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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狀經濟”是“浙江現象”的一個重要表征，也是破解“浙江現象”的一把鑰匙。由“塊狀經濟”的討論，我們會進入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最精彩的部分，而這種討論還有可能意味著對傳統區域經濟學的挑戰和創新。

一、“塊狀經濟”現象

“塊狀經濟”的歷史十分悠久，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手工業時代“塊狀經濟”就已出現，而且已是手工業發展過程中十分突出的現象。工業革命之后，“塊狀經濟”更加明顯。現代工業城市的產生就是“塊狀經濟”的集大成。當然，現在人們所突然注意到的“塊狀經濟”主要是相對于傳統的城市大工業而言的，它更多的是指“鄉村小工業的集聚”，或是“城市邊緣新興產業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區，日本大田，德國巴登，中國的浙江，珠三角的個別地方（順德古鎮燈飾，東莞厚街家具、虎門服裝、長安電子等）；后者如美國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羅爾，北愛爾蘭，中國的東莞、蘇州、昆山，臺灣新竹等。各類科技“園區”、“開發區”“工業小區”就是由此而來。意大利的人文歷史底蘊十分深厚，但這個國家在工業革命中落后了半拍，以大機器為標志的重型制造業比不上其他發達國家，所謂“福特式工廠”并不占主導地位。尤其意大利北部山區，交通不便，治安不良，大工業的發展幾乎是一片空白。但這里以日用品、小商品為主的傳統加工制造業近幾十年來卻不聲不響地發展了起來，意大利西北和東北的許多小鎮，成為一些國際知名品牌的誕生地和出口創匯基地。在中國浙江，除杭嘉湖寧紹的大部分地區，基礎設施差，國家投資少，大企業少，人均耕地少，資源更少。尤其溫州，78%的山地，5%的河流海島，只有17%的平原。但浙江以“輕、小、私、加”起步，工業經濟快速增長，由一個“資源小省”成為“經濟大省”。“浙江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浙江現象”除產權清晰的微觀主體外，最引人注目者當屬“塊狀經濟”。在這一點上，浙江和意大利很相像。現在浙江人干脆提出“工業學意大利，農業學荷蘭”。浙江省委政研室課題組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全省88個縣市區中，有85個縣市區形成了塊狀經濟，年產值超億元的區塊519個，塊狀經濟總產值5993億元，吸納就業人員380.1萬人，約占當年全省工業總產值的49%。在519個區塊中，總產值10-50億元的區塊有118個，50-100億元的區塊26個，100億元以上的區塊3個，有52個區塊的產品國內市場占有率達30%以上（見《浙江經濟》第9期，浙江省委政研室課題組，《快速成長的浙江區域塊狀經濟》）。塊狀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了浙江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力，已成為縣域經濟的主體力量。另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32種主要工業產品調查，浙江有56種特色產品產量全國第1，居前10位的有336種，占總數的63%。這，或許就是“浙江現象”最大的奧妙所在。今年7月，我們去浙江考察，短短十天時間里，對其“塊狀經濟”印象深刻且耳熟能詳者就不下數十種。如，溫洲鹿城區的鞋、服、眼鏡、打火機；永嘉橋頭鈕扣；甌海泵閥、閥門；柳市低壓電器；倉南金鄉標牌、包裝；錢庫印刷；湖前塑料紡織；宜山再生紡織；虹口電子元件；蕭山軸承、冥幣；湖州織里鎮的童裝；上虞崧廈制傘；嘉善木條；濮苑羊毛衫；分水制筆；紹興柯橋的輕紡、化纖；永康小五金；海寧皮革、服裝；余姚輕工模具；鄞縣服裝；奉化服飾、塑膠；慈溪魚鉤、長毛絨；嵊州領帶；諸暨店口的鋁塑復合管；大唐襪業；牌頭蚊香；義烏小商品；東陽木雕；椒江精細化工；溫嶺摩托車配件；路橋日雜百貨；玉環小農具；新昌膠囊；安吉轉椅等等。

二、“塊狀經濟”的起因

第二產業發展的一個特點和傾向就是逐步走向集中。但是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具體是什么產業，集中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集中，為什么是此產業，而非彼產業，為什么集中在此地，而非彼地，這里的原因就值得深究。觀察“塊狀經濟”的起因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企業-產業-市場”的角度，二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角度。

1、“企業-產業-市場”的角度，即經濟學的角度。也就是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為什么企業、產業和市場呈現出“塊狀”分布。斯密在《國富論》里反復闡明，分工和專業化（產業）程度受到市場容量的限制。但市場容量可以在企業家才能的作用下超乎尋常的擴大，在市場容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加工各環節與前期供料、后期銷售自然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協作體系，產業鏈也會不斷分解、拉長，產品越做越精，企業越做越多，產業越做越強，市場越做越大。大唐制襪被分解成8道工序，金鄉徽章則有12道工序。這時，新的技術設備、工匠們的技藝、產品的工藝和質量都能夠得以及時發現并被準確定價。特定產品、特定產業和特定市場又不斷滋生出只有在這一特定空間里才具備的特定生產要素，這些特定要素的存在如同空氣一樣，彌漫在一個特定空間里，根植在一塊特定的土壤中。“塊狀經濟”便由此而生。馬克思對簡單商品生產起源與進化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認識“塊狀經濟”的起因。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之后，以家庭為單位的私營手工工場，完全可以依靠市場交換而存在，于是手工業主內部，分化出專業的包買商。在包買商支配之下，一些手工工場內部或各作坊之間開始了簡單協作。那些效率較高，資本積累較快的手工業作坊主便率先引進先進動力和自動化機器生產，手工業作坊主再次分化成私營企業主、小店主、幫工、產業工人等各個階層，乃至隨著私營企業間社會分工的深化，商人資本家、產業資本家和貨幣資本家漸次獨立出來。所不同的是，“塊狀經濟”的原始積累，一般是通過在外經商、務工，如臺州金華一帶的許多老板都是80年代外出，從修鞋、理發、修廢利舊、做豆腐、賣豆芽、開干洗店等不起眼的小生意起家。當然，由于短缺經濟的存在，也不排除一些人靠假冒偽劣完成原始積累。

按照科斯的企業觀，企業的存在是由于其內部組織制度能夠代替市場價格以降低資源配置中的交易費用。相反，因為信息流通快、競爭充分、資產通用程度高，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交易費用甚至低于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成本，這時，眾多同類或相關的企業則更愿意依賴于市場而獨立存在，從而形成以外部化交易為特征的企業塊（群）狀集聚和市場的點狀集聚。選擇企業群集聚，而非以一體化為特征的企業內集聚，主要是由交易費用的高下來決定。

2、經濟學的分析，只能為我們給出必要條件。“塊狀經濟”存在發展的充分條件需要要在“社會-歷史-文化”中尋找。因為市場擴張快慢、企業家的出現、交易費用高低以及企業集聚的形態等，主要與當地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地方小傳統”和“地方性知識”對認識中國的鄉村工業十分有幫助。陳吉元、何夢筆主編的《當代中國村莊經濟與村落文化叢書》對此問題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何夢筆等人對根植于中國農村文化傳統中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規則和非正式約束在經濟增長及制度變遷中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分享知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狀態下，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也許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在長期的社會制度里可以培植市場，產生長期交流的信任與規則，可能會在社會上穩定知識的利用與創造，進而人們在得不到市場補償的情況下，依靠他們自己的社會網絡而相互得益。”（何夢筆《網絡、文化與華人社會經濟組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塊狀經濟”是一種人脈基礎上形成的地區性商圈。在這個商圈中，有一些“酵母”作為特定要素而起作用，“酵母”的基因決定著商圈內技術持有的方式、學習的過程、信息傳遞的渠道、企業組織形式及產業氛圍。這些“酵母”的淵源大多根植于歷史傳統和民風民俗中。在溫州，私人產權及其產權保護的概念歷來比較牢固，民間金融源遠流長，私人借貸十分頻繁，而且有非常靈活的融資方式。在資本市場發育滯后的情況下，民間融資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過極大的作用；浙南一帶的“盟兄弟”、“金蘭會”等“抱團”組織十分流行，這種組織既強調互助互利，又強調個性獨立和平等，成為日后“商圈”的雛形。至于血緣、學緣、鄉緣所形成的經濟網絡則更是普遍；浙江民眾一般都具備出門闖世界的意識和本領。樂清人依托同鄉、親戚關系的裂變來進行市場拓展，形成了十分發達而成熟的制。這種人文網絡對經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亞當·斯密關于“經濟人”理性的原始假定，而更接近于人類經濟學中“差序格局”等概念。“塊狀經濟”的特殊之處還在于知識和技術的內生性。創新來源于社會化的學習過程，包括文化、制度等非經濟因素。集群的產業氛圍可以培養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對該種產業相關知識與創新的敏感性，尤其對于創造性要求高的產業，如計算機軟件、高檔時裝業、工藝品制造業等，技、藝難以嚴格區分。產業集群內知識與技術通常以隱含類、非編碼化的形式傳播與擴散，技術創新通過在“干中學”而傳承。大多數情況下，“塊狀經濟”中關鍵性的知識表現為熟練工之間的隱性知識，就如同面包師的發面技術，面點師的拉面技術一樣。行業內老資格的工匠都有各自的秘訣、絕活，師徒之間使用特殊的隱語、行話、市語。我曾考察過一個生產祭祀用紙制“金元寶”的小企業群落。這些企業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工匠們將一疊32開大小的錫片，用錘子敲成8開大小薄如蟬翼的錫箔，既不能敲“死”（粘在一起），也不能敲碎。老板告訴我，學成這樣的技術需要三年才能出徒。

三、“塊狀經濟”的發展類型

所謂“塊狀經濟”只是一個統稱，從不同角度可以對“塊狀經濟”做出各種不同的分類。

1、從主導產品的類型上看，分為傳統產業延續型、新興產業型。一般來講，勞動密集性傳統產業較為普遍，但由于對傳統產業的技術創新，如新材料、新工具、新工藝的運用，傳統產業可以重新激發出活力；新興產業多出現在大都市邊上或航空中心附近，而且多數具備外資背景。

2、從起源地和要素的來源上看，分為原生型和嵌入型。對原生地而言，前者也叫就地發展型，對于嵌入者而言，后者也叫異地發展型。北京的浙江村主要由樂清虹口鎮的居民構成，蘭州的義烏市場主要是浙江義烏人。對虹口和義烏而言這都是一種異地發展型。

3、從城鄉關系看，分為城郊輻射型和村落獨立型。因為城市政府的多頭管理及地價因素，大城市郊區往往成為異地嵌入者的選擇，但那些原生性的“塊狀經濟”多為村落獨立型。

4、從區域范圍看，分為縣域集中型、鎮域集中型和專業村莊型。縣域集中型多以縣城為中心呈放射狀分布，鎮域集中型則沿交通干線以帶狀分布居多，專業村莊型屬典型的“塊狀經濟”。

5、從發展主體看，分為能人發動型和政府推動型，或者也叫經濟精英發動型和政治精英發動型。這種分野從浙南與蘇南的比較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來。當然，兩種型式也會相互轉化，而且也有能人發動和政府推動緊密結合的情況。

6、從市場導向看，分為出口導向型和內銷導向型。隨著外貿自主權的擴大，出口導向型的“塊狀經濟”在浙江得到快速發展。如浙江的打火機、眼鏡、領帶、萬向輪等等。但多數仍以跨區域的國內市場拓展為主。

7、從運行機制上看，可分為市場循環型、技術創新推動型及來料加工型。前者最典型的當屬義烏。紹興的輕紡城、蘇南的常熟服裝招商城也屬此類，其周圍遍布成百上千家小紡織廠或服裝加工廠；在“塊狀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后，技術競爭與創新獲得優勢，其發展主要依靠產業區內的技術創新推動；一些先發企業品牌做大之后，嘗試發展“虛擬經濟”，總公司只抓研發和銷售，加工則采用來料、來樣加工的方式，或者后發企業購買知名商標冠名權。這一方式多存在于落后地區“塊狀經濟”的初始階段。

8、從地緣與產業的關系看，分為資源開發型、市場開發型。前者如青田石雕、東陽竹藝，都是就地取材，發展成一個自然壟斷性的產業。而多數“塊狀經濟”與當地自然資源關系不大，如海寧皮革加工，宜山再生晴龍。一些產業干脆是靠做市場做出來的。比如華東石材市場，在宜興萬石鎮，但這個鎮并沒有石頭資源，完全是當地人利用“萬石”這個名字“做”出來的石頭經濟。

9、從主導優勢來看，分為交通樞紐型和技術人才集中型。前者有所謂“道口經濟”的說法，而后者多存在于大都市郊區，有較好的人居條件。

四、“塊狀經濟”的基本特征

1、地域的集中性。塊狀經濟首先表現為一種廠商的扎堆現象，企業密集，相距較近。按照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統計標準，構成“塊狀經濟”的企業個數至少要10家以上，且銷售總收入超1億元。“集中”和“扎堆”，這也是集群生成發展的內在要求所決定了的。因為，只有近距離才能使大量信息通過非正式接觸得以迅速傳遞和擴散，只有零距離才不需要庫存甚至于可以不建庫房，只有集中布局才會出現基礎設施利用的鄰里效應和共享機制，技術外溢和創新才會發生連帶效應。這種生產力要素的集中狀態也叫“范圍經濟”。

2、要素的根植性。每個地方都蘊藏著一些潛在的生產力，機會恰當，便如枯木逢春。但特定生產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特定地域，很難向四周擴散。“塊狀經濟”離開的特定的地脈、文脈和人脈就成活不了，它不像竹竿插進土里，而是像自然而然從地里長出來一樣（工廠的英文Plante也即植物的意思，LocalIndustrialCluster也有人翻譯成“本土產業群”）。

3、起源的自發性。在那些政府力量過于強大的地方，不易產生“塊狀經濟”。“塊狀經濟”極有可能產生于經濟最不發達的地方，或者是在夾縫中偷生下來。“塊狀經濟”完全是憑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來起作用，通過自由競爭和民間力量，優勝劣汰，新陳代謝，亂中有致。不斷的模仿跟進，不斷的創新淘汰。沒有“計劃”，沒有“戰略”，歪打正著，但偶然中有必然。制度演進和誠信機制的建設都是按照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的組織秩序”來不斷試錯、不斷矯正、不斷完善的。

4、企業的關聯性。“塊狀經濟”不是一麻袋馬鈴薯，而是有機關聯，相互配套，同屬一個價值鏈和技術傳遞鏈。聯而不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有橫向關聯，如臺州蘇泊爾集團，向小企業下單，購買同類企業產品的優先供給權；也有縱向關聯，如飛躍縫紉機有1700人，但在方圓幾公里的范圍內，為他們配套的企業有100多家，20000多人。溫州正泰、德力西也屬此類。現在還有一些關聯企業通過股權置換、參股甚至控股，進一步提高關聯度，形成穩定的金字塔狀企業群落結構。當然，“塊狀經濟”的關聯性不僅是指企業，還有為生產企業而存在的服務、中介、政府、金融、行會、學校等。

5、生產的專業性。由于專業市場發達，企業間高度依賴，沒有任何一個企業愿意“小而全”、“大而全”，一切通過交易獲得專業化生存。雖然產品成本低，產業進入門檻低，屬勞動密集型，但知識和技術、藝術的要求很高，屬于低技術行業的高技術；雖然產品比較單一，但專門信息、專門渠道和高等級的工匠及年富力強的技工的作用十分突出，技工與普通工收入差距較大。

6、產品的差異性。企業群落中產品的差異性往往被人們忽略，其實即使各同類企業間都是高中低檔，錯位發展。溫州各皮鞋廠經過較長時間的競爭與整合，其產品的定位差異十分清晰，分為西裝皮鞋、休閑皮鞋、勞保及軍用皮鞋等。差異就是創新，差異是制勝的法寶。差異打破了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在永康，世世代代的鎖匠沒有做出什么名堂，但做防盜門的商人們狠賺了一筆。在永康五金城賣茶杯，每家店沒有一個是相同的。在紹興輕紡城，很難看到花色相同的布料，流行的都是“禮拜產品”，即“三天出小樣，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場”。紛繁復雜的差異性使得其它地方難以拷貝，也難以競爭。

7、發展的階段性。“塊狀經濟”一般都經過萌芽、發育、成熟和衰落的周期更新。由粗放到集約，由模仿到創新，從工藝簡單，利潤微薄，前店后廠，專業市場，工業小區，連鎖經營，網上交易，物流配送，市場體系，最后發展成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營銷網絡。一般來講，由于其低成本優勢，都有快速擴張的特點。溫州打火機剛開始自產自銷，后來為日本韓國知名品牌代加工，再后來，自己創牌子，從而打敗了日本韓國的打火機廠商，壟斷了世界金屬打火機市場。這一過程不過10左右的時間。因此，技術更新和產品的換代像趕潮一般，永康人將此現象稱為“浪潮經濟”。

五、“塊狀經濟”的優勢

對于加工工業的地理集中現象，克魯格曼曾提出過報酬遞增模型。“塊狀經濟”完全適合于報酬遞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獨特的“集聚優勢”。所謂“集聚優勢”的核心就在于集聚體的正外部性而導致的規模遞增效應（共享機制）以及經濟文化一體化的互動機制。“塊狀經濟”產生之初，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集聚優勢”和外部效益，但人們很快便可以發現并自覺培育它。“塊狀經濟”的優勢主要包括：

1、基礎設施建設與利用的規模經濟優勢。群落規模越大，信息通訊、交通運輸、水電供給、商業服務等基礎設施供給的成本收益均衡點就越高，相同供給水平下的平均利用成本就越低。

2、市場拓展的規模經濟優勢。這種規模經濟優勢又分別表現在內部專業市場建設和外部市場宣傳拓廣兩個方面。群落集聚的企業越多，相應配套的專業市場的商品吐納和信息匯聚的功能就越強，對外市場宣傳傳拓廣相同成本花費產生的經濟效益就越高。

3、群落的形成可以促進民營企業之間的專業分工與協作，從而對民營企業整體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生產交易成本的降低帶來助益。在信息（主要表現為企業家之間的私人信息）、技術、質量、價格、管理以及勞動力供給上，能及時準確地發現價格，降低交易成本。

4、能夠形成機械設備和原料的集中供應與配套服務優勢以及為客戶提供服務和配套能力的優勢。集群既可以保持中小企業靈活多變反應快捷的特點，又能集少成多、聚微成著形成產品規模優勢和原料、設備供給的規模效益。關聯企業布局集中，便于客戶的結算、運輸、勞務、安裝和維修，品種、檔次上選擇余地大，透明度高，為購買者節約了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消費者剩余。

5、同類產業集聚能強化地方專業形象，有助于挖掘社會資本，形成新的地方文化。

6、由于同業集聚，一旦某企業需要轉產，很容易轉讓自己原有的專業化設備，從而降低轉產的沉淀成本和市場退出壁壘，極大的減輕了集群內企業的退出成本。

7、最為重要地是，同類產業集聚以后，由于同業競爭和信息交流，能進一步增強群落內各企業的學習能力和競爭能力，形成技術管理和創新的規模經濟優勢。一項技術管理創新在一個企業內部產生的直接經濟效應是有限的，但是，通過企業之間的學習與模仿對群落整體所產生的間接經濟效應卻成幾何級數放大。尤其是隱性知識由于其收斂作用，雖然擴散上存在困難，但隱性知識的增長卻如同掘井一般越掘越深。近距離交流和非正式接觸對隱性知識形成極為關鍵，而專業人才如果離開一定的氛圍和交流平臺，便會很快出現專業技能的衰退甚至荒廢。集群企業的這種技術創新的優勢被一些學者概括為三個方面。（1）基于技術軌道的順軌性創新，如產品特性、形式或技術工藝得到持續改進，由于近距離甚至面對面的競爭，這種改進便很快被得到模仿和推廣；（2）基于技術平臺的衍生性創新，即，企業群體在某一產品領域內，為追求產品差異化和避開模仿競爭而在設計、生產和制造系列產品所展開的創新；（3）向技術關聯領域發展的滲透性創新，即，一旦有新的產品或工藝技術在集群內出現，很快就會在同類或相關企業內傳播、溢出和滲透。（參見汪少華、王佳蕾《浙江企業集群成長的創新模式》，《中國農村經濟》2002年第8期）正是這些優勢，浙江“塊狀經濟”的相當部分已成長為出口創匯基地，并逐漸向高附加值和名牌戰略推進。

六：“塊狀經濟”的理論意義

“浙江現象”被吳敬璉稱為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受“浙江現象”啟發，人們提出了許多理論上的重大觀點，如高尚全提出“民本經濟”，遲福林提出“人民市場經濟”，董朝才提出“人民社會主義”。對浙江實踐的深入研究，史晉川、金祥榮、陸立軍、張仁壽等人成為引人注目的中國過渡經濟學的“浙江學派”。“塊狀經濟”這個概念是80年代從費孝通教授開始首倡的。當時，更多的是從實踐的層面或者社會學角度來講的。隨著浙江經濟實踐的發展，“塊狀經濟”將會給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提供新的源泉。經濟學家對“塊狀經濟”一般性的定義是：介于市場和層級之間的空間組織形式。有人也叫“集聚綜合體”，“柔性生產體”，“企業群落”、“專業化產業區”、“特色產業區”、“區域生產綜合體”、“地方性產業集群”。從浙江的經驗來看，“塊狀經濟”中，戶是基本的生產單元，一個村甚至一個鎮就是一個沒有圍墻的工廠，“廠”與、“戶”、“村”、“鎮”相互滲透。“塊狀經濟”使集團化和聯合生產獲得了新的形式，也使文化與經濟獲得了新的一體化形式。“塊狀經濟”豐富了企業組織理論。1890年，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寫道：“工業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區，各個城市在一組關聯產品上進行專業化生產。”在這些地區有著一種交流與合作的氛圍：“行業的秘密不再成為秘密；而似乎是公開了，孩子們不知不覺地也學到許多秘密。優良的工作受到正確的賞識，機械上以及制造方面和企業的一般組織上的發明和改良之成績，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個人有了一種新思想，就為別人所采納，并與別人的意見結合起來，因此，它就成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M.波特的國家競爭力理論，特別地注意到了專業化產業的集群現象。M.波特認為，競爭力由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構成，而競爭優勢主要是由競爭的充分性和產業集聚程度所決定。內生經濟增長模式基于發展經濟學家羅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長理論”。該理論強調的是人力資本和技術的內生化，強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和動態性，而不是指望以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比較利益來促進經濟增長。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觀點是：（1）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并解決資本積累過程中收益遞減問題的關鍵是設計思想創新，產品創新；（2）知識的內生作用在于開發新技術，并且促進知識的積累和更新；（3）人是第一位的，人力資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識水平）將決定經濟增長率。假定我國城鄉二元隔離狀態暫時無法改變，那么，“塊狀經濟”將可能是我國農村工業化的有效模式。它符合我國農村特點，符合我國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須知，先進生產力并不等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只要能解決問題，照樣是先進生產力，而且組織、制度、文化等也是極重要的要素。傳統產業，甚至于我們認為淘汰的產業照樣能做出大市場。諸暨兩個大集團“李字”和“黑貓神”，做的都是傳統的盤香，而非電子蚊香，但都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效益。“塊狀經濟”對傳統區域經濟學中的“經濟區劃”，“產業政策”，“要素布局”，“主導產業”等概念提出了挑戰。浙江民營企業的競爭力表現為群落整體的競爭力，而不僅是單個企業的競爭力。采取群落式的發展格局，是浙江民營企業迎接市場競爭的一項非常有效的適應性制度安排，是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過程的一個鮮明特色。對此，經濟學家鐘朋榮稱之為“小狗經濟”，一些人也稱“百姓經濟”，“雜草經濟”，“人本經濟”。恪守“經濟人”假定的經濟學家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和社會性。浙江溫州等地區，在以往的經濟理論中找不到發展的依據和教條，但就是在這里，依靠溫洲人市場意識強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不僅成為我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地區，而且創造了所謂“零資源經濟”。浙江省90年代公布的十大產銷基地，只有一個在市區。這似乎令人不可思議。胡宏偉、吳小波在《溫州懸念》第三章中對全國最大的再生晴龍市場的地理位置有一段非常直觀的描述：早晨從縣城靈溪出發，坐著中巴車在鄉間路上顛簸了差不多2個小時后，眼前淌著一條不知名的小河。登船，兩岸山巒十分清麗，沒有頂棚、狹長得像條龍舟的小船在彎彎的河道拐過來又拐過去。上岸，只見成串的農民“的士”——這是一種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載客6人，實際常常達十幾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個人吊在車外——極熱情地攬客，嘭嘭作響的柴油發動機讓你心跳得別扭。又是一條小河，又是一段對生意人來說無暇顧及的風光之旅。下午，當你覺得似乎有點餓過了頭的時候，宜山鎮也就到了。

七、“塊狀經濟”的實踐意義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這幾年，浙江省出現了整體發展的好局面。浙南屬于先發地區，浙北已初步完成了轉型（“從蘇南模式中擺脫出來”）。現在，由于“塊狀經濟”的發展，又出現了以金華、臺州為代表的“浙中經濟隆起帶”。義烏甚至被稱為“中國商人的延安”，其發展勢頭直追溫州。也由于“塊狀經濟”的自發性和人本性，浙江農民人均收入、人均儲蓄等“富民指標”連年居于全國前茅。

蘇南也有很多特色經濟鄉鎮，甚至蘇南“塊狀經濟”的歷史比浙南還要悠久。如“絲綢之鄉”、“服裝之鄉”、“羊毛衫之鄉”、“小五金之鄉”、“教具之鄉”。但除個別例外，多數沒有發展起來。浙江的“塊狀經濟”都是當年“戴上紅帽子”，“穿上防彈衣”才生存下來，這與蘇南大不一樣。

韓國和臺灣是兩種不同的企業發展模式，韓國是受國家扶持（類似于我國“抓大”）的特大型企業為主，而臺灣經濟的支撐則是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韓國和臺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有不同的表現，原因也在這里。不僅如此，較之韓國，臺灣還因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大大加快了經濟民主化進程，使全社會財富趨于平均，造就了臺灣一批中產階級，化解了城鄉矛盾，促進了就業和社會穩定。

“塊狀經濟”由于其基礎設施規模效益和第三產業的連帶發展，大大促進了城鎮化和城市化進程。義烏市區的房地產市場異常繁榮，因為有近30萬人在市區經商，近3000外國商人長年居住在這里。常熟在蘇南的幾個縣級市中城市化進程大大走在了前面，也是因為“常熟招商城”的存在。義烏和常熟，都是“以商興市，以商促工”，市場化、民營化、工業化、城市化良性互動，同步發展。

從“塊狀經濟”的發展實踐中，我們會獲得一些極具啟發意義的新概念，這些新概念反過來對經濟實踐又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如：1、“集群戰略”。確立地方經濟發展中的集群戰略，正確認識企業大與小的關系。中小企業不僅產權明晰，而且杜絕了大企業的內部尋租，隱性收入和官僚主義。中小企業，針頭線腦，一旦成為集群，則有競爭優勢。2、“區域營銷”。“塊狀經濟”所獲得的區域營銷優勢十分明顯。如“中國鞋都”、“中國皮都”、“中國低壓電器之都”、“中國五金城”等等。3、“非正式經濟”。“非正式經濟”并不是灰色經濟，它與“非正式就業”一樣，不在我們自上而下的“產業”、“就業”的歸類中，屬于不起眼的產業和“雜草經濟”，往往難以進入“規劃者”、“領導者”的視野，甚至不符合“政績要求”。在這一點上，唐山和溫州是一個很好的比較，一個是“規劃經濟”，一個是“百姓經濟”。前者雖然擁有大而全的城市產業布局，但均未構成區域競爭優勢。4、“地方小傳統”。每個地方都有“地方小傳統”，開發得當，就會變成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變成經濟發展中寶貴的知識、技術和人文資源。5、“民間創新第一位”。不能把發展的希望寄托在“積極的財政政策”、“總量拉動”上面，對落后地區而言，“民間創新，政府引導”是更加有效的途徑。6、“要素粘性”。應當設法塑造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粘性，要素與地區之間的粘性。7、“合作大于競爭”。首先，競爭應當是充分的，但競爭中的合作更為重要。溫州打火機，靠溫州人的小發明，聯手打敗日本和韓國，就是合作帶來的好處。

八、“塊狀經濟”發展中應注意的問題

“塊狀經濟”的發展也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尤其外資進來后，以往“塊狀經濟”的一些優勢正在喪失，如，外資也會利用廉價勞動力而獲得成本優勢。因此，如何認識規律，把握方法，揚長避短，從而繼續促進“塊狀經濟”健康發展，我們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1、發展“塊狀經濟”，政府不是主角。工業小區和園區建設，應注意避免開發主體不明確和政企不分的痼疾。發展的趨勢應是企業自己建，或開發商建。如正泰工業園，飛躍工業園，報喜鳥工業小區；我們的基層干部政績考核機制本身就有問題，要防止“塊狀經濟”變成“塊塊經濟”。不僅要考慮“塊”，更要考慮“帶”、“圈”，著眼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應當注意分散與集中相結合。譬如，蘇南的交通條件等基礎設施比浙南普遍要好，不必過分集中。浙江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過度集中的問題，如溫州的地價過高，一些企業正在謀求外遷。2、注重綜合投資環境建設。不僅提供公共產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致力于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還要有明確的私有產權保護，以最少的經濟管制、最少的政府壟斷和行政干預來保證自由的企業、廉潔的政府和競爭的市場，以及誠信寬松的融資和稅收環境。適當淡化GDP及財政收入等政績指標意識，以地區小氣候造就良好的經濟生態系統，形成要素流動的“洼地”。3、“塊狀經濟”對城市化是有促進的，如基礎設施、第三產業等。但農村工業存在“散、低、小”的特點，存在社區性與開放性的矛盾。區位條件較好的地區，應提早考慮土地資源和環境保護，防止淘汰和污染的項目向農村擴散轉移，防止“逆城市化”。畢竟我國還是一個城市化滯后、城市供給極為短缺的國家。4、注重龍頭企業和品牌建設。當然，與其說龍頭企業，還不如說是龍頭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那些成功欲強，意志堅強，見識敏銳，敢于冒險，說話算數，而且有組織領導能力并取得創業成就的人就是企業家。溫州“中國鞋都”的形成完全是由見多識廣的商人們發動和催生。1987年前后，杭州武林門一把大火燒掉溫州皮鞋5000多雙，武漢工商局在全市范圍內沒收溫州皮鞋20多萬雙，幾乎全國各大商場都抵制溫州鞋，這時，一批溫州皮鞋經銷商憤而回家鄉興辦實業。奧康、紅蜻蜓的老板都是那時回家舉業并取得了成功。5、重視并扶持民間商會和中介組織，恢復商會、工會等社會組織的正常職能。在市場經濟各國，商會作為一個自治組織，它的職能，首先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協調和政府的關系，其次是處理與大家共同利益有關的問題，第三是自律，即由自治組織自我執行法律，對違反行規的行為加以懲治。義烏、永嘉各專業市場都有市場協會，溫州的眼鏡行會、煙具行會，在打擊假冒偽劣、應對國際貿易糾紛當中日益發揮著政府難以替代的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