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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剛剛辭職的鳩山由紀夫首相職務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臺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經濟均衡發展理念，他的這一發展理念似乎能夠使日本經濟擺脫當前的發展困境，但是要想燒好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氣和智慧，否則也將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臺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剛—上臺便提出了要建設“強大的經濟、強大的財政和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其雄心勃勃，堪稱提出了全新的經濟均衡發展理念，備受世界矚目。但面對龐大的政府債務和嚴峻的老齡化人口結構，以及錯綜復雜的政治矛盾，日本輿論對其能否實現“經濟與財政并立”發展，表示懷疑。

新經濟學的新增長戰略

6月16日，隨著本屆國會閉幕，參院選舉拉開征戰序幕，日本面臨諸多兩難課題。為確保參院選戰勝利，構建堅實的執政基礎，菅直人領導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約”，主張“財政、經濟并立發展”，并擬出臺包括“中期財政框架”和“長期經濟增長戰略”等一系列經濟政策，總規模達250項政策內容，其中21項設定為“國家戰略項目”，作為“緊急課題”優先落實。政策基調明顯表現出重歸健全財政的傾向。

作為新經濟增長戰略的支柱，政府主張以亞洲市場為重點，以吸引外資為手段，以降低法人稅率為杠桿，拉動就業，振興經濟，實現財政“有效增收”，確保社會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資金來源。

新經濟增長戰略設定了包括環境、能源和健康等7個重點領域，21項“國家戰略項目”。其核心政策是，對外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外來投資；對內降低法人稅率，促進民間儲蓄轉化為現實投資。具體優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間內的稅收減免、出入境手續簡化，以及對重點項目提供政府補貼等，對于已經投資于日本并擬增建研發中心的外資企業，政府也將給予優惠政策支持。目標是吸引跨國公司將亞洲總部設在日本，力爭到2020年實現對日投資倍增，提供就業崗位由現行的75萬人增至200萬人。

放松管制吸引外資開拓新產業

為促進日本企業擴大對內投資，或從海外回歸日本市場，政府承諾將法人稅率降至“主要發達國家水平”，減輕企業負擔，確保日本企業的全球競爭力。迄今，日本企業的法人稅率高達40％左右，在發達國家中最高，導致日本企業不斷外逃，資本外流，國內產業空心化，就業崗位不足。對此，日本最主要的壓力集團組織——經團聯等不斷要求政府稅改，促進日本企業回歸國內，完善產業結構。但戰后以來，高水平的法人稅率一直是自民黨政府“取高補低”，避免經濟高增長帶來社會扭曲，維護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關鍵武器。而稅制改革直接影響財政收入，更涉及盤根錯節的政治關系，備受抵制，歷來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難問題。無論是自民黨政府，還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從未落實到政策上。菅直人上臺后，通過借助首相咨詢機構“稅制改革委員會”的智慧，大膽提出了“以閣僚協議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羈絆，落實法人稅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稅率雖然短期帶來稅收減少，但長期上可刺激企業投資，促進民間儲蓄轉化為現實投資，從而擴大稅收基礎，實現“有效增收”。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社會，菅直人政府擬通過放松管制，部分開放醫療保險制度，刺激尖端醫療技術臨床化、產業化，以擴大醫療、保健、護理等新型公共企業發展，完善環境、健康、觀光主導型產業和經濟結構，擴大經濟規模。目前，日本的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4％，進入典型的“老齡社會”，迎來勞動人口絕對減少的時代，創新鈍化，經濟缺乏活力，整體競爭力下降。尤其是，面對新興經濟體崛起，日本的GDP總量停滯，世界級經濟大國地位難保。而長期以來，日本的醫療、保健等行業備受政府管制，有競爭力的尖端醫療技術及其設施，難以進入醫療保險體系，不利于形成有競爭力的臨床實踐和產業。此次，“營直人經濟學”擬通過放松管制，部分開放醫療保險制度，促進尖端醫療技術直接運用于臨床實踐，促進保健、護理事業企業化，形成產業，增加就業，緩解社會矛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作為具體對策，新經濟增長戰略擬面向中國等亞洲各國出臺“赴日就醫簽證”，吸引海外患者，形成、擴大新興的“醫療出口產業”。樹立新的亞洲觀促進基礎設施出口

尤其是，針對金融海嘯后亞洲經濟一枝獨秀的新特點，新經濟增長戰略提出“促進基礎設施出口戰略”，設立首相直接領導的“國家戰略項目委員會”，討論重點攻關項目，制定國家主導的“外交促銷程序”，以力奪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項日。其重點目標是亞洲的核電項目、環保項目、水資源以及水商業項目。

金融危機后，日本依托亞洲，取得了積極的經濟復蘇，為日本經濟全面轉型，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也占據了有利的地勢和發展空間。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計劃”，推出“新經濟增長戰略”的初步思路，明確將亞洲納入其中，提出“亞洲開放立國論”，將“亞洲市場”視為日本經濟“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據日本政府的解釋，以往，“日本的亞洲觀”僅僅是將亞洲市場作為擴大出幾的“外需市場”；而“新經濟增長戰略”則將亞洲看作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的“動力車間”，是真實的“內需市場”。

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日本便開始加大對亞洲的投入，提出了“回歸亞洲，構建全球競爭根據地”的戰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擱淺、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戰略便從二戰后的“多邊主義”，轉向了注重兩國間和地區間的“雙邊主義”和“地區主義”。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導日本單獨出資1億美元的“東亞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亞洲開發銀行和東盟秘書處，歷時一年，共同設計了“亞洲綜合開發”草案。該草案提出，以2020年為目標，以“東盟+中日韓+澳新印”等為范圍，建設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在內的650個大項目，總事業費將達2000億美元。其目的是推動以東盟、印度為核心的“東亞國際產業分工體系”構建。該方案將以東盟秘書長名義正式提出，10月提交給在河內召開的東亞峰會討論。

在資金安排上，該方案計劃其中的1100億～1300億美元資金，將由中日等區內主要國家與亞行協調籌措，其余的700億～900億美元，則由當地各國政府和包括外資在內的民間企業共同設立融資平臺解決。

該計劃完成后，將在以東盟為中心的廣泛地區內形成涵蓋10億人口的大市場，到2020年，實現區內生產總值倍增。實際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黨政府提出的“經濟增長戰略”，也將重點放在了亞洲，目標也是瞄準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不同的是，當前的日本“新經濟增長戰略”有更深層的戰略考慮，堪稱日本“亞洲觀”的改變。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動地區整合戰略向縱深轉段。2010年1月1日，東亞地區已經有五組FAT生效，相當于五個“地區合作軸”全面啟動。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與東盟的地區整合戰略，率先迎來了“戰略轉段”機遇。下一階段的戰略目標是，將“10+3”向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的“10+6”方向擴展。問題是，自奧巴馬上臺以來，美國高調回歸東盟，積極參與東亞地區整合進程，試圖通過積極介入，瓦解東亞獨立的經濟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區整合戰略縱深發展，確保地區整合戰略的優勢。超級秘書網

二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占據有利地勢，控制商機，獲取巨額投資機會。據日本總務省初步估算，僅亞洲的智能電網建設，即可為日本創造近98萬億日元的商機。而根據日本新經濟增長戰略，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至少可為日本提供200余萬人的就業機會。

危機后，日本經濟是依托亞洲才得以恢復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對亞洲的出口占比已高達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而2008年底，日本對亞洲的直接投資收益率高達12％，約為同期對歐美投資收益的2倍。今年3月，中國貿易6年來首次出現赤字，規模為72.4億美元。而其中，對日貿易赤字高達65.3億美元，約占90％。這與日本危機后大舉對華擴張出口有直接聯系。

今后，隨著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到來，日本產品在亞洲的份額將進一步提升。金融危機后，日本產品、投資對亞洲的轉移，已經超出了傳統對亞洲的依存意義，逐漸升級為對亞洲產業和分工體系的滲透與控制。

地區合作追求的是地區和平發展、利益共贏，為此，只有建設公平、平等的合作發展格局，才有可能實現地區互利互惠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