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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悲并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重新構筑起一套與富裕社會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是日本當務之急，“惟有經濟”才是日本的悲哀。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今年2月份刊載了一篇題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文章說，日本正在陷入一種長期的衰退過程，找到擺脫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遙遙無期，而通過標榜“改革”上臺的小泉內閣明顯有負眾望。對于當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話來說，它已經對世界“沒有意義”，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包袱”。

《經濟學家》雜志的這篇文章引起了筆者的興趣，首先在于其專門從經濟的角度描繪日本。與此同時，讓我感到疑惑的是“可悲的”到底是誰。或許“可悲的”并非日本人，因為這則報道指出日本人“擁有令人驚異的鍥而不舍的能力”，但文章對經濟長期低迷而日本人卻沒有絲毫危機意識感到疑惑。

正如《經濟學家》雜志所疑惑的那樣，當前的日本真的“可悲”嗎？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就真那么優秀，并值得引以為豪嗎？

戰后日本的“經濟”

就像《經濟學家》雜志所認為的那樣，即使認為日本并不“可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值得奇怪。沒有人知道今后如何，但就現在而言，日本在物質上的富裕程度已經到了多少有點讓人難以置信的水平。

2000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35000美元，受匯率影響，數字變動很大，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即日本與美國、挪威和瑞士等國一起位居世界最高水平。

2001年日本的失業率為5%，已經被說成是非常嚴重的水平，然而它與美國的所謂歷史性低水平4.8%相比，只是稍高一點，而與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各國連續保持近10%的水平相比，只有一半左右。不知為什么，這種情況卻很少見諸報端。筆者還聽說路易?威登(LouisVuitton——法國名牌)在全世界的銷售額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日本實現的。

假如我也來自發展中國家，并且第一次來到東京，瞥一眼繁華的地下超市，可能會產生出這樣的感覺：日本哪有什么經濟危機？我不認為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我寧愿相信揮金如土的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才是“失去的”。在過去十年里，日本并非既沒有變化，也沒有成果。比如，1970年代以來，日本外交上的最大難題曾是貿易摩擦，如今國際收支不均衡的狀況依然未得到解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由于日本經濟低迷，日本威脅論和日本特殊論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想說的是，今天的日本并非沒有問題，經濟成果也并非值得夸耀，但是日本問題的核心果真是低迷的經濟嗎？或者換種方式說，只要經濟復蘇，日本就會“重新”獲得“幸福”嗎？在日本人生活的周圍，堆滿了富足的物品，卻為何還因為“經濟上的不景氣”如此喪失信心，并為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不堪？在此，我認為或許原因就在于戰后日本過于依賴“經濟”，而如今的日本連“經濟”都在變得越來越糟。

“惟有經濟”的戰后

戰后日本的依靠是“豐田”，是“索尼”，很少有人認為是政治家、媒體或者學術機構。為什么日本會成為一個對經濟如此強烈依賴的國家呢？當然從體無完膚的戰敗中爬起來的日本人，都擁有強烈的“先得有口飯吃”、“得讓家里人吃飽肚子”的意識。這既是一種不容分說的切實需求，同時也是企盼富裕的一種個人欲望的釋放。

但是“希望有飯吃”的想法，只要是人，誰都會有，非常自然，只是一種有限度的欲望，僅靠這種欲望日本不可能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人投入經濟的能量實際上源自于一些更為熾熱的愿望。

第一，戰爭期間受到“克己奉公”這一理念蒙騙的經歷，使戰后的日本人普遍不再相信什么“公共性”和“國家目標”，他們的目標已經變成了希望經濟安全運行，并賦予了浪漫色彩。所以在已經對“國家”不存幻想的戰后日本人看來，“經濟”是一種慰藉和復仇。

第二，表面上，從戰后日本政治舞臺來看，思想分裂持續不斷，就像憲法問題所反映的情況一樣，通過討論和投票決定國家基本方針的政治文化時至今日尚未確立。在此背景下，“經濟”成了能夠在此起彼伏的國內政治分裂狀況中穿梭自如的一條安全通道。換言之，“經濟”成為了統一日本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此外，日本由于受到國內外諸多限制，已經不可能通過軍事力量來提高國際社會地位，追求經濟立國也就成為一個戰略性選擇。日本技術人員之所以提出“豈能讓美國看不起”的民族主義，就是因為“經濟”也成了重新樹立戰敗國日本國際名譽的一種手段。此外，“經濟第一主義”也弱化、銷蝕了“保守派”與“革新派”之間那些沒完沒了的對立，在這方面，它促成了戰后民主體制的確立。

死氣沉沉的根源

正因為經濟上的成功，支撐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激情已經成為歷史，我們今天看到的整個社會到處是死氣沉沉。有趣的是直到最近，海內外幾乎沒有人認為日本人死氣沉沉。相反，歐美的記者說日本是一個奇怪的存在：孩子們整天泡在學習里，大人們則忙個不停地勞作，以致于出現“過勞死”，發達國家特有的頹廢與日本毫不搭界。

一直以冷靜的調子報道日本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弗雷德?哈伊阿特1990年8月離開東京的時候，在與馬格雷特?沙皮洛的聯合報道文章中也這樣說到：

“的確，日本社會有時會以一種讓美國人吃驚的形式變動，但總而言之，人們是勤奮的，學生學習，工人勞動，路上沒有乞丐，也沒有游手好閑者。”

但短短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為什么如此死氣沉沉和頹廢？比如，不良債權問題，誰都知道如此下去永遠不會得到解決，但誰也不愿下手解決，在此過程中，情況日益惡化，不良債權依然作為問題被遺留下來。

今天的日本人既無危機感也無決心。如果經濟如此令人擔憂，日本人就應該更加拼命、更加果斷地進行自我革新，然而你從街頭巷尾一門心思撲在手機上聊天的年輕人，從到處搜購名牌商品的女性身上絲毫感覺不到悲壯或者危機。過去曾經支撐起日本經濟的企業戰士們也是如此。他們一邊計算著一生工資的預期數額，一邊盤算著選擇提前退休還是死死抱住公司，即使他們表現出不安和焦躁，你也感覺不到他們曾經擁有過的“告慰亡靈”、“復仇”甚至是為“國家的名譽”而奮斗的那股強烈的感情。

在培養自衛隊軍官的防衛大學，我曾遇到過這樣的學生。我問他：“為什么選擇防衛大學？”，這個學生滿不在乎地回答說：“自衛隊官員工作穩定，衣食無憂。”“不過，自衛隊官員從事危險的事情也是工作呀。”我說道。對此，這個學生說：“沒關系，我已經申請了研究部門。”我說：“但你的同事都在拼命，而且一旦接到命令上戰場，那你怎么辦？”他又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回答說：“要是命令下來，我也沒轍。”

應當如何解釋這種死氣沉沉和社會依賴感的下降呢？最方便的解釋就是日本人變得“懶惰”了，變得“呆傻”了。年輕一代的頹廢狀況，連我都吃驚。然而人能那么快地變好或者變壞嗎？也許真正的問題是：過去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優秀嗎？

在世界杯比賽中，活躍于世界舞臺的年輕選手們將頭發染成金色，染成茶色，剃成古怪的頭型，與喜歡高中棒球聯賽的光頭，追求“精神棒球”的“純真的”高中球隊選手所代表的“正統的”日本體育文化毫不沾邊。但我認為前者并不是頹廢，恰恰相反，正是他們代表著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日本。

由于在各種各樣的大學里教授與國際政治相關的課程，我發現近年來的學生對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興趣逐漸濃厚，盡管有些方面多少有點輕浮。以前對公共事業抱有興趣的學生，他們的激情可能是通過走官僚之路或者政治家之路表現出來，時至今日，他們則通過非政府組織或者志愿者活動表達出來。

在富裕的年代里，“穩定的身份”、“穩定的收入”和“讓家里人吃飯肚子”這一類貧困時代的激勵方式已經無法激發優秀人才的激情，這是在情理之中的。

重建激勵機制

綜上所述，我認為日本的社會制度已經難以激發人和組織人們的熱情，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

顯然，人們傾注在經濟上的熱情，其狀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日本，總的來說“有飯吃”已經不再是需要付出悲壯努力的、體現英雄氣概的目標了。對于那些作為戰前強制政策的犧牲品的人們而言，“經濟”曾經是感情寄托的對象。然而這種情感在已經相當富裕的、積累了一定歷史的當今日本已經不得不銷蝕，這并不是一件令人嘆息的事。

盡管如此，日本的各項制度由于過分適應貧困時代人們的熱情，并且又非常成功，因此今天這些已經過時的制度與人們的熱情之間出現了失調。

過去，緩和勞資關系并將大家從貧困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終身雇傭制度、企業內工會以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的確使貧困的人們“穩定溫飽”的愿望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它是一種易于誘發無數貧困人們的能量的激勵機制。而且經濟的高速成長使人們迅速達到了“穩定溫飽”目標，這一事實與人們投入“經濟”的各種各樣的情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結果在外人看來，日本就顯示出一種令人生畏的奮斗激情、工作活力和團結精神。

但是一旦對“經濟”的激情消失，留給這些制度的就只能是吝嗇的小官僚們的明哲保身，還有那些技術專家以及指望從工作中追求人生意義的人們夢想的幻滅。

那么應該如何改變？改變什么？現實情況急需制度改革，這種呼吁總是聲音震天，卻沒有任何結果。在此，我僅想指出一點——除實際利益之外，還應加以重視的是激勵機制。

第一，就是“趣味性”。說到工作的魅力，馬上就聯想到工資和補助，這種思維是小官僚們所慣有的。我一直擔心，在當今的日本，那些曾經給人以家國責任感、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專業工作變得不再有魅力。過去，中央部委的官僚們，姑且不論其工作績效，我相信他們總是具有推動天下、有利國家的自豪感的。過去激發官僚們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的，我認為絕不是“下凡”(高官辭官后到大公司任顧問等職)或者優惠的工資。然而今天，他們一方面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強大的權力，又要在復雜的政府部門內部爭斗不息，還要屢屢受到政治家們的破口大罵和媒體的抱怨，我不知道還有什么精神上的動力支持他們忘我工作。

第二，人的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他人認知的影響。迄今為止，媒體、市民團體、學者實際上也都熱心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批評意見。然而我認為今天的日本過分地強調了“批評”的作用，而“表揚”被忽視了。

說一個半開玩笑的事情，我聽說某個組織曾經討論過，要讓日本好起來，就先選出100個壞人，然后讓他們從社會上永遠消失。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相比之下，選出100個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加以承認和援助，也許效果會更佳。如果僅憑批評敲打事情就能變好，那么國家政治、政府部門和學校早就應該變得很好了，他們受到的敲打實在不少了。不論社會上還是機構內部，乃至日常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加以認知甚至表揚才具有建設性，并且極為有效。

從舊日本中脫胎換骨

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是靠金錢和物質，而是靠人盡其才，這已經是個非常陳舊的道理。說得極端一點，即使國家滅亡了，經濟崩潰了，只要有人才，大體上都能得到彌補，反之則不可能成立。人們一般認為沒有人才的富有國家總比有人才的貧困國家要好得多，但是暴發戶式的國家終究會被各種各樣的力量摧毀，這已經成為一種規律，對此應有心理準備。何況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擁有富足的儲蓄，物質極其豐富，目前的難關不是物質資源的不足，而是在于每個人的整體狀態，每個人的“表現”。人的“表現”是能力和熱情這兩個變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能力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區別，這時熱情就成了關鍵性的變量。

這樣來看，日本的課題在于重新構筑激勵機制，這應是一種能使人們為了建設性的目標充分發揮能量的激勵機制。這必然牽涉“為了什么目的”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價值”問題。“經濟”是在戰后那一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價值，“經濟第一主義”的成功，對于避免過度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緩和社會沖突發揮了作用，培養了社會的實際主義行為方式，但同時養成了過多地用錢處理問題的習慣。進一步發展，就導致了社會的病態。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錢想做些什么的情況下，還能夠持續一心一意地賺錢的話，那么這種人就是病態的。

戰后日本由于經濟成長而未被正視、未加解決的問題，現在需要給出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一下我們日本人為了什么、保護什么、舍棄什么等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今天日本的課題不是經濟的復興，而是從“惟有經濟的日本”中脫胎換骨。我認為，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比泡沫經濟時代更“可悲”，所以我們也就沒有理由悲觀。日本如果被人視為可悲，那不是因為別的，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

重建激勵機制

綜上所述，我認為日本的社會制度已經難以激發人和組織人們的熱情，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

顯然，人們傾注在經濟上的熱情，其狀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日本，總的來說“有飯吃”已經不再是需要付出悲壯努力的、體現英雄氣概的目標了。對于那些作為戰前強制政策的犧牲品的人們而言，“經濟”曾經是感情寄托的對象。然而這種情感在已經相當富裕的、積累了一定歷史的當今日本已經不得不銷蝕，這并不是一件令人嘆息的事。

盡管如此，日本的各項制度由于過分適應貧困時代人們的熱情，并且又非常成功，因此今天這些已經過時的制度與人們的熱情之間出現了失調。

過去，緩和勞資關系并將大家從貧困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終身雇傭制度、企業內工會以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的確使貧困的人們“穩定溫飽”的愿望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它是一種易于誘發無數貧困人們的能量的激勵機制。而且經濟的高速成長使人們迅速達到了“穩定溫飽”目標，這一事實與人們投入“經濟”的各種各樣的情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結果在外人看來，日本就顯示出一種令人生畏的奮斗激情、工作活力和團結精神。

但是一旦對“經濟”的激情消失，留給這些制度的就只能是吝嗇的小官僚們的明哲保身，還有那些技術專家以及指望從工作中追求人生意義的人們夢想的幻滅。

那么應該如何改變？改變什么？現實情況急需制度改革，這種呼吁總是聲音震天，卻沒有任何結果。在此，我僅想指出一點——除實際利益之外，還應加以重視的是激勵機制。

第一，就是“趣味性”。說到工作的魅力，馬上就聯想到工資和補助，這種思維是小官僚們所慣有的。我一直擔心，在當今的日本，那些曾經給人以家國責任感、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專業工作變得不再有魅力。過去，中央部委的官僚們，姑且不論其工作績效，我相信他們總是具有推動天下、有利國家的自豪感的。過去激發官僚們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的，我認為絕不是“下凡”(高官辭官后到大公司任顧問等職)或者優惠的工資。然而今天，他們一方面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強大的權力，又要在復雜的政府部門內部爭斗不息，還要屢屢受到政治家們的破口大罵和媒體的抱怨，我不知道還有什么精神上的動力支持他們忘我工作。

第二，人的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他人認知的影響。迄今為止，媒體、市民團體、學者實際上也都熱心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批評意見。然而我認為今天的日本過分地強調了“批評”的作用，而“表揚”被忽視了。

說一個半開玩笑的事情，我聽說某個組織曾經討論過，要讓日本好起來，就先選出100個壞人，然后讓他們從社會上永遠消失。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相比之下，選出100個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加以承認和援助，也許效果會更佳。如果僅憑批評敲打事情就能變好，那么國家政治、政府部門和學校早就應該變得很好了，他們受到的敲打實在不少了。不論社會上還是機構內部，乃至日常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加以認知甚至表揚才具有建設性，并且極為有效。

從舊日本中脫胎換骨

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是靠金錢和物質，而是靠人盡其才，這已經是個非常陳舊的道理。說得極端一點，即使國家滅亡了，經濟崩潰了，只要有人才，大體上都能得到彌補，反之則不可能成立。人們一般認為沒有人才的富有國家總比有人才的貧困國家要好得多，但是暴發戶式的國家終究會被各種各樣的力量摧毀，這已經成為一種規律，對此應有心理準備。何況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擁有富足的儲蓄，物質極其豐富，目前的難關不是物質資源的不足，而是在于每個人的整體狀態，每個人的“表現”。人的“表現”是能力和熱情這兩個變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能力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區別，這時熱情就成了關鍵性的變量。

這樣來看，日本的課題在于重新構筑激勵機制，這應是一種能使人們為了建設性的目標充分發揮能量的激勵機制。這必然牽涉“為了什么目的”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價值”問題。“經濟”是在戰后那一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價值，“經濟第一主義”的成功，對于避免過度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緩和社會沖突發揮了作用，培養了社會的實際主義行為方式，但同時養成了過多地用錢處理問題的習慣。進一步發展，就導致了社會的病態。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錢想做些什么的情況下，還能夠持續一心一意地賺錢的話，那么這種人就是病態的。

戰后日本由于經濟成長而未被正視、未加解決的問題，現在需要給出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一下我們日本人為了什么、保護什么、舍棄什么等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今天日本的課題不是經濟的復興，而是從“惟有經濟的日本”中脫胎換骨。我認為，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比泡沫經濟時代更“可悲”，所以我們也就沒有理由悲觀。日本如果被人視為可悲，那不是因為別的，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

重建激勵機制

綜上所述，我認為日本的社會制度已經難以激發人和組織人們的熱情，成了一種過時的東西。

顯然，人們傾注在經濟上的熱情，其狀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日本，總的來說“有飯吃”已經不再是需要付出悲壯努力的、體現英雄氣概的目標了。對于那些作為戰前強制政策的犧牲品的人們而言，“經濟”曾經是感情寄托的對象。然而這種情感在已經相當富裕的、積累了一定歷史的當今日本已經不得不銷蝕，這并不是一件令人嘆息的事。

盡管如此，日本的各項制度由于過分適應貧困時代人們的熱情，并且又非常成功，因此今天這些已經過時的制度與人們的熱情之間出現了失調。

過去，緩和勞資關系并將大家從貧困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終身雇傭制度、企業內工會以及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的確使貧困的人們“穩定溫飽”的愿望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它是一種易于誘發無數貧困人們的能量的激勵機制。而且經濟的高速成長使人們迅速達到了“穩定溫飽”目標，這一事實與人們投入“經濟”的各種各樣的情感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結果在外人看來，日本就顯示出一種令人生畏的奮斗激情、工作活力和團結精神。

但是一旦對“經濟”的激情消失，留給這些制度的就只能是吝嗇的小官僚們的明哲保身，還有那些技術專家以及指望從工作中追求人生意義的人們夢想的幻滅。

那么應該如何改變？改變什么？現實情況急需制度改革，這種呼吁總是聲音震天，卻沒有任何結果。在此，我僅想指出一點——除實際利益之外，還應加以重視的是激勵機制。

第一，就是“趣味性”。說到工作的魅力，馬上就聯想到工資和補助，這種思維是小官僚們所慣有的。我一直擔心，在當今的日本，那些曾經給人以家國責任感、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專業工作變得不再有魅力。過去，中央部委的官僚們，姑且不論其工作績效，我相信他們總是具有推動天下、有利國家的自豪感的。過去激發官僚們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的，我認為絕不是“下凡”(高官辭官后到大公司任顧問等職)或者優惠的工資。然而今天，他們一方面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強大的權力，又要在復雜的政府部門內部爭斗不息，還要屢屢受到政治家們的破口大罵和媒體的抱怨，我不知道還有什么精神上的動力支持他們忘我工作。

第二，人的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他人認知的影響。迄今為止，媒體、市民團體、學者實際上也都熱心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批評意見。然而我認為今天的日本過分地強調了“批評”的作用，而“表揚”被忽視了。

說一個半開玩笑的事情，我聽說某個組織曾經討論過，要讓日本好起來，就先選出100個壞人，然后讓他們從社會上永遠消失。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相比之下，選出100個對社會更有貢獻的人加以承認和援助，也許效果會更佳。如果僅憑批評敲打事情就能變好，那么國家政治、政府部門和學校早就應該變得很好了，他們受到的敲打實在不少了。不論社會上還是機構內部，乃至日常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加以認知甚至表揚才具有建設性，并且極為有效。

從舊日本中脫胎換骨

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是靠金錢和物質，而是靠人盡其才，這已經是個非常陳舊的道理。說得極端一點，即使國家滅亡了，經濟崩潰了，只要有人才，大體上都能得到彌補，反之則不可能成立。人們一般認為沒有人才的富有國家總比有人才的貧困國家要好得多，但是暴發戶式的國家終究會被各種各樣的力量摧毀，這已經成為一種規律，對此應有心理準備。何況日本是世界上最大債權國，擁有富足的儲蓄，物質極其豐富，目前的難關不是物質資源的不足，而是在于每個人的整體狀態，每個人的“表現”。人的“表現”是能力和熱情這兩個變量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能力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區別，這時熱情就成了關鍵性的變量。

這樣來看，日本的課題在于重新構筑激勵機制，這應是一種能使人們為了建設性的目標充分發揮能量的激勵機制。這必然牽涉“為了什么目的”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價值”問題。“經濟”是在戰后那一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價值，“經濟第一主義”的成功，對于避免過度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緩和社會沖突發揮了作用，培養了社會的實際主義行為方式，但同時養成了過多地用錢處理問題的習慣。進一步發展，就導致了社會的病態。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錢想做些什么的情況下，還能夠持續一心一意地賺錢的話，那么這種人就是病態的。

戰后日本由于經濟成長而未被正視、未加解決的問題，現在需要給出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一下我們日本人為了什么、保護什么、舍棄什么等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今天日本的課題不是經濟的復興，而是從“惟有經濟的日本”中脫胎換骨。我認為，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比泡沫經濟時代更“可悲”，所以我們也就沒有理由悲觀。日本如果被人視為可悲，那不是因為別的，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