超越國境的交易關系為中心形成的。世界經濟主要影響國家的征稅能力和經濟架奴能力，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熱情，換句話說，由于國民經濟在統一世界市場中的結構性位置不同，國家的貧富受到很大制約，根據依附理論，周邊國家一般依附于中心國家，他們國力弱小，行政網絡不能控制到基層，也不可能對國家進行滲透。[豬口孝，《國家與社會》，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頁27-35]

四、自由放任與積極干涉之間的關系

自由放任與積極干涉之間的關系，反映到現實政府中也就是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問題，這也是最有爭議的理論命題和最有意義的現實問題。。前面已經介紹了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涉主義兩種思潮發展，以下對市場經濟以及政府作用進行簡單介紹：

一般來講，政府與市場既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互為補充的作用。發揮市場的作用，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同樣發揮政府的作用，也不否定市場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補充市場，而不是替代市場；政府的作用是對市場友好，而不是排斥市場市場

1、市場經濟的作用以及有限性

市場經濟主要解決的是3個W問題，即生產什麼、如何生產、以及為誰生產。市場根據需求決定生產什麼，

并且依照邊際生產力理論作最有效用運用稀缺資源。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較為有效的配置資源的形式，無論是國際市場競爭，還是國內市場競爭，都會給企業和技術進步帶來強烈的刺激因素，從而擺脫技術創新、技術變革的羈絆，以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是明智正常，是無可爭議的。

市場經濟并不是才能的，不應當把它加以神化。這需要我們超越這種神話，超越“看不見的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范式在失效主要發生在資源配置方面有關公用物品方面（commongoods）。例如環境污染問題另一方面一些國家非起作用不可的領域。國家若不在這些領域發揮作用，整個市場經濟就無法運轉，更談不上甚么效率之類的高標準了。這些領域包括：（1）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2）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3）界定產權，保護產權；（4）監督合同的執行；（5）維系本國的貨幣的價值。

另一方面財富分配不公問題與此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一個有效的政府是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它能夠對市場經濟和個人活動起催化作用、促進作用和補充作用，既要提高政府自身的效率和使用公共資源的效率，也要提高和改進政府的能力。國家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應當發揮積極的作用。既使在成熟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和組織有效市場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轉型本身產生不穩定、不公平和多種痛苦，沒有政府支持，既不可能建立市場機制，也不可能減少轉型成本和社會風險以及政治不穩定；

2、政府的作用以及有限性

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具有5項基本職能；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界定產權，保護產權；監督合同的執行；維系本國貨幣的價值。政府對市場失靈領域干預具有6項職能：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外部性內在化；限制壟斷；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所有這些政府職能并不意味著經濟體系將采用統一的標準，各國還需

要更多的選擇。每個國家的政府到底應當具備什么職能，發揮什么作用，則取決于本國國情以及基于對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權衡，而不是一味地擴大職能或縮小職能。

政府也是一個有缺陷的機構。首先決策者面臨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其次公共機構或政府官員的目標常常是部門利益目標或者個人目標，并不一定代表公眾利益目標或國家目標，；再有各種利集集團利用尋租方式影響政府政策以謀私利，從而將其所獲收益以及成本轉嫁他人或其他集團利益；最后，政府機構存在大量的極其普遍的濫用職權，工作效率低下等弊端。政

3、在自由放任與政府干涉之間合理做出取舍

因此，在對自由放任或是政府干涉政策進行取舍之時，應該把國家發展的、社會的、結構的人類發展方面與宏觀經濟分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社會結構方面是指廉潔、高效的政府，有效的法律體系和司法系統，組織良好的、監管有力的金融體系，確有保障的良好的社會安全網；人類發展方面是指教育發展、科學和技術發展、知識傳播，為落后地區趕超先進地區提供了可能性；物質方面是指提供干凈水和排污設施，尋求足夠的、可靠的和適當價格的能源，提供道路、交通和通訊，沒有現代通訊便不能戰勝貧困，不能提供平等和機會，保持環境、保護民族文化持續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使更多的人口受益，而且也使利益受損的人得到必要的、基本的補償（包括經濟補償和非經濟補償）。改革不僅應堅持效率原則，而且也應堅持政府原則，使社會弱勢人群獲得最大利益。改革有多種途徑，調整有多種方案，不能一味強調改革的“效率最大化”目標，還應兼顧改革的“成本、風險或代價最小化”目標，在多種方案中總能設計出使社會脆弱群體，如失業工人、下崗職工、貧困人口、退休人員、高齡老人（指80歲以上老年人口）、婦女、殘疾人等特殊群體獲得最大利益，使受損害者得到補償的方案，盡一切力量使受損者數目和他們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的范圍和程度，這樣的方案既能達到改革的經濟目標、同時也能達到改革的社會目標。

注釋：

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克里斯?布朗：《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ChrisBrown:Marxist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載：巴里?瓊斯主編：《政治經濟學的各個領域》，第122－141頁。

參見：勞爾?普雷維什：《走向一種發展的新貿易政策》(RaulPrebisch:TowardsaNewTradePolicyforDevelopment)，紐約：聯合國出版局1964年版；《拉丁美洲：發展的問題》(LatinAmerica:AProbleminDevelopment)，奧斯?。旱每怂_斯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薩米爾?阿明：《西非的新殖民主義》(SamirAmin:Neo-ColonialisminWestAfrica)，哈姆斯沃斯：企鵝出版公司1973年版；《一種世界規模的積累》(AccumulationonaWorldScale)，薩索克斯：哈維斯特爾出版社1974年版；《不平等發展：外圍資本主義社會構成論文集》(UnegualDevelopment:AnEssayontheSocialFormationsofPeripherialCapitalism)，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6年版；《帝國主義與不平等發展》(ImperialismandUnequalDevelopment)，薩索克斯：哈維斯特爾出版社1977年版；《全球危機的動因》(DynamicsofGlobalCrisis)，倫敦：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82年版。另見：金應忠和倪世雄：《國際關系理論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