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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普京提出要走經濟改革的新道路，即市場經濟與俄羅斯現實相結合的道路。這條道路的體制模式是德國弗萊堡學派提出的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其微觀基礎是以現代產權理論為依據的、以排他性產權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并通過企業重組和公司治理使其得以完善。其宏觀機制是向社會公共財政轉變，并建立能保證自身穩定和成為景氣政策手段的有效財政體系；是完善兩級銀行體制，并建立能形成良好宏觀環境和合理融資渠道的有效金融體系。在對外經濟關系上，既重視斯密、李嘉圖的世界經濟學，也重視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積極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循序漸進地實現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在分配方面實行以生產三要素論、財富創造論和所有制決定論為基礎的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原則。在社會保障方面奉行社會安全閥理論，同時也接受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實行保障對象上的選擇保障制，資金籌集上的現收現付制，給付原則上的受益基準制。

[關鍵詞]俄羅斯普京道路經濟體制經濟學分析

普京當選總統標志俄羅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普京時代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提出一條新的改革和發展道路，并已制定和實施有關政策措施，這預示俄羅斯將進入一個經濟發展的新時期。

一走經濟改革的“第三條道路”

普京對經濟轉軌以來的俄羅斯經濟形勢持客觀評價態度。他在綱領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承認，俄羅斯已不屬于當代世界中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近50％，僅相當于美國的1／10，中國的1／5，俄羅斯與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正在被推人第三世界的行列。俄羅斯的經濟結構更加畸形，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仍然是工業化時期形成的基礎工業，主要是燃料工業、電力工業、黑色和有色冶金工業，它們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約占15％，在工業產值中占50％，而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超過70％。產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極低，除了原料和動力部門之外，其他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只為美國的20％～24％。設備陳舊，使用期5年以下的設備在全部設備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4．5％，70％以上的設備服役期已超過10年。結構失衡和技術落后，使俄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大大減少，特別是被擠出了科技含量高的民用產品市場，俄在這一市場上所占的比重不到1％，而美國占36％，日本占30％。居民的實際貨幣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1998年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約為5000美元，而俄羅斯只為2200美元，相差一半多；金融危機以后這一指標更低了，俄羅斯人的收入還不到美國人收入的10％[1]。

對于經濟長期處于危機狀態的原因，普京采取兩分法的態度，一方面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經濟模式造成的。普京強調，“目前這種困難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式的經濟造成的后果”。改革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畸形的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不能不對改革進程產生影響，使俄羅斯為蘇聯經濟體制所固有的過分依賴原料工業和國防工業而損害日用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付出代價；為不夠重視現代經濟的關鍵部門(如信息、電子和通信)付出代價；為不允許商品生產者競爭、從而妨礙科技進步、使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付出代價；為限制甚至壓制企業和個人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付出代價。另一方面，普京又指出，改革中的政策失誤和錯誤也是經濟形勢惡化的重要原因。沉重的教訓“雄辯地證明，將外國課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羅斯，不可能進行沒有太大代價的真正順利的改革。”

關于未來的方向，普京認為既不能回到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也不能再搞前幾年的照抄西方模式的激進經濟改革，而應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尋找自己的模式。普京指出，無視或否定俄羅斯在計劃經濟時期所取得的成就是錯誤的，而認識不到社會和人民在這一社會試驗中付出的巨大代價則更是錯誤的。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但是在近70年的時間里走的確實是一條死胡同。另一方面，俄羅斯在政治動蕩和激進改革中已精疲力竭。無論在什么樣的口號下(共產主義的也好，民族愛國主義的或激進自由主義的也好)再發生一次突變，國家和人民都無法經受。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設能力都已處于枯竭的邊緣。有責任心的社會政治力量應當向人民提出使俄羅斯復興和繁榮的戰略，它應以市場改革和民主改革的一切好東西為依據。

那么，俄羅斯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呢?應該走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與本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的改革道路和模式。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脫離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走進了死胡同；前幾年的激進經濟改革雖然走上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但是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脫離本國國情，使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此，俄羅斯應該將市場經濟與本國的國情結合起來，走符合本國國情的市場經濟之路。對此普京概括說：“每個國家，包括俄羅斯，都必須尋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羅斯只是最近一兩年才開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尋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將市場經濟和民主原則與俄羅斯的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有光明的未來。”[2]普京道路的公式是：市場經濟+民主原則+俄羅斯現實。

有的學者認為，普京的改革道路不是“第三條道路”，而依然是“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道路”。理由有三：

第一，普京的政策主張在當選總統前后是不一樣的，當選總統后自由主義的色彩明顯增強，突出的是不再強調加強國家調控的作用。誠然，普京在國情咨文中沒有像過去那樣強調加強國家調控，相反倒反對國家過多地干預經濟。然而，這里反對的是國家對經濟的過多行政干預，而不是指經濟上的必要調節。2000年國情咨文明確寫道，俄羅斯的經濟戰略方針是：少一些行政干預，多一些經營自由。國家對經濟仍然要實行調節，但這種“調節的目的不是增加行政杠桿，而是保護經營自由”。可見，國情咨文不是否定國家調控，而是強調如何調控。實際上，普京當選總統后并沒有改變關于改革和發展道路的根本主張。相反，多次重申在當選總統前所作的關于改革和發展道路的論述。例如，俄通社一塔斯社2000年6月4日報道，普京總統在前往意大利進行工作訪問前夕接受意大利《太陽報》等媒體記者采訪時說，“只有學會把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普遍原則同俄羅斯的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俄羅斯才能有美好的未來。”普京在這里講述的關于經濟道路的主張與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幾乎一字不差。

第二，普京總統的經濟顧問伊拉里奧諾夫和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格列夫在講話和制定的經濟發展戰略中明確宣稱，俄羅斯將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路線”。西方一些傳媒由此斷言“普京政策具有自由化傾向”。我們認為，這些言論只是普京周圍個別人的主張和西方的評論，不代表普京的主張，在普京周圍還有與此相對的另一種聲音、另一種觀點。普京是務實主義者，決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書本中的條條，而是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以經濟發展實踐為標準。只要對經濟發展有利就采用，不利就舍棄，而不管它是哪派的觀點。同時，伊拉里奧諾夫的“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的含義也值得玩味，因為他把中國的現行改革稱為“激進的自由化的改革”。

第三，政府的許多具體政策屬于“自由化”的政策。例如，“無赤字預算”、“浮動匯率”、“私有化”、“自由競爭”、“商品、勞動和資本自由流動”等等。我們認為對這些政策應該進行具體分析。“無赤字預算”是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但不為貨幣主義所專有。因為一般地說，任何國家的預算都不愿意有赤字。同時，財政的有赤字和無赤字也不能與政策的自由化和非自由化畫等號。目前俄羅斯實行平衡的財政政策，一是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避免重陷債務危機的泥潭；二是為了控制通脹，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資；三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但是，小財政不利于反危機、擴大國家投資、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經濟發展。因此，政府在實行平衡財政的同時，也在努力恢復債券市場，以便通過發行數量適度的、結構合理的國債，使財政從對經濟的中性政策，轉為對經濟的積極政策。另外，政府的財政政策也不是單方面的，在主張實行無赤字預算的同時又主張實行降低稅率的政策，而降低稅率是財政擴張和刺激生產投資的政策，與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緊縮政策是反向的。同樣，對于“浮動匯率”、“私有化”、“自由競爭”、“商品、勞動和資本自由流動”等等，都應該進行具體分析，從俄羅斯的現實經濟條件中去尋找答案。目前俄羅斯繼續實行浮動匯率，是為了保持盧布貶值形成的對國內生產部門的有利條件和分散金融風險，這并不等于永遠實行浮動匯率，因為浮動匯率不利于改進技術、穩定經濟、引進外資，還會引起還債成本上升。俄羅斯還將繼續實行私有化，加強保護產權和投資者權益。對此，應該注意的是私有化的目的、范圍和形式，應該看到政府仍然堅持對公共產品部門和天然壟斷部門實行國有和國家控股，并強調加強國有資產的管理。至于自由競爭、資本自由流動，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性政策，根本不是自由化的標志。

從根本上說，對普京道路的分析應該著眼于俄羅斯歷史的大環境。計劃經濟體制曾促進蘇聯生產力迅速發展，經濟一度出現輝煌。但是，它固有的弊端使其歷史局限性越來越突出，最后從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俄羅斯獨立以后，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應該說大方向是對的，但是改革的方針政策脫離本國國情。在目標模式上照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在過渡方式上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在反危機上不是刺激投資、優先穩定生產，而是實行緊縮、優先穩定財政貨幣。結果經濟危機、財政貨幣危機和社會政治危機長期交織并存，最后演變成以金融危機為尖銳表現的經濟、社會、政治全面危機。金融危機宣告了照抄西方模式的激進經濟改革的失敗。人們的反思形成了共同的認識：實行混合所有制，加強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注重社會政策；放棄休克療法，實行漸進式改革；一切以經濟為中心，增加投資擴大需求，促使經濟快速增長。普京道路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它是俄羅斯歷史的必然產物。不會因為某些具體條件下的具體政策而改變它的根本方向和性質。

二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

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來說，在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上，最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市場機制與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從這個角度考察，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模式有四種類型：英國古典經濟學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凱恩斯主義與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弗萊堡學派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或稱有秩序的市場經濟)。前一時期俄羅斯經濟轉軌的目標模式是建立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篤信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主張自由放任，認為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就可以達到經濟的均衡發展，避免危機和失業。新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論，認為國家干預經濟不僅不能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而且會限制市場經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節。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流派，其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由放任理論在現代條件下的翻版，是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否定國家經濟干預，實行社會保障市場化。葉利欽時期俄羅斯試圖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由于脫離國情而使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憧憬的自由市場經濟變形為野蠻無序的非效率的市場經濟。普京在綱領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主張建立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他指出，“必須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市場經濟通行的國家制定游戲規則并監督其執行的定式屬于俄羅斯的未來，目前情況要求國家對經濟和社會進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論。凱恩斯認為，經濟不景氣和危機的根源，是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經濟運行的有效需求不足。要使經濟重新出現繁榮，必須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為此，必須放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實施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確保足夠的有效需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3]。凱恩斯理論的實質性貢獻不在于具體政策，而在于指出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的經濟運行必然產生總量失衡，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必須實施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因此，它的重要意義是開辟了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國家干預的新時代。凱恩斯主義不僅與美國羅斯福新政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對戰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模式，如法國“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日本“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北歐“福利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受這種思想和模式的影響，加之考慮轉軌時期經濟的特點和反危機的任務，普京曾提出要建立“可控制的市場經濟”。

當選總統以后普京的思想有所變化，轉為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不再強調如何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而是強調國家如何確保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創造條件。根據2000年總統國情咨文，國家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維護市場經濟運行條件方面將主要發揮以下作用：第一，保護所有權；第二，保證競爭條件的平等；第三，保護經營自由；第四，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空間；第五，實施社會政策[4]。

普京的上述主張類似于德國弗萊堡學派的觀點。德國弗萊堡學派既反對英國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又反對蘇聯中央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主張走第三條道路。其特點有二：第一，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弗萊堡學派反對實行計劃經濟，主張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強調自由競爭。但是，他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與英國古典市場經濟不同，他們反對古典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主張實行旨在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國家干預。同時，他們所主張的國家干預又與凱恩斯主義不同，他們主張的國家干預僅限于實行“秩序政策”，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是直接干預經濟運行過程的“過程政策”。第二，主張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概念是阿爾馬克提出來的，意指將市場經濟的原則與社會公平的原則結合起來。社會市場經濟既是一種理論模式，又是聯邦德國戰后實行的現實經濟體制。戰后德國從艾哈德政府起開始實行這種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德國奇跡。艾哈德指出，“社會市場經濟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場經濟，而是有意識地從社會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場經濟。”[5]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實行混合所有制，保持國家有限干預，重視社會公平和社會保障。普京主張在俄羅斯實行的正是這種“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

三反對重新國有化，主張完善已形成的微觀基礎

通過實行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而大私有化又經歷了證券私有化、貨幣私有化和個案私有化三個階段，俄羅斯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市場主體基本實現了多元化。根據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截至1996年年底，俄羅斯實現私有化的企業共12．46萬個，占私有化初期國有企業總數的60％；在資產上，非國有資產已占資產總量的60％；在產出上，非國有經濟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其中私有經濟占28％)[6]。但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又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沒有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二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據俄國家杜馬聽證會上公布的資料，幾年里私有化的損失總計為9500萬億盧布(其中經濟損失5500萬億盧布，社會損失4000萬億盧布)，合1．7萬億美元，相當于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因此，左派提出重新國有化的主張。

普京對此采取謹慎務實的態度，肯定私有化在改造所有制上的成果，反對實行重新國有化。他認為，盡管私有化存在種種問題和錯誤，但是它為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因此“不應該談重新分配俄羅斯資產的問題”，“如果允許重新分配資產，則遇到的問題和造成的損失將比過去搞私有化時還大”[7]。普京肯定國企改革大方向的態度，符合現代產權經濟學關于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的理論。現代產權經濟學指出，由于國有產權和共有產權的“外部性”問題較大，因此產權發展的趨勢是從非排他性產權向排他性產權轉變。產權的排他性把選擇如何使用資產和承擔這一選擇的后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強的動力去尋找利益最大化的資源使用途徑。產權的可轉讓性意味著所有者有權按照雙方共同決定的條件將資產轉讓給他人，這為資源從使用效率低的所有者向使用效率高的所有者轉移提供了條件。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基石——科斯定理指出，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產權制度對資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響，清晰的產權制度是產權自由交易的條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反之，如果產權不明晰，交易費用就會很高，甚至高到使產權交易不能進行的程度，從而阻礙資源配置的優化。明晰的產權具有排他性和可轉讓性，因而是經濟動力和經濟效益的源泉。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原則上正是產權明晰的過程，因此盡管存在種種問題其大方向不應否定。

那么，如何解決私有化中存在的問題呢?普京認為，出路不在于重新國有化，而在于提高私有化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途徑是進行企業重組和加強公司治理。關于公司治理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在公司類型上建立開放型股份公司還是封閉型股份公司，二是在融資模式上以證券市場為基礎還是以銀行為主導，三是在經營管理上如何形成有效的“委托一”關系。由于篇幅的關系，這里只討論前一個問題。俄羅斯的股份公司分為開放型股份公司和封閉型股份公司。開放型股份公司可以公開注冊發行股票，股票可上市自由交易，股東人數沒有限制，管理上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公司按股東大會一董事會一經理處的結構治理。封閉型股份公司無權公開注冊發行股票，股票不準上市自由交易，只能在公司創立者之間分配，股東人數不得超過50人，管理上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經理同時又是股東，公司結構簡單，一般只有股東大會和經理部兩級。從這些基本點看，俄的開放型股份公司相當于通常說的股份有限公司，封閉型股份公司相當于有限責任公司。俄在前一時期改組國有企業建立的3萬家股份公司，只有20％是開放型股份公司，80％是封閉型股份公司。后種公司由原企業勞動集體(實際是原領導)控制，不利于企業制度創新，缺乏資本投入，難以進行現代技術改造。俄強調建立開放型股份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既是針對前段私有化的結果和問題，又是因為理論上它更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它具有業主制和有限責任公司所不具備的許多優點。首先，同業主制相比，業主制屬于人合公司，法律上是自然人企業，承擔無限責任，即企業破產時清償債務不以企業資產為限，而要連帶企業所有者的個人財產；股份有限公司屬于資本公司，是法人企業，承擔有限責任，即企業破產時清償債務只以企業資產為限，投資者除持股額之外不連帶其他個人財產，這便降低了投資風險，有利于出資人更大規模地投資。其次，同有限責任公司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因而融資渠道多，便于動員廣大社會資本，建立大型企業，興辦重大項目；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上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營管理進入高度專業化，有利于提高經營管理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資本證券化，證券市場化，股票的自由買賣使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這便把企業置于股民的監督和社會的評價之下，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只能轉手，不能抽回股本金，企業的命運只取決于經營管理，而不取決于出資者個人狀況。

在企業重組方面，第一，改變內部人控制股份公司的局面，增加外部投資者、特別是外資持股的比例。幾年來，股份公司的產權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內部人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下降，從1994年占60％～65％，降至2000年占30％一35％；外部投資者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上升，從1994年占15％～25％，升至2000年占50％～55％；國有股份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從1994年占15％～20％，降至2000年占10％一12％[8]。第二，尋找戰略投資人，即大投資者，對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和現代化技術改造。為此，將采取出讓1／4股份或者半數以上控制股份的辦法，吸引戰略投資人、特別是外國投資者。第三，實現資本集中化，使控股權掌握在最大股東手中，使股東真正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只有掌握相當多股份的大股東、特別是掌握股份控制額的最大股東，才真正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因此，必須實現資本集中化，使控股權掌握在最大股東手中。為了實現企業重組，普京強調，對于已私有化的企業必須保護產權和投資者權益，使所有者能增加投資，加強公司治理，轉換經營機制。

最后，關于所有制的模式。社會市場經濟在產權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實行混合所有制，其核心是保留必要的國有經濟。俄羅斯自1996年全面調整經濟政策以來，幾屆政府都強調要保留一定數量的國有經濟。普京繼承了這一政策，主張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和天然壟斷部門的企業，仍然要保持國家所有或國家控股。強調對這些國有企業和資產要加強管理，提高其經濟效益。

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實行國家所有的原因在于其“外部性”。對于天然壟斷部門企業實行國有或國家控股的原因在于其高度社會化、命脈地位和必須保證規模經濟效益。問題是，什么是天然壟斷部門?俄羅斯政府《1995—1997年經濟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屬于天然壟斷的部門有：(1)電力的輸送和分配；(2)燃料供應；(3)干線天然氣管道和天然氣的地區分配；(4)干線石油管道；(5)鐵路網；(6)港口、航空港；(7)郵政；(8)城市供水和下水管道。這就是說，電力網、能源管道網、鐵路網、港口、空港、郵政和城市上下水管道網屬于天然壟斷部門，必須實行國有或國家控股；而電力公司、石油天然氣公司、鐵路營運公司、輪船公司、航空公司、電信公司等等，不屬于天然壟斷部門，可以私有和民營，但是，為了保證規模效益，防止過度競爭，必須有國家的一定管理。同時，在這些部門，作為目標模式應該實行網運分開、網廠分開；但在過渡時期，國家不僅對網、而且對經營公司也可以實行控股。國家在這些經營公司中的股份是可變的，不管份額大小，都不等于喪失國家在天然壟斷部門的地位，更不是否定混合所有制模式。

四調整宏觀運行機制，建立有效的．財政金融體系

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的財政體制由國家財政向社會公共財政轉化，形成了新的預算體制和稅收制度，建立了分稅制的分級財政體制。但是，財政體制還存在很多問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財政還沒有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手段，因此普京提出要建立有效的財政體系。有效的財政體系首先應保證財政本身的穩定。俄財政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企業稅賦過重，稅收占利潤的70％以上，另一方面國家預算又連年赤字，政策處于兩難。惟一的出路是“簡化稅種，降低稅率，擴大稅基”。這一政策雖然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時就已提出，但直到普京時期才真正實施。2000年通過的新《稅法典》，把稅種從200多種減為28種，主要稅種的稅率降低。企業利潤稅由35％降為30％，增值稅由20％降為15％，個人收入所得稅從累進稅改為統一稅(稅率13％)，統一社會稅從工資基金的39％降至35％[9]。結果稅收狀況大大改觀，聯邦預算出現盈余。“降低稅率，擴大稅基”政策的理論來源是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線。拉弗認為，稅率水平有一個最佳點，在這一點上稅收總額最大，低于這一點稅收會減少，高于這一點稅收也會減少，因為企業會逃稅。因此，稅率過高的國家，要想增加稅收，應該降低稅率。俄羅斯稅率很高，適合采用這種政策，取得了成效。

其次，有效的財政體系應成為景氣政策的手段。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小政府小財政，實行平衡的和中性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主張實行擴張的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俄羅斯目前實行的是平衡的財政政策，將來可能轉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因為普京強調，要提高國家預算這一重要經濟政策手段的效力，以推動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改造。俄羅斯專家也認為，如要在信息經濟、生物工程和其他高科技領域具有實力，國家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要大規模地增加國家投資，為此必須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俄羅斯1998年金融危機是與財政債務危機緊密相聯的，國債市場在危機中關閉。危機后政府進行了強制性債務重組，并于1999年1月15日重新啟動國債市場，逐步使其正常化和健康化。在實行復式預算和經常性預算平衡的條件下，恢復國債市場可以更好地為發展預算服務。

在金融領域，俄羅斯已建立了兩級銀行體制，央行獨立并轉變職能，商業銀行的體制和規范管理初步確立，利率已經放開，金融市場獲得發育。但是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金融體制還存在問題，為了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首先要調整和完善現行金融體制。根據金融危機的教訓，必須協調政府與中央銀行這兩個宏觀調控主體的關系；重新考慮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單一銀行體制與綜合銀行體制的關系，加強央行的監管；繼續進行銀行重組，建立以國家控股銀行為核心的新銀行體系；建立文明的金融市場和合理的融資渠道，恢復和發展各種證券市場。

再如，有效的金融體系應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鑒于俄羅斯的通脹率仍然較高，當前政府和央行的政策是繼續降低通脹率，并使盧布匯率相對穩定。在經濟增長、預算盈余和貿易順差的條件下，近兩年俄羅斯的通脹率持續下降，1999年為36．5％，2000年降為20．2％，2001年估計為16％左右。盧布匯率基本穩定，與美元的比價，2000年大體保持在27—28：1的水平；2001年頭8個月約為28—29：1。黃金外匯儲備增加，2001年9月底達到380億美元。

俄羅斯經濟的許多問題帶有綜合癥的性質，貨幣問題也是如此，一方面存在通貨膨脹，一方面流通中的貨幣量又過少。政府和央行的任務是，在保證通脹率降低的條件下，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辦法是，一方面改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控制通貨膨脹的速度，另一方面增加貨幣總量，使M2的增長速度高于通脹率。同時，協調金融政策與投資政策，控制金融投機，使資金向生產領域流動。

第三，在降低通脹率上如何處理好穩定貨幣與穩定生產的關系，卡西亞諾夫政府主張實行兩者結合而以穩定生產為主的原則。2000年6月通過的《俄羅斯政府長期社會經濟政策基本方針》指出，在即將來臨的時期政府的優先任務是降低或保持通脹率和利率，使其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提法是“降低”或“保持”通脹率和利率，而不是過去的一味降低通脹率，至于究竟是降低還是保持，則以有利于經濟增長為準。通脹率和經濟增長參數的具體結合，每年在全國經濟綱要的框架內、考慮經濟發展內外條件的變化來確定。

第四，在穩定盧布上如何處理匯率制度。金融危機以后，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較少，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制，國家承擔的風險和代價太大，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則可將風險分散到企業；同時，由于盧布貶值的壓力很大，實行浮動匯率制有利于擴大出口和保護國內市場。因此，普京當政以后繼續實行浮動匯率制。但是，浮動匯率保護落后，不利于促使企業改進技術，不利于整個經濟的穩定，不利于引進外資，并引起還債成本上升。因此，俄政府提出要從弱盧布政策轉為強盧布政策，估計俄羅斯將來可能轉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五積極發展對外經貿關系，循序漸進地實現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

由于“休克療法”的制定者把改革建立在依賴大量外援的基礎上，導致俄羅斯對西方的大規模負債和嚴重依賴，形成改革和發展的主要政策的實施都須得到西方的首肯和援助。針對這種情況，普京指出，國家是靠別人的建議、援助和貸款來發展，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這是俄羅斯長期面臨的重要選擇。然而，這是弱國的選擇，也是選擇做一個弱國。如果國家經濟的發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國際貸款和世界經濟領袖們的恩典，那么俄羅斯將難以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種文明存在下去。因此，俄羅斯惟一現實的選擇是做強國，實行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的方針。

這絲毫不意味俄羅斯放棄吸引外資的政策，相反普京提出了“與外資共建俄羅斯新經濟”的口號。外資在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但在俄國民經濟的總投資中只占10％左右，不可能取代國內資本而占主導地位。同時，過去引進外資的結構不合理，應增大直接投資比重，而在直接投資中增加對非能源部門的投資，特別是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面對經濟的全球化進程，俄羅斯應該同世界經濟接軌，否則就不可能達到先進國家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高度。而科技落后和資本短缺則更加重了這一問題的迫切性。因此，應該實行對外開放，實現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這是必須堅持的對外經濟方針。但是，任何目標的實現都是有條件的，即使是大方向正確的目標的實現，也不能不顧條件地盲目進行。俄羅斯前一時期盲目自由化的教訓是深刻的，外貿自由化(一度對所有商品免征進口關稅)導致國內市場被外國商品占領，民族工業受到排擠；資本項目盲目開放導致外資操縱金融市場，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條件。俄199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資本項目開放上只考慮西方的利益，而不管過渡經濟國家的具體條件。俄羅斯就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苛刻貸款條件下，被迫于1998年1月1日對外資完全放開國債市場的，隨之而來的是金融市場不斷劇烈動蕩，最終于8月爆發金融危機。因此，普京提出必須循序漸進地實現同世界經濟的一體化。

這里，在理論上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在制定對外經濟政策上，既要熟悉斯密、李嘉圖的“世界經濟學”，也要熟悉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成本學說，是自由貿易理論的代表。特別是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一直占據著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石和核心地位。后來的學者雖然從不同角度對自由貿易理論作了發展，但是直至要素稟賦學說的提出，自由貿易理論才再次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進展。當產業革命在英國深入發展時，歐洲、北美其他國家的經濟還很不發達，資本主義工業還處于萌芽狀態或正在成長時期。為了保護本國新興的民族工業，抵制英國產品的沖擊，美國和德國等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接受了保護貿易理論，并在該理論的指導下實行了保護貿易政策。保護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李斯特反對李嘉圖關于“在別國生產費用較低的商品不需要在本國生產，因為花錢向別國購買比在本國生產更有利”的說法，強調“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更重要很多倍。”[10]向外國購買廉價商品，表面看來要合算一些，但這樣做的結果，本國工業生產力就不能獲得發展，將處于落后和從屬于外國的地位。而采取保護關稅政策，起初會使工業品的價格提高，經過一定時期，生產力提高了，商品生產費用就會降下來，其價格甚至會低于進口商品。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是積極的，其保護的對象以將來有前途的幼稚工業為限，對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認。他主張以保護貿易作為過渡時期，以自由貿易為最終目標。李斯特的保護貿易理論，不僅對德國工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經濟不發達國家，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二，經濟理論界對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理論提出了質疑。從理論上來講，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比較成本和比較利益原則進行國際分工、生產和交換，那么每個國家的確都可以從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獲得好處。但是，這只是理論上的假設。在一系列假設中，最重要的是出口商品的生產和銷售沒有市場容量的限界。然而，在現實經濟中，由于市場的有限性和競爭的加劇，哪個國家也不會自動放棄自己所能進行的生產，都在努力生產自己所能生產的一切產品，出口所能出口的一切產品，至于能生產和出口多少，則完全取決于競爭。這里通行的是“絕對競爭優勢”原則，而不是“比較優勢”原則。如果這種質疑能夠成立，那么轉軌國家在初期競爭力太弱時，就不應盲目實行對外經濟自由化方針，而應隨著條件的創造逐步地對外開放。

這并不排斥積極推進對外經貿關系的發展。普京提出，俄羅斯對外經貿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積極支持企業和公司的對外經濟活動；堅決抵制國際商品、服務及資本市場歧視俄羅斯的行為；爭取盡快加入國際經濟活動調節體系，首先是世界貿易組織。為了貫徹上述方針，主要采取以下政策：(1)通過降低和取消某些商品的出口關稅，支持企業和公司擴大商品出口；同時，適當提高某些商品、主要是輕工食品的進口關稅，保護國內市場。(2)實行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調整進出口商品結構。把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擴大科技含量高和深加工產品的出口比重放在首位，同時擴大傳統優勢產業、主要是能源和基本材料的出口，這些產品目前仍是主要創匯來源。(3)發展軍工綜合體，擴大軍火出口。為此要增加對軍工綜合體的投資，加強先進軍事技術的研制，完善國家軍事訂貨機制，增加國家對軍工綜合體的支持。(4)加強與獨聯體國家的經貿合作。鑒于獨聯體的特殊地位和俄經濟結構的特點，普京強調要把發展與獨聯體國家的經貿關系放在優先位置。(5)營建國際運輸走廊，發展國際鐵路運輸。根據2000年在圣彼得堡召開的歐亞運輸會議的決議，積極營建歐亞運輸走廊體系，包括東西走廊和南北走廊，發揮俄羅斯在國際鐵路運輸中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6)加大引進外資的力度，與外資共建俄羅斯的“新經濟”。普京高度重視引進外資對振興俄羅斯經濟的作用，認為“沒有外國投資，國家的振興將需要很長時間，將會困難重重。俄羅斯沒有時間等待緩慢恢復。應該盡一切可能使外國資本投向俄羅斯。”為了進一步吸引外資，俄將重視經濟特區，降低稅率，允許工業用地自由買賣，開放資源開發項目，出臺新產品分成法。(7)使外流資金返回俄羅斯。根本措施是改善投資環境，建立刺激資金流人的資本運作機制；同時，加強稅收紀律，嚴格金融制度，加強海關監督。(8)對外關系貫徹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俄羅斯對外關系戰略幾經調整，利益原則的重視程度也有起伏。普京總統和政府明確提出并再三強調俄羅斯對外關系要貫徹國家利益優先的原則。

六注重社會政策

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經濟因素，而且受倫理因素的影響很大，因此社會政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普京高度重視社會問題，提出“強國富民”的思想，把造福于人民，使公民過上好日子，作為新政權的最終目標。在收入分配方面，俄羅斯實行的是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三：

第一，“生產三要素論”。這是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一種價值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是一切社會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三個要素，它們在生產中各自提供了“生產性”服務，分別創造并獲得相應的收入：工資、利潤、地租。這些收入構成生產費用，決定商品的價值。俄羅斯一些經濟學者接受了西方經濟學中的這一理論，把它作為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基礎[11]。

第二，“財富源泉論”。俄有的學者認為，“生產三要素論”混淆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把創造使用價值的要素等同于創造價值的要素，這是錯誤的。但是，從創造財富的角度考察，生產三要素的確都起重要作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批判拉薩爾提出的“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錯誤觀點，指出勞動和生產資料共同構成財富的源泉，并援引威廉·配第的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既然財富是三要素創造的，那么財富的分配就應該按照三要素進行。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由一個個商品構成，財富的分配實際上轉化為對生產商品所獲得的收入的分配。這樣，“財富源泉論”就成為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依據。

第三，“所有制決定論”。分配方式是由所有制決定的，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任何所有制下的商品生產，其總收入都將分為四個基本部分，即用于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部分，用于個人收入分配部分，用于上繳稅收部分，剩余部分。無論在公有制下還是在私有制下，收入分配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第二和第四部分。由于所有權決定受益權和剩余索取權，在國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應歸國家所有，即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同理，在非國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也應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即歸資本所有。至于個人收入分配部分，隨著向市場經濟過渡也發生了變化，在進行個人收入分配時考慮的不只是勞動，還有技術和管理才能，因此個人收入的分配應該既按勞動分配也按要素分配。綜合上述對總收入分配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分析，可以把收入分配總括為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

由于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原則的變化，社會成員的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大大擴大，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為了提高社會福利和緩解社會矛盾，俄羅斯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普京時期將進一步完善這種保障制度。

在社會保障方面，政策的出發點有兩種理論：

第一，社會安全閥理論。社會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內容，勞動力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物質資料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兩者互為條件。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必須確保勞動力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因此必須保證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對勞動者的失業、醫療和養老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同時，社會兩極分化和貧窮是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的經濟根源，為了保證社會安定和安全，必須在注意遏制收入不公和確保社會保障的三大基本方面的基礎上，實施社會救濟的安全底線政策。

第二，福利國家理論。庇古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的福利經濟學主要研究國民收入數量和國民收入分配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其基本觀點是：(1)在窮人的絕對份額不減少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福利越大；(2)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窮人的絕對份額越大，社會福利越大。庇古認為，由于同量收入或貨幣，對窮人的邊際效用大于對富人的邊際效用，因而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情況下，收入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所以，他主張實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如征收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擴大失業補助和社會救濟等，這可以在不增加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使社會福利得到增進[12]。依據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理論觀點，北歐福利國家把“充分就業”和“收入再分配”作為政府的長期主要經濟政策，力圖向公民提供盡可能多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俄羅斯基于現實的經濟條件，其社會保障制度奉行的是社會安全閥理論，同時也接受了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例如，竭力增加國民收入總量和通過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但是在政策實施力度上則與福利國家相差甚遠。隨著經濟條件的創造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才能逐步增加福利政策的色彩。普京提出的“強國富民”、“讓所有人都過上應有的生活”的目標，就屬于未來的理想。

關于社會保障模式，依據保障對象可以分為普遍保障制和選擇保障制。普遍保障制指全體公民(不論其收入和就業狀況如何)均可享受規定的(老年、傷殘、失業、醫療等)福利金和免費服務的一種制度。選擇保障制指對工薪者和有收入者實行社會保險，對低收入者實行社會救助，對殘疾人等特殊對象實行津貼的一種制度。在給付原則上，分為受益基準制、繳款基準制和混合制三種類型。受益基準制預先規定給付標準，強調受益標準的公平性，具有較強的再分配作用。繳款基準制是根據繳納保險費的數量確定給付標準的制度。混合制是把受益基準制和繳款基準制結合起來，由受益基準制的保險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以繳款基準制提供附加保障。在資金籌集上，分為現收現付制、基金積累制和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指根據當前一定時期內社會保障費用的需要，確定社會保障稅率或繳納比例，以支定收，現收現付。這種體制意味著代際轉移支付，在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會因贍養系數過大而出現社會保障系統財政困難。基金積累制是將受益人在工作期間繳納的保費存人保險基金，到退休時期支付使用。這有助于增加儲蓄，形成巨額養老保險基金，將其用于投資會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部分積累制是將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結合起來，一般以現收現付為主，同時輔以一定比例的基金積累。

俄羅斯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對象上，實行選擇保障制；在給付原則上，實行受益基準制；在資金籌集上，實行現收現付制。資金來源由國家預算撥款改為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實行社會保障基金來源多元化，社會保障事業社會化。俄羅斯學者和政府都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要進一步完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方向是：在資金籌集上，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或完全積累制過渡；在給付原則上，從受益基準制向混合制或繳款基準制過渡。

在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的具體政策上，目前政府把消除貧困和提高居民實際收入作為政策的優先方面。對國家公務員將實行高薪養廉政策，對職工將保證工資增長率超過通脹率，對退休人員將使退休金穩定增長，并實行最低退休金指數化。俄經濟部預計，在到2003年的4年內平均工資將增長近1倍，物價上漲近半倍，實際工資增長50％；而把全體公民包括在內的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將增長25％。政府長期經濟發展綱領計劃使居民消費需求在10年內增長80％。

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將實行有針對性的社會幫助，改變目前的平均化傾向。1999年比重占40％的生活最無保障居民所獲得的補助只占社會補助金總額的36．2％，到2005年要提高到占85％。政府將竭力縮小兩極分化，計劃使比重占40％的生活無保障居民的收入到2005年增長1倍，使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費標準的人口減少1／3，屆時貧富收入差距將從目前的14倍縮小到10倍[13]。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的兩種基本模式——英美模式和歐洲大陸模式之間，俄羅斯選擇的是歐洲大陸經濟模式，實質是德國模式。普京要建立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保持一定國家干預的、實行有序競爭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正如普京在2000年國情咨文中指出的，“俄羅斯需要一種有競爭力的、有效益的、社會公正的、能夠保證政治穩定發展的經濟體制。”

注釋：

[1]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俄〕《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俄〕《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3]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28頁。

[4]普京總統2000年7月8日對聯邦會議作的國情咨文：《俄羅斯國家：強國之路》。

[5]米正圻等：《聯邦德國的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頁。

[6]《1997－2000年俄羅斯政府中期綱要構想：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俄)4經濟問題M997年第1期；[俄“經濟與生活》周報1997年第5期。

[7]《普京1999年11月22日在全俄國有資產管理系統會議開幕時的講話》，俄塔社莫斯科1999年11月22日俄文電。

[8]A·拉迪金：《公司所有權和一體化進程》，〔俄〕《經濟問題))2001年第5期。

[9]〔俄〕《貨幣與信貸》2001年第5期。

[10]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18頁。

[11](俄)A·布茲加林：《俄羅斯過渡時期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

[12]張卓元主編：《政治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頁。

[13]《俄羅斯政府長期社會經濟政策基本方針》，2000年6月28日政府會議通過。

二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

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來說，在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上，最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市場機制與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從這個角度考察，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模式有四種類型：英國古典經濟學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凱恩斯主義與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弗萊堡學派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或稱有秩序的市場經濟)。前一時期俄羅斯經濟轉軌的目標模式是建立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篤信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主張自由放任，認為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就可以達到經濟的均衡發展，避免危機和失業。新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論，認為國家干預經濟不僅不能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而且會限制市場經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調節。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流派，其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由放任理論在現代條件下的翻版，是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為基礎，否定國家經濟干預，實行社會保障市場化。葉利欽時期俄羅斯試圖建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由于脫離國情而使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憧憬的自由市場經濟變形為野蠻無序的非效率的市場經濟。普京在綱領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主張建立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他指出，“必須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市場經濟通行的國家制定游戲規則并監督其執行的定式屬于俄羅斯的未來，目前情況要求國家對經濟和社會進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論。凱恩斯認為，經濟不景氣和危機的根源，是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經濟運行的有效需求不足。要使經濟重新出現繁榮，必須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為此，必須放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實施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確保足夠的有效需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3]。凱恩斯理論的實質性貢獻不在于具體政策，而在于指出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的經濟運行必然產生總量失衡，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必須實施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因此，它的重要意義是開辟了對市場經濟運行進行國家干預的新時代。凱恩斯主義不僅與美國羅斯福新政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對戰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模式，如法國“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日本“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北歐“福利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受這種思想和模式的影響，加之考慮轉軌時期經濟的特點和反危機的任務，普京曾提出要建立“可控制的市場經濟”。

當選總統以后普京的思想有所變化，轉為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不再強調如何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而是強調國家如何確保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創造條件。根據2000年總統國情咨文，國家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維護市場經濟運行條件方面將主要發揮以下作用：第一，保護所有權；第二，保證競爭條件的平等；第三，保護經營自由；第四，建立國家統一的經濟空間；第五，實施社會政策[4]。

普京的上述主張類似于德國弗萊堡學派的觀點。德國弗萊堡學派既反對英國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又反對蘇聯中央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主張走第三條道路。其特點有二：第一，主張建立“有秩序的市場經濟”。弗萊堡學派反對實行計劃經濟，主張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強調自由競爭。但是，他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與英國古典市場經濟不同，他們反對古典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主張實行旨在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國家干預。同時，他們所主張的國家干預又與凱恩斯主義不同，他們主張的國家干預僅限于實行“秩序政策”，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是直接干預經濟運行過程的“過程政策”。第二，主張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概念是阿爾馬克提出來的，意指將市場經濟的原則與社會公平的原則結合起來。社會市場經濟既是一種理論模式，又是聯邦德國戰后實行的現實經濟體制。戰后德國從艾哈德政府起開始實行這種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德國奇跡。艾哈德指出，“社會市場經濟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場經濟，而是有意識地從社會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場經濟。”[5]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實行混合所有制，保持國家有限干預，重視社會公平和社會保障。普京主張在俄羅斯實行的正是這種“有秩序的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

三反對重新國有化，主張完善已形成的微觀基礎

通過實行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而大私有化又經歷了證券私有化、貨幣私有化和個案私有化三個階段，俄羅斯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市場主體基本實現了多元化。根據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截至1996年年底，俄羅斯實現私有化的企業共12．46萬個，占私有化初期國有企業總數的60％；在資產上，非國有資產已占資產總量的60％；在產出上，非國有經濟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其中私有經濟占28％)[6]。但是，俄羅斯的私有化又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一沒有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二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據俄國家杜馬聽證會上公布的資料，幾年里私有化的損失總計為9500萬億盧布(其中經濟損失5500萬億盧布，社會損失4000萬億盧布)，合1．7萬億美元，相當于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2倍。因此，左派提出重新國有化的主張。

普京對此采取謹慎務實的態度，肯定私有化在改造所有制上的成果，反對實行重新國有化。他認為，盡管私有化存在種種問題和錯誤，但是它為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因此“不應該談重新分配俄羅斯資產的問題”，“如果允許重新分配資產，則遇到的問題和造成的損失將比過去搞私有化時還大”[7]。普京肯定國企改革大方向的態度，符合現代產權經濟學關于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的理論。現代產權經濟學指出，由于國有產權和共有產權的“外部性”問題較大，因此產權發展的趨勢是從非排他性產權向排他性產權轉變。產權的排他性把選擇如何使用資產和承擔這一選擇的后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強的動力去尋找利益最大化的資源使用途徑。產權的可轉讓性意味著所有者有權按照雙方共同決定的條件將資產轉讓給他人，這為資源從使用效率低的所有者向使用效率高的所有者轉移提供了條件。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基石——科斯定理指出，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產權制度對資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響，清晰的產權制度是產權自由交易的條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費用，從而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反之，如果產權不明晰，交易費用就會很高，甚至高到使產權交易不能進行的程度，從而阻礙資源配置的優化。明晰的產權具有排他性和可轉讓性，因而是經濟動力和經濟效益的源泉。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原則上正是產權明晰的過程，因此盡管存在種種問題其大方向不應否定。

那么，如何解決私有化中存在的問題呢?普京認為，出路不在于重新國有化，而在于提高私有化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途徑是進行企業重組和加強公司治理。關于公司治理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在公司類型上建立開放型股份公司還是封閉型股份公司，二是在融資模式上以證券市場為基礎還是以銀行為主導，三是在經營管理上如何形成有效的“委托一”關系。由于篇幅的關系，這里只討論前一個問題。俄羅斯的股份公司分為開放型股份公司和封閉型股份公司。開放型股份公司可以公開注冊發行股票，股票可上市自由交易，股東人數沒有限制，管理上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公司按股東大會一董事會一經理處的結構治理。封閉型股份公司無權公開注冊發行股票，股票不準上市自由交易，只能在公司創立者之間分配，股東人數不得超過50人，管理上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離，經理同時又是股東，公司結構簡單，一般只有股東大會和經理部兩級。從這些基本點看，俄的開放型股份公司相當于通常說的股份有限公司，封閉型股份公司相當于有限責任公司。俄在前一時期改組國有企業建立的3萬家股份公司，只有20％是開放型股份公司，80％是封閉型股份公司。后種公司由原企業勞動集體(實際是原領導)控制，不利于企業制度創新，缺乏資本投入，難以進行現代技術改造。俄強調建立開放型股份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既是針對前段私有化的結果和問題，又是因為理論上它更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它具有業主制和有限責任公司所不具備的許多優點。首先，同業主制相比，業主制屬于人合公司，法律上是自然人企業，承擔無限責任，即企業破產時清償債務不以企業資產為限，而要連帶企業所有者的個人財產；股份有限公司屬于資本公司，是法人企業，承擔有限責任，即企業破產時清償債務只以企業資產為限，投資者除持股額之外不連帶其他個人財產，這便降低了投資風險，有利于出資人更大規模地投資。其次，同有限責任公司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開發行股票，因而融資渠道多，便于動員廣大社會資本，建立大型企業，興辦重大項目；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上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營管理進入高度專業化，有利于提高經營管理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資本證券化，證券市場化，股票的自由買賣使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這便把企業置于股民的監督和社會的評價之下，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只能轉手，不能抽回股本金，企業的命運只取決于經營管理，而不取決于出資者個人狀況。

在企業重組方面，第一，改變內部人控制股份公司的局面，增加外部投資者、特別是外資持股的比例。幾年來，股份公司的產權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內部人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下降，從1994年占60％～65％，降至2000年占30％一35％；外部投資者占有的股份的比重上升，從1994年占15％～25％，升至2000年占50％～55％；國有股份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從1994年占15％～20％，降至2000年占10％一12％[8]。第二，尋找戰略投資人，即大投資者，對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和現代化技術改造。為此，將采取出讓1／4股份或者半數以上控制股份的辦法，吸引戰略投資人、特別是外國投資者。第三，實現資本集中化，使控股權掌握在最大股東手中，使股東真正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只有掌握相當多股份的大股東、特別是掌握股份控制額的最大股東，才真正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因此，必須實現資本集中化，使控股權掌握在最大股東手中。為了實現企業重組，普京強調，對于已私有化的企業必須保護產權和投資者權益，使所有者能增加投資，加強公司治理，轉換經營機制。

最后，關于所有制的模式。社會市場經濟在產權方面的重要特征是實行混合所有制，其核心是保留必要的國有經濟。俄羅斯自1996年全面調整經濟政策以來，幾屆政府都強調要保留一定數量的國有經濟。普京繼承了這一政策，主張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和天然壟斷部門的企業，仍然要保持國家所有或國家控股。強調對這些國有企業和資產要加強管理，提高其經濟效益。

對于公共產品部門實行國家所有的原因在于其“外部性”。對于天然壟斷部門企業實行國有或國家控股的原因在于其高度社會化、命脈地位和必須保證規模經濟效益。問題是，什么是天然壟斷部門?俄羅斯政府《1995—1997年經濟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屬于天然壟斷的部門有：(1)電力的輸送和分配；(2)燃料供應；(3)干線天然氣管道和天然氣的地區分配；(4)干線石油管道；(5)鐵路網；(6)港口、航空港；(7)郵政；(8)城市供水和下水管道。這就是說，電力網、能源管道網、鐵路網、港口、空港、郵政和城市上下水管道網屬于天然壟斷部門，必須實行國有或國家控股；而電力公司、石油天然氣公司、鐵路營運公司、輪船公司、航空公司、電信公司等等，不屬于天然壟斷部門，可以私有和民營，但是，為了保證規模效益，防止過度競爭，必須有國家的一定管理。同時，在這些部門，作為目標模式應該實行網運分開、網廠分開；但在過渡時期，國家不僅對網、而且對經營公司也可以實行控股。國家在這些經營公司中的股份是可變的，不管份額大小，都不等于喪失國家在天然壟斷部門的地位，更不是否定混合所有制模式。

六注重社會政策

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經濟因素，而且受倫理因素的影響很大，因此社會政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普京高度重視社會問題，提出“強國富民”的思想，把造福于人民，使公民過上好日子，作為新政權的最終目標。在收入分配方面，俄羅斯實行的是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三：

第一，“生產三要素論”。這是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一種價值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勞動、資本和土地是一切社會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三個要素，它們在生產中各自提供了“生產性”服務，分別創造并獲得相應的收入：工資、利潤、地租。這些收入構成生產費用，決定商品的價值。俄羅斯一些經濟學者接受了西方經濟學中的這一理論，把它作為按要素分配的理論基礎[11]。

第二，“財富源泉論”。俄有的學者認為，“生產三要素論”混淆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把創造使用價值的要素等同于創造價值的要素，這是錯誤的。但是，從創造財富的角度考察，生產三要素的確都起重要作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批判拉薩爾提出的“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錯誤觀點，指出勞動和生產資料共同構成財富的源泉，并援引威廉·配第的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既然財富是三要素創造的，那么財富的分配就應該按照三要素進行。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由一個個商品構成，財富的分配實際上轉化為對生產商品所獲得的收入的分配。這樣，“財富源泉論”就成為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依據。

第三，“所有制決定論”。分配方式是由所有制決定的，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任何所有制下的商品生產，其總收入都將分為四個基本部分，即用于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部分，用于個人收入分配部分，用于上繳稅收部分，剩余部分。無論在公有制下還是在私有制下，收入分配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第二和第四部分。由于所有權決定受益權和剩余索取權，在國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應歸國家所有，即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同理，在非國家所有制下，剩余部分也應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即歸資本所有。至于個人收入分配部分，隨著向市場經濟過渡也發生了變化，在進行個人收入分配時考慮的不只是勞動，還有技術和管理才能，因此個人收入的分配應該既按勞動分配也按要素分配。綜合上述對總收入分配的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分析，可以把收入分配總括為按勞動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

由于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原則的變化，社會成員的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大大擴大，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為了提高社會福利和緩解社會矛盾，俄羅斯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制度，普京時期將進一步完善這種保障制度。

在社會保障方面，政策的出發點有兩種理論：

第一，社會安全閥理論。社會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內容，勞動力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物質資料再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兩者互為條件。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必須確保勞動力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因此必須保證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對勞動者的失業、醫療和養老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同時，社會兩極分化和貧窮是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的經濟根源，為了保證社會安定和安全，必須在注意遏制收入不公和確保社會保障的三大基本方面的基礎上，實施社會救濟的安全底線政策。

第二，福利國家理論。庇古是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的福利經濟學主要研究國民收入數量和國民收入分配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其基本觀點是：(1)在窮人的絕對份額不減少的條件下，國民收入總量越大，社會福利越大；(2)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窮人的絕對份額越大，社會福利越大。庇古認為，由于同量收入或貨幣，對窮人的邊際效用大于對富人的邊際效用，因而在不影響國民收入總量的情況下，收入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所以，他主張實行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如征收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擴大失業補助和社會救濟等，這可以在不增加國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使社會福利得到增進[12]。依據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理論觀點，北歐福利國家把“充分就業”和“收入再分配”作為政府的長期主要經濟政策，力圖向公民提供盡可能多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俄羅斯基于現實的經濟條件，其社會保障制度奉行的是社會安全閥理論，同時也接受了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例如，竭力增加國民收入總量和通過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但是在政策實施力度上則與福利國家相差甚遠。隨著經濟條件的創造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才能逐步增加福利政策的色彩。普京提出的“強國富民”、“讓所有人都過上應有的生活”的目標，就屬于未來的理想。

關于社會保障模式，依據保障對象可以分為普遍保障制和選擇保障制。普遍保障制指全體公民(不論其收入和就業狀況如何)均可享受規定的(老年、傷殘、失業、醫療等)福利金和免費服務的一種制度。選擇保障制指對工薪者和有收入者實行社會保險，對低收入者實行社會救助，對殘疾人等特殊對象實行津貼的一種制度。在給付原則上，分為受益基準制、繳款基準制和混合制三種類型。受益基準制預先規定給付標準，強調受益標準的公平性，具有較強的再分配作用。繳款基準制是根據繳納保險費的數量確定給付標準的制度。混合制是把受益基準制和繳款基準制結合起來，由受益基準制的保險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以繳款基準制提供附加保障。在資金籌集上，分為現收現付制、基金積累制和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指根據當前一定時期內社會保障費用的需要，確定社會保障稅率或繳納比例，以支定收，現收現付。這種體制意味著代際轉移支付，在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會因贍養系數過大而出現社會保障系統財政困難。基金積累制是將受益人在工作期間繳納的保費存人保險基金，到退休時期支付使用。這有助于增加儲蓄，形成巨額養老保險基金，將其用于投資會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部分積累制是將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結合起來，一般以現收現付為主，同時輔以一定比例的基金積累。

俄羅斯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對象上，實行選擇保障制；在給付原則上，實行受益基準制；在資金籌集上，實行現收現付制。資金來源由國家預算撥款改為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實行社會保障基金來源多元化，社會保障事業社會化。俄羅斯學者和政府都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要進一步完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方向是：在資金籌集上，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或完全積累制過渡；在給付原則上，從受益基準制向混合制或繳款基準制過渡。

在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的具體政策上，目前政府把消除貧困和提高居民實際收入作為政策的優先方面。對國家公務員將實行高薪養廉政策，對職工將保證工資增長率超過通脹率，對退休人員將使退休金穩定增長，并實行最低退休金指數化。俄經濟部預計，在到2003年的4年內平均工資將增長近1倍，物價上漲近半倍，實際工資增長50％；而把全體公民包括在內的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將增長25％。政府長期經濟發展綱領計劃使居民消費需求在10年內增長80％。

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將實行有針對性的社會幫助，改變目前的平均化傾向。1999年比重占40％的生活最無保障居民所獲得的補助只占社會補助金總額的36．2％，到2005年要提高到占85％。政府將竭力縮小兩極分化，計劃使比重占40％的生活無保障居民的收入到2005年增長1倍，使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費標準的人口減少1／3，屆時貧富收入差距將從目前的14倍縮小到10倍[13]。

綜上所述，在市場經濟的兩種基本模式——英美模式和歐洲大陸模式之間，俄羅斯選擇的是歐洲大陸經濟模式，實質是德國模式。普京要建立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保持一定國家干預的、實行有序競爭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正如普京在2000年國情咨文中指出的，“俄羅斯需要一種有競爭力的、有效益的、社會公正的、能夠保證政治穩定發展的經濟體制。”

注釋：

[1]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俄〕《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2]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俄〕《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3]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28頁。

[4]普京總統2000年7月8日對聯邦會議作的國情咨文：《俄羅斯國家：強國之路》。

[5]米正圻等：《聯邦德國的發展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頁。

[6]《1997－2000年俄羅斯政府中期綱要構想：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俄)4經濟問題M997年第1期；[俄“經濟與生活》周報1997年第5期。

[7]《普京1999年11月22日在全俄國有資產管理系統會議開幕時的講話》，俄塔社莫斯科1999年11月22日俄文電。

[8]A·拉迪金：《公司所有權和一體化進程》，〔俄〕《經濟問題))2001年第5期。

[9]〔俄〕《貨幣與信貸》2001年第5期。

[10]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18頁。

[11](俄)A·布茲加林：《俄羅斯過渡時期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

[12]張卓元主編：《政治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頁。

[13]《俄羅斯政府長期社會經濟政策基本方針》，2000年6月28日政府會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