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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印度是互鄰的兩個亞洲大國，兩國的國情有很多共同之處。中印都是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文化影響深遠；都是國土面積廣大、人口眾多、不發達的農業國家；都在上個世紀中期實現獨立建國，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下，經濟實現了五十多年發展；中國和印度為了謀求經濟的發展，都對本國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中印兩國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上，雖然走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但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因此，兩國經濟的發展具有較高的可比性。通過兩國經濟的發展對比，彼此都能找到各自在經濟發展中的亮點，從而達到相互借鑒對方的經驗，完善各自的經濟體制，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目的。

一、近年來中印經濟發展概況

自199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印度經濟已經翻了一番，中國經濟更是增長了兩倍，兩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成為國際上一個熱門的話題。盡管兩個大國選擇了不同的經濟改革道路，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可以預見，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是世界上影響最為深遠的重大事件之一。世界銀行最近也表示，如果中印能夠妥善處理好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十多年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按購買力計算）將超過美國，而印度將會超過日本。世界經濟將是美、中、印三足鼎立的局面。

盡管中印經濟發展迅速，成績斐然，前景也非常樂觀。然而，中印兩國經濟發展中都還存在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雙方的經濟水平也遠沒有達到那么讓人樂觀的程度。

GDP（國內生產總值）是考察一個國家經濟整體實力的重要指標。我們首先來看看中印在這些方面的基本情況：2000年的時候，中國GDP總量為1．08萬億美元，列世界第六位，印度GDP達4794．04億美元，居世界第12位；到2004年，中國GDP已達到1.45萬億美元，印度為5731.73萬億美元。據國外專家分析，中國改革后的25年中，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4％；而印度在改革階段（1992－2003年）GDP平均增長率也達到5.8％，雙方都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按人均GDP來算，2000年中國僅為852.1美元，印度為456.6美元；2004年中國人均也僅為1118美元，印度為527.4美元。而世界普遍認可的中等發達國家的門檻是人均GDP至少達到3000美元以上。可見，盡管中印GDP總量不小，且增長迅速，但中印兩國由于人口基數太大，平均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中國和印度仍然屬于低收入國家。如果不從經濟總量考慮，而從改善國民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角度來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仍然任重道遠。

產業結構上，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來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產業構成分別達到5％、34％、61％才算比較合理。1970年中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4％、38％與28％，印度則分別為45％、22％和33％，在這個時期，中國和印度第一產業比重都比較大，但是印度第一產業比重更大，印度的第二產業比重太小，第三產業比重兩國接近，都比較小。1998年中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是18．4％、48．7％、32．9％，印度各占29．3％、24．7％、45．9％。可見，中國的第一產業比重有所下降，但第一、第二產業比例仍過高，第三產業比重太小；而印度第一產業比例太大，第二產業比例過小，第三產業比重比我國大，但二者仍然都比世界水平低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產業結構合理化，既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標志。中印兩國仍然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現象，雙方都需要努力去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

二、與印度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所在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逐漸形成自己的模式，正在逐漸成為世界的制造業基地。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成功主要歸結為制造業的發展，而在制造業成功背后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形成一系列優勢。

（1）中國經濟決策效率相對更高，在宏觀上的國際競爭力明顯的比印度要強，經濟穩定、快速發展有一定的保障。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是改革的積極推動者。傳統的計劃經濟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經濟決策效率低下，且貫徹不到位。中國政府在經濟建設過程中，逐步認識到了這一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把提高經濟決策效率本身作為這場改革的內容之一。改革這么多年來，在政府的宣傳影響下，發展就是硬道理早已經深入人心，各級政府和部門為了吸引外資發展轄區的經濟，也都在想盡辦法提高經濟決策的效率。但在印度，地方政府官僚習氣仍然很嚴重，決策程序極其復雜而且非常耗時，投資者不得不花費更長的時間去等待決策和審批，服務于經濟增長的制度還遠未形成，導致了營商環境不很樂觀。同時，印度的黨派斗爭過于激烈，使得政府無法集中精力去貫徹執行一個穩定的經濟政策。這使得國際投資者對于這個潛力巨大的國家仍然心存猶疑，阻礙了外資的流入，從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資(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國。這也就是為什么印度在改革以后這么多年里與中國相比經濟發展波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是國際競爭力評價的權威機構，每年都會根據參評國家國內經濟狀況、國際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環境、基礎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和國民素質等方面指標體系對其宏觀的競爭力進行評價，推出《世界競爭力年鑒》。在競爭力排行榜中，中國一直處于中游水平，而且在1995—1998年期間名次不斷上升，1999—2001年間雖然有所下降，但到2002年又上升了兩位；而印度排名居下游，以兩年為周期上下搖擺，在38－42之間徘徊。中國與印度相比名次大大靠前，說明宏觀上，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相對而言確實要比印度要強。

（2）中國的經濟開放程度更高，融入世界的程度更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產物，擁有兼容并蓄的特征。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能很快適應這一潮流，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經濟活動。這一點印度與中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哈比卜•哈克•孔達卡爾研究認為，印度崇尚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常常體現在排外上，導致游客和投資商紛紛遠離這個國家；中國則更務實，一直歡迎外國資金和技術。中國前駐印度大使程瑞生也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較中國強烈，其相當保守的文化傳統、價值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外開放。資料顯示，中國已經成為年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遠遠領先于印度。2002年中國吸引外資總額已高達527億美元，而印度只有35億美元。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貢獻也越來越大。如果以美元計算，2003年中國對日本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32％，對德國為28％，對美國為2l％，對韓國為36％，對臺灣為68％，對東盟為30％。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減緩，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歐美國家都可能受到影響，特別是東亞的日本經濟受影響更大。此外，2003年全球主要商品的進口中，中國約占20％，是1985年的5倍。中國已經成為左右國際工業品市場的重要因素。

（3）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遠遠好于印度，更有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中國改革始于1978年，比印度早了十幾年，改革成果也比印度更大，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比印度有更多的時間，投入的資金也更多。有人研究后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型是東亞式的出口推動型增長模式，海外華人提供了制造業外包所需的專門技術，使出口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中國人口負擔率的下降，政府把大部分出口收入又重新投入到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從而保證了出口部門擁有持久的競爭力，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而印度的固定投資率遠低于中國，導致許多基礎設施領域存在嚴重瓶頸。例如公路、鐵路，雖然通車里程很長，但都年久失修，狀況極差，嚴重制約了工農業產品的運輸。印度雖有全球馳名的軟件產業，但整體通信基礎設施落后，網絡寬帶覆蓋率低，移動電話僅區區3000萬，遠不及中國3億手機持有量。基礎設施上諸多的問題，令外國投資者叫苦不迭，從而影響了外資的流入，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印度經濟的發展。

三、與中國相比印度經濟發展的優勢所在

把印度同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行對比，可以看到，印度確實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但是這并不代表印度經濟發展到今天仍然一無是處。印度曾經受到英國長期的殖民統治，不少殖民統治時期比較完備的制度得以保存，同時走的又是一條以服務業、尤其是信息產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經濟發展的道路，它的經濟發展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有些優勢是中國難以比擬的。

（1）印度的法律法規比中國更加完備。印度獨立以后，基本上繼承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律體系，法制作為英國殖民統治的遺產仍然普遍存在。盡管這個法律體系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但是較之中國而言還是相當合理與完備的。盡管在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印度做的也不夠好，而且印度法庭的效率也非常低下，但它們擁有一個能夠獨立行使職責的法官，在執法的過程中，不會受到政府的刻意干擾，因此，在私有制的保護方面，印度要好于中國。在稅法和合同法等方面，印度也比較完備，在實踐中貫徹執行的也比較好。這些傳統與制度規范了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環境，提高了印度的微觀競爭力，從根本上為印度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障，促進了印度私營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論壇網站刊登的哈佛大學教授塔倫•康納的文章中寫到，“比較而言，在所有大的新興市場中，印度的市場軟環境可能是最好的。市場供求雙方的信息暢通無阻……由于普遍尊重財產權、尊重法制，合同雙方會保證交易的神圣不可侵犯。”這也就是為什么印度在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都不如中國的情況下，仍然能在各個行業都成長起來幾家在國際上頗具競爭力的企業的主要原因。

（2）印度的私有企業競爭力更強，資本與金融市場更加成熟，使印度的經濟植根于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在改革初期，印度國內也曾普遍擔心印度本國的企業能否應對國際上那些大型跨國集團的競爭，然而這種擔心現在看來已是多余的了。由于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以及良好的市場軟環境，印度企業一開始就和國際性的大公司處于同等的競爭地位，促進了企業競爭力的迅速提高。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一大批能夠與歐美最好的公司展開國際競爭的公司涌現出來。這些公司中許多是屬于最尖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如軟件方面的信息系統公司和維普羅公司，制藥和生物技術方面的蘭巴克西公司和雷迪博士實驗室等等。美國的《福布斯》雜志在2002年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年度排名中，印度有13家企業榜上有名，而中國僅有4家。《遠東經濟評論》的調查也顯示，印度企業總體表現的綜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在這次調查中，中國只有兩家公司能夠進入印度被評為前10名的公司的排名，而且它們都有很明顯的官方背景。印度獨立以后繼承了英國人留下來的金融制度，擁有130年歷史銀行體系和百年以上歷史股票市場。印度的資本和金融市場比中國更加透明有效，企業融資更加方便，資金的利用率也更高。印度在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股票市場的表現也讓國內外投資者喜笑顏開。匯豐投資管理的印度基金經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續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者，2003年11月的資金流入創歷史最高記錄。印度的銀行也比較成熟，犯下的錯誤要遠遠少于中國。麥肯錫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到2001年，印度的銀行不良貸款占有率僅10％。而據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到當年的3月底，印度銀行系統總的不良資產減少超過200億盧比，占凈資產的4.4％。而在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率至少在25％以上。印度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更加注重提高外資的利用效率。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者黃亞生和哈佛大學商學院的TarunKhanna教授于2003年7月24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盡管中國吸收的外資已超過印度的10倍，且國民儲蓄率高達GDP的40％，遠高于印度的24％，但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實際上大約為7％，而印度為6％，相差并不大，這證明印度對資金的利用效率要高得多。

（3）印度的科技競爭力更強大，人才優勢比較明顯。早些年，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仿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全國陸續建立的六所“印度理工學院”，現在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擁有的科技人才達到400多萬，使印度的科技人才數量排在日本、英國等研發大國之前，成為世界排名第三的科技大國。到目前為止，有將近150家國際巨頭在印度開設了研發中心，數量上遠遠超過中國。盡管中國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印度，而且每年擁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但由于教育體制的制約，中國的人才競爭力遠弱于印度。由于受英國長期殖民教育的影響，印度人會說地道的英語，這在國際人才流動與交流中和中國相比占盡了優勢。甲骨文公司總裁查爾斯•菲利浦曾經表示：“印度知識分子數量之多讓人感到吃驚。”現在，人們把印度比喻成“世界辦公室”，印度白領所具備的優勢將使得他們能夠擊敗美國或歐洲同行，奪取更多的以前只屬于歐美人的白領工作。有人預言：當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的時候，印度已經成為全球研發中心。

四、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什么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潛藏因素越來越多的顯露出來。正確消除這些因素，才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力。而印度的經驗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應該積極地向印度學習。

首先，完善我國的法律法規，加強法律的執行力度，強調司法公正，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為經濟發展打造良好的社會和市場環境。有效保障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增強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

其次，加大科技投入，改革我國的教育體制，真正實現“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培養創造型的高科技人才；提高我國的人才利用率，減免人才浪費，消除人才高消費的現象；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時，實行精英教育，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必要的勞動力儲備。

再次，改革金融體制，完善資本市場。在擴大引進外資的同時，提高資金的利用率，降低微觀經濟主體融資的風險和成本。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上的保障，降低金融危機的威脅，減少經濟發展的波動性。

最后，積極尋找第三產業的突破口，大力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增強我國服務業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提高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優化不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減少對制造業的過分依賴，為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那種認為印度基礎設施建設太差，制造業上無法挑戰中國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們應該勇敢地承認：目前印度雖然沒有全面勝過中國，但是印度在某些關鍵領域做得更好，尤其是強大的微觀競爭力，而且在制造業領域形成對中國的挑戰是遲早的事，做好應對印度崛起對中國制造業的沖擊已經刻不容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