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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麗萍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

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旨在運用事件分析法來考察國際社會對我國紡織品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前后我國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的變化，根據事件分析法對事件的定義以及事件窗口的嚴格要求，本文選取了2003年12月24日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就針織布（222類）、胸衣（349/649）及袍服（350/650類）等三種紡織品進行特別保障措施的公告作為貿易保護事件，該公告宣布上述類別產品自提出磋商之日起進行為期一年的配額限制，設限期限為2003年12月24日—2004年12月23日。為何本文沒有選擇2005年我國紡織品貿易摩擦最為頻繁的一年作為研究樣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第一，數據的完整性，盡管2005年有“中國紡織品貿易摩擦年”之稱，但是，由于貿易數據資料的相對滯后使得對這一階段的貿易保護措施的研究目前只能停留在定性討論層面。第二，事件的獨立性：這是一起獨立的貿易保護事件，且在事件期內美國沒有再次采取其他貿易保護手段，即保證了除貿易保護事件之外，估計窗口與事件窗口的貿易環境具有相對連續穩定性。此外，前文已經證實，原配額制度取消對我國一直深受配額管制的紡織品出口大國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如果以2004年的數據作為“正常貿易”去估計2005年的紡織品貿易缺乏合理性，有低估正常貿易的嫌疑；同理，入世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影響作用也非同小可，因此，如果對2002年前后的貿易保護事件采取事件研究法也存在一定的困難。第三，產品選擇的典型性。基于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紡織品貿易結構的分析表明，服裝類產品不僅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且服裝類產品也是我國紡織品中貿易摩擦比較頻繁的產品，因此，分析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服裝類產品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第四，貿易保護手段的常規性。特保措施是繼反傾銷之后國際社會對我國紡織品使用的第二大貿易保護手段，在今后的后配額過渡期內，國際社會也極易對我國紡織品發起特保調查，因此，結合新時期的貿易保護形勢進行貿易保護影響研究具有時代意義。第五，貿易國別的典型性。美國是對我國紡織品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最早、數量最多和設限最嚴厲的國家之一，美國也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始作俑者，美國對我國紡織品的種種制裁行為在國際社會上都具有錯誤的示范效應。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選取2003—2005年期間的這次“特保”事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考慮到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數據以月為統計單位，且在2003年12月24—2003年12月31日期間直接受本次特保措施影響的紡織品進出口數據也比較少，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不大，因此，為了方便起見，本文定義的事件期為2004年1月1日，估計窗口為2003年1月1日—2003年12月31日，事件窗口為2004年1月1日—2004年12月31日。由于上述設限產品的月度出口數據難以收集，故按照商品分類法將它們依次歸類到60章、62章、63章，在設限期間美國沒有再次對上述產品實施其他貿易保護措施，所以，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對美國出口的60章、62章、63章紡織品，所有出口數據均來自中國經濟數據庫統計資料中心。

根據我國對美國月度紡織品出口數據計算出在事件窗口和估計窗口期間的增長率，用出口增長率指標代替原始出口數據的處理方法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盡管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持續增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同時，我國紡織品進出口貿易又表現出一定的季度波動或月度波動特征，部分產品的出口周期性特征還特別明顯，因此，用同比出口增長速度取代實際出口金額更具有客觀性和實際意義。借用一般事件分析法中對正常收益和超常收益的定義，本文轉化為正常貿易增長率和超常貿易增長率，以出口貿易研究為例，正常或預期貿易增長率就是指，不存在貿易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相對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我國對美國出口紡織品的增長率，簡記為NE，正常貿易增長率是通過一定的理論模型估計得到的。異常貿易增長率就是指在實施貿易保護措施期間的實際出口貿易增長率，簡記為AE，月度異常貿易數據可以直接從中國經濟數據庫中得到；超常貿易增長率就是指正常貿易增長率與異常貿易增長率之間的差額，簡記為ANE（ANE-NE-AE），這里采用正常貿易增長率與異常貿易增長率的差額主要是考慮到在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下，因出口貿易受阻一般會出現出口增長率降低，因此，超常貿易增長率一般為正數，且數值越大反映了貿易保護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影響就越嚴重。

實證研究

事件分析法的核心環節就是計算超常貿易增長率，而估計正常貿易增長率又是計算超常貿易增長率的關鍵。常用的預測正常貿易增長率的方法有三種：市場模型法、市場調整法和均值調整法。有的學者對這三種方法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認為三種方法不存在太大差異；也有人指出，均值調整模型盡管操作簡單，但缺乏理論基礎；還有學者認為，研究結果的好壞與使用方法以及數據來源和事件的劃分規則等諸多因素有關，不過，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市場模型法的使用頻率最高，應用也最廣泛，研究結果也比較令人滿意。借鑒前人的經驗，結合我國紡織品對美國的實際出口情況，本文將采用市場模型法估計正常貿易增長率。

市場模型假設某一產品的正常貿易增長率與市場整體貿易增長率呈線性關系，市場整體出口貿易增長率用我國對美出口的各章紡織品增長率的簡單平均值表示，那么，正常貿易增長率的線性估計模型為：（略）。

采用OLS法對（1）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各產品正常貿易增長率的估計模型如下：（略）。

NE3t=0.52064+0.283485AVERt（4）根據正常貿易出口增長率與實際貿易出口增長率就可以計算出各章紡織品在貿易保護措施實施期間的超常貿易出口增長率，計算公式為：（略）。

由于正常貿易增長率是通過回歸方程估計得到的，并非真實數據，故在上式中用“∧”以示區別。據（5）式計算貿易保護措施實施期間的超常貿易增長率。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為：（略）。

超常貿易增長率主要是反映在事件期內貿易保護措施對具體某一章產品的出口影響，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是反映事件期內貿易保護措施對所有紡織品出口貿易的影響，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則反映了較長時間內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整體紡織品對美國出口的影響，由此可見，采用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和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長來反映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則有助于消除個別產品出口貿易的波動性，從而使研究結果更具有可信性。

由表1可以看出，美國采取特保措施之后，第一個月我國紡織品對其出口增長率同比降低了0.09%，盡管這一數字本身并不算太大，但由于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數較大，因此，如果從出口總量來評估，我國紡織企業因此而造成的貿易損失約3.45億美元，在特保措施實施的一年內，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同比增速累計降低了4.23%，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相當于2004年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總量減少了17億美元。由此看出，無論是單月出口還是累計出口，貿易保護措施都嚴重抑制了我國紡織品的出口增長。

盡管平均超常貿易增速與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速從樣本均值的角度反映了貿易保護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的制約作用，但是，沒有反映出各章產品的出口增長率的分布特征，為此，還需要對AANEt和CAANET1,T2進行顯著性檢驗。根據統計學原理，在各章紡織品的出口近似地看作相互獨立以及各章紡織品在不同時間段的出口貿易也是相互獨立的情況下，可以對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與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進行t檢驗，具體來說，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的檢驗方法如下[21]：（略）。

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的檢驗方法為：（略）。

t檢驗結果顯示，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僅在1、3、9月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月份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累計平均超常貿易增長率全部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應拒絕原假設，即累計和平均超常貿易出口增長率均為0的假設，因此，本文認為從總體上貿易保護措施的確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產生了消極影響。

分析與討論

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特保措施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制約作用，本文還繪制了累計平均出口增速的估計值與實際值的對比圖，如圖2所示，兩曲線之間的垂直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反映了貿易保護措施的累計制約程度越來越強。

本文還對貿易保護實施之前和實施期間我國紡織品對美出口的統計特征進行了分析，重點對平均出口增速及其方差的變化進行研究。分析之前，先做這樣的假設：由于受特保措施的數量約束，我國受限紡織品對美國出口的平均增速在特保期間將會有所下降，非受限紡織品的出口增長將不受影響或繼續加快，同樣，在特保期間，受限產品的出口高峰期與出口低谷期之間的增長速度的差距也將會有所縮小，非受限紡織品的出口增長速度的波動幅度將較大[22]。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表3），“特保”期間我國非受限紡織品對美出口增速繼續上漲，增幅為1.4%，但受限產品的出口增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降幅最大的為60章產品，平均每月降低了0.82，62章產品降幅最小，平均每月降低了0.05。由于受限產品是我國對美出口的主打產品，出口比重一直占我國對美出口總額的60%以上，因此，總體上2004年我國受美國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的，出口增速同比下降了8.8%。另外，統計學中方差反映的是觀察值與平均值之間的離散程度，故通過對比貿易保護前后月度出口增速的方差變化可以推知出口貿易增速的波動幅度，計算結果顯示，受限紡織品在“特保”之前的出口增長率的方差均大于“特保”期間的方差，整體出口增速的方差也表現出同樣的變化特征，由此來看，實施貿易保護以后我國紡織品出口增速的波動幅度要比保護之前小一些，出現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貿易保護措施抑制了我國紡織品的“過度”增長，在貿易保護措施的管制之下，即使是出口高峰期也不可能出現自由貿易時期的出口峰值，相當于人為地壓縮了出口峰值與平均值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期間的出口增速波動幅度較小。

此外，特保期間和特保結束后我國紡織品對美國的出口情況統計顯示類似的結果。2004年12月23日特保措施到期，為了方便起見，本文依然把特保措施結束時間推遲至2005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這段時間內美國尚未正式再度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設限），從平均出口增速可以看到，我國各類紡織品的出口增長幅度都比較大，出口增長的波動幅度也較特保期間大了許多，反映了出口產品在高峰期的出口增長能力又重新得到了釋放。綜合“特保”前后及“特保”期間各類產品的出口表現，再一次反映了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負面影響，同時我國紡織品在特保之后對美出口增長的強勁表現也從側面反映了原配額制度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阻礙作用[23]。盡管本文尚未就其他貿易保護事件進行詳細的實證研究，但我們仍然可以由此感受到國際社會的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嚴重影響。

結論

盡管從長期來看，在國內紡織產業和相關主管部門的積極努力下，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紡織品進出口的影響被大大減弱，我國紡織品出口一直持續高速增長，但是，從短期貿易設限影響來看，貿易保護措施對設限前的我國紡織品出口旺季有很大的制約作用，導致我國紡織品整體出口增速明顯變緩，大大損害了我國紡織產業及國民經濟的利益。此次對華特保措施大大限制了我國紡織品對美出口增速，這也從側面證實了美國實施特保措施的目的和動機，這是因為，本次美國采取特保措施針對的產品正是我國對美出口最多的幾個產品，特別是62、63章紡織品是我國輸美第一、第三大產品，美國利用我國入世條款中極具歧視性的特保措施對我國紡織品進行嚴厲打擊，這一點在當代中美貿易摩擦中表現得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