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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之風呈現蔓延、擴張趨勢。

作為一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腐敗在表現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腐敗產生的經濟學根源進行了分析：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產生腐敗的經濟原因；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后，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嚴重惡化經濟環境，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阻礙經濟增長。

基于此，作者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遏制、削化腐敗，并且倡導建立一門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

一、腐敗——種病態經濟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形態的漸進轉型，腐敗，也像瘟疫一樣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從1982年起，中國共發起五次“嚴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時至今日，全國范圍的腐敗之風非但沒有抑制住，反而呈現出規模增大、頻率加快趨勢。（見圖表1、圖表2）

從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95818人，追回贓款、贓物計25．8億元，涉及縣處級638人，廳局級38人，省部級4人。

而從1993—1997年，全國共立案查處違法違紀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偵查貪污案102467件，賄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職守案22211件。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經濟損失229.2億元。五年中共起訴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縣處級領導干部2903人，廳局級干部265人，省部級干部7人。

1998年檢查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過辦案為國家和集體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3.8億元。共立案偵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級干部、103名廳局級干部和1714名縣處級干部涉嫌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50萬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0.9億元。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干部2061人，廳局級干部136人，省部級干部3人。

世紀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敗分子“前赴后繼”、大案要案頻傳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行賄受賄被判處死刑，繼而又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因收受3700萬元巨額賄賂而被送上斷頭臺，緊接著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公諸于眾，這是建國以來查處的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案情極為復雜、危害極其嚴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處死刑，25名涉案黨員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中包括8名廳級干部。

這些數據警醒我們：中國的腐敗速度正以遠遠超出GDP增長速度“同步逼進”：一方面腐敗主體由中低權力層向高層甚或最高權力層蔓延、滲透、擴張；另一方面，腐敗數額呈現高額、巨額特征，具有驚人化、高速化發展趨勢。（見圖表3）

數字，令人振聾發聵；現實，更加觸目驚心。

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為社會經濟不穩定的“重磅定時炸彈”。有識之士不無憂慮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斷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的因素來自惡性腐敗。

現實的嚴峻和嚴峻的現實迫使我們從經濟學角度對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進行理性分析與冷靜思考。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腐敗是指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行為。該定義的假定條件是一國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敗是違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種與權力相關的活動，適用于現代市場經濟國家。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腐敗是一種“制度化逃避”現象。這里，制度化是指社會行為符合社會規范體系（即具體社會制度和規章制度）的程度以及與之相符合的過程，亦即制度的制定與實施的狀況。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交換，實質是“權錢交易”。馬克思說，貨幣是特殊商品，其實在特定經濟條件下權力是一種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由于示范效應的結果，只要有一個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撈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會跟著這樣干，在消

費欲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被稱為“權力泛化”的社會現象。商品交換被“權利交換”所取代，而權力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商品，“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在與其它商品，包括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交換時，權力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用權力和社會做

生意，百分之百賺錢，簡直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本世紀70年代，美國的澤.布坎南等學者提出一種“尋租理論”，他把種種生產要素供求差價及優惠條件，亦即支付給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報酬的那一部分，稱作“租金”。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預市場的結果?！皩ぷ饣顒印本褪侵钙髽I為了尋求租金，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這些差價。通俗地講，尋租就是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澤.布坎南認為，要克服“尋租”現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權力對市場干預和管制，通過市場開展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應有明確規范，提高透明度。

腐敗雖然給尋租人帶來收益，但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相反卻增加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的社會經濟資源，使得資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資源嚴重浪費，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由于尋租活動具有示范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尋租者不需通過市場競爭和技術創新，輕而易舉地獲得高額甚至超高額利潤，這為尋租者提供強烈激勵，同時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尋租活動，造成更大范圍的腐敗蔓延。

作為通過權力上市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資源和公共財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經濟行為，腐敗這種病態經濟現象，不是基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會造成對經濟秩序的震蕩與破壞。腐敗是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種反動。

二、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

在形式上，腐敗具有多樣化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生活腐化，揮霍國家資財，為特殊利益者提供優惠便利，任人唯親，兼職經商，嚴重失職、瀆職，徇私舞弊等。

從1988一1998年這10年中，在社會坐標圖上，貪污賄賂案件呈曲線上升趨勢，此間全國檢查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立案偵查的各類職務犯罪案件共計64.2萬件，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6100余人。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對以權謀私、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深惡痛絕，而對危害同樣嚴重的官僚主義、失職瀆職行為并未引導起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1991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玩忽職守案件高達3189件，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多達8.3億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有26萬余元之多。同樣，經全國各級紀檢部門處分犯有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錯誤的黨員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標準僅局限在10萬元以上。

據有關人士最保守評估，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等腐敗行為，一年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至少也在十幾億到二十億元，加上間接經濟損失，估計約有30個億。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全國12億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錢來填補因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損失的經濟“黑洞”，意味著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萬名職工一年勞動成果被付之東流。

從某種程度上說，嚴重官僚主義、失職瀆職、玩忽職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甚至要比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行為給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大、更多、更慘重。

三、產生腐敗的經濟學根源分析

（一）從腐敗主體（腐敗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無限膨脹及擴張超過“欲望滿足均衡點”，此時占有欲處于強勢、統馭狀態。

在市場經濟中，官員作為經濟人具有自利性動機，以欲望的滿足為追求目標，而人的欲望是經濟行為的原動力。在經濟學中，理性的經濟人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員具有自利動機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費欲望極高而消費水平極低情況下，人的欲望無限擴張趨勢和社會經濟滿足欲望實際狀態之間差別不斷加劇，意味著人的“滿足欲望壓抑”的增強。為了彌補這種差別，人們便產生了“補充壓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動機驅動下，腐敗主體欲望逐漸逼進或超出“欲望滿足均衡點”，而這種欲望的滿足要通過權力上市和權錢交易的順利完成來得以實現。

2、自利性動機擴張一（導致）公共權力異化一（獲?。﹤€人特殊利益一（誘導）尋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于公職人員自利性動機擴張，他有可能將公共目的（利益）轉變為他的個人目的（利益），當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時候，實際上的公共權力異化便出現了，其實質是將國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變為官員個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員個人獲得了特殊利益。這種現象誘使人們去“尋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買官”，然后又以官撈本。權力和官位在這里代表著名利，在權、錢的關系上，權力占居主導地位，從而使權力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和誘人光環，權力大小和職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價值標準。于是，“權力拜物教”（“拜權主義”）在整個社會盛行開來。因為人們深信，不經濟怎么改革，只要政府還管經濟，權力就永遠是最有價值的財富。

3、主體行為的示范效應，導致腐敗惡性化。

尋租活動具有惡性循環趨勢。由于尋租活動具有學習示范效應，其本身是企圖獲得一種壟斷和特殊利益，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門就會感到“吃虧”，進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這樣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尋租活動。由此出現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廣泛的腐敗。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基于經濟特權與壟斷權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競爭，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過多造成的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形成產權虛置、資產流失，以及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等，都是腐敗產生的經濟原因。

l、權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競爭。

前面講過，權力上市促成了權錢交易的實現，進而確立了權利交換關系。一旦這種違反公平競爭原則、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經濟特許權或壟斷權作為市場要素投入市場，便具有連續的交換價值，并且保證百分之百賺錢。

而這一切與經濟學中的“機會均等”原則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創造個人收入的機制，只有在平等基礎上的競爭所帶來的收入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符合“等量貢獻獲得等量報酬”的第二平等原則。競爭，通俗地說就是人們在市場上的競相爭先以及人們為此付出的努力。所謂的“競爭基礎”其實是指個人參與競爭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產權的大小，個人找到和進入競爭場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競爭過程中“裁判”的執法在每個人之間保證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們又把競爭基礎的平等稱之為獲勝機會的均等，即“機會均等”。

權力作為市場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經濟的強暴力造成了機會不均等和不公平競爭，它使各經濟主體一開始便處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因此獲勝機會對不同主體來說是不可能均等的。

2、價格扭曲和價格雙軌制。

改革以來，在市場經濟轉型條件下，政府過度干預造成價格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仍存在少數商品價格雙軌制。隨著市場化程度的迅速擴大，商品價格雙軌制正趨于向市場價格單軌制過渡。目前農副產品價格、社會商品零售額價格、生產資料價格中由國家直接控制或者計劃指導的比重已經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這就為尋租者提供了相應的市場活動空間。

3、國有經濟產權模糊，導致產權空置和資產流失。

這里產權指的是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統稱，即企業資產的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現實中由于國有經濟產權關系的模糊，導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落空，而國有資產運營及保值、增值有效監督機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業對出資者不承擔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浪費現象。傳統的國家所有是理論上的公有（所有權虛置），現實中的空有（造成經營者對生產資料的離異），這種產權責任主體模糊不清，是與現代市場“企業所有，經營者權、責、利界定明確，二者各司其職，共同配合，保證企業有效營運”要求相悖的。

4、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勢必使人們在心理上存在著個人欲望膨脹與擴張，誘發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投機心理。

（三）體制轉換時期法制建設滯后，權力制衡約束力量軟化，缺乏獨立監督體系。

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導致法律空缺滯后，直接影響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的規范化。加之受部門利益比較均衡化的驅使，司法機關一些掌權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法謀私、貪污受賄，走上執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導致司法腐敗。

體制轉換時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權力制衡外部力量軟化，約束機制懸空，使得權力失去有效的監督制約，從而導致權力泛化、濫用，使其作為要素進入市場，權錢交易盛行，造成尋租活動和腐敗的滋生與蔓延。

四、腐敗的經濟破壞性與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改革政策執行、實施。

貪污、賄賂、以權謀私等腐敗行為，扭曲政府的經濟政策、國家法律法規，破壞其執行、實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壞改革開放聲譽。而行業不正之風，又使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和勞動者重負難堪，進而挫傷其生產積極性，在社會上產生動蕩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場經濟轉型中腐敗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經濟環境。

市場經濟是商品化、貨幣化經濟。一切商品是由金錢來衡量、買賣，金錢往往越界，對權力產生極大的腐蝕性。由于權力的上市，使得市場經濟秩序和經濟主體行為扭曲，導致市場競爭一開始就處在不同的起跑線，機會均等原則在權力要素面前顯得無可奈何、蒼白無力。這種非經濟的強暴力直接導致市場化改革步伐與進程放緩，嚴重惡化經濟環境，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腐敗的惡性化趨勢甚至可以斷送中國改革與現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導致社會經濟的“內耗”，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并使公共財富受到掠奪和破壞，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腐敗雖然會給尋租者帶來個人收益，但卻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成本，消耗相當部分社會經濟資源。它不是以“看不見的手”來對經濟資源進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來獲得部門壟斷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經濟主體在競爭中受損。經濟資源配置低效和嚴重浪費，使得社會財富在不均等競爭中受到破壞和掠奪，而公眾利益直接受損。

（四）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腐敗造成經濟環境污染，使得投資者對市場望而卻步，一些本應付諸實施的投資項目也因此“流產”。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在不平等競爭機制下顯得猶豫不決，投資曲線呈左下趨勢，而經濟的增長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敗的經濟學途徑

（一）“制度創新說”

一些學者認為，現行中國社會腐敗是與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相關的，包括制度缺陷、體系變動、法制不完善等，當腐敗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時，必須以制度創新鏟除滋生腐敗的溫床和土壤。

所謂“制度創新”，就是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包括取消價格雙軌制，取消經濟特權，取消經濟壟斷，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和貿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糾正政府過度干預，減少政府失效程度。通過堵塞經濟體制中的漏洞，鏟除滋生腐敗現象的溫床。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反腐敗與市場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說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標”就是已經形成的腐敗現象，所謂“本”就是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體制、機制、法制、思想、世界觀問題，是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標就是懲治腐敗現象，治本就是消除腐敗現象產生的基本原因，鏟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標和治本，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

而在治標與治本的著力點上，又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應加大治本力度，以“預防為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根據腐敗現象的特點與反腐敗斗爭的形勢，確定治標與治本的對策以及各工作機構的任務，做到各有側重；第三種觀點認為，在當前腐敗還沒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夠的情況下，要繼續著重治標，同時，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兩者緊密結合。

（三）“國際反腐敗協議公約”說

由于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國際上采取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對成員國國內企業賄賂外國政府官員也要進行懲罰。而持反對觀點的學者則認為，雖然誰都明白腐敗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國際社會難以采取共同行動，因為在國際性腐敗中存著一種經濟學家所說的“囚徒困境”，所有有關方面都可以從沒有腐敗的世界得到好處，但是，促使一個國家單方面采取反腐敗措施的刺激卻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國社會現階段尋租活動的猖獗，從制度上講，主要是源于資源分配權掌握在各級政府手中。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資源配置不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承擔，而是由各級政府代行市場功能來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介入國家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蔓延。

基于此，本文認為，應當通過“制度創新”途徑來遏制、削化腐敗。這里的‘制度創新”包含五個層面：一是經濟制度創新，即推進市場化改革，創造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二是政府行為改革，即政治權力從經濟活動中退卻，或者如哈耶克所講，社會與國家應分開；三是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完善，即加強法制建設，真正朝“依法治國”方向邁步；四是構建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新聞監督體系，對尋租活動說“不”；五是國民意識創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體素質，樹立、倡導國民“納稅人”意識、民主意識、憂患意識。

作為現代化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后來者，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花費上百年時間，付出巨大代價不斷發展完善的制度創新經驗，包括制度框架、經濟體系和法律規范，為我所用，發揮所謂的“后發優勢”。

六、創立“腐敗經濟學”的緊迫性

在當今文明社會，貪污腐敗現象被人們視為公敵，稱作“灰色瘟疫”。環顧全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也無論是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腐敗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嚴重地危害著社會和公眾利益。

當中國政府高舉“反腐倡廉”大旗向腐敗現象毫不妥協宣戰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驚呼“狼來了！”。德國《經濟周刊》曾以“賄賂風行全球”為題向世人警示——腐敗問題正在國際化。面對腐敗的滋生與蔓延，國外的經濟學家們不無堪憂地指出，腐敗現象妨礙私人投資和經濟增長，會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國際社會應當采取強有力的反腐敗措施，進而達成國際反腐敗協議，向腐敗這種病態（Unhealth）經濟現象舉起“達摩克利斯劍”。

腐敗，危及政府形象，影響經濟政策的執行、實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為社會經濟不安定因素。腐敗的滋生與蔓延，成為最大的社會經濟污染，嚴重惡化社會經濟環境。正如投資風險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樣，腐敗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將其控制在最小范圍、最低程度之內，使社會經濟資源在市場化、規范化基礎上得到較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經濟學界應該像醫生那樣，對處于病態的社會機體及時進行治療，使之早日恢復健康。

由此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這一人類社會的共存現象進行分析、研究，已勢在必行，而作為研究腐敗現象產生根源、表現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徑的新型經濟學科——“腐敗經濟學”的創立，應該真正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參考書目：

1、《現代化的陷阱》，何清漣著，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2、《經濟學與人類關懷》，何清漣著，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陳東琪、李茂生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4、《西方經濟學》，余永定、張宇燕、鄭秉文主編，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5、《中國下一步》，胡鞍鋼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6、《社會學教程》，吳方桐主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7、《社會學教程》本書編寫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8、《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1988年以來）

9、《中國統計年鑒》（1991年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