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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點：

1理論落后于實踐之理論短缺意味著理論創新時機的成熟。

2按既定進程用常規方法搞改革，我國確實存在嚴重的通縮壓力，改革受挫是必然的。3經濟運行、增長、發展和轉軌，均存在分岔現象，自由市場經濟并不必然指向均衡和發展。宏觀規劃和調控是必要的，運用得當，消極言可穩定經濟，積極言能加速經濟發展，20世紀東西方的發展經驗可作證。

4應區分節奏性調控與結構性調控，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隱含微擾論思想，故它只適用于前者，對后者并無成熟理論，而我們要解決的主要是結構問題，實踐中常出差錯在于誤用理論。

5計劃經濟、轉軌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職能不同。計劃經濟是在全面短缺條件下既普遍滿足公眾基本需要又快速積累物質資本以形成新的物質生產力的有效模式，它借助行政強制和緊貨幣政策確保實物資源沿主渠道配置和循環。轉軌經濟職能有二：一要釋放現有物質生產力的潛能，二是讓各種實物資源通過市場流通實現基本的市場價值，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則要解決均衡（基本市場價值已經實現）條件下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發現其超額市場價值的問題。用西方經濟理論指導經濟轉軌，難免撿芝麻丟西瓜，基本價值尚未界定，又何從估量較精細的超額價值？

6增發貨幣設立10萬億元規模的國家平準基金，進入資本市場，實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化和市場化流通，可直接解決社保基金缺口、國企改革和啟動市場的問題；可點活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兩只市場經濟龍睛，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的主體工作；并繼財政和貨幣政策之后提供一個更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資本市場的公開操作，將使我國經濟比西方國家運行的更穩定、更高效，具有更高的市場競爭力。

經濟學理論是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它應具有可操作性，而不僅僅局限于理論分析。我國經過20年改革開放實踐，已進入了全面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新階段，從而經濟理論思維也應當具有設計性思維的特點，不應滿足于對經驗的實證分析。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從可操作性觀點和設計思維的角度，對宏觀調控理論和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特別對經濟運行狀態的判斷、經濟運行節奏和經濟結構的宏觀調控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方法，并認為用發展的、前瞻性的觀點來處理經濟結構調整問題，是經濟發展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關鍵。

一、宏觀經濟狀態的劃分與判別

均衡，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三種最基本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迄今為止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三種狀態都真實出現過，都是可能的基本狀態，而均衡狀態是市場比較有效率的狀態。有效的理論首先要求有明確的邏輯起點和分析框架。為此，我們從理論上可把現實經濟抽象為一個純粹自然的無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諸多現實因素總合而成的約束體系兩者的結合體，進而考察自由市場經濟的宏觀圖景以及在約束作用下的演化規律。根據想象和經驗，可以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包含三種基本狀態，一種是呈現正常波動且自發穩定的均衡狀態，其中市場機制起著基礎作用，但是這種均衡的范圍和均衡穩定的程度仍是不確定的；另兩種分別是呈螺旋形發散的通貨膨脹狀態和呈螺旋形收縮的通貨緊縮狀態，并通過物價和通貨諸指標充分顯現出來，這兩種狀態是自發不穩定的，市場失靈和不經濟的，我們能確知它們的演化趨向，但我們卻無法確知它們的演化起點或它們起于何時。概言之，我們在定性上是可以作出確切判斷和描述的，但定量上則是不確定的。實際上，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或自由度的存在，才為制度設計和宏觀調控提供了內在的依據。現實經濟都是程度不同的有約束的市場經濟，歷史上出現的各種制度約束和經濟政策，就其合理的一面而言在于它們部分地解決了這種不確定性。例如，古代文明中的制度約束大多側重于解決秩序、穩定和控制，而對效率和發展問題關注不多。近代西方文明則強調既定均衡秩序下的競爭和效率，其制度約束對大范圍的均衡穩定和局勢控制問題相對忽視，只是經歷了多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戰爭沖突，特別是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對這類問題引起重視，才確認了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質是制度創新，這種制度創新并沒有什么現成的答案，它應當是設計出來的。借鑒歷史經驗和必要的理論分析，我們大體可以這樣說，我們需要一個適合均衡狀態管理的基本制度來確保市場活力和發展效率，我們需要一個較為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它能夠識別、控制、治理通脹和通縮等特殊狀態，能夠增強均衡的穩定和效能范圍，可以解決自由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問題。我們還需要這樣一種規范機制，用來解決基本制度和宏觀調控體系所可能引起的新的不確定性問題，使得它們與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關系是相容、自洽的。現實經濟是有約束的市場經濟，這些約束常常會使市場基本狀態發生變形，增加了我們識別的困難。例如，西方市場國家的經濟，基本上是外部約束較弱的成熟市場經濟，與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模型的差別較小，我們用通貨、物價持續上升或下降的經驗判據來識別、確認通脹或通縮狀態，基本上是吻合的，可行的。但是，象我國這樣的外部約束仍較強的不成熟市場經濟，通脹或通縮狀態通常是以潛在壓力的形式出現的，外在表現不一定明顯，如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判據來識別就易出偏差。

我國的經濟是一種約束程度較高的市場經濟，目前處于較為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狀態中。如何確切判斷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不僅對正確的經濟決策有重大影響，而且在理論上也有典型意義。現在，理論界對我國通貨緊縮現狀的確認、對通貨緊縮表現的特殊性的認識，意見已基本一致，但對通貨緊縮程度的判斷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所依據的判斷方法不同。我們認為，在物價、通貨等指標方法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條件下，判斷通貨緊縮需引入新的方法。為此，本文采用了以下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為“約束變動法”，即用約束強度來推斷通貨緊縮程度。例如，我們認為我國經濟存在較強的約束，現在通縮壓力尚沒有大到沖破這些約束而失控的地步，說明通縮還不是極嚴重的或惡性的。如果通縮是輕度的，則完全撤除這些約束不致于產生太大的通縮感受或沖擊。但事實是，98年我們進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改革試驗，相當于部分撤除了約束，我們就感受到極大的失業壓力和通貨緊縮壓力，而且人們對國企改革、結構調整的許多舉措都泛化形成了較強的通貨緊縮預期，這說明我國的通貨緊縮壓力決不是輕微的，而是較為嚴重的，第二種方法我們稱作“干預觀察法”，即用宏觀調控力度來推斷通貨緊縮程度。調控力度與約束關系不大，較易取得一致的看法，這幾年我們為治理通貨緊縮大部分常規措施都用上了，調控力度較大應無異議。如果通貨緊縮程度是輕微的，宏觀經濟應會有明顯的回升；如果是極嚴重的，則仍會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實際情況卻是，經濟止跌企穩但回升不明顯，人們情緒穩定但信心仍顯不足，兩種力量處于相對平衡之中，這同樣說明我國通貨緊縮程度是較為嚴重的。應當肯定，這幾年治理通貨緊縮是有成效的，它基本控制

住了通貨緊縮發展勢頭，保障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平穩著陸，并為確切判斷宏觀經濟走勢提供了充足的信息。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適度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是改革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改革過程中，適度的經濟增長是支持、推動改革順利進行的最基本的條件，是改革有效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另一方面，改革完成之后，適度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速度是改革效益具體實現和充分釋放的基本途徑，是為未來改革積累改革資本的最佳方式。過去由于理論上的原因，我們設計的大部分改革方案都隱含均衡這個前提，對改革效益的預期，也是用均衡條件下的收益成本來估計的。如果現實經濟也是均衡的，則改革會產生預期效益；一旦現實經濟不是均衡的，改革的實際結果就會與理論預期不相吻合。例如，我國價格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放開物價，它帶來市場活力，也伴隨產生通貨膨脹效應。在均衡條件下，價格改革有正常而顯著的效益故成功可期。在通貨膨脹狀態下，價改的通脹效應被乘數放大，一旦超過收益，價改的凈效益就是負的。80年代后期我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價格改革的負效益是如此明顯，達到了令公眾切齒痛恨的地步，價格改革闖關最終失敗也就勢在必然了。而在通貨緊縮狀態下價改的負效應則會被抑制或抵消，會產生價格改革的超額效益，這就是為什么治理整頓期間價格改革進展反而出奇順利的主要原因。但是，正是1992年高能啟動帶來經濟的強勁增長和發展，才使國民經濟擺脫低迷陰影，并及時化解了國內外嚴峻的政治壓力，價格改革的豐厚回報才得以具體兌現。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大多帶有較明顯的緊縮效應，在設計時同樣也以均衡為前提。在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于均衡區間，故有關的改革措施和試點方案都進行得較為順利和成功。但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也一下子被拉入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狀態之中，有關改革措施的積極效益被抑制，而緊縮效應則被放大和過度釋放，改革產生了超額成本，實際結果也常常達不到預期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人們對改革的信心和熱情。此時若一味強調推進有關改革是極具風險的，這種盲目急躁的舉動有可能使改革全面受挫。當然，輕言放棄而使國企改革半途而廢也是不明智的，關鍵是要調整策略，設計一個可行的攻堅方案使國企改革能決戰決勝。我們認為，國企改革攻堅的時機已經成熟，應把全面解決國企改革問題作為今后3—5年內的工作重點，經濟發展要服務于國企改革，要用發展來消除改革的超額成本，確保國企改革的全面成功。

二、宏觀經濟節奏性調控與最優增長

現實經濟既然存在著三種最基本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宏觀調控和干預就是必要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規范這種干預。當我們從幾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跨度來評價和選擇時，顯然只有均衡才是經濟學上最優并有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在均衡狀態中，正常的景氣波動具有自我恢復和穩定的功能，只要設計制定的市場規則合理而明確，均衡條件下市場機制就會自動發揮作用，規范運行，無為而治，可獲得最優的市場效率和最低廉的社會管理成本，而有效率的市場本身又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認同感，成為支持均衡穩定的重要力量。故均衡運行狀態一般無須干預。但是，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如存在發展性不平衡（市場發育不成熟、經濟結構轉型等等）或外部不平衡（國家間較大的發展差距等）壓力時，對均衡運行的市場進行階段性干預可以獲得超額收益或超常規發展。因為宏觀干預在大范圍內動員和配置資源的能力是市場力量所不及的，干預相當于注入了某種社會資本，這樣，階段性的高速增長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效益，就不必硬壓下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狀態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即使勉強維持也是代價高昂的。再加上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其市場效率是極不經濟的，故它們是宏觀調控所力求避免出現的非正常態。然而，由于存在著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內部社會大變動的影響，人類理性有限性等諸多因素，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狀態又是完全有可能出現的。有誰能保證今后幾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時間內它們不會再出現呢？因此，我們需要建立必要的防范和監控機制來控制常規風險的產生，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建立象防洪工程那樣的防御極端狀態的調控機制，能從容應對可能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的突發性危機的沖擊，我們才能化風險于無形，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當前，我國正面臨體制轉型、結構升級調整與經濟周期低谷相交匯的巨大壓力，以及即將入世可能帶來的沖擊，潛在風險是空前絕后的，尤其需要有這樣的機制來承重和化解各種可能的風險，為改革開放的成功造就必然之勢。實際上，有能力控制極端狀態，也就有能力控制各種可能狀態，我們就有從容的機會通過宏觀調控實現最優發展目標，有機會優化調控方式實現最佳的調控效能和效率。反之，如果連局勢都控制不了，談論宏觀調控和最優發展也就缺乏現實基礎。我們認為，用3年左右的時間，建立一個規模在10萬億元左右的國家平準基金體系，在中期完全能夠承擔這一防御職能，并可以此為契機啟動經濟，實現經濟均衡運行和發展，并為各項改革工作的開展創設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調節經濟運行節奏，實現經濟平穩運行和最優增長，是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面對“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全球經濟現實，發展便是唯一的硬道理，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和發展自然地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事實上，經濟快速增長，尤其是經濟發展性增長，意味著一國經濟動態的競爭優勢和競爭力，更大的未來發展空間，更重要更有利的世界經濟地位，意味著一國經濟能及時抓住更多更好的發展機遇，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更為巨大的機會收益，它也意味著提前實現階段性發展目標和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福利，即使短期看來效率損失比較集中，但若按常規低增長所需時間攤薄則并不比后者大多少，故快速增長和發展的效益是絕對的。而不發展或低增長，即使按現有標準效率已提高到極限水平，但在日新月異的世界經濟潮流中仍擺脫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有可能成為新的歷史古董。經濟快速增長和發展，也是經濟制度創新和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一個只能產出低增長速度的經濟體制終究是不值得稱道的，只有既經得起重大危機沖擊的考驗，又有能力長期承受快速發展壓力的經濟體制才是有前途的。我們應當尊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客觀規律，不能滿足于只在現有體制框架內挖掘潛力，我們應當通過制度創新為生產力發展、為經濟增長開拓新的空間。一味遷就舊體制的缺陷和低效率，人為地把速度壓下來，就會喪失眼前千載難逢的歷史大機遇，重新拉大我們正在縮小中的發展差距，并最終阻礙制度變革和社會進步的歷史進程。而經濟快速增長和發展，則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激勵著制度創新，因此它是社會變革名副其實的催化劑。

如何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學上把它轉化為如何使實際經濟增長等于潛在經濟增長這樣一個最優化問題。不難理解，一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既與其初始條件即該國所處特定發展階段的國情現實和國際環境有關，也與其動力系統即它所采用的發展模式有關。我國的國情現實和發展模式都與西方國家有較大差異，現成地照搬它們的一些經驗數據并奉為教條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但對于經濟原理的認識和一些發展趨勢的定性把握而言，西方的經驗確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發展模式確定后，利用初始條件估測潛在經濟增長是有確定意義的，這時

我們可以說，實際增長等于潛在增長是最優的，遠離潛在增長則是不經濟的，并且從唯象觀點來看，均衡狀態必定包含潛在增長目標，而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狀態則與遠離潛在增長目標的情形相對應。由于現實的不確定性和觀測的不確定性，潛在增長目標通常延伸為一個區間，可以認為它就是均衡狀態所對應的均衡區間。一般說來，如無歷史經驗作補充信息，我們仍無法確切判斷狀態間的邊界，因而需要人為設置。例如，假定潛在增長速度的估計值為10%，可設定實際增長速度在9—11%或8—12%為均衡區，大于13%或15%為通脹區，小于7%或5%為通縮區，其它則為過渡區。對經濟運行而言，均衡區無須干預，通脹區和通縮區則力求避免出現，故調控的重點是兩個過渡區間。

調節經濟運行節奏，目的是不外乎兩個，一是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但這不是一般的、更不是低位增長的可持續性，而是相對高位增長的可持續性。二是平抑波動，雖然波動不能完全消除，但可以通過構筑高位增長平臺來減少波動次數，縮短調整時間使波動短期化來減少波動造成的損失。顯然，恰當把握調控力度是問題的關鍵。通常，在過渡區內采用弱調控，只調節程度不改變方向，而在通脹或通縮的邊界上則采用強調控，直接改變宏觀運行方向、回復均衡。對經濟運行節奏采用不對稱調節策略，即用口頭調控、擴展均衡一通脹過渡區、軟著陸等方式來弱化反通脹調控，延長實際增長在高位逗留時間，用提前干預、壓縮均衡一通縮過渡區、強力啟動等方式來強化反通縮調控，盡量縮短實際增長在低位徘徊時間，我們就能獲得一種超額增長，即較常規更高的實際平均增長率。這可以理解為持續的不對稱調控累積的非線性效應產生了模式漂移，使原估計值相對于實際模式來說變得失真了。在實際操作中，處理好均衡向通脹或通縮轉折時的臨界現象，也可以改進調控效率。如轉折已經發生，宜兩害相權取其輕，即采用強調控以扭轉宏觀運行趨勢，重新回復均衡，提高調控力度以縮短調控時間，總體上可降低調控成本。如轉折還未定形或局勢不明時，采用強調控或弱調控的效果都不太理想，但若采用組合調控的策略，即利用強調控或超強調控的威懾力來遏制轉折的慣性趨勢并形成逆轉的潛壓，用常規力度調控直接干預經濟，引導市場，市場一般會自動恢復均衡。倘若常規調控不能達到調控目的，則進一步擇機推出強調控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極易被市場認同而產生理想的調控效果。

三、宏觀經濟結構性調控與最優發展

調節經濟結構演化進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超常規發展，是宏觀調控理論的重要內容。正如供求缺口過大時市場本身無力自動恢復均衡那樣，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或經濟不平衡發展戰略主導下的經濟結構，單憑市場力量同樣不能自動完成結構調整和轉型。西方國家30年代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脹，90年代日本長達8年的經濟低迷，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實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選擇了不平衡發展和跳躍式發展的經濟模式，較快地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也削弱了市場對經濟結構作自我調整的能力。一旦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出現重大失誤，不僅會喪失后發優勢，而且還可能要承受比西方國家更大的危機壓力。因此，深入探索和把握經濟結構調整的現實規律，選擇明智務實的結構調控對策，對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來說，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現有的結構調控理論是以西方工業化國家為原型的，我們可用一個“準封閉系統均衡膨脹模型”來簡化表述。其中，系統的市場結構和循環流通模式已成熟定型，新的需求與供給則以彌散方式進入原系統，產生總量增長或膨脹。當新的需求與供給不能再進入時，增加貨幣供應量就會出現滯脹現象。當新供給增加較快或需求萎縮時，就會產生通縮壓力。這里，基于總量分析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基本有效的。與此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選擇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滾動發展模式，目前又正值經濟結構升級和體制全面轉型時期，新的需求與供給常常以集約方式進入或脫離原經濟系統，有時則直接以整體市場和循環完型拓展、接入原有經濟結構，使經濟系統在質和量兩方面都發生了突變。對這樣的結構演化和調整過程，運用微擾和總量分析方法來描述顯然是不合適的。為此，我們提出“完形結構差異分析”方法，即通過比較調整前后兩個完形結構在總量和結構方面的差異，尋找調整所需的總量條件和市場條件，并進而探索其內在的運作機制。

考慮到國情現實，改革經驗和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結構調整和大部分改革工作，這個目標是能夠而且必須實現的。為了找出有關條件，我們不妨先作總量估算。我們可以預期，隨著結構調整和改革目標的實現，住房、汽車、社會保障服務以及其他服務行業將進入正常經濟循環，并通過產業鏈帶動相關產業的繁榮，使經濟規模大幅擴張，通過技術改造和創新及新經濟因素的普及，產業結構將完成升級并給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注入活力，這兩項足以使我國現有城鎮人口人均GDP提高1-2倍。以此為契機，西部大開發和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國其余人口在后發效應作用下人均GDP的提高將更快些。保守估計，我國GDP值在中期翻番或更多一點的潛力是存在的。為適應流通規模擴大和物價穩定的需要，貨幣供應量必須有同步增長，這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基本總量條件。若貨幣供應量增長不足，則經濟增長潛力會轉化為通貨緊縮壓力，扭曲經濟結構。另一方面，國企改革和資本市場發展，我國現有8萬億元的國有資產以及數量大致相當的社會資產也將進入經濟循環流通，由此帶來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生產力水平提高，足以支持其2-5倍的溢價市值，而以人力資源進入流通和未來籌劃為合理內容的虛擬經濟借道資本市場，也將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規模，在中期內流通市值擴大到20-30萬億元是可以預料的。若以三倍乘數計算，我們至少需要增加7-10萬億元的貨幣供應量。若慮及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發展，還需要增加2-5萬億元的貨幣供應量。只要操作得當，這些增加的貨幣量可完全轉化為有效收入，足以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足以在中期內支持我國經濟超常規發展的需要，支持改革如期完成。反過來，如果我們不及時足額增加貨幣供應量，就會產生巨大的資金缺口，這正是造成我國目前通貨緊縮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國民財富流失。實際上，貨幣供應量按常規增長完全不能適應流通規模超常規擴張的需要，它使改革因資金短缺而受阻，現有經濟循環中的貨幣量因被分流、攤薄而導致價格下降和通縮預期。

借助完形結構分析，不難發現，結構調整帶來流通規模的超常規擴張，為赤字財政和貨幣供應量高速增長提供了理論依據。戰后西方國家持續近20年的經濟繁榮，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適應經濟結構轉型要求，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但是，當流通規模超常擴張勢頭受阻或消失時，長期平均增長趨勢就起決定作用了，若繼續大規模增加貨幣供應量，勢必造成滯脹局面。弗里德曼利用美國長達100年的長期增長數據，分析70年代通貨膨脹的原因，要求按長期增長規則確定貨幣增長率，強調貨幣資源在不同市場間的均衡配置，其結論是中肯和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但把貨幣按單一規則增長絕對化則是不適當的，因為這不能客觀反映經濟階段性超常規增長的要求，尤其不能客觀反映發展中國家后發效應濃縮發展歷程而可以有較快增長的事實。借助完形結構分析，不難理解，只要經濟循環和流通規

模的擴張是有效的、穩定的，則用于流通所需的貨幣增量必須是長期穩定的、不可撤除的。商業銀行由于自身原因并不適宜長期充當大規模貨幣擴張的主渠道，依賴外資也有著同樣的局限性。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銀行、國際游資承擔了過多的長期發展職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問題不明顯，一旦經濟增長格局轉為中速或低速時，原有經濟循環受阻或中斷，就會產生資本集中外逃和大量不良資產，使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而無法自拔。加強金融監管，注入資本金，改善負債結構，擴大規模等可以提高銀行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但并不能改變它只能承擔有限風險的本質。要徹底解決金融風險問題，需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由資本市場來承擔主要的長期發展職能，需要設立政府平準基金介入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公開操作，作為貨幣傳導的基本途徑，即使在面對突發性事件沖擊或結構轉型時也能確保循環的通暢和流通貨幣的穩定供應，并在運行和發展中化解各種已有的和可能的風險。

運用完形結構差異分析方法，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價值定位問題。在均衡假設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經濟結構是一致的，至多有些微擾級的差異，這個問題近乎不言自明，現時的有序經濟結構是價值基準，通過在其中的現實經濟活動和關系規定，貨幣價值被確定，各種經濟物品的價值得以自然實現。當現有經濟結構和循環機制尚未成形成熟、或崩潰退化時，價值定位就不再自明了，我們需要根據歷史從過去和現實中尋找有特殊地位的等價物充當或補充價值基準，勞動價值、貴金屬、強勢國際貨幣等皆程度不同地有這方面的作用。當結構調整產生質變且未來經濟結構有序性較為明確時，從發展角度看，未來才是最重要的價值本位。因為在過去或現在已實現了的價值并不意味著未來也完全可實現，現在尚未實現的價值也未必就不能在未來完全實現，這說明沒有必要苛求現時的價值身份。例如，只要在未來經濟結構中能找到價值根據，貨幣稅和貨物稅一樣都是政府有效的財政收入；反之，如增加的貨物稅將損害未來經濟，它就不能視作有效收入。我國現有約8萬億元國有資產，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使其進入經濟循環正常流通而完全實現其市場價值，同時能為現實經濟增加一筆巨額收入，用于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增加發展投入。但是，由于觀念方面的原因，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長不足，國有資產不僅未能充分發揮效益，為其流通反而還要從現實經濟中抽離巨額收入，使本就稀缺的發展資源被用于填補歷史缺口而造成資源配置低效化，這么一增一減，就產生了雙重的收入損失，巨額的社會財富竟成了沉重的歷史負擔，這是極不正常的但卻是正在發生著的事實。引進外資雖能減輕對現實經濟抽離收入的壓力，但將損失巨額貨幣稅收入，況且在經濟低迷時籌資成本極高，過度依賴無疑飲鳩止渴。我們并不反對有選擇地引進一些外資，我們只想表明這樣一個事實，我國已具備通過貨幣稅來解決資金短缺的能力，也具有了通過資本輸出加速經濟發展的潛力，對外資的需求不再如短缺經濟時期那么饑渴了。美國80、90年代的經濟增長，除了科技創新因素外，憑借自身的政治軍事優勢向世界推銷美元，征收貨幣稅收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美國熱衷于全球化背后所隱含的經濟動機。

要有效調節經濟結構演化進程，必須對基本的演化路徑模式有所了解。根據迂回生產理論，以歐美為例，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結構演化大體可分為三個基本階段：一、從資本主義產生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第一階段，基本特點是以資本物品生產和資本財富積累為主帶動經濟循環，崇拜私有制和市場萬能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強調貨幣流通職能和預算平衡。除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充滿血腥味外，由于資本的壟斷地位，它使收入分配極端不公并造成嚴重的階級對立，最終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相對過剩，必然爆發經濟危機。有關經濟學理論的哲學理念是部分之和即整體，部分的增長即整體的增長，商品的物理屬性與價值屬性完全同一，忽視了部分整合為整體過程的質變特性和演化方向的分岔現象，未能認識到整體價值可以大于部分之和的價值、物品價值可以獨立于物理屬性并在系統整合前后價值會發生突變的事實，未能干預和引導市場，結果世界經濟自發地演變成全球性經濟危機。二、二戰后到70年代滯脹為第二階段，基本特點是以消費物品生產為主帶動經濟循環，強調政府進行需求管理，重視貨幣的財富效應和赤字政策的作用，再加上高收入高消費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對立和生產過剩問題，造就了戰后的長期繁榮。但只注意需求而忽視供給管理，與現收現付制下的高福利政策帶來的高稅收壓力，卻阻礙了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階段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成就無疑是凱恩斯革命，他首先認識到了宏觀經濟結構演變的分岔現象，否決了部分增長會自動導致整體增長的傳統觀念，論證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他意識到了整體價值可以大于部分價值之和的原理，宏觀協調的市場經濟優于自然形態的市場經濟，前者的價值大于后者，這樣一來赤字經濟政策就有了理論依據，宏觀調控也有了現實性。但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過于強調價值層面和間接調控，忽視了與實體層面的聯系，降低了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干預效能和效率。三、80年代以來至今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運用供給政策解決了滯脹問題，圍繞經濟結構調整，能較為全面地反思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問題，反思資本物品和消費物品生產的平衡問題，反思貨幣的流通職能和財富效應在實質經濟中的地位問題，并進一步擴展了資本概念，突出強調了人力資本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形成了新經濟理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理論是供應學派和新經濟理論。供應學派基本接受了凱恩斯理論的觀點，但強調從供給者角度對經濟進行干預和實體層面的重要性，彌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完善了現有經濟系統的調控理論。新經濟學理論提出了現有經濟系統與新增長的經濟結構之間的調控問題，當新經濟結構處于探索試驗發現階段時，其風險和價值皆很不確定，對它局域化處理并讓市場自發選擇是合適的，它滿足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要求，故可用它來描述，此時新結構對現有經濟系統的影響主要是增加了新的需求和市場。當有關新經濟結構的價值已獲得充足信息時，我們可把它和原有經濟結構綜合為一個整體系統而進行內部整合，并可應用前述宏觀調控理論加以描述，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結構部分的價值應從整體系統獲得，而不再是簡單地由局域供求關系決定，這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并導出錯誤的結論。

中國經濟結構的演化是后發追趕型模式的代表。1949年建國至1978年間，我國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了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盡管物質起點低下，但發展方向十分明確，對大工業經濟的價值遠大于傳統農業經濟價值的觀點有著強烈的認同，采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集中搞工業化，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是當時最優的發展戰略。問題是隨著工業生產力形成和初具規模，現實情況改變了，經濟結構需要重新整合，我們沒有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發揮工農業協同發展的作用，并且沒有注意到市場流通和經濟結構在價值層面上的協調問題，影響了經濟效率和發展速度。1978年至1996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從農村改革開始，調整了經濟發展戰略，對經濟結構進行了有效的整合，并實現了商品的市場化流通，整體提升了經濟結構的市場價值，國民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到1996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進入了新的階段，盡管經濟現實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但我們的改革思維卻還在按改革初期

時的情況運作，缺少前瞻性，這是造成改革困境的主要原因。雖然我們對改革的目標是明確的，即要把國有資產、人力資本等要素實現市場流通和配置，把住房、汽車、社會保障服務納入市場化的國民經濟結構中，但我們似乎沒有認識到市場化流通和結構整合會帶來經濟系統整體價值的雙重增值，創造出結構性社會財富，而一直在為資金短缺犯愁。事實上，在實物儲備充裕的條件下，資金短缺意味著貨幣發放不足，意味著國民收入沒有及時貨幣化。所謂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的問題也是不真實的，它們以實物形態的國有資產存在著，只要它們進入市場流通恢復其應有的市場價值，就能釋放出巨額國民收入，這筆收入就是國民勞動積累的市場價值現值，流通所需的資金缺口恰恰是過去實物經濟條件下少發的貨幣流通量。而新產業納入現有市場經濟系統，所帶來的結構性價值增值，則意味著市場價值現值在未來的升值空間。因此，從價值層面看，我國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特別是啟動改革所需的資金并不短缺。過去發生的通貨膨脹，不能歸因于增加了貨幣流通量，而是我們未能處理好經濟系統價值和實體兩個層面的協調發展問題的結果。解決好這個協調問題，也是提高經濟結構調整的效能和效率的關鍵。確定國有企業改革為我國現階段經濟改革的重點無疑是正確的戰略決策，但把國企改革目標解讀為解困脫困、單純為政府甩包袱，把虧損企業作為改革優先考慮的對象則是失策的。實際上，從實體層面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是改善供給者的競爭能力，并利用優勝者的示范和擴散效應達到結構調整的預期目的。

四、轉軌經濟與國企改革、資本市場發展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要取得實效，首先應選擇幾十家經營較規范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大型企業，作為改革試點和突破口。一方面這樣的改革易于見成效，易于得到公眾的認同，易于形成改革積極的擴散效應；另一方面這樣的改革既能搞活微觀又能改變宏觀經濟局面，協調宏觀微觀兩個層次上的改革，較好地解決改革與發展的協同問題。第一步，把這些企業資產股份化，中央通過增發貨幣組建幾萬億元規模的國家綜合基金，與社會資金一道參與股份認購，支持企業股票在短期內全額上市流通。原則上所有股票均可隨時流通，但綜合基金持股不必即時全拋，其中一部分可作為激勵資源逐步轉讓給企業職工和經營者以支持企業長期發展，其余部分可分解為平準基金（穩定股市、穩定宏觀經濟）、產業優化基金（對產業結構進行宏觀引導）和社會保障基金并通過帳戶直接劃撥，相機買賣，減輕市場集中變現的壓力，確保資本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平穩轉軌。企業所籌資金主要用于技術改造和實業投資，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部分資金可參與資本運營，支持國企改革并分享經濟轉軌的收益；其余部分則用來解決各種歷史問題。政府有關部門以凈資產值或原始投入加適當收益收回各自的原始投資，并徹底退出國企創業者身份，只保留宏觀監管者職能，政府收回的資金則優先用于充實社會保障基金，解決養老金空帳問題。這些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也全部與企業分離，由企業和政府雙方各出部分資金劃入職工個人帳戶，一次性解決養老金空帳問題。為補償、激發職工和經營者對企業改革及發展作出貢獻，可留一部分優先股讓他們認購，企業還可留出一定量的資金作擔保基金，鼓勵他們按揭購買一定量的本公司的股票，分享企業成長帶來的價值回報。由于改革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就有能力動用稅收杠桿調節企業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加快市場有序化進程。第二步，可按一定節奏全面推進國有企業和金融企業的改制上市流通，按類似方式解決上市公司國有股法人股的流通問題，整合資本市場結構，繼續增發貨幣擴大國家綜合基金規模（約10-20萬億元額度，相機使用），并吸引已規范企業的部分資金、前期政府退出組建的各類社保基金、及其他民間資金共同參與資本市場投資，推動經濟轉軌，分享改革收益。同時，逐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水平，鼓勵人力資本投資和科技開發，提高國民素質，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加強宏觀經濟監控，實現國民經濟價值和實體兩個層面的協調發展。第三步，全面放開國內企業按市場方式運作，全面完成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軌，完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創建工作。走完這三步，大約需時三年左右。再用二、三年時間，我們可通過稅收政策、產業政策、直接參與投資、財政和貨幣政策等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調控國民經濟，強化企業競爭力，鼓勵資本輸出，鼓勵企業主動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有管理地對外資和外國企業開放資本市場，那么，到時候我國企業是完全經得起入世考驗的，我國經濟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大格局中占據較有利的地位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