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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當代世界經濟形勢及思考

1、虛擬資本主義的膨脹和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及貧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場，并在2008年發展升級為世界性金融危機，“災難資本主義”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幾名美國民眾高舉“我們代表著99%的民眾”的標語，聚集在紐約曼哈頓區，“占領華爾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國多個大城市，逐漸成為全美群眾性社會運動，其導火索便是金融危機，民眾控訴華爾街金融大亨的貪婪與無恥、缺乏自律，對危機負責，并督促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東反政府示威潮，隨后，這朵引發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過海，來到英國，騷亂在倫敦蔓延開來，隨后乘著西風，遠渡重洋，在美國生根發芽這些現象看似偶然，實則聯系緊密，凸顯了資本主義世界也經歷著底層民眾對政府社會職能的拷問。華爾街運動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是虛擬資本主義的貧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制度失效，二戰后確定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宣告了浮動匯率時代的來臨。此后，世界貨幣體系開始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的約束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虛擬經濟迅速膨脹，世界經濟主體已從物質生產部門轉移到非物質生產部門，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系列深刻變化。（王建喬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催生“虛擬資本主義）竊以為，虛擬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為基礎，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特殊標志。此次危機將當代資本主義的弊病暴露無遺，向世人昭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虛擬經濟而忽視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可持續，終有一日會出大問題。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突顯出新特征：生產和資本高度集中。列寧從全局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壟斷的”資本主義。然而，他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資本主義內在的調節能力。時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寧主義，便是和犬儒主義的行徑。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無縫的理論，一切企圖坐鋸終極真理的地位的行為都是徒勞。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違背了《資本論》中的貨幣流通規律以及美國國家信用長期透支過多，體現在美國國家積累的巨額內外公債和私債上，總體規模據說在50萬億美金以上，即期應兌的規模也高達7—10萬億，這是個天文數字。

2、美歐之間激烈的“貨幣戰”，歐元面臨挑戰

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而這一代價是歐洲的整體利益，歐元區被希臘綁架，希臘被高盛綁架，此后，希臘的財政赤字率不斷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導致了2009年的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整個。”歐元在其誕生之日起，無時無刻不被美元排擠。截止到2012年，“歐豬五國PIIGS”未清償的國債高達幾萬億歐元。歐債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歐洲經濟體制本身的弱點，其導火索卻是房產泡沫，尤愛爾蘭和西班牙。

3、“量化寬松”延緩世界經濟復蘇進程

美國針對危機所采取的多輪“量化寬松”（QE，quantitativeeasing）政策，無疑轉嫁了國內危機，向全球輸入了“通脹”。美國對付危機的手段便是發行國債，向美聯儲透支預借，此次危機即馬克思所言的“資本主義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機—總體危機，而不是局部危機。”2012年，美國或將推行新一輪QE，將有更多的國家和經濟體受到影響，給疲軟的全球經濟增加困難，長此以往，美國的信用將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如此行為實在得不償失。

二、關于當代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義泛濫成災，金融領域亂象橫生，經濟軟著陸困難重重

新自由主義長期主導我國經濟改革，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各種丑惡現象的根源。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自由競爭，金融自由化。縱觀30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得大于失，但問題觸目驚心，主要表現為對市場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領域的亂象。新自由主義群魔亂舞，表現為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以及養老金市場化，而我們卻忽視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礎之上，中國的法制和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隨便引進市場機制，后患無窮矣！虛擬經濟時代，金融領域的安危愈來愈關乎國家生死存亡。我國金融問題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經營方式總體粗放，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問題頗多，吳英案暴露了農村金融體系的混亂，金融監管力度不強，對實體經濟支持不夠及時，更重要的是還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表現為人民幣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農產品以及玩具的影響，信譽崩潰，未來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時，這也增加了國內就業壓力。高失業率往往伴隨著高通脹，國內通脹較為嚴重，加之基尼系數已逾0.5（新華社研究員：中國基尼系數超0.5或致社會動亂，網易新聞，2010-5-21），超過國際的警戒線，“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貧，而患不均。”既問主義，更問蒼生。鄧公的“先富論”絕不意味著讓一部分人暴富，而讓大多數人更加貧窮。

2、地產市場困局與“國退民進”，既得利益集團企圖侵吞國有資產

1998年為擴大內需，刺激國民經濟，推行住房市場化，由此拉開了中國房地產進入支柱產業的序幕，在隨后十幾年中高歌猛進，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等行業，眾多民營企業開始瓜分資本市場。盛極必衰，中國房地產市場十幾年的迅猛發展，已成畸形，泡沫驚人，房價遠遠偏離正常軌道，“居者有其屋”顯得蒼白無力。隨著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對于相當一部分工薪階層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國大部分城市出現了房價明顯回落局面，但據此而斷定中國地產“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是極不科學的，這是中央宏觀調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機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旦房價在短期內出現大幅度下落，勢必危及中國金融體系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費品，而是耐久的資本品，房地產投機的實質是金融投機，根源是金融問題，故，調整金融政策是畢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批判》，42）。近期，一些別有用心者叫囂，國企嚴重壟斷，應加快國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運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過股改，實現國有資產的私有和世襲。其中，不乏外資的操縱和炒作。絕不能讓國有資產淪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應讓全民共享。“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提振經濟成為全球共識，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需要從全局長遠角度出發，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