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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無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代中國,還是伴隨新科學技術革命而發生重大變化的當今世界社會經濟,都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臨拓寬領域、深化內容、更新方法等重大變革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各學科同仁,要提高認識,加大力度,開創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力爭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高經濟科學水平作出新貢獻,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有益的歷史借鑒。
【英文摘要】Anewerandhigherdemandfor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isaddressedbothbyChina,whotakestheeconomicconstructionashercentraltask,andthecontemporaryworld,whosesocialeconomyhasundergonegreattransformationsafter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studyofChina''''seconomichistoryfacessomegreattransformationssuchaswideningitsfield,deepeningitscontents,renewingitsmothedandsoon.ScholarsonChina''''s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shouldtrytocreateanewaspectinthestudy,enrichanddevelopMarxismbyimprovingtheirowncognitioninordertoproviderighttheoreticalprincipleandbeneficialhistoricalexperiencetochina''''smodernconstruction.
【關鍵詞】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內容/方法/提高認識Chinaeconomichistory/studyfield/contents/mothed/toimprovecognition
【正文】
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應該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中最根本、最深刻、最關鍵,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一環,然而卻是最薄弱的一環。這很有必要提醒包括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界和有關方面的注意,并給予重視。
一
改革開放伊始,經濟史學界立即抓住新時機,不僅很快恢復了原有的研究機構,還組織成立了中美合作企業史資料中心等新的研究機構開展工作,編輯出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期刊,組織成立全國的經濟史研究會和省區經濟史研究會,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招收經濟史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等十幾所高校和中央高級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分別編寫出版了十幾部質量較高的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經濟通史等教材,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河北大學等高校聯手合作編寫九卷本的從先秦到清代的斷代經濟史專著,傅筑夫等老一輩中國經濟史專家都有多部研究專著問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專著也有十余種出版,東北、山西等省區編寫出版本省區的經濟史專著,北京、上海合作編輯出版多卷本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寧可主編了從遠古到1998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史》,還有其他專題性的經濟史專著數以百計、論文數以萬計;尤其是國家組織聯合攻關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完成,更是意義重大。與此同時,還積極開展中外學術交流(派訪問學者出國研究考察、召開有外國學者參加的研討會、翻譯出版國外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論著等)。在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中,經濟史獲獎比例很高,5部二等獎中占了2部,12部三等獎中也有3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活躍和成績是前所未有的。
盡管經濟史研究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但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向中國經濟史研究提出的要求是遠不適應的。尤其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日趨不振,近乎于有氣無力。很多高等院校的中國經濟史課程被熱門的經濟學新學科所擠掉,連經濟學研究生也不開設中國經濟史課程,中國經濟史專業出身的教師被迫改教其他課程;經濟史專業畢業的研究生也不愿從事經濟史的研究和教學(因經濟史研究繁難,出成果不易,時間長,評職稱極受影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和教學出現危機。
形成這樣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經濟史研究本身。當今社會經濟伴隨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演變,內容愈來愈豐富,結構愈來愈復雜,給包括中國經濟史在內的經濟科學提出了愈來愈多的新課題。這本來是中國經濟史研究新的歷史機遇,但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沒有抓住這個大好的新機遇,卻遠遠落后于這樣的新形勢。
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
1.研究領域不寬。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目前仍局限在傳統的課題方面,無非還是歷史上的所有制(包括土地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等),國民經濟各部門(工業、手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對外貿易和國際貿易,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小農經濟,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原始積累,企業史,歷史上重大經濟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經濟活動,歷史上各種產品的產量與產值、人口、租稅,歷史上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生產力和技術史等等。對這些傳統的中國經濟史課題進行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當代中國及其發展趨勢,尤其是經濟建設的各種取向和目標選擇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要求,絕不是這些傳統課題的研究所能滿足和解決得了的。它要求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新時代的新視角開拓研究的新領域。比如經濟體制和經濟機制是現代社會經濟的新概念,馬克思《資本論》中尚未出現,但不等于古代和近代社會經濟中沒有經濟體制和經濟機制。再如“三次產業結構”,是20世紀30年代產生的新概念,在中國經濟史上“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歷史發展的研究,也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領域和新課題。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交叉學科,研究領域應覆蓋整個經濟學。經濟學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稱,它的研究領域已擴展到技術、生產力、數理、環境、國土、生物、知識、信息等等領域,并出現了技術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等相應的學科。經濟史的研究也應相應地跟進。研究領域狹窄,局限在傳統的領域課題中,使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發展受限。
2.研究內容不深。研究領域的拓展當然也是研究內容的深入。若拋開研究范圍說,內容的深入顯得舉步維艱。中國經濟史傳統的研究課題之所以必要、有意義,不僅在于還有相當多的內容有待去研究,更在于已經研究的內容還須要深入,不能停留在現有認識層面上。例如洋務運動一直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熱點,卻總是在其性質問題上爭論不休,相互觀點歧異,且又在同一層面上認識。研究不深入恐怕是主要原因。中國原始氏族經濟、小農經濟、奴隸制經濟、地主制經濟、封建經濟、官府手工業、土地制度等等,與發展成資本主義經濟的西歐古代經濟,共性與個性各是什么?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中國社會經濟史走勢能說明什么樣的規律?等等。不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就難以走出低谷。
3.研究方法不新。研究領域拓寬、研究內容深化,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去實現,又提供或包含有新的研究方法。當年馬克思曾經說過:“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還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1](P108)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作為生產組織,比當年的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更發達、更復雜得多,為經濟史的研究不僅提出新領域、新內容,也指出了經濟史研究的新方法。不研究現代經濟結構和現狀,不研究當代經濟的所有理論問題,即“人體解剖”,難以更好地研究、理解古代和近代的社會經濟,即“猴體解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風靡于70年代美歐的“新經濟史學派”,就是這樣。新經濟史學派不同于傳統經濟史學派,根本之點在于研究方法之新:一是用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研究經濟史,二是用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并借助于現代計算工具計算機研究經濟史。他們自己說他們的方法“產生于歷史問題和先進統計分析的結合。在這里,經濟理論是女儐相,計算機是男儐相”[2](P492)。經濟史作為經濟學同歷史學的交叉學科,僅僅用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對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證分析、敘述史實、分期和定性等是不行的,必須有經濟學及其各門分支學科的范疇、原理等理論分析和經濟學的定量研究等各種經濟學方法,才有別于政治史、軍事史等,才稱得上經濟史。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更新當然不止這些。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歷史研究方法的變革、哲學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新成果的展示和被運用,都會給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新方法。要善于選擇和運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新的面貌出現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
二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有其豐富的內涵,這里著重指出一點,這就是列寧非常正確、很有針對性指出的關于“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3](P336)很清楚,經濟史研究在通史研究、各專業史研究、現狀(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規律研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的研究、乃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中,處于根本性、基礎性的地位,有著關鍵的意義。
正是因為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理論研究事業中,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領域的擴大,研究課題的具體,就愈感到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和發展他們的學說迫切需要經濟史知識。為此,馬克思仔細閱讀了當時僅有的毛勒、摩爾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經濟史著作,高度評價研究中世紀馬爾克的毛勒著作,說“他的書是非常有意義的”[4](P258);療養中聽科瓦列夫斯基講述俄國的村社,并對他們的著作都做了詳細的摘要和評語,準備寫這方面的經濟史著作。遺憾的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和《資本論》寫作的急切,他未能如愿以償。后來恩格斯以《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現代社會主義主要著作之一”[5](P43)以作“稍稍補償”[6](P1)。恩格斯到晚年更是深切地慨嘆“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并鄭重地提出:“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重點號為引者所加)“這方面,我們需要很大的幫助,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他對當時那種“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的知識……盡速構成體系,于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的淺薄非常厭惡,對“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還對他有更多的認識呢”[6](P476)的狀況感到擔憂。七十高齡的恩格斯對于經濟史的研究這樣諄諄相告、語重心長,是非常值得細細體味的!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是這樣總結馬克思的理論研究的:“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7](P37)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沒有經濟史的研究,就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這里同樣地可以說,沒有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沒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成功。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遵循中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的歷史趨勢,依據中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才能有效和成功。系統、全面、深刻、準確地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歷史進程中的特點和規律,探究中國社會經濟歷史趨勢,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道路、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鑒,這就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和根本目的。同時,通過中國經濟史研究,豐富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使之在更高層次上指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現代化的正確方向,以更科學的理論武裝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健康發展和快速成功。
三
中國經濟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新史學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2]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卷[Z].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3]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9]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Z].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三
中國經濟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新史學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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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9]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Z].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10]〔美〕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三
中國經濟
史研究要想走出低谷,除了研究者需要提高思想認識、認清研究任務、明確研究目的、開拓研究領域、深化研究內容、更新研究方法外,有關方面也需要同心協力,真抓實干。
1.端正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這里需要澄清一個糊涂認識,即認為堅持實事求是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相矛盾的。實際上二者完全一致。因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對長期統治人們歷史觀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思想解放,就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實事求是。同現在某些人懷疑、排斥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思想指導(所謂“信仰危機”)相反,國外越來越多的學風正派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在他們研究實踐的深入中,愈來愈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就開始承認“馬克思……首次努力去提出一種一元論的歷史觀,無論我們是否準備把它作為對一般人類進步的一種充分解釋來加以接受,我們全都必須承認它在激勵學者們思想和擴展歷史學與經濟學的觀念與概念方面已經起到了有益影響……它將在精神發展和技術進步的記錄上占有一個尊榮的地位”。1912年美國“新史學派”創始人魯濱遜更說道:“第一個對于科學的歷史學作出巨大貢獻的”是馬克思,“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奇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歷史學家研究過去時所應該注意的。他并且對于以前大家所不很了解的事情提供了科學的解釋”。隨著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馬克思的歷史判斷的正確性這時看來得到了證實……這次不是‘否定他對歷史思想所作出的貢獻’,而是‘用我們逐漸積累起來的而他卻完全不知道的關于過去的大量證據’去對他的歷史解釋‘進行新的分析’”,“到1955年,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中,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會懷疑聰明睿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方法的積極作用及其挑戰”。“新史學派”認為馬克思是他們的“先師之一”,如果“建造先賢堂”,馬克思“一定會端坐于殿堂之首列的”[8](P263-266)。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些評價足以說明,歷史唯物主義是被愈來愈多的歷史事實證明了的正確的歷史觀和歷史研究方法。實事求是所反對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教條化運用,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
2.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積極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美、日學者不少,這是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躍研究的外部條件,應主動加以利用。同時,還要大膽地吸收國外經濟史研究的新成果(包括新的經濟史研究方法)。這方面經濟史研究比經濟學研究要落后得多。經濟學中的宏觀與微觀、規范與實證、產權、交易成本、公共品、“搭便車”等概念和理論,早已廣為使用和運用。經濟史研究中僅有計量經濟、區域性經濟、比較經濟等幾項。最近有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融入世界”的研究前景或趨勢,這就更加需要開展對外學術交流。
3.擴大研究隊伍,增強研究力量。這里首當其沖的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研究者對經濟史的研究興趣遠不如美國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新經濟史學家都是經濟學家。蜚聲史壇的新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W.Fogel)和諾思(Douglass.C.North)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另一新經濟史學家提出經濟史對經濟學的價值有5個方面:“(1)更多的經濟事實;(2)更好的經濟事實;(3)更好的經濟理論;(4)更好的經濟政策;(5)更好的經濟學家。”[9](P39)曾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說:“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10](P28-29)。國外經濟學泰斗這些議論,都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之談。如果我國經濟學家和經濟研究者都能進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隊伍中,不僅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面貌大為改觀,中國經濟學也一定會步上一個新臺階。
4.加強組織協調領導,發揮研究機構和學會團體的作用。中國經濟史研究亟待領導重視和加強組織協調。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課題被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規劃列在經濟學中,但比重極小,2000年49個經濟學選題中經濟史僅有1個。這樣少的課題項目,能申請上的人寥寥無幾,研究者們只好自擬自選課題,而且這種無政府狀態也浪費人力。要振興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家課題規劃應增加列入項目。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部門還應組織經濟學、歷史學、中國經濟史學和外國經濟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機構、高等院校和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制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長期規劃,爭取經費,組織和集中力量積極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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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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