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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目前關于貿易內涵能源的測度問題沒有統一標準，很多研究存在諸多不足，如沒有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這會嚴重高估計算結果。鑒于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將做進一步的改進和修正。

研究方法選擇和數據處理

（一）研究方法選擇

雖然目前學術界不同的研究成果存在較多差異，但投入產出分析已經被證明是計算貿易內涵能源問題最為有效的方法，計算結果的不同主要來自學者在處理具體能源消耗系數及簡化過程等方面。本文同樣基于投入產出分析法進行研究，具體計算公式如下：直接消耗系數。直接消耗系數公式為Aij=Xij/Xj（i,j=1,2,..,n），其中Aij指的是j部門單位產出所直接消耗的i部門產出量，即i部門對j部門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所做出的貢獻。所有的Aij構成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完全消耗系數。完全消耗系數公式為B=(I-A)-1-I，其中矩陣B可由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計算得到，I為單位矩陣。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由完全消耗系數Bij構成，指的是j部門單位產出對i部門產出的直接和間接消耗之和。

部門單位產出的完全能耗強度。部門單位產出的完全消耗強度公式為EB=EA(I-A)-1，這是基于直接能耗強度與完全消耗系數相乘計算出來的，指的是該部門每生產一單位產品所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能源量的和。可以看出，完全能耗強度是計算產品內涵能源的關鍵因子，不同學者所計算結果之所以不同，一般都是因為選取了不同的完全能耗強度進行計算。如公式所示，EA指的是部門單位產出的直接能耗強度，是該部門一定時期內耗能總量Ei與總產值Xi的直接比值：EA=Ei/Xi。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一般來講，一國出口貿易的內涵能源規模是將各部門的完全能耗強度與對應進口或出口額相乘即可得到。但是，這樣做的一個巨大缺陷在于沒有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這對素有“世界加工廠”之稱的中國來講，將使計算結果嚴重高估。因為針對來料加工的產品，其作為進口產品進入到國內之后，并沒有被消費，而是加工之后又重新作為出口產品流到國外。因此該部分產品在作為加工原料進入到國內時，其生產所消耗的能源不能計入出口貿易的內涵能源量。限于各部門的加工貿易數據難以獲得，本文引入進口系數M，對出口貿易中進口加工貿易產品的比重進行估算。利用系數M對原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進行修正，從而得到消除加工貿易影響的對外貿易內涵能源估值。具體修正方法如公式（1）：（1）其中EXE＇為剔除進口加工產品影響的出口貿易內涵能源。需要說明的是，對系數M，均假定一部門對其他所有部門的投入中進口加工產品的比例是不變的。這樣的簡化處理可使系數M為對角矩陣。

（二）數據搜集和處理

投入產出表數據。本文研究共用到3張投入產出表，分別為中國2002年、2005年和2007年投入產出表。需要說明的是，很多研究都是基于一張投入產出表進行的研究，這在反映較長時間跨度的部門間生產關系時難以保證較高的準確性。本文數據時間范圍為12年（2000～2011年），基于時間就近原則對3張投入產出表進行充分合理地利用，即2000～2003年數據采用2002年表，2004～2006年數據采用2005年表，2007～2011年數據采用2007年表。在具體數據分類方面，由于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分類與《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聯合國貨物貿易數據庫均有所不同，為兼顧數據可得性、確保各分類數據之間最大程度的銜接、保留主要能源消耗部門等，最終將42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合并為22部門，能源消耗數據及貿易數據均按照22部門的分類進行統一整合。部門能源消耗數據。由前文可知，各部門能源消耗數據是計算直接能耗強度EA的關鍵，進而才能得到貿易內涵能源測算所需的完全能耗強度EB。本文中關于我國各部門2000～2010年的能耗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年數據則是在《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所公布指標的基礎上，對2010年數據進行修正后得出的。此外，所有數據都經過了PPI價格指數和單位GDP能耗指數的修正，消除了物價波動等因素的影響。部門貿易數據。部門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貨物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Database），分類標準采用SITCRev.3（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第三版），并在此標準分類基礎上將原63章的產品分類合并為與投入產出表對應的22部門。需要說明的是，經過計算，合并后的22部門貿易數據，除第22類“其他行業”外，其余21個部門的貿易數據總和可達到總數的95%以上，說明22部門分類能夠有效反應我國對外貿易內涵能源的現實情況。

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結果根據公式（1）可得，在考慮加工貿易的影響因素下，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的測算結果見表1。由表1可得，剔除加工貿易影響后，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增速有明顯提升，2000年為2.47億噸標準煤，2011年為13.58億噸標準煤，增長了近5倍，年均增速達到25%左右。再將該數據與我國各年的能源消費總量進行對比可發現，在各國指責我國能源消費持續過快增長的背后，是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規模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2000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總量中有大約17%的規模貢獻給了出口產品的生產消耗，而這一數據在2011年已經達到了近40%的高水平，即現在我國全年能源消耗總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為國外生產產品。

結論與政策含義

前文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規模增長極其迅速，2000年為2.47億噸標準煤，2011年為13.58億噸標準煤，增長了近5倍，年均增速達到25%左右。與全國各年的能源消費總量進行對比，我國出口貿易內涵能源總量占當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17%，上升到2011年的39%。這些測算結果均顯示，國內的能源消耗通過貿易而向外發生的轉移量呈上漲趨勢，對外貿易規模持續增加的背后，是以對外貿易生態逆差為代價的。作為當今能源貿易及環境領域的熱點問題，中國對外貿易的內涵能源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義。

一方面，關于一國能源消耗的規模評價及責任歸屬問題，必須基于消費側而非生產側進行研究探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越來越多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國外發達國家逐步向第三產業側重發展的同時，我們卻剛剛步入工業時代，能源消耗及環境污染正急劇加速且尚未達到頂峰，同時還要面臨發達國家以碳減排責任為借口提出的種種苛刻要求。基于消費側研究貿易內涵能源問題，從本質上指出了中國表面上是消耗了大量世界能源資源，但也支撐了其他國家大量消費品生產與供給的事實。在當今的世界生產分工格局下，中國的能源消耗本質上有很大一部分通過對外貿易向外發生了轉移，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污染代價。因此，發達國家在消費我們為其所生產的各種消費品的同時，還借口過度能源消耗和同等碳減排責任等一味地指責中國，嚴重有失公允，國際上所謂“中國能源威脅論”、“中國氣候威脅論”等是對客觀事實的嚴重扭曲。

另一方面，鑒于我國對外貿易內涵能源的規模依然在迅速增加，這也意味著要想減少對國內能源資源的過度消耗及環境污染，除長期逐步實施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戰略外，中短期內必須以犧牲出口貿易規模的增長為代價，即必須在能源環境利益與經濟貿易利益之間做出取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對外貿易規模的騰飛，相繼而來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也讓我們付出了沉重代價。由貿易帶來的內涵能源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頻出的“兩高一資”產品限制出口的貿易政策，表明國家政策層面已經認識到，為保護國內資源和環境，必須犧牲短期內的經濟貿易利益，未來通過逐步的貿易轉型來實現經濟和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王磊單位：遼寧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