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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分析

本次討論的前提是基于這樣一個共識：每個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都受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我組將假定以一個古典自由主義法官的身份來審理**。

一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

1尊崇自由甚于平等、正義、效率等其他價值；古典自由主義否認奴隸制并非因為其較之封建制無效率，而是其較之封建制更不自由。

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財產”；但是古典自由主義并不忽視私有財產在促進人類福祉上的積極角色，無財產既無人格。

3尊重個人理性，反對權威，不信任權力，倡導有限政府；強調看不見的手作為市場運行的基本調節方式，反對政府干預。政府介入是自由最大的敵人。

4強調妥協，主張通過合作去解決問題。

5制度和公權的存在在于保障個人自由，尊重個人理性。

6對一切以公權面貌出現的事物保持批判精神，把是否自由和自由的程度作為一種基本評價標準。

二對**的分析

本案通常思路是專注于許霆行為的是民事行為還是犯罪行為的區分問題上，前人之述備矣。讓我們換一個思路來思考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想，無論許霆的行為是什么性質，許霆和銀行分別在許霆取款行為前后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答：許霆多了一筆錢，銀行少了一筆錢，許霆和銀行之間發生了財產在占有上的轉移。現在許霆和銀行就財產轉移是否合法發生了爭議，那么我們就來看看有什么方法來解決這個爭議：

第一種方法——私力救濟

即雙方坐下來協商，通過討價還價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作為堅信古典自由主義的法官，我們認為，應當尊重個人理性，因為每個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那么兩個人之間的問題，最佳的解決者就是他們兩個人，而不是兩個人以外的第三方。因此本案中，許霆和銀行雙方坐下來談判時最好的解決方法，而在案件發生過程中，雙方也確實有這方面的接觸。當人古典自由主義者并不完全排斥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但這必須具有嚴格的限定條件。一種介入是在雙方關系中，一方或雙方的行為對第三方產生了不利影響，而這種不利影響并非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此時應允許第三方介入，排除不利影響，尊重第三方的理性。本案許霆和銀行都是商業交易上的平等主體，許霆的行為只是使得財產在許霆和銀行間發生了轉移，并沒有危害到第三方。這是因為一方面，貨幣所有權隨占有而轉移，客戶對交給銀行的錢只享有債權，而債權又具有相對性，因此許霆和銀行的客戶之間并不存在直接關系；另一方面，ATM機的出款限額也使得銀行并不會因許霆的行為破產而發生足以危害社會的情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方是沒有介入的必要的。第二種介入是調解。因為雙方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雙方可以合意讓第三人介入作為主持人，但是第三人并沒有代替雙方做出決斷，因此并沒有改變雙方討價還價的本質。第三種介入就是下面即將分析的第二種解決方法。

第二種方法——私立救濟不能解決，尋求第三方介入尋求公力上民事救濟

這里的問題是如果發生依第一種方法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者雖然達成協議但一方或雙發不執行，那么爭議如何解決呢？這就涉及上面所說的第三方可以介入的第二種情形，即一方或雙方通過自身的理性已經無法解決爭議，那么爭議方可以請求第三方的介入，比如仲裁或訴訟。仲裁者或法官確定權利的歸屬，當一方不執行時，另一方可請求公力強制執行。

第三種方法——公力上刑事救濟附帶公力上民事救濟

這種方法是通過定罪刑罰否認許霆行為的合法性，即而通過第二種方法解決爭議。這里我將說明此種方法不可行。因為構成犯罪需具有刑罰可罰性，然而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這里的預防又分為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一般預防，指防止社會成員實施犯罪行為。其特點是沒有特定的具體對象，只是作為社會一般的預防措施來加以應用。主要內容有：健全各種法律保障體系，開展各種各樣的教育活動，倡導良好的社會風氣，改善宏觀社會環境和家庭、學校等社會化機構的微觀環境，抵制和消除社會上各種消極因素的影響，加強條件性防范措施，減少犯罪的機遇和條件等。特殊預防為一般預防的對稱，指采取特殊預防手段和措施，對犯罪分子依法進行監禁和改造，防止他們重新違法犯罪。是犯罪預防措施的重要組織部分。其預防功能在于：一方面教育人民，一方面震懾社會上有犯罪傾向的分子，以達到防止和減少犯罪的目的。在防止被判刑者重新犯罪方面，特殊預防的作用表現在：通過死刑的適用，從肉體上消滅罪大惡極的罪犯，徹底消除其重新違法犯罪的可能性；通過無期徒刑的適用，將罪犯與社會終身隔離，剝奪其在社會上重新違法犯罪的條件；通過有期徒刑的適用和教育改造，使犯罪人親身體驗到刑罰的痛苦，使犯罪人自覺地消除重新違法犯罪的念頭。請注意，本案中，ATM機出現本案中的錯誤是一個極低概率的事件，而許霆本人和社會上其他人遇到并再實施許霆在此案中的行為也是一個極低概率事件，因此通過刑罰制裁許霆無法實現預防此種行為再生的目的。或者說許霆在此案中的行為不是一個類行為，而之所以殺人行為即使想私了，公力救濟也要介入，是因為殺人是一個類行為，通過刑罰制裁是可以預防此類行為。

三結論

綜上，我們認為，許霆和銀行的爭議不應通過刑事方法解決，而應通過私人間討價還價或者公力上的民事救濟解決。

（二）批判法學派理論的分析

一：批判法學的興起

批判主義法學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它旨在挑戰和推翻傳統法學理論和實踐中的既定規范和以此為標準的法學思潮。批判主義法學將矛頭指向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以及體現這些思想的法律制度，其實質是社會性和階級性的對抗。

二：批判主義法學的主要理論

批判主義法學派雖然在內部有不同觀點，但是毫無疑義的是，在政治傾向以及意識形態上更趨向于左派共產主義或者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主義法學家更注重表明其他法學思想所推崇的法律制度具有不確定性，從而沒有一種法律制度是具有必然性的。

批判主義法學認為法律既是政治，而非中立的，傳統的社會邏輯和結構產生于權利關系，是使得社會不公平合法化的一些列信仰和偏見的集合體。

現存的法律和法律制度是隨勢而定的，是社會選擇的結果。社會選擇過程中的傾向：反映階級斗爭和階級剝削。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馬克思的社會政治經濟關系歷史進化中的階級斗爭理論。

現行的法律結構以及法律制度不僅具有隨發性，同時現行的法學以及法律理論試圖說明它們具有中立性，是成為了一種神話。這種神話試圖使過去的乃至今天仍然存在的階級沖突和階級剝削合法化。他們趨向以共產主義的感覺來談利他主義，“強調創造關于政治選擇的新意識，明白現實法律結構之非正統性。”試圖揭穿現時的神話。

他們認為：當我們從一個“由個人主義、自私自利和資本主義根基所帶來的巨大束縛所導致的剝削、霸權和異化的”社會中解放出來，一種更加公開的、關懷他人的和利他主義的觀念必將盛行。（黑暗的現實，光明的未來）

三、代表性法學家及其觀點

肯尼迪對《英國法釋義》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成為批判主義法學興起的一個開端。在該文中涉及了利他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沖突。在法律中表現為規則和標準的沖突。

規則：符合個人主義哲學的，具有一種形式主義的功能，使我們無需面對社會的現實。例如，合同條款的規則，確認了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擁有的權利，“使得我們無需面對合同背后的現實的社會問題，諸如不同階級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利的沖突，而確認合同的合法性。”

標準：注重實際的狀況，與利他主義相聯系，要求我們超越現存的規則。“根據這種方法，人們不僅要探求合同雙方當事人是否具有平等討價還價的權利，探求雙方的教育、經濟、社會地位是否足以提供真正互利的交換關系，或者探求我們的有關合同法的標準是否是那些不公正的或者強制交易等不當行使權力的行為合法化。”（重實質，輕形式）

四、案例說明

有關顯示公平的合同的案例，有助于我們了解“規則與標準，個人主義與利他主義之間的沖突”，劃清“批判主義法學家，潛在的保守主義法學家和經濟學家之間的界限”。

案件事實：一個貧窮的未受教育的客戶，從福特公司推銷員那里買了一輛汽車。他提出標準化的合同文本中特定條款顯示公平，因此，合同不具有可執行性。

五、批判主義法學派的理論分析：

首先，當前的法律合同制度以及競爭性市場的理論僅僅是社會選擇的產物。這些規則是歷史的形成的，是階級矛盾和階級剝削的產物。規則是用來使占有和轉移財產程式化和合法化的手段，其有效性和可能性是由那些過分占有社會有限資源的人們來衡量的。保守派推崇市場意義上的有效產出，而市場則是通過社會商品和服務由最愿意支付最高和能夠支付最高價格的人們的享有來界定有效性的。合同法的規則最終將傾向于那些擁有財產和資源，從而能夠討價還價的人們。從法律意義上講，這種體制傾向于在當前的不平等的社會財富分配狀況下，存在是佳績矛盾和階級剝削得到持續的機制。

批判法學派的決策者將考慮以下事實：客戶的較低的社會教育程度，他們的英語程度較差，他們的就業狀況，他們與權威人士的關系等等。正如批判主義法學家凱爾曼所言，“……規則讓人們十分容易得確定當事人是否做了他應當做的一切，并制止他人的疑問。因為規則就是規則，不需要對我提出抱怨。所有的用來說明其學說的和諧性和完整性的努力以及法律制度所描繪的社會關系僅僅是一種安撫，使我們與現實的災難相隔離的一種手段罷了。規則是大眾的鴉片。”

站在批判法學派立場對**的分析

按照批判法學派的觀點，應當做出以下判決：

一、根據憲法的規定，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法律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制定的，是無產階級意志的體現。但是法律又具有一些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點，一些法律曾經為調整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社會條件和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它們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許多新產生的社會關系超出了其調整范圍。

二、我國刑法關于金融盜竊罪的規定在制定之初對于打擊犯罪、保護金融機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本身應當說是有利于金融機構的。法學家們自以為他們的結論是從法律推理規則和法律解釋規則中合理得出的，但是用以推理和解釋的規則本身是具有傾向性的。因此，法律規則的適用在這里應當被限制。我們應當更多地考慮規則之外的標準問題。

三、關于許霆本人的情況，應當考慮以下一些問題：高中文化；曾在某單位當保安員；在潛逃期間，曾致電銀行要退還余款。從他的文化程度和主觀惡性來看，我們不能對他的道德水平作超出正常人的期待。

四、在本案中，我們必須考慮對市場主體注意義務進行分擔的公平問題。是讓銀行承擔完善金融設施的義務更合理，還是讓取款人承擔控制自己無償取得他人財物的欲望更合理？利己是人的天性，也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面對許霆所經歷的巨大誘惑，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人是難以拒絕的。而金融機構是專業性的機構，與市場中的個人相比，它是強勢的群體，對取款機故障進行注意和防范對它而言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由它承擔注意義務的成本，要遠遠小于讓所有的市場主體都承擔義務的成本。因此，銀行是存在過錯的，而許霆不應當承擔控制自我的義務。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許霆是無罪的。本案屬于民事侵占案件，應當許霆向廣東商業銀行返還不當得利。

（三）保守主義的法和經濟學理論

一、保守主義的法和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其主張采用成本和效益分析的方法來支持他們認為富有成效的法律規則或反對認為效率低下的法律規則。其認為有效率的結果是實現財富的最大化，繼而財富最大化才能產生最后可行的社會安排。在應用中，應用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將權利和義務通過其認為公平客觀的公式計算而得求一種衡平。

保守主義的法與經濟學理論的這種價值傾向反映了其實質是一種新古典主義經濟模式，而其成本與效益分析的方法反映了一種有所遺憾的道德缺失，即自然權利或人類不可分割的權利無法化解到這種分析之中，所以，那些沒有足夠收入能力來支持其甚至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的人們是無權言及分配資源的，除非他們被視作擁有財富的人的使用功能的一部分。

二、代表人物

理查德.波斯納是這一派別的最為突出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法律的經濟分析》從經濟學角度對法律及制度進行了分析和評價，一定程度上，這種對法律的經濟學思維受到了不少的質疑，因為其基本路徑是從效率最大化方面來考慮制度的合理與否，而非從道德方面，這和傳統的法律觀點大相徑庭。但不得不說，這卻證明了許多一般公眾無法接受行為的合理性。

三、波斯納的分析與面對的批判

波斯納代表的保守主義持有者社會財富最大化的觀點，由此對一系列似乎無可爭議的制度事實進行了重新的闡釋，譬如對奴隸制度，認為其被擯棄并不是基于其非道德性，違反了自由和人格等最基本的理念，而是因為奴隸制的效率低下，其是一種強迫式勞動的機制，從而對于勞動者并未提供增加或減少產品的激勵機制——那么這種低效率的制度是無法實現社會財富最大化的。

保守主義之所以稱之為保守主義在于其維護了現有價值和現有既得利益。其采用說明性分析的方式提出普通法體制是有效率的，是該提倡和維系的。因為法官具有創制法的權力，那么擁有財產的人們不斷向法院提起訴訟，直至法院作出傾向于他們或有利于他們的判決，在這種傾向下，普通法促使社會財富趨向于最大化。

而這種財富最大化是擁有財富的人來決斷的，法律也將最終傾向于富人，財富成為了改變法律的內在動力。這一點也正是保守主義所備受批判的，即被認為其只是為有錢人說話的工具。

保守主義的分析在價值形態上不僅重新構建了道德的內涵，也因其價值關注的不一而使得其具有著不確定性。譬如在合法化問題上，保守主義者波斯納認為這部所謂對還是錯，其無涉道德問題。從交易方面來看，行為是兩個成人同意的自覺的交易行為，其符合社會財富最大化原則，并且雙方的行為使得雙方都從中獲益。但一旦涉及一些變量或不同變量考量的比重，就可能會達到完全相反的結論——當然這仍是在財富最大化原則下進行考量的結果。活動有害于家庭生活的和睦，增加了疾病的傳播和街頭犯罪的比率，這些社會的負面因素足以抵消先前的“交易剩余”。那么，保守主義的這種“科學性”完全取決于保守主義者對不同變量的采納或關注的程度，這種非確定性的確成為了保守主義的一塊硬傷。

四、涉及“**”的保守主義法的經濟學理論的分析

首先，從合同文本的規則及合同解釋可靠性角度入手來分析經濟交易的可預測性和有效性。在這個案件中，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主要關注的是“市場經濟中的競爭性質”（因為涉及到被認為顯示公平的格式化合同）。只要其他銷售商進入市場未受到人為阻礙，在現實市場中，即使推銷商采用幾乎同樣的合同條款也并不能表明競爭性市場的缺乏。因此，提出疑義的客戶有義務說明競爭性市場的缺乏。根據合同條款的規則、契約自由的原則、支持雙方已有的意思表示的原則，“人們終將掩蓋社會的實際狀況”。而且，判決的決策者認為，結論是依據規則和理論自然而然得出的，這種理論和規則將有效的促進社會公益的實現，與當事人雙方的道德傾向無關。

其次，保守主義認為對于犯罪行為進行法律懲罰是因為犯罪是非自愿交換，是規避市場的行為，犯罪行為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減損。那么對于犯罪行為進行整體的成本收益分析存在于兩方面，一是，因為“理性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所以犯罪者在其實施犯罪行為時一定進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即使未能進行全面的精確的計算，但其犯罪動機一定是受這種權衡的制約和影響的。二是法律適用方面，這直接影響了犯罪行為人成本收益的考量。保守主義考慮的是社會財富的最大化的效果，所以法律威懾的程度成為了重要因素。波斯納傾向于侵權法較于刑法能更節省成本，但也承認在侵權法不能夠遏制犯罪時，還是應該應用刑法。而應用刑法在量刑時就要進行成本與收益分析，如果適用無期徒刑或死刑，就會使得國家司法資源耗費甚巨，或者影響的方面眾多形成更多的成本；而如若威懾力太小，則可能會形成一種對今后潛在的犯罪行為者的一種犯罪激勵，長遠來看，社會成本會更加巨大。所以，這里要進行一種衡平才能將成本控制在最低，達成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標。

對于**，應該說一審的無期徒刑或者納入到民事責任中，甚或無罪的判決，從保守主義的觀點來看都是不妥的。在量刑上后來判為有期徒刑五年基本上是比較妥當的，從社會效率角度來講是較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