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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對國外學者關于國有產權改革與私有化的理論進行了綜述，已有文獻將視角集中在私有化對社會效率的提高上，包括私有化發生的原因，為了私有化的實際發生所需克服的各種障礙，以及私有化取得良好績效需要加強市場經濟支持性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等。

【關鍵詞】國有產權改革,私有化綜述

1.引言

私有化，是一種世界現象，現在被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作為一種公認合理的，甚至是核心的策略在運用，成為市場配置資源的最重要的全球化現象的影響因素之一。私有化就是國有企業的產權和控制權的轉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可將私有化定義為政府經濟活動范圍的縮小：一是將國有資產出售給私人部門，包括原國有企業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出售政府的不動產，這是狹義上的私有化；二是放松管制，即對一些原來由國家壟斷的基礎設施產業，放松政府的管制，引入競爭機制，有人將它稱之為“自由化”；三是簽約讓出，即通過特許投標，簽訂合同等形式吸引私人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等，有的學者將這政策稱之為“管理私有化”。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財產屬于私有化；打破國有企業對基礎設施產業的壟斷，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公共部門的效益，而這些改革措施即使在不涉及到資產轉移的條件下進行，同樣也屬于私有化的范圍。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外國有產權改革與私有化理論對我國的國有產權變革是有借鑒意義的。

2.私有產權改革與私有化的動因

私有化對生產效率的作用，或者說對可以代表生產效率的一些可觀察變量的作用，是大多數文獻關注的焦點。Meg-ginson與Netter（2001）認為私有化能夠在宏觀層面上促進產品和服務市場的制度建設，私有化的一個重要動因是促進要素與產品市場以及股票市場的建設。福利經濟學認為通過競爭市場可以提高效率，私有化通過加強競爭來促進效率，私有化的效果與市場之間是相互決定的，私有化能促進市場條件和制度的發展。私有化效果取決于已有私人部門的強度，取決于制度因素，例如對投資者的保護等。

Sheshinski與Lbpez-Calva認為私有化的效果取決于市場失靈的程度。在政府減少市場失靈最弱的地方，例如競爭市場中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正面作用最大，“在競爭性結構中，向私有產權的轉變應該有重要的效率收益”。實際上，在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背景下，競爭的效果可以強大到使國有企業在不改變為私有產權的條件下，被迫對使生產效率最大化的壓力做出反應。在公共產品和自然壟斷領域，私有化的合理性就弱多了，即使這樣，Andrei，Shleifer（1998）認為在這些領域中，政府所有也不是合適的解決方法。

Stiglitz（1994）雖然認為產權明晰不一定產生效率，“缺乏明晰的私有產權關系并不一定會產生問題……缺乏私有產權關系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人們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實行私有化和政府直接控制企業可以同樣有效地完成其目標”，他指出科斯定理的關鍵失誤在于科斯忽略了信息成本，而信息成本是普遍存在的，由此，他說產權界定只是一個途徑，“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中央集權控制也是一個途徑”，“實際上產權歸屬問題對經濟來說并不像產權所有者那樣重要”，“私有產權關系不明確或產權缺乏約束都會經常導致對產權關系的扭曲”。但是，產權結構影響政府干涉企業的難度，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的運作，政府都可干預，可是政府干預私有企業的生產和決策時的成本相對來說要大的多，因此，私有產權比國有產權效率更高（Stiglitz與Sappington，1987）。

HenryHansmann與ReinierKraakman（2000）認為契約能力影響國有與私有產權的效率，政府產權在定義企業目標時會產生問題，除了利潤與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外，政府還有許多別的目標，而且每屆政府的目標還會發生變化。即使政府希望社會福利最大化，在指導政策時也難以衡量與使用。而且，即使政府與公民都承認企業目標是利潤最大化，簽訂一個足以使經理人員的動機與目標一致的完全的合同也是困難的，這是在產權與成本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問題。GerardRoland（2000），RomanFrydman（1996）認為公共企業缺乏效率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允許低效益的企業依賴政府資助，導致預算軟約束。政府不可能讓大型國有企業面臨破產，因此由資本市場和財務困難產生的對國有企業的威脅的約束比對私有企業的要小的多，預算軟約束是國有企業低效率的一個主要根源。

3.國有產權改革與私有化發生的現實性

Roland（2001）認為改革面臨兩種類型的政治約束。一種是可能性約束，叫作事前政治約束，這種約束可能遏制政策的制定并且使改革不被接受。另一種政治約束叫做事后約束，在改革實施且成果已可觀察后，對改革的強烈反對以及政策逆轉與此有關。如果沒有不確定性和逆轉成本的存在，事前和事后約束實際上是相同的。

在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即使某些改革實施后能使多數人得益，在制定前也會被很多人反對。因此，對改革路徑中的不確定性的解決能夠改變多數人對改革的態度，使其支持或反對改革。逆轉成本增加改革實施的難度，因為人們認為改革制定后再阻止的代價是相當大的。

不確定性和逆轉成本經常同時作用，尤其是當改革結局存在總體不確定性時。總體的不確定性意味著改革項目的經濟效果也有不確定性，當總體不確定性很重要時，高額的逆轉成本使得人們更愿意接受那種顯示可以帶來巨大收入并且難以逆轉的改革。

Roland（2001）認為解除政治約束從而使得改革能夠得以實施，需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補償改革受損者，二是進行部分改革以減少反對，三是建立可信的補償承諾，四是等待現狀的惡化以使得改革更具吸引力。ZsuzsannaFluck，KoseJohn，S.AbrahamRavid（1999）研究了政治約束下的轉型市場經濟中私有化機制的設計問題，解釋了實踐中私有化機制以及經常使用的私下協商這種次優的私有化機制的多樣性。不同國家私有化機制的選擇是建立在政治約束的基礎上的，有時為了滿足政治上的可行性甚至以犧牲經濟原則為代價。他們在模型中指出，如果私有化者能夠自覺將目標定為合理地提高企業價值，那么在提高公共收入方面，私有化的拍賣方式與私下協商方式都能取得成功，然而，如果政治約束扭曲了者的動機，那么一種機制就優于另一種機制。

4.國有產權改革與私有化績效的影響因素

4.1市場經濟支持性制度

迅速私有化將原來計劃體制完全破壞而重新建立全新的市場經濟，但迅速私有化并沒有自動使得企業治理結構改善和原國有資產的有效重組。人們開始強調市場經濟支持性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變革的長期性，認為分權、激勵、競爭、良好的司法和會計制度等比私有化更重要，并分析了不確定性、利益集團、政府、改革秩序與步驟對制度變遷的影響。Roland認為私有化需要有良好的司法制度、信息披露和會計、稅收制度以維護公平和開放的市場體系。

AaronTornell（1999）認為僅僅將國有企業產權簡單地轉變為私人所有并不能自動取得更高的效率，必須使私有化過程私有化，也就是創造出市場運行的支持性體系，使改革能夠自我維護。為了使私有化能真正促進效率的提高必須實施三種改革：首先，在企業內部建立統一的控制權；其次，使得私有化企業預算約束硬化；第三，建立一種沒有腐敗的司法體系和透明的破產程序。只有當這三個條件都滿足了，才能保證私有化能夠促進效率的提高。否則，就只能是私人犯罪組織（例如有攫取財政轉移能力的私人集團）取代政府官僚機構，這些私人組織可能比他們取代的官僚機構更貪婪，他們降低了經濟運行的總體效率并且進一步阻礙了競爭性私人部門的成長。

Sachs，Woo與Yang（2001）認為在缺乏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條件下模仿工業化只能產生短期的增長績效，當模仿的潛力耗盡，或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趨復雜時，這種方式的長期代價將超過它的短期利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制度的自我創新能力以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因此，對于轉型國家而言，曾經使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那些基本制度，如產權制度、法律制度、憲政秩序等方面的轉型是更為基本的。

4.2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Dewatripont與Roland（1995）認為，考慮到改革的調整成本，以及工人無法迅速轉移到私有部門，改革有一個最優速度問題，應在新企業出現并達到一定規模，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起來以后再關閉或重組國有企業。當改革必須補償改革受損者時，漸進式改革是最優的，因為它能夠分開改革各個階段的受損者并使得政府支出最小。超級秘書網

Chong-EnBai，DavidDLi，ZhigangTao，與YijiangWang（2000）認為在轉型中必須建立社會保障網絡而達到社會穩定，否則由大量失業引起的社會不穩定將產生對商業不利的環境，因此降低整個經濟的效率。然而，改革初始，缺乏專門提供社會保障網絡的獨立機構。轉型前國有企業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迅速建立一種獨立于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障網絡的獨立機構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轉型中政府選擇降低國有企業改革速度并保持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來保持社會穩定。他們用一個模型說明了這個理論，有三組結果。首先，如果現有的社會穩定水平很低，在轉型經濟中改革政府將保持一定的比例的國有企業，推遲國有企業的全盤私有化。通過推遲私有化，具有多重目標的國有企業繼續面對低利潤激勵，幾乎沒有動機將不可觀察的努力從社會福利提供者轉移到生產上來。與此同時，以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私人企業幾乎沒有動力在維護社會穩定上花費資源。其次，作為具有多重目標的結果，特別是當一個國有企業的利潤率比私有企業低時，改革中國有企業的財務業績必然不佳，這不僅因為國有企業需要在維護社會穩定上花費資源而且因為政府部門只給予他們低利潤的動機。第三，當現有社會穩定水平提高時或國有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與私企相關度低時，政府應減少國有企業的比例，加速私有化過程。

社會保障為經濟者提供保障但同時使他們失去了工作激勵，這與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委托——關系有關。因為社會穩定是個公共品，整個經濟效率受到影響，這個問題對國有企業改革是個戰略性問題，這個因素降低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速度。為了解釋國有企業改革的低速度，Li（2001）指出，由于大型投資者或公司治理制度的缺失，為了抑制過多的內部控制者的成本，政府需要繼續掌握國有企業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