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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擁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完備的市場體系。日本從二戰后的一片廢墟上一躍成為超級經濟大國，經濟外向型、效益型、集約型增長方被譽為發達國家的典范。

一、重視科技進步，依靠技術立國

20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研究與開發經費僅為50億美元左右。以后逐年增加，1996年達到23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2.6％，近幾年更是大幅度增加。日本科研投資保持與GDP增長同步，從2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起還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最近10年平均每年增長8％以上，成為國際上首屈一指的科技投資大戶。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技術創新與開發，注重技術，促進大學和工業界合作，促進科技發展在經濟上的應用，涌現出一大批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園區”。日本建立了產、學、官交流合作科研體制，民間企業主要從事能較快產生效益的實用性研究，大學生要從事基礎性學術研究，國立科研機構主要從事高、精、尖研究項目。在強調三者合作的同時，突出民間企業的主體地位，使大學和政府研究機構更好地發揮支援、服務于民間企業的功能。

二、優化資源配置，實現規模經營

美國企業擴大生產規模主要通過資本積累和兼并收購兩條途徑實現。19世紀末到今，美國發生4次大的兼并高潮，出現了寡頭壟斷大公司，繼而發展為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競爭能力。美國500家大公司稅后利潤在全國所有公司稅后利潤總額中所占比重高達70％左右。20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美國企業兼并資產總額達3520億美元，此后降溫一段時期，近年兼并狂瀾再度興起，企業兼并規模之大、涵蓋行業之廣、資產金額之巨均達歷史之最。

三、改進企業生產模式和經營管理方法

20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企業出現兩種新的管理模式，一種是裁減承上啟下的中層管理人員，每項工序必須同產品生產和對顧客密切聯系，由金字塔型垂直管理式向少層次平等管理模式轉變；另一個是“軟工廠”或“數字工廠”管理模式，它改變過去單純追求高度自動化，以軟件和計算機網絡為主體，使機器人在生產線中處于輔佐地位而使人工再次成為生產中的主力軍。日本公司的管理則充分體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形式上采取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經理三層結構。董事、監事、會計師等都從職工中提拔，又不擁有大的股份，經理自然決定他們的命運。董事會幾乎是社務會，企業最終由經營者集團主宰，構成以決策權與經營權統一為基礎，以經營者為主導的企業權力模式。企業內部推行全員質量管理，特別重視以團隊意識、家庭觀念、進取精神、合作風氣、年功序列等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文化”建設，形成良好的企業精神。

四、重視教育事業，提高勞動力素質

二戰后美國各州均實行9年或11年、12年制義務教育，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最發達。1958年通過《國際教育法》，1965年頒布《高等教育法》，建立了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進行長期投資的發展目標，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最大投資者。1981年通過《教學和理工科教育緊急振興法》，1982年頒布《計算機設備贈送法》，把教育重點放在高技術的應用和研究上。1994年通過《教育美國法案》，以財政撥款給每個美國人進行從幼兒開始的終生學習安排。日本篤信教育的威力，認識到激烈的國際競爭關鍵是人才競爭。經濟處于劣勢時，總是從教育上反省，經濟高速度發展時，又會適時改革教育，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環。

五、制定產業發展政策，促進經濟增長

為彌補市場機制不足，促進市場機制完善，提高國際競爭力，美國制定了一系列產業發展政策，積極促進經濟增長。對農業一直采取保護和扶持政策，通過稅收優惠措施和價格保護政策來保證農業的發展，農產品免征消費稅。通過補貼或貸款防止農產品價值大幅度下跌。實行休耕制度限制生產，對休耕農田給予休耕補貼。采取措施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外銷售。加強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對基礎設施建設采取出資修建、直接經營、補助運營成本、支持研究與開發，以及制定規劃、信息等特殊的扶持政策。通過一系列立法，對小企業予以保護，扶持小企業發展，形成競爭基礎。日本政府確立產業目標，通產省通過與大藏省協商提供一攬子綜合支持，如金融、稅收、折舊等優惠；政府又提供各公司能按政府導向運行的支持和幫助，并不取代企業家和市場的作用；十分注重既讓所扶植的產業具有一個競爭的環境，又使企業能夠具有有效規模經濟，在保持國內有效競爭的同時，引入國際市場競爭，收到規模效率和競爭效率的雙重效果。經濟恢復時期，日本把鋼鐵、煤炭等作為先導產業，20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把新興成長型產業、加工產業、支柱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產業作為重點。高速增長時期提出產業結構高度化政策，重點發展重化工業。1970年至1980年初產業調整時期，大力發展節能技術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將資本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結構轉軌。1985年以來，日本產業政策轉到“國際協調型”和“知識融合化”方向，實行“技術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