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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民營經濟面臨的歷史性發展機遇

目前非國有經濟的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70％以上：在流通領域，國有商業在整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營經濟占了70％以上，顯然各種非國有的民營經濟已成為21世紀我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因素。同時更應看到進入新的世紀，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政策更寬松、條件更成熟、前途更廣闊，我國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面臨著一次新的歷史性發展機遇。認識這種機遇，把握發展機遇，對于進一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體制十分重要。（一）、新經濟形態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提供了新契機。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跨越式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戰略。而要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在中國的更快發展，必須注重體制與制度創新對科技創新的制約功能，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的作用。這是因為凡高新技術產業投資一是具有戰略性，二是具有風險性。因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主要要靠市場風險資本的推動，靠民間投資基金的“孵化”。除了戰略性高科技產業要由國有經濟直接獨資或控股經營外，其它一股競爭性的產業應在所有制方面徹底放開，尤其必須進一步重視民營經濟的作用，努力實現競爭性高科技產業領域經濟主體民營化。重視民營經濟與個人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資本的規律性特點決定的。人力資本產權主體呈個人化趨勢，較之其它產權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資本的現實功能大小完全取決于產權主體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高新技術產業尤其具有市場競爭的殘酷性，五分實施民有、民治、民事的發展模式，就可充分激發廣大知識分子把潛在的人力資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二）、我國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資源配置的良好機遇。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格局有了極大的變化，如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對整個國民生產總值貢獻率只有1/3的國有經濟，卻占有2/3最稀缺的資本資源，這說明國有經濟占有的資源與其產出的效率極不相稱，必須在資源占有的所有制結構上進行重大調整。因此，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重點是在生產資源占有的結構上作文章，進一步減少國有經濟在資源占有上的比重，讓產出效率高的私營經濟、混合經濟及其它非國有經濟占有更多的資源，以減少各種“公地的悲劇”的繼續發生。隨著國有經濟在許多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隨著國有經濟在資源占有結構中的比重下降，就給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國有經濟從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與國有企業改革往往是互相聯系的過程，特別是國有中小企業內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單一的國有產權向混合的非國有產權多元產權結構轉化的過程，中國經濟的發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作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業。必須看到民營經濟是相對官營經濟的一個概念，它包括私營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股份經濟、外資經濟和其它非國有國營的經濟主體。國有經濟從中小企業退出來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種形式，絕大部分國有中小企業會實行民營化，這就必然產生一大批國企改制衍生型民營企業，因此在“十五”期間，國企民營化的過程還會加快，這就為民營經濟參與國企產權改革提供了機會與條件。（三）、實施西部大開發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性機遇。開發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發展是世紀之交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這一戰略的實施和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在西部大開發中，政府主要負責基礎設施的改善，而競爭性制造業的投資，則主要由企業在市場機制基礎上進行。西部大開發必將促進西部的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西部各省、市、區在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同時，都已著力加大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因而西部大開發，首先為西部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作用與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明顯滯后于東中部地區，特別是大大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但從1999年實施開發西部的戰略以來，西部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快于東部與中部地區，這也說明新的機遇加快了西部民營經濟的發展。其次，也為東部的民營企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市場機會，而且這種機會還會持續下去。這是因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政府對來西部地區投資的東部與中部的民營企業與外商投資同等看待，把對外商實施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延伸到東、中部的民營經濟上，從而為東、中部的民營經濟進入西部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機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開發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礎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設施及整個市場環境就大大改善，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東、中部經營者進入西部發展。此外，西部地區的市場廣闊、資源豐富，西部的開發過程是與城市化的過程連在一起的，從長遠看，隨著南水北調工程的實施，在解決了西部缺水的問題以后，移民西部肯定會給民營經濟西進帶來更大的機遇。（四）、金融市場的發育及金融政策的調整為民營經濟的更大發展提供了外部動力。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居民的經濟行為與經濟能力、中國的金融市場體系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為居民個人的金融活動提供了機會與舞臺。同時也說明中國民間積累了巨大的潛在資本，為居民更加積極地參與市場活動提供了基礎條件。這種具有相當規模的民間資本的存在，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如果能將數萬億居民個人存款的一部分轉化為民營經濟的投資，則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步伐還可進一步加快。此外中國居民個人以房產為主的不動產規模的擴大，也為資產抵押獲得更多的投資貸款提供了機會。另外，近幾年來隨著啟動市場與治理通貨緊縮的不斷深入，經濟學家、企業家、政府官員一致認識到，光靠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投資需求是不夠的，必須同時啟動民間的投資需求和最終的消費需求。加之銀行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資金運行的安全性與高效性相統一的機制使銀行對效益高的民營企業也開始情有所鐘，自1999年以來一些銀行均開始實施對民營經濟的貸款業務。總之，上述兩個方面的變化說明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已為民營經濟的第二次創業作了必要的準備。銀行業對民營經濟的業務介入與業務支持，可及時緩解民營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瓶頸”，激活和強化民營經濟的“造血”功能。二、民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有研究顯示，在過去的世紀，民營企業平均壽命不到3年，企業老是長不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有共同的特點：經營決策不受行政部門干預，實行市場為導向、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發展模式，等等。但縱觀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軌跡，能真正成為明星的大企業、大集團并不多見，其余的多是中小企業，又或是流星般一閃而過的落馬企業。面對新世紀民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民營企業依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首先是部分企業產權關系不明晰。具體表現在：一是與主管部門的關系理不清。企業初創之時，自找婆婆，雖主管部門或掛靠單位并無投入，但在企業發展起來后卻再現所有權歸屬之爭。二是對無形資產，特別是管理股權和技術股權未作明確界定，形成隱患。三是初始投資主體不明確，如創業資本主要是借貸、科研經費等方式積累起來的。四是對優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權歸屬的界定仍存在爭議。五是民營企業通過兼并、聯營、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購等形式壯大了規模，但國有資本的產權歸屬卻沒有界定。其次，民營企業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這里包含兩個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識。二是大多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民營企業創業之初，大部分屬于個人或合伙創辦，相當一部分企業沿襲一人所有、一人決策、一人承擔風險的家庭式管理模式。這種管理不僅嚴重窒息了企業活力，削弱了企業發展后勁，而且導致經營行為不規則給企業生存帶來的風險。新成立的企業在擴張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而發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覺到這些問題，許多民企面臨著“管理青春期”這一普遍性的問題。企業存在人才饑渴，換人又相當頻繁，挖來的人因為管理滯后等原因遲遲難以納入機制。有些人是國企過去的，有些問題是國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做小企業的時候決策非常靈敏，但擴展到幾百人、幾千人，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中國應該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潑中小企業，而不是一味都爭著把企業做大、做過五百強。一個企業如果在機制、體制上沒有積累，應該非常反對超常規發展這個詞。忽略自己的歷史，認為可以人為通過投機、跨越中間地帶的想法往往會在現實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機可以搞，但不應成為主體。再次，民企信用危機亟待解決。眾多民企法人代表變更頻繁，“新官不理舊帳”問題比較突出；不按規定辦事，對于資產抵押，不愿出錢辦理土地抵押、房屋過戶等擔保抵扣手續，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觀念不強，重視搶貸款搶項目，輕還款輕付息，往往貸款到位后長期拖欠不還，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還款，造成非國有經濟中不良貸款較高。另外，對眾多民企業進行評級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銀行對貸款風險難以掌握，也是促成銀行對民企惜貸的原因。最后，民營企業的家庭式管理是其發展壯大的最大羈絆。企業的成長，不可能只是企業家單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及工人這個共同體合力的結晶。許多民營企業老板沒有善待其職員以勞動力形式出現的企業產權。其中，高級管理人員問題最突出，老板與高級經理之間是委托的關系，企業的部分責任由高級經理單獨承擔，有部分事情由其單獨操作。如果僅將高級經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報酬結構、激勵機制是不夠的。老板對其監督較困難，且高級經理有自己的利益考慮，如得不到滿足，將會以其他方式達到要求，比如帶上合同和一批人馬跳槽的現象，不少民企就栽在這里。

三、WTO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挑戰

經營管理水平方面的風險。如果經營失敗，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場顯然在分散這種風險方面是無能為力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歸根到底是缺乏一種與民營經濟生產方式直接相適應的金融組織形式。掘國際金融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作為當前我國金融主渠道的國有銀行在民營企業融資方面的實際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國有銀行與私企缺乏溝通的基礎。因此，組建民營銀行無疑成為滿足民營經濟金融需求的理想選擇。中國加入WTO后，按照相關規定，對國內金融的保護期只有短短5年，這期間，對外資銀行還需逐步放開。而外資銀行進入后首當其沖的便是國有銀行。然而，從專業銀行蛻變而成的國有銀行卻因“船大難掉頭”，以及由于長期處于一種缺乏競爭對手的環境中，習慣于壟斷經營，總體上處于一種效率低下、機制老化、舉步維艱的粘著狀態，并且壞帳問題和經營風險還或隱或現地累積了下來。如果讓國有銀行倉促上陣應戰，勢必難以招架。要有效應對外資金融力量的挑戰，除了整合現有中資金融力量，提高中資金融管理水平，保證金融運行質量等措施外，還應開放民間金融，為中資金融注入生機，增強后勁。通過建立民營銀行，作為國有銀行的臂膀，可發揮有效的牽制作用，最終取得在中外金融競爭的主動權。作為國內的一股新興的金融勢力，民營銀行將以其靈活的經濟機制，高起點運作，規范化運營。且不帶任何歷史包袱而輕裝上陣。在給中資銀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時，將會強有力地輔助國有銀行共同抵御國際資本的沖擊，沉著應對外資銀行在家門口的挑戰。實踐證明，民間金融是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有資料表明，浙江民間一些信用社壞帳率僅有0.6％。從這一意義上看，新組建的民營銀行，完全有能力擔當助推中資金融發展，壯大中資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業的健康發展、都是需要監管的，不監管等于不去發展。世界上大多數銀行都是民營的，而它們能夠健康地發展壯大，原因之一是它們被納入政府（代表社會）對其進行監管的體系之中。實際上，民營銀行要比自有銀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嚴厲的、有經濟意義的懲罰，甚至把它關掉，而對國有銀行，多數經濟懲罰措施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對官員的行政懲罰還有些意義），也很難對其實施破產性處理。金融業是個風險較大、容易出現“欺詐”行為的行業。過去我國已經出現的一些民間金融（這里首先是指一部門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來問題較多，不是因為這種經濟形式本身有問題，而是政府（或社會性金融組織）沒有對其進行應有的監管。所以正規的監管系統不僅是民營銀行同時也是整個銀行體系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