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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差額的現狀；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調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可行措施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外資對中國信息與通訊行業的產業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中國國內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完善外資政策，強化對高技術產業外資流入的政策性引導、改善中美政治關系，游說美國政府及國內利益集團、繼續擴大內需，彌補美國進口需求的下降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核心是中美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但并非所有的高技術產品都呈現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造成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原因主要是外資對華高技術產品加工生產工序的產業轉移、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及中國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在外資對華產業轉移過程中，美國、中國及東亞經濟體間形成了三方“互利”，但非“共贏”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我國亟需采取措施調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使貿易各方真正從中美貿易中“共贏”。

關鍵詞：中美貿易順差；高技術產品；形成原因；調整對策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美國“新經濟”的出現，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間的高技術產品貿易迅速發展。作為世界“新經濟”的發源地，美國毫無疑問成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科技創新能力和生產能力都超過其他國家。然而，自21世紀初以來，美國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貿易卻呈現日益擴大的貿易逆差，其形成的真正原因以及如何對其進行調整，需要我們做進一步深入研究。

一、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差額的現狀

目前，中美兩國商務部均已開始統計雙邊高技術產品貿易，但相比之下，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時間較早，數據較為充分。根據美國商務部的劃分方法，高技術產品主要分為10類：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電子產品、柔性制造品、高新材料、航空航天技術、武器和核技術。

從2002—2008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差額的數據看，它主要有三個特征：第一，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核心是中美信息與通訊貿易順差。2002—2008年中美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保持著年均100億美元左右的增長速度，七年累計總額高達3414.48億美元，在中美兩國10類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總額中的比重高達109.64％。第二，中美兩國間部分高技術產品貿易正從順差轉為逆差。自2007年以來，中國對美國的生物技術、高新材料與核技術貿易正逐步從貿易順差逆轉為貿易逆差，而且2008年這三類商品的中美貿易逆差正日益擴大。第三，雖然部分關鍵高技術產品雙邊貿易仍表現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但其中有部分產品的貿易逆差額在縮小。

從2002—2008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差額的結構看，并非所有類別的高技術產品都呈現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如在生命科學、電子產品、柔性制造品和航空航天技術等產品上，中國始終對美國呈持續貿易逆差，七年的貿易逆差總額分別達到18.12億美元、179.19億美元、42.53億美元和292.99億美元，只是因為中國對美國信息與通訊貿易順差數額過大，才使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整體表現為順差。需要指出的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對美國的生命科學、柔性制造品和航空航天技術貿易逆差正呈日趨縮小的趨勢，相比2007年同期分別減少了0.07億美元、3.83億美元和19.68億美元。

二、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

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是由多因素導致的，因此需要對表現出不同變化趨勢的雙邊高技術產品貿易差額做出解釋，才能真正闡釋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本文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解釋其成因。

1、外資對中國信息與通訊行業的產業轉移。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核心是中美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要探討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首先要解釋中美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為什么會持續擴大。20世紀90年代初，在信息與通訊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美國率先步入“新經濟”時代。進入21世紀，隨著東亞各主要國家或地區對美國信息與通訊領域創新技術的模仿，世界信息與通訊領域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美國也因此開始調整其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重心。

首先，美國在繼續鼓勵國內信息與通訊產品研發和創新的基礎上，逐步將處于衰退期的信息與通訊產業的核心制造與加工裝配環節讓渡給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建立起信息與通訊產品的全球生產網絡。目前，美國將信息與通訊產品的零部件制造環節主要是讓渡給東亞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及東盟進行，而將信息與通訊產業的加工生產工序，與東亞的這些國家或地區一起，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中國。這使得以外資在華企業加工類產品出口為特征的對美出口不斷增多，中美信息與通訊貿易中也因此出現了明顯的“外資引致中美加工貿易順差”的特征。

其次，美國開始將國內政策支持的重點轉向新興高技術產業。如生物技術、生命科學、電子產品、柔性制造品、高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通過將資本、人力資源、稅收優惠向這些新興產業的傾斜，鼓勵其產品研發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以始終保持其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技術優勢，2008年美國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電子產品、柔性制造品、高新材料、航空航天技術、核技術等產品上能夠保持對中國的貿易順差，與此有一定關聯。因此，綜合這兩方面因素，可以認為包括美資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對中國的信息與通訊產品加工生產工序的產業轉移，是導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最主要原因。

2、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更多地是從“重商主義”的角度解釋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一，美國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實施的出口鼓勵和限制美國對華出口政策，導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其二，部分中國學者和國外機構認為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是造成中美高技術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沈國兵(2006)認為1989年后美國對華實施的貿易制裁和技術禁運，加強了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致使中國從美國高技術產品進口被扭曲，使美國對中國高技術產品貿易出現逆差。中美經濟安全委員會(USCC)認為，中美貿易引發了戰略技術利害關系，中國是美國先進技術產品的最大供給商，究其原因可歸咎于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杜莉(2006)則明確提出，由于美國始終對中國懷有，“戒心”，因此一直限制涉及到安全問題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在諸如核電站、衛星、超大型計算機和數控機床等許多產品的對華出口上實施嚴格限制，使中國在高技術產品進口上出現了“愿買者無可買”的現象。

從中美兩國10類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趨勢看。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可以解釋中美部分高技術產品，如光電技術、武器與核技術貿易順差的形成原因。但是，“中國實施出口鼓勵和限制美國對華出口導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觀點卻難以成立。2004-2007年中國在對美國出現貿易順差的同時，卻對日本、韓國、東盟和中國臺灣地區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這充分說明中國對外并沒有實施獎出限入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否則在出現中美貿易順差時，必然會出現中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

目前，“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論的解釋力度正不斷減弱。美國在決定對外是否實行出口管制政策時一般基于四個原則：一是否涉及敏感技術和武器出口而危及美國國家安全，二是否影響美國國家戰略目標和外部政策目標，三是否影響到美國經濟利益，四是否允許美國對其先進技術出口進行終端使用情況檢查。從這些原則看，由于光電技術、武器與核技術等關鍵高技術可能在軍事領域廣泛運用，美國必然會對其出口實行嚴格限制，導致美國在這些產品上對中國呈貿易逆差。然而，在與軍事領域也有密切關聯的航空航天技術與柔性制成品上，美國對中國卻始終保持貿易順差，這是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論難以解釋的。

3、中國國內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2008年中美兩國10類高技術產品貿易最突出的變化表現為中國對美國的生命科學、柔性制造品和航空航天技術貿易逆差在不斷縮小，這間接地加快了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擴大速度，這很可能是近年來中國在這些領域自主創新水平的提升導致的。

21世紀初以來，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和自主技術創新的日益重視，中國國內科技研發水平日益提升，尤其是在航空航天技術創新能力迅速提高的帶動下，中國在上述幾類高技術產品上的對美進口日益減少，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擴大。

三、調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可行措施

隨著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擴大，貿易各方間實際形成了一種“互利”、但非“共贏”的利益分配格局。貿易各方利益分配不均的現實客觀存在，尤其是在美國主導的全球高技術產品生產網絡中，中國主要從事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裝配、貼牌定制等勞動密集型工序，這些工序相比美國從事的研發工序及東亞主要國家或地區從事的核心制成品生產工序，進入門檻低、替代性強、基本處于或接近處于完全競爭狀態，因而常常只能獲得較低的附加收益。如果這種利益分配不均一直持續，將可能拉大各主要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及經濟發展差距，不利于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地位的保持或提升。因此，需要對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進行適當調整，以實現貿易各方的真正“互利共贏”。

1、完善外資政策，強化對高技術產業外資流入的政策性引導。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核心是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而其主要來源是包括美資企業在內的外資在華企業。因此，當前要調整中美信息與通訊產品貿易順差，就需要對外資在華直接投資方向做出調整。

目前，FDI在中國信息與通訊領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技術產品加工生產企業，加工貿易仍然是中國對美信息與通訊貿易的主要方式。這種貿易方式不僅使中國獲利較低，而且全部最終產品的出口均被計人中國對美出口。因此，中國政府需要對高技術產業中的外資流入結構進行政策性引導，逐步減少對信息與通訊產業加工類外資流入的“超國民待遇”，將優惠政策集中于其他新興高技術產業，尤其是具有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能力產業的引資上，降低外商對華信息與通訊加工制造業投資對中美貿易順差的“引致擴大效應”，增加其他新興高技術產業的引資額，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和對外貿易競爭力。

2、改善中美政治關系，游說美國政府及國內利益集團。中美政治關系是否改善是決定中美經貿關系好壞的重要基石。當前調整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的可行途徑之一是逐步減輕美國對華技術出口管制。因此，當前中國政府應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想方設法改善中美政治關系，通過游說美國國內的部分利益集團，由其作為中國的“代言人”，游說美國政府將中國視為“正常的”貿易伙伴，取消對華實施或即將實施的技術出口管制。

3、繼續擴大內需，彌補美國進口需求的下降。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如何應對美國對中國進口需求的下降是中國外貿政策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不僅要想方設法維持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持續擴大，而且應繼續堅定不移地推行擴大國內有效需求的政策，變國內過剩儲蓄為國內消費，變對美高技術產品出口為國內銷售。從而有效彌補美國國內進口需求下降給中國出口帶來的“缺口”，使包括外資在華企業在內的中國國內企業的銷售實現可持續增長。

4、加快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將貿易順差對外轉移。當前，日本、韓國、東盟及中國臺灣地區等對中國信息與通訊加工產業的轉移，使這些地區對美貿易順差轉變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也是造成中美高技術產品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原因之一。因此，需要逐步減輕這些國家或地區對華FDI產生的貿易轉移與貿易擴大效應，主要應從兩方面人手：

第一，加快與日本、韓國及東盟間的“10+3”自由貿易區建設。雖然近年來中國先后與中國香港、東盟10國等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等一系列區域貿易協定，但在東亞地區的“10+3”(中、日、韓3國與東盟10國)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卻進展緩慢，因此中國應努力加快與日韓兩國及東盟間的“10+3”自由貿易區建設，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區的貿易轉移與貿易創造效應，使外部貿易內部化，最終減少對美國的出口。

第二，加快以對亞洲周邊國家(或地區)為主要目標國(或地區)的“走出去”進程，擴大對這些地區的直接投資，通過建立加工裝配類的高技術企業，擴大這些地區對美出口，縮小中國對美加工類高技術產品出口，從而使中美貿易順差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