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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怎樣經濟增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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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和民族要實現振興,除了社會穩定以外,還必須解決好“三位一體”的問題,即內部體制問題、增長方式問題和外部環境問題。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選擇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如果不能同時找到一個適合的方式,經濟不可能長期穩定快速地發展,或者它雖然發展了,但會走更多的彎路,付出更大的代價。

□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領導干部在“政績觀”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覺不自覺地更重視任期內經濟增長的“量”、形象變化的“快”、對外影響的“大”,而對基礎性的工作熱情不高、對事關長遠的事用心不多、對見效慢的任務關注較少等等,那種在錯誤發展觀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謂“政績”,往往是不科學的、只注重眼前發展的。

□在中央強調堅持“科學發展觀”之后,同樣要堅持科學的改革觀。這幾年國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一些涉及社會和諧穩定的有關企業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房改、醫改、車改等改革措施,傾斜性嚴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團利益,被一些人為因素所左右,許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高代價的增長

火熱的夏季,國家統計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樣火熱的數據,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58773億元,同比增長9.7%,為1997年以來同期我國經濟最高增速。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國經濟向著民族振興的目標大道上前進并取得快速發展之時,中國發現還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不在于GDP實現了多少、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國今后選擇什么樣的、適合國情的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即發展思路的革命問題。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專題學習會上,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指出,“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選擇什么樣的增長方式,如果不能同時找到一個適合的方式,經濟不可能長期穩定快速地發展,或者它雖然發展了,但會走更多的彎路,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過去2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經濟取得的成績(年均GDP增長9.5%)是令全世界矚目和值得中國人驕傲的,但同樣付出了現在的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曾付出過的慘重的資源、環境等成本代價。馬凱在浙江作報告時指出:“在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我國目前還存在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突出問題,存在著嚴重的發展隱患。”

在投入方面,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格魯特曼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即從每增加1億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資來看,我國在“六五”期間是1.8億元,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億元,也就是說,我國創造1元錢GDP需要的投資竟然接近了5元錢。這足以說明,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凈出口,在我國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資去拉動的。以浙江省為例,2003年,該省以22%的電力增長、38%的投資增長換來了14%的GDP增長,投入4900億元,產出9200億元。浙江省省長呂祖善最近呼吁,浙江再也不能用38%的投資支撐14%的經濟增長了。

在能耗方面,以水資源為例,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農業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數卻只有0.4,相當于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每萬元產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國實現的GDP,按現行匯率計算為1.4萬億美元,約占全世界GDP的4%,但為此消耗的資源,包括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水泥等,分別約占世界消費量的7.4%、31%、30%、27%、25%和40%,消耗的資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

高消耗換來了高增長,也帶來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問題,現在,中國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出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出10多倍。

不協調的問題則更明顯,經濟增長的不協調體現在三個短板:一是農業的短板,農業基礎薄弱,“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二是服務業的短板,中國現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6.4%,還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45%,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社會物流總成本比發達國家高出近1倍;三是行業中的短板,中國的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許多關鍵的、高技術的設備都要依賴進口。除此之外,整個社會的發展也不協調,中央黨校副校長王偉光指出,我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事業的發展、與人們的收入分配、與就業形勢、與人的全面發展、與體制的創新等都存在相對失衡的不協調問題。比如我國的衛生醫療體系,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披露,在191個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中,中國醫療體系健全性方面的排名是144位,而每個中國人的衛生財務負擔排名是倒數第四;再比如我國的基尼系數(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一個指標體系),2000年高達0.417,早已超出了發達國家平均0.338的警戒線,差距在拉大,人民內部矛盾也在上升,從1993年到2003年,因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每年按17%的比例在增長。等等,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失衡現象值得警惕。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發展理念,一些發達國家現在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發展模式,而我國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業用水利用率為55%,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25%和20%。

以上幾個問題的集中,最后就體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低效率問題上來,我國當前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46、德國的1/32,資源產出率和土地利用率也都低于世界水平。

大量的事實證明,從整體上來看,盡管中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明確提出并引導著人口資源的可持續發展,90年代初,也曾將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上議事日程,但是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盡管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都經歷過,但目前看來,中國卻不得不面對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

從眼前來看,2003年,中國經濟實現9.1%的增長,但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卻明顯地呈現出資源短缺、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揚、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的巨大壓力,2004年的拉閘限電安排表已經成為中國百姓在這個炎熱夏季里最關注的一個信息,而中國企業、尤其是東部沿海省份的企業,普遍面臨著全年性缺電的苦悶。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目標是在2020年實現GDP翻兩番,但按照現在的資源、能源消耗方式,專家認為中國將很難承受。正是在這樣一種客觀現實的背景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所構想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及“統籌兼顧”的發展觀,得以在過去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加以充實、綜合和提升,以此為內容的“科學發展觀”成為指導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綱領。浙江省委黨校發展研究所所長郭祥才認為,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而是對我國過去增長方式的一種糾偏,是通過科學的發展方法,來解決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問題。

增長方式的變革招商局的“創舉”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對于整個中國經濟社會未來的發展模式、發展思路,無疑具有根本性的變革意義,然而,用這樣一個發達國家在后工業時代的或者說是高級形態的發展模式,來解決當前中國還處于低級形態的發展問題,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實處呢?顯然,“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的執行問題,比其提出更具挑戰。

隨著東部沿海地區資本外溢的名聲在外,近些年,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中西部地區招商工作的必爭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至于這些外來的招商官員如何開展工作,各路人馬如何各顯神通自然更是不一而足。

但有一種極不正常、卻在某些招商官員的引資工作中屢試不爽、甚至被稱為金科玉律的“招商先找當地環保局”的怪現象卻蔓延開來,“這些招商官員的工作套路往往就是跑到當地的環保局要一份招商項目的名單,然后效率極高地完成相當一部分的招商工作。”一位知情人士痛心地告訴觀察記者,“關鍵的問題在于,這份所謂的‘招商備選名單’恰恰正是某些東部地區的環保部門所拋棄的一些環境評估不合格,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等情況,而被當地經濟發展所淘汰的企業項目,到了某些中西部地區的招商官員眼里卻如獲至寶、成了引資的重點目標。”

這種招商思路的直接后果,是這些年官員、專家、學者們對“我國的工業污染正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仍走在東部地區曾經走過的老路上,實踐證明,在東部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背后,付出的是更慘重的資源、環境和成本代價”等等絕不僅僅是危言聳聽的廣泛擔憂。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浙江省委黨校發展研究所所長郭祥才指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新出現的不科學、不規范的梯度轉移,顯然違背當前全國正在貫徹的科學發展精神。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條件不同,在產業結構的選擇上是可以有所區別,不過絕不能因為落后而成為高污染、高能耗的理由,所以應該堅決制止。”

然而,針對這一現象的評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從事微觀經濟研究的學者們的觀點相對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濟學家分析指出:“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從全國的角度來要求的,因此,作為不同地區的中西部和東部在把握上肯定會不太一樣。相對而言,先發展的東部地區對環境、資源等代價的體會會更深一點,具體到對企業、對項目、對產品的選擇上會更容易接受‘科學發展觀’的精神;而中西部地區當前則明顯地主要考慮經濟效益,客觀上會造成先發展經濟,再講‘科學發展觀’的思路。”他補充說:“因此,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講,到東部地區的環保局找被拋棄項目肯定是錯誤的,但是要完全地評價這種欠發達地區的招商思路,應該是很復雜的,我認為對他們來說,應該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走出四大誤區

采訪中,一些地方官員在“科學發展觀”精神的把握上,還存在著“先發展,再講科學發展觀,進行治污,然后調整產業”的思路,同時也存在著一些諸如“科學發展觀是不是中國對未來發展的一種理想,而不是現實選擇?”、“科學發展觀的思路是不是要我們放慢發展速度?”等疑問,對此,本刊根據采訪所得,作些解答,認為要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應該走出四大誤區。

誤區一:把“科學發展觀”看成是脫離實際的空想

從世界發展實踐角度考察,西方發達國家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時代并沒有意識到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在步入后工業社會后,為解決工業經濟所帶來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才提出來的。也就是說,中國的“科學發展觀”構想,是發達國家后工業時代的高級形態的發展意識,于是就有人對此不以為然,甚至認為,作為后發國家,目前中國尚未實現工業化,提科學發展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

這種觀點的缺陷在于,他們忽略了重要的“歷史環境”問題,就是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從工業文明走向知識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下,中國包括其他任何后發國家都不可能、也必須避免重蹈發達國家的覆轍,走“漸序”發展道路,而應該走后發型的“跨越”發展之路。“科學發展觀”就是把高級形態的發展要求和低級形態的發展條件結合起來,為中國選擇一條最佳的后發現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學的戰略和決策,這是世界實踐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現實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必須實踐”的現實問題,而不是“以后再說”的理想和所謂的“空想”。

誤區二:把“科學發展觀”看成是要放慢發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學發展理念之時,也正是從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的局部過熱、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充分暴露的關鍵時刻,所以,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提“科學發展觀”,其實就是為當前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找一個理論依據,是有意放慢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甚至有人認為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阻礙。

這顯然是對“科學發展觀”的一種狹隘的誤解,固然,提出這一理念有對當前經濟發展中出現投資增長過快,能源、資源緊張,環境壓力過大等問題的總結,但絕不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個時代、整個世界的高度,對世界現代化歷程的考察,特別是在西方國家發展觀的研究基礎上,對我國過去20多年快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分析總結,尤其是面向21世紀中國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下提出來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堅持科學的發展理念,按照目前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我們要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面臨極大壓力,甚至于再這樣繼續下去,中國經濟社會必將遭遇生存和發展的困境,到時候就更難解決。”因此,專家們認為,“科學發展觀”的新構想,不是要放慢發展、阻礙發展,而是用前瞻性的發展方法,來解決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展中已出現或將出現的問題,是為了要發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誤區三:把“科學發展觀”看成是否定過去的成績

過去的20多年里,中國經濟、社會都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創造了世界奇跡,但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官員腐敗、貧富差距拉大、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社會不穩定等等。那么,提出“科學發展觀”新構想,是不是表示對過去發展成績的否定呢?浙江省委黨校軟環境研究所所長盛世豪指出:“這絕對不是對過去成績的否定,而是對市場行為的一種糾偏。”因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以上這些問題,是伴隨著大發展、大進步而帶來的問題,如果沒有發展,也就沒有這些問題,因此要正確認識和對待發展中的問題,而不能否定成績。對于問題的解決,擺在中國面前的就是這樣兩條路:一是先解決問題再發展,二是在發展中解決問題,而我們所選擇的,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在發展中解決過去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且,“科學發展觀”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是對執政黨過去思想、理論的總結和提升。

誤區四:把“全面”、“協調”、“統籌”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國理論界和政界過去存在一種看待發展的錯誤邏輯,認為中國走的是一條“均衡-不均衡-均衡”這樣反復的發展道路,因此,現在提出“全面”、“協調”、“五個統籌”的理念,對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之間、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不協調進行調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實際上,“均衡”與“不均衡”永遠都不是分階段存在的,而是同時存在的,中央的“科學發展觀”顯然不是要求先發達的城鎮停止發展,等著中國農村的發展,不是要求東部地區暫停發展,等著中西部地區一起“均衡”發展,而是糾正過去一味追求GDP為準、一心發展城市的思路,使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按照系統發展的要求,保持科學的比例關系發展,從而達到一個最佳的發展效果。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樹立正確政績觀

從理論上分析,“科學發展觀”所蘊涵的就是高級形態和低級形態發展要求的統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小、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但從實踐來看,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用發達國家后工業時代的意識來對待和解決當前中國低級形態發展中的問題,還必須直面幾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國農村,15歲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過大專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總體上人的素質不高,人的優勢難以得到充分發揮。第二是生產力本身的限制,因為中國尚未實現工業化,而科學發展也意味著發展過程中的選擇甚至放棄,需要我們正確看待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第三是本身發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農”問題、欠發達地區發展問題、公共領域建設問題、弱勢群體扶持問題、自然資源的保護問題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決的,所有這些都會對實際發展過程中貫徹科學發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還是各級領導的“政績觀”問題。在浙江臺州路橋區的采訪中,區委一位領導指出:“‘科學發展觀’的貫徹,主體是作為引導者和領導者的政府,政府施政過程中有沒有科學發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這是由科學的、正確的‘政績觀’所決定的。現在各級領導班子和大多數領導干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識強烈,追求政績、創造政績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領導干部在政績觀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覺不自覺地更重視任期內經濟增長的‘量’、形象變化的‘快’、對外影響的‘大’,而對基礎性的工作熱情不高、對事關長遠的事用心不多、對見效慢的任務關注較少等等,那種在錯誤發展觀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謂‘政績’,往往是不科學的、只注重眼前發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績觀”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適應呢?糾正不正確的“政績觀”,其主要決定因素恐怕還是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因此,民建浙江省委會辦公室主任馮小賢認為:“當前需從速改革官員政績考核指標,不能只盯著GDP,投資增長等指標,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黨政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樹立科學的‘政績觀’,這就是科學改革觀的基本價值趨向之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消除‘市場失靈’,保障社會適度公平,實現社會發展最大化(而不是資本利潤最大化),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并以此來設置考核指標,尤其要增加那些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做而黨、政官員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對于那些官員很樂意去做的事,則一般不必考核,并參照聯合國的人文發展系數的辦法來判斷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業績。這是從較深層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進我國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進行科學的改革

實現科學發展新構想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對過去發展理念、增長方式進行變革,尤其體現在中國在未來發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

馮小賢指出,在中央強調“堅持科學發展觀”之后,同樣要堅持科學的改革觀。這幾年國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臺的一些涉及社會和諧穩定的有關企業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房改、醫改、車改等改革措施,傾斜性嚴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團利益,被一些人為因素所左右,許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往往由于一些改革政策的傾斜嚴重,利益調整不公平,不公開,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使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從而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出現一些新的帶有普遍性的群體的矛盾就在所難免,因而造成群眾上訪增多,社會潛伏著不穩定因素。

科學的改革觀要求改革的政策措施要盡可能平穩,力度盡可能不要超過群眾心理承受力太多。至少今后每一項改革政策出臺,利益調整,考慮一定要更全面,一定要多層面大范圍、寬領域地聽取各種意見建議,尤其是各派、群眾團體、社會各界的意見,使出臺的政策更完善,盡力做到公開、公正、公平,盡量減少傾斜度,這是從源頭上減少矛盾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本之策。“以人為本”是要順應廣大群眾日益增強的參與社會管理的愿望和要求,聽取和尊重群眾的意見建議。今后要改變由少數人定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少數人得益的做法。這樣才能在改革發展中減少出現更多新的社會問題,建設平安中國、平安浙江,真正實現科學發展。-

馬凱談科學發展

--觀察記者徐友龍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學習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作了《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的專題報告,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舉全國之力,進行不懈的艱苦努力。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實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和節約型社會。”本刊將其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途徑和措施”問題的報告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一、必須摒棄傳統觀念

傳統的發展觀,偏重于物質財富的增長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簡單地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而忽視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相應地把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單一標尺而忽視人文的、資源的、環境的指標,單純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索取對象而忽視自然界首先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辨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發展應該始終把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為出發點和歸宿。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有利于而不是有損于人的全面發展為最高標準的增長方式。

必須辨證地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也不能把發展簡單地等同于增長。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增長談不上經濟發展,但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相應的發展。國際經驗表明,事實上存在著“沒有發展的增長”,甚至“負增長”,即經濟總量擴大了,但經濟結構沒有優化,經濟增長的質量沒有改善,國家的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的綜合質量沒有實質性提高,甚至在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結構惡化了,環境破壞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下降了。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經濟增長方式,是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增長方式。

必須辨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應該認識到,破壞自然、掠奪自然,就是破壞自己、掠奪自己;要關注人,也要關注自然;要滿足人的需要,也要維護自然的平衡;要關注人類當前的利益,也要關注人類未來的利益。在發展過程中不僅要尊重經濟規律,更要倍加尊重自然規律,充分考慮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方式。

二、必須完善核算體系

GDP這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曾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規模、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GDP又是國家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重要依據,因此,對GDP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視。但現行GDP也有其局限性,它主要反映了一個國家(地區)一定時期經濟增長的“產出”、“總量”和“量”,沒有或不是很好地反映其“投入”(特別是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代價)、“結構”(包括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構)和“質”(包括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社會效益等)。在GDP核算存在種種缺陷的情況下,單純地用GDP來評估一個地區的發展成果,考核領導班子的政績,有失偏頗,容易導致一些地方不惜代價片面追求增長速度,忽視結構、質量、效益,忽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要完善GDP,需要逐步建立綠色GDP的體系,在現有GDP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資源、環境、人文等因素,建立一套不僅包括物質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內的科學考核體系。

三、必須調整經濟結構

要切實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解決農業“短板”問題,提高農民的收入。要改組改造傳統產業,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淘汰落后設備。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努力扭轉服務業長期滯后的局面,提高服務業比重,增強服務業對其他產業的服務功能,充分發揮服務業在擴大就業中的作用。此外,還要遏制某些地區、某些行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

四、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的原則是“減量化、再使用、可循環”,減量化是指在生產的投入端盡可能地消耗資源;再使用是指盡可能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可循環是指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力爭做到排放地無害化,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以電解鋁為例,生產一頓鋁,要消耗1500度電。去年出口了125萬噸鋁,就相當于出口了接近200多億度電。但是鋁的再生性能好,受損率小,按一定的生命周期計算,目前鋁制品的平均壽命是15年,按可再生13-25次計算,鋁的平均壽命就可以達到200-375年,可以大大節約鋁釩土的資源消耗。

五、必須推進科技進步,加快體制創新

將來的能源、資源問題,最根本的還要靠科技進步。以能源為例,現在能源的生產和生活消費主要是靠煤炭、原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這些不可再生資源都很有限。太陽能是最清潔,最豐富的能源。太陽能是化石能源的3.5萬倍,然而太陽能的收集、儲存、使用等技術問題還沒有過關。解決能源問題的最終出路還是要靠科技。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體制創新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沒有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轉變。

六、必須強化企業管理

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必須強化企業管理,加強企業成本管理和企業信息化建設,高度重視基礎管理工作。

七、必須引導合理消費,提高國民素質

要提倡文明、健康、可持續的消費方式,要廣泛開展節約型社會的宣傳、教育和培訓,增強全社會、全民族的資源憂患意識和節約意識。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歸根到底要靠人。要加快實施人才強化戰略,繼續加強基礎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加快高科技能人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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