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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對“和平與發展”的真實性是這樣理解的:不管是在雅爾塔體制背景下,還是在90年代乃至于今天,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種“霸權和平”。不同之處在于這種霸權的內涵先是美蘇霸權,冷戰后則是西方霸權。而“發展”同樣地再有特定的內涵,最先它反映的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第四代工業化”的努力,但在90年代后.發達國家通過建立在技術創新和制度調整上的優勢明顯地主導著世界經濟乃王政治的發展進程。
時代問題在近幾年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和爭論。在國內,爭論主要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和平與發展作為當今時代的主題究竟是一種正在經歷著的客觀的歷史進程,還是只不過是我們的一種浪漫主義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如果說是前者,那么究竟應該怎樣來理解作為我們今天時代主題的和平與發展?筆者認同把和平與發展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不容懷疑的,筆者在此想探討的問題是:“和平與發展”的真實性究竟在哪里?同時,叉該怎么來理解同樣真實存在的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
一、以雅爾塔體制為背景的理解
在整個雅爾塔體制時期,東西方對峙關系始終是制約當代國際關系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約世界范圍的戰爭與和平、發展與進步的首要因素而東西方對峙關系的核心也就是美蘇關系、美蘇矛盾。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存在的各種相互矛盾關系如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矛盾和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矛盾大抵都被美蘇關系所遮蓋。美蘇分別以其超級大國的無與倫比的力量和迥然相異的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保持了他們各自營壘的穩定、和平:同時,美蘇雙方在總體上保持的均勢狀態,對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起到了緩和、制約作用.尤其是在核條件下,雙方在核競賽中都取得了足以毀滅對方的強大的核打擊力量,這反而成了制止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的軍事對抗、從而使得整個國際共同體呈現出一種相對的和平狀態當然.雙方的爭奪戰一日也沒有停止.但是,這些爭奪多半發生在兩大營壘的交界地帶,而這些有限的爭奪、對峙及至危機一般都被嚴格地控制在“只擴大勢力范圍和遏止對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導致大國本身的全面戰爭和世界范圍的紊亂”的戰略意圖內。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蘇均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蘇聯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國而與美國等量齊觀是在70年代——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就有了兩個文件的出現:一是歐安會赫爾辛基最后文件的簽署,它確認戰后歐洲邊界的不可動搖性;二是反導條約的簽署,它追求的是全球戰略平衡。美蘇關系由緊張對峙轉向“深刻緩和從而也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世界和平局面的形成,盡管這種和平被稱之為“恐怖和平”。
之所以稱之為“深刻緩和”,也與這一時期美蘇兩個霸權國出于應對世弄形勢中出現的不利于它們的巨大變化有關。布雷頓森林體制早已無法雛持,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不再,蘇聯從1970年以來的經濟停滯,使其也不再具有在世界范圍內爭奪霸權的經濟實力。在美蘇對抗期間,日本和德國在經濟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在世界上迅速崛起,以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為代表的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國民經濟進入令人矚目的發展階段,在更大范圍和以更高水平融人世界經濟。因此,美蘇均有集中力量解決國內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的需要:
與此同時,從1950年代開始,由萬隆會議到不結盟運動再到七十七國集團的形成,發展中國家開始以集體的面貌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到了1970年,從二戰后開始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產生出了極其偉大的成果,帝國主義經過幾個世紀所鍛造的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一大批發晨中國家紛紛取得民族獨立。在爭取民族獨立的任務巳基本完成的情況下.謀求經濟發展,改變本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現狀也就成為擺在這些發展中國家面前的頭等任務,他們的努力構成了“第四代工業化”宏偉景象。它與此前三代工業化相聯系,區別則在于,第四代工業化帶有明顯的“不自由”的色彩。因為,過去統治他們的那些帝國主義不僅依然在他們身邊,而且更加強大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干預無所不至,它們可以利用其生產、資金、技術等方面的絕對優勢,支配和剝削發晨中國寒。這樣,在東西方關系尤其是美蘇關系之外,南北關系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顯現出來。發晨中國家對于發晨的愿望和要求,通過其鮮明的行動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從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發展大潮。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石油提價斗爭的出現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發晨中國家的發展再也不是能夠被人回避和置之不理的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了。
二、“和平與發晨”之于冷戰后
1990年后的國際形勢、國際格局明顯地不同于以前的雅爾塔體制時期,但我們仍然堅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題這一論斷.仍然認為.“在相當長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可能的,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見中共十五大報告,1997年9月l2日)那么,“和平與發展”又是如何得以繼續存在繼續發展的呢?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以什么樣的性質和面貌呈現出這一不變的大景象的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冷戰后的世界中,美蘇關系已經不再存在,今天的美俄關系在性質上在影響力上并不是原美蘇關系的簡單繼續;社會主義同赍本主義仍然同時并存,但它們之問的矛盾關系也不再是原東西方關系的簡單延續,也沒有了所謂的東方集團。但是,孕育于冷戰時期的西方集團仍然存在。這個服務于“玲戰”的對抗性集團并沒有如有些人所預期的那樣隨著“冷戰”的消逝而消逝,或者因為內部矛盾的激化、沖突上升而削弱,相反,它對于今天世界政治經濟的主導作用卻是誰也無法回避的。這個集團表現出與19世紀時期西方列強相互爭斗不同的特點,即內部的團結和政策的協調一致。垃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在由一般壟斷發展為國家壟斷之后所表現出的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這一特點在“冷戰”后表現十分突出,但其形成卻是在“玲戰”時期。其原因如下:
第一,同樣是在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陣營發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西方最發達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定期坐在一起,研究霉際形勢.協調各方面的致秉.西方七霉首腦會議出現在霉際舞臺上。這在以前是不再有過的事。作為一種集體協調機制,它反映的是一種相互依存日盞密切的現實需要,是赍本主義解央其內部矛盾的一種努力,即不再是訴諸武力,而是采取對話、恢判的方式來協調并童立相互之問的經濟政治關系不僅如此,西方霉索還通過基奉上由它們童立、頓導或支配的國際組織和機構,整合、統一井規范霉際問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秩序.比如人們熟知的所謂當今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即IMF、世界銀行、wto(其前身為GATT)。這三大組織表現的都是西方大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但同時,它們也把西方國家內部矛盾的解決內部化了,提供了這樣一些解決相互之間矛盾的槊道和場所、制度和規則。
第二,西方集團的建立本來是為了共同對付外來成脅,但是在強大的外來威脅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下,西方集團卻變褥更加具有進攻性、擴張性,而且仍然是以集團的面貌出現,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國家之問的政治認同已經選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這種政治認同仍然是來自于冷戰,冷戰所具有的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強化了各自陣營的政治認同。通過幾十年的冷戰,西方形成了一套共同的政治體系和政治思想.它包括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等。資本主義陣營所具有的技術優勢和經濟優勢使其這種政治認同有著真實的基礎,并使其不容易遭受侵蝕和動搖。冷戰的最終結局更是讓赍本主義喊出了“歷史終結”的口號冷戰后西方集團進一步加強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相互認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如說“人權高于主權”、人道主義干預、西方價值觀的普遺性、西方文明的優越性等,它們的認識都是一致的。盡管它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意見,但這些分歧和意見都是可以通過一定的協調對話來加以解決的,其性質屬于所謂的“人民內部矛盾”。觀念的一致性使得在相當多的領域里,西方集團都表現出區別于非西方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行為上的一致性。無論是海灣戰爭還是科索最戰爭,都證明了這一點.即西方集團共同意志的存在。這應該說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系明顯不同于20世紀上半期的地方。它導致了一個結果,西方國家之間的“和平”的存在。考慮到西方國家在現今的世界經濟與政治上的優勢地位,則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今天世界的“和平”其實正是西方主導下的和平.仍然是一種“霸權和平”。與此相聯系,“發展也有了新的內涵。1980年后,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新階段。發達重家一方面進行了經濟政策的太調整,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自己的技術優勢,開始丁新的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發選國家出現新的“二元經濟”現象,即一方面是大量存在的代表工業經濟時代的高度成熟的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則是方興未艾的以計算機為特征的高新技術產業。高技術產業特別是以硅芯片、電腦和網絡為基礎的信息產業在發達國家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與發達國家的這種迅猛發展態勢相比,發展中國家卻步履維艱,愈益教置于一種落后境地。從債務危機到金融危機,發展中國家受到更加嚴峻的挑戰。發展中國家的整體行動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和分散了。
同時,在1990年后,隨著東西方對抗的結束,一場大規模的市場化浪潮席卷全球,搞市場經濟的國家由原來的西歐、北美日本、澳太利亞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從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真正意義上形成了這之前,非西方國家是外在于這一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性質的,是與資本主義“中心如同馬鈴薯般聯系著的一種集臺性質的存在。因為,這之前的殖民地經濟主要地并非采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只是資本的循環與增殖過程中的個別環節,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購買和產品的銷售所在。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仍然是在“中心地區國家內完成的。但是,現在不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金融迅速而全面地演化為世界性的活動,資本的增殖與周轉得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形成了資本的國際循環。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這一循環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一度自己的積極行動影響到世界的發展,其原因也就在于它們在爭取民旗獨立過程中曾經采取的對這種把它們置于被動地位的聯系加以割斷和弱化的行動和斗爭。這一演變深刻地影響到世界發展的整體面貌:發展的主動權已經重新掌握在了西方的手中,發展成為了西方主導下的發展。
三、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仍然嚴重存在
在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作出如上理解后,我們對于同樣真實存在的和平問題和發展問題”才會有一個不悖于世界現實的科學把握。
首先,在雅爾塔體制下,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而迫切要求的和平的國際環境并不能簡單地從美蘇緩和中獲得,美蘇主導下的“和平”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所要求的“和平”并不是一回事,其性質是不一樣的。美蘇主導下的“和平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霸權和平,和平之所以出現,根源于這種霸權的需要和安排。這種“霸權和平”總是力圖把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或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往往與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獨立與主權,加強它們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軍事上對超級大國的依附聯系在一起,因而是與國際政治民主化背道而馳的。這種“和平”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具有相互矛盾的兩面:一方面.霸權和平所帶來的“非戰狀態”畢竟不同于戰爭,不是戰爭,它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還是提供了一種外在的環境機遇.它使得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地利用世界的和平時期來發展自己,并借此鞏固其政治上的獨立。比如,“四小龍”的發展就得益于此。另一方面,它對國際政治經濟的制度性安排往往是從霸權國自身利益出發的,霸權國所強制賦予現實世界的一整套觀念、模式、秩序往往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其霸權戰略的設計往往也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損害而不是帶來福音。正是從此出發,鄧小平指出,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成為具有全球性、戰略性的兩大問題。超級秘書網
其次,冷戰結束后,戰爭的因素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科索沃戰爭用事實告訴了我們這一點。西方霸權以“人道主義”面貌出現,對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大打出手,在巴爾干地區強制推行符合西方利益和價值觀的“和平”事業。其所奉行的新干涉主義反映的是西方國家集團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野蠻邏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構成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這就是“和平問題”的真諦。而“發展問題的存在刪仍然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落后。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就大多數國家來說,卻依然落后,且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差距有所擴大。這一方面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仍然受制于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則由于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向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新的挑戰。誠然,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可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所存在的技術差距和制度差距,使得他們在把握新的機遇方面,要克服的困難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多得多。相反,對于他們來說,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更多的可能給他們帶來壓力和沖擊。在技術上,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仍然站在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潮流的邊緣上。而在制度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早已是高度發達的成熟的現代資本主義,經過不斷的調整,其運行的規范性和穩定性已有較大的提高,而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二元性和混雜性的特征仍然存在,從而,使其發展充滿不確定性。與此同時,以不平等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國際生產體系,以不等價交換為特征的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壟斷資本占支配地位的貨幣金融體系,以及受西方國家控制的一些國際經濟和貨幣組織所構成的國際經濟秩序依然存在.也使得發展中國家處于嚴重不利局面。他們很難越過這種既定的國際秩序框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多地受制于發達國家,受制于壟斷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