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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居民的消費問題一直被我國經濟學家們所關注,中國經濟學界也已經對中國消費研究了近20多年。1986年中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與美國接近,然后自1988年開始便不斷下降,直至1999年達到最低點,2000年稍有回升。為了能夠使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地增長,國內認為必須拉動總需求中重要的一環消費增長。所以刺激消費的呼聲不絕于耳,但是,我國的消費是否能夠被真正“刺激”?決定中國低消費的本質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對中國居民的低消費之謎的一個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經濟學主流消費理論中,我們認為,由于假設前提、經濟環境、政治體制等因素的區別,西方的主流消費理論不但不適合用來解釋中國的低消費之謎,而且也解釋不了。所以,有必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另僻蹊徑,尋找中國居民低消費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低收入是否真正與低消費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國國內的平均消費水平占GDP比重約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數為0.417時,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數每年呈增加趨勢,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數攀升到0.496。毫無疑問,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總戶數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經遠遠超過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國居民收入總額為83246.6億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階層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數值估計,2005總收入中也僅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億元被80%普通居民所擁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756億,80%的人口數量是10.46048億。所以,保守估計2005年,我們發現全國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僅為3899.5元。而2005年全國居民平均每人消費性支出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與普通大眾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國80%的普通大眾的消費支出也在7942.88數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中國的消費問題,我們一直以來感到彷徨的問題的解答竟然是因為我們提錯了問題!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顯,就是占80%總數的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很明顯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階級的平均消費傾向則較小,但是這較小的平均消費傾向并不構成讓我們困惑的問題,因為對應這部分擁有較小平均消費傾向的人群擁有社會51%以上的財富,而較高的收入所導致的較低消費又完全可以為經濟學理論所解釋。“從經濟觀點來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緊縮消費來增加投資的趨向。回顧這一段
歷史,可以看出消費者手里錢多些,投資者手里錢少些,國民經濟也許會穩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國內的“收入—分配”機制不變的前提下,在國內80%的居民幾乎為年光一族的時候,刺激消費的企圖只是鏡花水月而已。中國的消費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階級在遞減的邊際消費傾向作用下拉動將會緩步不前。
二、現代西方消費理論不適用于中國
凱恩斯消費理論認為現期消費僅取決于當期收入,隨著實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們的平均消費傾向是遞減的。該理論第一次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把消費與收入水平聯系起來,與“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構起宏觀經濟理論的大廈,并對消費理論日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這兩個假說都隱含了如下兩個重要的理論假設:(1)確定性假設;(2)資本市場完全假設。很明顯,這兩個假設即使在當今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一個是現實的,不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無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錢,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已完全說明了這一點。
此后的消費理論發展沿兩個方向展開:放寬上述第一個假設,考慮人們針對將來的不確定性進行的“預防性儲蓄”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放寬上述第二個假設,分析“流動性約束”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
如果從以上這些西方的主流消費理論出發,不難由凱恩斯消費理論得出中國現在的平均消費傾向遠低于在該平均收入水平上所應有的水平,從而再進一步得出中國存在很大的消費發展空間及潛力,及在此基礎上提出應該刺激消費,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建議。
無疑,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但一個更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們是就市場機制相對發達完善的經濟和社會實踐而展開的。對目前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我國而言,計劃經濟的許多體制“遺留問題”還沒能得到妥善解決,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經濟歷史實踐為基礎的現代消費理論來分析我國消費領域出現的問題,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難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國解”。人是環境的產物,不同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決定了人們不同的行為特征,研究中國的消費問題不應脫離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尤其是我國的經濟轉型及我國特有的經濟情況對人們消費行為的影響。
三、結論與啟示
基于對中國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國存在的平均消費傾向偏低問題的分析,本文發現:中國現在掩藏在平均消費傾向偏低這一虛幻外衣下的真正問題,是收入差距過大所導致的兩極分化。在中國,80%的社會普通階層擁有接近為1的平均消費傾向;而20%的富裕階層由于收入過高的原因導致了較低的平均消費傾向。這一基于收入水平對消費者群體的劃分便可以解釋絕大部分由于中國存在的平均消費傾向偏低問題所導致的困惑及產生的應該刺激消費的政策幻覺。而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費,在最近20多年來,中國最終消費率一直處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續走低態勢,最終消費率從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的下降尤其厲害,從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見,中國的平均消費傾向對于政策明顯無動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及為了應付將來突發事件所持有的“預防性資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約束的前提下,無法響應政策提高消費。
所以,本文認為,我國不應該繼續實行“刺激”消費的政策,而應該將工作中心轉移到如何縮小國內日益突顯的貧富差距問題上來,因為這才是導致國內消費水平舉步不前的根本原因。惟有治標,方能治本,標本兼治,方能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