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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史學界有個關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討論，對于多年來以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為基本線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體系提出了不同意見。其中較著稱的是以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為基本線索的“四個階梯”的體系；這顯然是一種重視資產階級運動的看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國近代史體系討論會上，則逕提出應以近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1]①

這個討論勢必涉及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看法。在早期，根據鴉片戰爭后新式工業的發展，經濟史學界原是以中國經濟的近代化及其成敗為研究的著眼點的，老一輩學者有不少論述中國工業化的著作。[2]②三十年代，人們開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到四十年代，一種定型的看法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一個向下沉淪的社會，“九一八”以后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七七”以后更是半個中國淪陷，國亡無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也是日益凋蔽，談不上發展。有發展的，如建立新式工廠、修筑鐵路等，只是反映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商業、銀行的繁榮則是屬于“畸形發展”；民族工業雖有初步發展和進一步發展，亦必迅即陷入“破產半破產”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一些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著述，大都給人以一片凄涼、每況愈下的感覺。這種歷史觀，可稱之為沉淪觀。

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叫做“不發展的發展”（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即中國的不發達的狀況是日益加深了。不過這些論著主要是分析中國經濟不發達的原因，而不是寫歷史。[3]①更多的西方和日本學者，是把近代中國看成是一個開始近代化（他們一般稱“現代化”）的過程，盡管其道路艱險，以至是失敗的。

近二三年，國內也興起了用近代化理論或者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趨向，還專門召開過這方面的研討會。[4]②近代化與沉淪觀，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

對于近代化有不同理解，社會學的考察和歷史學的考察不盡一致。從歷史上看，大體包括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的確立等幾個方面。近代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的專橫，確實是歷劫苦難，危機四伏。但不一定是整個社會的沉淪，若多難興邦、生聚教訓，反是興發之兆。在政治史方面，無論是“三次革命高潮”或“四個階梯”體系，寫的都是民主運動逐步提高，最后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輝煌勝利。在文化史方面，也從來不否定“新學”與“舊學”之爭，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運動，使中國進人現代思潮之林。唯獨在經濟史方面采取沉淪觀，實屬莫解。

這也許是受到一種歷史理論模式的影響。好比認為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個頂峰，例如盛唐，過此就走下坡路了，因而寫明清史總是暗無光彩。又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個頂峰，過此就喪鐘敲響了，寫當代資本主義只能強調矛盾。六十年代經濟史學界曾有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產生到崩潰”的模式，所論雖不無道理，但終究是個模式。近年來對于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亦展開了討論，看法頗多，茲不贅。[5]③不過，大家同意的一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而是一個過渡階段。那么，它過渡到哪里去？是走向一個更高級的社會，還是下入深淵？如是前者，不創造一定的生產力和社會條件，又何能過渡？

在近代經濟史的著作中，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肯定的。但往往側重于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對于生產力有無發展、發展到什么程度，無暇深究。解放后，國家統計局實事求是地把解放前農業和工業的最高產量定在1936年，頗使我們經濟史學者汗顏。我想補充一語是，一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經濟條件，諸如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等，并非完全屬于資本主義范疇。國外有人把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提前到18世紀以至16世紀，也許失之偏急。[6]④但應當說，導致近代化的經濟活動在鴉片戰爭前已經開始了，這以后有了發展。正因為有了發展，中國才能步入社會主義。否則，只能采取“愈窮愈革命”的理論來解釋我們的歷史。這種理論雖頗引人入勝，但還難說是社會發展規律。

我覺得，中華民族的經濟史是一部不斷發展和進步的歷史。其間有嚴重曲折，以至人口損失1／3，但即使在這種時代，也不是神州陸沉，而有它發展和進步的一面。[7]⑤這正是帝國主義不能滅亡中國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間，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大曲折，但新的力量和運動也在這里開始。無論從人口、移民、農業結構的演變來看，或是從新式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創建來看，或是從自然經濟的分解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來看，我們都沒有悲觀的理由，而是可以同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一樣，作為中國近代化開端中的一章。當然，其道路艱險，關塞重重，前人的奮斗，事半無功，以至失敗。但百年遭遇，都給我們留下足跡；研究其成敗得失，以至一廠一店的經驗，正是近代經濟史的任務。

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以上所論可說是歷史觀的問題。再從方法論上說，長期以來支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是一種外因論的觀點，有人稱之為“沖擊——反應”模式。[8]①這種研究法是把中國近生的一切變化都歸之于19世紀西方文明的沖擊。大部分西方學者都認為西方的商品輸出，資本輸出以及條約口岸等都有利于中國的近代化，以至是打破中國“傳統平衡”（停滯）和“貧困循環”的唯一動力。在中國，人們則常把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切演變都視為帝國主義入侵的結果，或是中國淪為殖民地化的產物；以至把一些好事“推其根源”也變成了壞事。但是，西方的沖擊是世界性的，而受沖擊各民族的結局迥異。近年來中日對比和中國與印度等國對比的研究尤啟人深思。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這一原理好象才受到重視。人們開始尋求中國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個歷史線索，從中國本身來解釋中國近生的事情。[9]②不過，迄今的研究還多半偏重在政治史、文化史方面；例如，已不再把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完全歸之于西方思想的傳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包括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更是屬于中國的。經濟史方面尚待深入，但突破“沖擊——反應”模式總是近年來史學界研究中國的一個貢獻。

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不是重復先前工業化國家的足跡（西歐中心主義），而是走它自己的時代的道路。這是晚近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項成果。熊彼特把以紡織工業為主導的產業革命結束在1842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為“蒸汽和鋼鐵時代”。由于這兩個年份恰好是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我曾利用這種巧合寫了一篇短文，論述中國近代產業萌發時期的一些特征。[10]③這個時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國推銷紡織品和鴉片，而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的卻是如當時洋務派所說的“機船礦路”。在中國國土上，第一批機器制適廠、機械采礦業、鋼鐵聯合企業、實用化的鐵路，都是中國人創辦的。外國資本投資于這些事業，是在中國人創業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只有“船”是例外，英國人早在上海開設大造船廠，與中國的福州、江南船廠競爭。但兩者造船的路線完全不同。外商船廠造船照例是進口輪機，在上海裝配船體。中國人造船則自始就力求自造輪機，所謂“輪船一局實專為習造輪機而設”。我在該文中還提出：以“機”和“船”而論，當時不僅是進口替代工業，而且是“追趕時代”的工業。因為那時是以造兵器和戰艦為主。這期間，中國造槍的水平與國外的差距由落后37年縮短到20年，再縮短到13年，最后為6年；在造艦上的差距，由落后16年縮短為8年，再縮短為6年。

這些新式產業的出現，自然是西方文明沖擊的結果。但是，“機船礦路”路線的形成，以及上述每項產業的創辦，卻不是西方的意愿。以鋼鐵為例：當時西方是鋼鐵輸出國，1881年到1891年它們輸華的鋼鐵增長了10倍，它們自然不要在中國設鋼鐵廠來自我替代。而創辦漢陽鐵廠的張之洞可說是個鋼鐵迷，他在1889年給李鴻章的電報說；“晉鐵如萬不能用即用粵鐵，粵鐵如亦不精不旺，用間鐵、黔鐵、楚鐵、陜鐵”，“豈有地球之上獨中華之鐵皆是棄物？”這種創業精神，以及上述技術上的時代追趕，如不歸功于某個人，都是來自中國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是外因通過內因而見諸實踐。即以“機船礦路”路線而論，以及當時更為普遍的一求強”一求富”要求，也不就是“沖擊一反應”模式，它不僅是以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為基礎，還有自龔自珍以來的“思想之解放”（梁啟超語），以至可追溯到17世紀的社會變革和“明夷”思想。

然而，洋務派的“機船礦路”路線最后終于失敗。后來，中國新工業中唯一略有發展的反而是棉紡織工業。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中國的近代化步履蹣跚的原因之一。“機船礦路”路線的失敗有種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有待史學家去總結。不過，我想至少原因之一是它與中國傳統的經濟脫節，不能發揮經濟效益。而后來棉紡織業之所以略有發展，則恰是因為當時的紡織廠都是以紡紗為主，紡紗賣給農村織布戶，充分利用了傳統手工業的能動因素。棉紡織以外，他業也有類似情況，下面再詳述。

這就又產生了一個傳統經濟與近代經濟的關系問題。本來，西方國家的工業化，都是在傳統經濟的基礎上，經過馬克思所說的“三階段”的過渡，走上機器大工業的。在這里，傳統與近代猶如母與子，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后者。而在中國，這兩者卻變成完全對立的東西。長期以來，人們是把傳統的東西都看成是落后的、封建的、阻礙近代化的東西，好象非統統打倒不可。這是因為，中國開始建立新式產業時，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人侵以后，傳統與近代的關系變成了東方與西方、土與洋的矛盾。西方資產階級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①他們所遇到中國的傳統的東西，就應當都在打倒之例。

除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種族主義偏見外，近代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是把中國看成一個停滯的、永恒不變的社會，只有靠西方文明來喚醒它，才能得到解脫。這種停滯不變的理論可以追溯到黑格爾，他把中國置于人類歷史辯證法之外。以至馬克思也受其影響，把兩千年來封建的中國比作木乃伊式的社會。加以韋伯主義對中國儒學的宗教觀解釋，中國傳統社會就失掉了任何能動的因素。

不幸的是，許多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的文明也采取了虛無主義的態度，直到最近才有了改變。這一方面是受西方思潮的影響；一方面也是因為，在中國人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侯，正值革命高潮，從“驅逐韃虜”到后來的反封建，對傳統的東西都重在批判，很難說一句好話。不過，六十年代以來有了很大改變。在國外，已基本上突破了中國社會停滯不變的理論，對于宋代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人口、價格的變動，地區經濟的演進頗多研究。中國學者作了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對于明清經濟的發展，地制、租佃、雇傭關系的演進有深入的探討，而1955年以來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尤有成績。

近代社會是從古代社會孕育出來的，任何人不能割斷歷史。這在政治史上，尚可有外族入侵，或宮廷政變，立即改變政權。經濟史則不能這樣。按照恩格斯的說法，任何經濟現象都是一個過程，有它的繼承性和延續性。傳統經濟和近代經濟的關系也是這樣。象封建文學有精華也有糟粕那樣，傳統經濟中也有積極的、能動的因素，或在改造過程中仍須加以利用或暫時利用的部分。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就是高度集約化經營，以至畝產量達到世界的高峰，到今天還高于美國和歐洲；這個特點，到今天我們還在利用。不過，與本文所談工業化關系更密切的是傳統手工業，下面就專論這個問題。

機器大工業和手工業

西歐的工業化，有個長達兩個半世紀的工場手工業時代。實際上，那時的手工工廠也非十分普遍，但馬克思稱之為“時代”并非夸大其詞，而是指出其重要意義。在這種經濟形式中，生產技術還是手工的，但生產關系己經是資本主義的了，它能夠實現一定的規模效益和勞動組合效益，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生產社會化。西歐經濟力量的膨脹，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資本價值觀念的確立，都在這個時代。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開拓，物質上都是靠工場手工業的威力。荷蘭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獨立，都是手工工廠和農場發展的結果。近代經濟理論就是這時出現的：托馬斯·曼、威廉·配弟的全部學說，魁奈的《經濟表》，都是手工工廠和農場的產物；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時，蒸汽機尚未在實用上推廣。

中國也自16世紀就有工場手工業出現，但這種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形式，迄無多大發展、到鴉片戰爭后外國人和洋務派創辦新式工業時，就是自國外引進全套設備。這就形成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只能從外國移植而來，沒有本國傳統經濟的貢獻；經濟史學者也大都兩眼只重視那些大煙囪工業，很少去研究手工業的演變，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

我們考察了30個傳統手工行業，它們的產值約占全部手工業產值的85％，因而有足夠的代表性。這30個行業中，有8個在洋貨大量入侵后被摧毀或部分摧毀，其中主要是手紡紗。別的都產值比重不大。其余22個行業都維持生產，并且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發展。[11]①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工場手工業（包括散工制）的發展。到二十年代初，所有我們考察的這些手工行業中，都或多或少有了工場手工業形式。并且，民族機器大工業發展最快的時候，也是工場手工業發展最快的時候，乃至在同一行業中，也有這種情況。另外，鴉片戰爭后興起的新手工業（我門考察了18個行業），也大部分有工場手工業形式。據我估算，到1920年左右，工場手工業的產值，大約比之官辦的、民辦的和外國資本經營的機器大工業的產值加起來，還稍大一些。中國確實沒有一個工場手工業時代；不過就工業生產的資本主義化來說，工場手工業的地位決不容忽視。

在一定條件下，工場手工業又常成為工業化過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階梯。甲午戰爭后，我國從國外引進了一些新工業，它們在國外已是機器大生產，引入中國后，卻變成了手工業。這并不是中國人習于落后，也不完全是由于中國勞動力便宜。例如針織業，20世紀初，上海一部美式電力織襪機約售900兩，一臺德式手搖織襪機約售80兩。電力機與手搖機的產出比例約為6：1，而資本投入比例為11：1，在當時市場條件下，手搖機具有較大資本邊際效益，工場手工業便是最佳生產規模。這些新手工業，大都在二三十年代過渡到機器大工業，仍保留部分手工生產。

傳統手工業中，也有這種過渡。例如繅絲業中，由手搖絲車到足踏絲車、到汽喉足踏絲車、再到蒸汽動力絲車；制棉業中，由手搖軋花車到足踏皮輥軋花車、再到蒸汽動力齒輪軋花車；榨油業中，由木槽楔人油榨到人力螺絲油榨、再到動力水壓油榨；磨粉業中，由畜力石磨到火輪石磨、再到電力鋼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棉織業和絲織業，由投梭機到手拉機、再到足踏鐵輪機以至足踏自動提花機，這種手工廠，就足以和機器大工業競爭了。順便提到，上述這6個手工行業，其產值約占全部手工制造業產值的60％。當然不是說它們已完成這種過渡，如果它們已全部實現過渡，中國也早就實現工業化了。更可引人深思的是，上述這些手拉機、鐵輪機、提花機、皮輥軋花車等，原來都是來自日本，后由中國仿造。那么，在已經有了英美式的機器紡織廠后，日本人為何還費力去研制這些手工機械，難道專為銷往中國嗎？不，原來日本工業化的道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機器大工業取代手工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它不能消滅手工業，這兩者之間不僅有矛盾的一面，還有互相補充的一面，以至有母與子關系的一面。“第一批機器是在手工業條件下，用手工勞動制成的”；[12]②直到今天，一項新發明的樣機，仍然要依靠手工研制。今人在前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中提出的互補效應，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就早已論及了。其實何止是前工業化，手工業對于機器大工業的補充，手工業對于經濟近代化、現代化的貢獻，至今不渝。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德出現的“手工業復興”，[13]③曾經引起西方經濟史學家的重視。在我國，近年來鄉鎮工業的勃興，尤其是“溫州模式”（主要是家庭工業），以及它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中的功能，也應當對我國經濟史學界有所啟發。照我看來，回顧我國近代史中的工業化過程，總是貪大求洋，不適合國情，吃了虧。

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

這樣看來，19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化，本來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一樣。就是說，它應當不是西方生產方式的原樣移植，而是新生產方式和中國內部能動因素的結合。歷史是無情地失敗了，以致我們無法總結這方面的經驗，中國近代經濟史只能是灰色的。但在失敗史中，還是可以隱約地看見一些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憧影，使人得到啟發。

19世紀洋務派創辦的那些官辦企業，盡管在體制上有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標的，在實踐上卻是走的一條移植西方或者全盤西化的道路，與中國的傳統經濟脫節。它們被稱為“洋務”，而最后多半是被強大的外國資本所吞沒或支配。但是，在一些民辦企業中，并不完全是這樣。資本家經營企業，多少要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經濟規律，謀取最大效益。前已提到他們引進一些外國新工業時先采取手工生產，即為一例。現在再以繅絲工業和棉紡織工業為例，看一下它們發展的道路。

繅絲是一種出口主導型的工業，是民辦最早的近代工業。早在1870年前后，西方人就在上海和東京引進當時最新的意大利式絲機，建立蒸汽動力絲廠，都因為不是桑蠶區，脫離鮮蠶市場，經營失敗。日本人是把該廠由東京遷到長野縣信州，并且把絲機簡化為木釜，把蒸汽動力改為水力，利用山區桑蠶業的優勢，發展起日本繅絲工業，再經過不斷改進，最后打敗了中國繅絲業，這是盡人皆知的。[14]①廣東陳啟源，立足于本土，利用嶺南多造蠶的優勢，并把法國式絲機改造為足踏、汽喉（蒸汽煮繭）作為過渡，結果發展起順德一帶的小型機器繅絲業，19世紀末達100多家。上海新建的華商絲廠，仍然保持西方式的高技術設備大型廠，19世紀末，上海絲機每臺日產能力達375克，廣東絲機為225克，日本絲機僅169克。但是，上海白廠絲的出口只有廣東的1／3，在成本上也敵不過日本。這是因為，它脫離桑蠶區，既無利用鮮繭之便，又昧于信息，經營困難（繭的年成和含絲量與氣候、雨量關系至密）。直到1920年，上海廠絲的出口仍然落后于廣州。無何，江南繅絲業向桑蠶區無錫轉移，興起了新的繅絲工業基地，到1928年，江南廠絲出口才壓倒廣東。這時，日本本國式絲機經過改進，已超過意大利式、日產量達449克了。[15]②這叫先退后進，占了上風。

棉紡織是進口替代型的工業，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工業。1879年李鴻章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1890年張之洞創辦湖北織布官局，都是著眼于洋布的泛濫，希圖“分洋人之利”。1899年張謇創辦大生紗廠，情況就完全不同。它一開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植棉業和手織業發展的基礎上的。通海的植棉業，乾隆間已由“沙花”發展為“通花”；這里的織布業，嘉道間已由稀布（包裝用）發展為關莊布，再進而為通州大布。大生的成功，十年間資本由44萬余兩增至165萬兩，就因為利用了中國傳統經濟的這兩個能動因素。它以生產12支紗為主，以適應通海棉；70％的產品供應通海手織戶，以發揮通布的市場優勢；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利用農村勞動力。這條道路是中國式的。以后民營棉紡織工業的發展莫不如此；李鴻章、張之洞的織布局也從失敗中得到教訓，棄布就紗，變成三新紗廠和裕華紗廠。到20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棉紗已由凈進口變成凈出口，于是紗廠開始增設布機，到三十年代，洋布進口也微不足道了。

棉紡工業不完全是進口替代，它同時具有前向聯進（linkage）和后向聯進的效應。原來的士紗是不能適用手拉機、鐵輪機的，因而也不能織寬幅布。20世紀以來，隨著紗廠的發展和廉價機紗的大量供應（這時進口洋紗已不居重要地位），推動了各城鎮織布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到二十年代約有2，000余家；同時，產生了南通、定縣、高陽、寶坻等新興手織布區；并在這些地方和江浙手織布區發展了商人放紗收布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在這些形式下織造的寬幅改良土布，在質量和價格上都可以同洋布直接競爭。我們估計，到1920年，改良土布的產量約有5000萬匹（土布匹），同樣，中外紗廠生產的機制布不過3664萬匹（折合土布匹）。當然，市場上最大量的商品布仍是農村家庭生產的，約有2，2億匹；不過，家庭織戶也已大都采用機紗，并部分采用手拉機，從而提高了手織效益。到三十年代，改良土布就再讓位給機制布。

后向聯進主要在于棉種的改良，即長纖維棉種的引進和推廣。張之洞、張謇、穆藕初都是這項事業的開拓者，而他們之開發農業經濟都是由于辦有紗廠。此外，由于張謇的倡導，在蘇北地區還出現了幾十家鹽墾公司，改造鹽灘2000萬畝，移民30萬口。盡管這些公司設備落后，并主要行租佃制，但由曬鹽改為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增大，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從繅絲和棉紡織業的發展中還可悟出一個道理，即在中國，工業的發展必須與廣大農村經濟相結合。在當時，中國要走日本的或今天亞洲“四小龍”的那種外向型發展的道路是不現實的，工業的原料和市場都是在農村。上海的絲廠是用湖州絲，而多少年來，著名的湖州絲并無改進；質量且有下降之勢。無錫的絲廠與當地桑蠶業直接結合，到1929年，在無錫農村改良蠶種已完全代替了上種。在南通，由張謇創建的，包括農、工、商、運輸以至銀行的“南通實業”體系，人或譏之為地方主義或封建割據，其實，他那包括農業在內的十幾家實業公司都是由大生紗廠資助或保證，是建立在大工業資本力量之上的。在幅員遼闊的中國，這種以大工業為中心，以農村為基地的區域或鄉土經濟發展路線，不失為中國式的近代化的途徑之一。它比之那種以洋行為中心，以租界為基地，脫離農村以至對立于農村的口岸經濟發展路線，應當有更廣闊的前途。然而歷史無情。南通模式的鄉土經濟發展路線，隨著大生紗廠的衰落而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開始的上海紡織業向內地的轉移，也因軍閥混戰和時局多變而甚少成績。口岸經濟發展路線卻在帝國主義保護下取得優勢。

中國近代經濟史仍然是一部失敗的歷史。但是，我覺得研究者的任務，不僅是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還應當從中找出積極的東西。我的本意不過如此。注釋

[1]①這個討論始于1982年而盛于1984年，幾種看法可見于1984年《歷史研究》2、4、6期的有關文章。最近一次討論會是1987年8月在湘潭召開的。

[2]②可舉出的有龔駿的《中國都市工業化程度之統計分析》，李達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劉大鈞的《中國工業化研究》，方顯庭的《中國工業化：一個統計的考察》（英文）何廉、方顯庭的《中國工業化的程度及其影響》等。

[3]①以“不發展的發展”為標題的著作，有VictorD．Lippit的長文，載英國MdernChina，4卷3期，1978年；PhilipC．C．Huang編輯的論文集，紐約1980年出版。

[4]②“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研討會于1987年5月在武漢召開，在這以前在黃山召開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現代化問題”研討會。

[5]③我想贅疣一句：1928年后這個詞創行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大約四十年代改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王亞南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直到解放后修訂第六版仍保持原稱，深有見地；1987年十三大以后，有些文獻又恢復了“半封建半殖發地”的稱謂。

[6]④18世紀論者可以JosephFletcher為代表，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中譯本第41頁；16世紀論者可以FredericWakemanJr．為代表，見所編ConflictandControlinLatelmperialChina．1975年版第2頁。

[7]⑤這種看法見于筆者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所寫“中國經濟史”詞條。

[8]①這個詞正式出現于1954年出版的費正清、鄧嗣禹合編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Servey一書的序言中，但這種觀點是早已流行甚廣了。

[9]②國外在這方面比較詳盡的一項研究是1984年出版的美國PaulA.Cohen寫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該書最后一章的標題是“走向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史學”，這也是該書的主旨。

[10]③本書《早期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11]①我國近代手工業發展的最高峰，迄今還是個謎。三十年代，有人認為按產值計，最高在1930年。解放后，中央手工業管理局把它權定在1936年。最近，有人提出應在1912年。我們研究，大體是在1920年。

[12]②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頁。

[13]③西德是把年銷售額不滿30萬馬克、職工不滿10人的企業劃為手工業。1949－1979年，手工業的銷售額由210億馬克增為2，520億馬克，職工由322萬人增為416萬人。同時期，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得力于這種小企業。

[14]①古田和子：《日中兩國繅絲業比較》，譯文見江蘇省中國經濟史研究會：《經濟論衡》1986年版。

[15]②絲機制式見RobertY.Eng：EconomiclmperialisminChina：SilkProductionandExports，Berkeley，1986.P.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