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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失衡的貿易方式結構
在我國,貿易方式結構和貿易的主體結構存在內在的、緊密的聯系,因為外商直接投資從事加工貿易的比重較大(見、)。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優惠政策安排和中國的市場潛力所吸引的巨大外資導致我國加工貿易的比重過大。加工貿易又是我國貿易失衡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1999年以后,占我國貿易失衡的絕大部分。一般貿易的失衡經過了2001~2004年的逆差之后,在2005年轉為順差,但這種趨勢在2009年反轉。其它兩種貿易方式的失衡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要減緩我國貿易失衡的程度,加工貿易的失衡必須有所改變,然而從事加工貿易的主體是外資企業,產權的約束使我國的產業升級和對貿易失衡的治理出現困難,國家直接的宏觀調控可能并不起作用,必須運用導向政策引導和調整外資的投資領域,使其不再過多地投資于一般加工貿易和產能過剩的產業,轉而投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
二、貿易失衡的主體結構
就我國從事貿易的主體結構來看(見),國有企業的比重下降較快,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比重上升明顯,集體企業的地位并不突出且比較穩定。自1999年,外資企業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國有企業后,外資企業一直在外貿中占據主導地位。近幾年私營企業的對外貿易有了很大發展。私營企業貿易比重的上升是我國市場化力量增長的結果,私營企業在內資企業的比重由2007年底的63.25%上升至2009年初的70.91%。同時,這也反應了我國私營企業單個企業規模的不斷壯大。但是從貿易失衡的主體結構來看(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由非國有企業創造的,而且私營企業的貿易失衡上升較快,其數值相當于其他性質企業之和。這一現象值得一提。雖然外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占據絕大部分但它的貿易失衡情況卻沒有私營企業那樣嚴重,也就是說私營企業總進出口額所占比重較小但貿易失衡額卻很大,說明我國外資企業主要從事“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而私營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比重相對較小。這是一個好的現象,說明我國私營企業的發展模式與加工貿易企業有著本質的區別。私營企業從我國的比較優勢出發,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具有自主產權的產業,這一模式的代表是浙江、江蘇的民營企業。從和可以看出,我國的私營企業也從事了一部分加工貿易,這說明有一部分私營企業利用我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加入到全球產業內貿易和產品內貿易的分工中,主要從事低端的產品組裝及制造。這一部分私營企業的代表是珠三角地區的私營企業。由于肩負國家宏觀調控和平衡貿易收支的政策使命,同時,大型國有企業往往也是成套先進設備和工業原料的主要需求者,我國國有企業自2003年以來一直持續貿易逆差。
三、貿易失衡的商品結構
貿易的商品結構是考察貿易水平和貿易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我國在初級產品和工業制品上的貿易失衡狀況不僅能夠反應我國總體產業結構的變遷而且能夠反應我國在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上的具體改變。從我國貿易失衡的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在初級產品上總體長期保持逆差,而在工業制品上總體長期保持順差。在我國,第一產業總體上的貿易失衡并不嚴重,初級產品的失衡主要體現在對工業原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所形成的逆差。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水平和貿易質量是高的。必須要看我國在哪些具體的商品大類上存在比較優勢。本文選取1994~2009各年我國進、出口貨物貿易失衡前6位的初級產品和前10位的工業制品進行統計(按SITCRev.3分類標準)。我國在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28);石油、石油產品及有關原料(33);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6);紙漿及廢紙(25);油籽及含油果實(22)長期存在逆差,而蔬菜及水果(05),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及制品(03)存在長期順差。且石油、石油產品及有關原料(33)和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28)自1997年以來一直穩居我國初級產品貿易失衡的前2位,國際原油和金屬礦砂的價格上漲明顯,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巨大需求的拉動。而早期對植物油脂(42)、油籽及含油果實(22)以及紙漿及廢紙(25)的巨大需求逐漸被對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石油、石油產品及有關原料所取代。隨著對植物油脂(42)、油籽及含油果實(22)需求的減少,它們在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漸被取代,退出了貿易平衡前六位的舞臺。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6)卻一直活躍在我國初級產品貿易逆差前六位的舞臺上。這反映了我國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的改變。同時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對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持續的固定資產投資對金屬制品的巨大需求。2006年,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日的第3大汽車生產大國及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汽車消費大國。我國汽車生產和消費的激增導致了對金屬原料和石油產品的巨大需求。初級產品的失衡狀態也反映了我國在傳統的紡織行業、造紙行業產品貿易上的活力以及在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及制品(03)產品上持續的比較優勢。我國傳統的優勢產業:服裝及衣著附件(84);雜項制品(89);鞋靴(85);紡紗、織物、制成品及有關產品(65);金屬制品(69)依然保持長期順差而且這種比較優勢一直持續到現在。同時,在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5);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76)上也保持了較多年份的貿易順差,但是這兩類產品從1995年、1996年起就已經是貿易順差的前十位了。從我國貿易失衡的前十位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產業升級所取得的成果并沒有想象中的大,而且這兩類產品多數進行的是加工貿易。雖然有研究表明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和產品層次都得到提升,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與高收入國家出口產品的相似度迅速提升(Schott,2008),而且中國出口產品的層次明顯高于中國實際人均收入水平(Rodrik,2006)。但是,那些產業升級的成果和較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并沒有成為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產品,且我國在較高層次產品的生產上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增值環節。這也被我國持續成為反傾銷對象國的事實所證明。在初級形狀的塑料(57);電力機械、器具及電器零件(77);特種工業專用機械(72)上,我國長期存在逆差。但是我國工業制成品的消費也減少早期對制成肥料(56)、金工機械(73)、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和零件(74)的需求,但是對特種工業專用機械(72)、電力機械器具及其電氣零件(77)、初級形狀的塑料(57)的需求一直很旺盛。這說明我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具備生產普通機械設備的能力但卻無力生產一些精密性較高和科技含量較高的特種工業專用機械和電力機械。我國對鋼鐵的需求也一直很旺盛,但自2007年起,鋼鐵由長期逆差變為順差。現在我國已經成為鋼鐵第一生產大國。
四、貿易失衡的國別(地區)結構
為了弄清楚我國貿易失衡的主要對象國,我們必須考察貿易失衡的國別構成。本論文選取1994~2009各年我國進、出口貨物貿易失衡順差前6位和逆差前6位的國家(地區)進行統計,我國長期對香港、美國、荷蘭、英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西班牙等國(地區)保持順差且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其中與西班牙的貿易是從1999年開始增長的,其他幾個國家(地區)一直都是中國大的貿易伙伴。而對臺灣、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泰國等存在長期逆差。中國自2000年開始增加對東南亞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的貿易逆差,這種局勢在2007年得到緩解,取而代之的是能源大國澳大利亞和沙特阿拉伯。俄羅斯自1994年開始一直到2002年,一直穩居中國貿易逆差國前五的寶座,自2003年起退出了前五名,因為我國與東亞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能源大國澳大利亞和沙特阿拉伯的貿易變得更為重要。特別是自2002年以來,我國對日本由順差轉為逆差且這種轉變具有持續性。對德國自2006年由逆差轉為順差后,貿易趨于平衡。從貿易的國別結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貿易伙伴國特別是貿易順差國太過集中,這勢必增加我國的貿易風險,同時容易招致對方的不滿。2006~2009年,中國平均每年遭受反傾銷案件高達71.75件,幾乎每三件反傾銷案件中就有一件是針對中國的。這與我國對美國和歐盟國家的長期貿易順差不無關系。我國對東南亞如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以及臺灣地區的貿易逆差也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這體現了我國在東亞內部的分工地位和我國加工貿易比重較大的特點。研究表明(劉萬鋒,2008;盧萬青,2009):我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主要是中間品貿易,中國成為眾多中間品最終組裝并出口的終點,由此逐漸形成“東亞———中國———美歐”的垂直三角貿易模式。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東亞國家對美貿易失衡的“替罪羊”的角色。同時,對礦產和能源的需求增大,導致我國對澳大利亞和沙特阿拉伯的貿易逆差增幅較大。中國經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五、貿易失衡的形態結構
從海關統計年鑒上無法考察我國貿易的形態結構,但貿易的形態結構能反應一國的工業化水平和先進程度。而且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一國的貿易形態結構也反應一國未來的貿易優勢與劣勢。從貿易失衡的形態來看,我國在貨物貿易上具有比較優勢而在服務貿易上存在比較劣勢。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符。對于這點,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新的分工形態即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分工(雷達、趙勇,2009;徐建煒,姚洋,2010)。而因為服務業的可貿易程度以及貿易自由化程度(WTO的談判進程)滯后于制造業,導致了我國總體的貿易順差。現實中,這種新的分工模式與傳統的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交織在一起,很難清楚地界定。所以,新形態的國際分工是否存在還沒有定論。盡管這種分工模式的普遍性受到質疑,但不可否認我國與發達國家事實上存在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分工,而且這一趨勢在不斷增強。從我國貿易失衡的形態上看,未來我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各期國的貿易失衡狀況可能會有所改變,因為服務貿易是未來貿易的主流,而我國第三產業的滯后會讓我國的貿易優勢不復存在。
六、結論
通過我國貿易失衡的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有了較大進展,我國在一些新興產業如機械制造和電信產業上有了一定的比較優勢,但這種優勢還遠未取代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新興產業的力量雖有所發展但還很薄弱。我國工業對工業原料和能源的依賴非常嚴重,我國工業的高消耗性可見一斑。對初級形狀的塑料持續而強烈的需求也表明我國工業的高污染性,盡管我國在工業制成品上有巨大的貿易順差,但工業發展的水平和結構令人擔憂。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貿易失衡的主體。我國珠三角的一些私營企業也利用我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從事著一般加工貿易。私營企業的發展是我國市場力量壯大的結果,江浙一帶的私營企業的發展模式與加工貿易有著本質的區別,代表著我國自主產權產業發展的進步。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命脈也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工具,國有企業的貿易逆差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由于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比重的不斷下降,其對貿易失衡的調整有限。這也讓我國直接宏觀調控下政府的產業升級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面臨難題。產權的約束要求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更注重市場引導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預。我國貿易失衡對象國的集中給我國的貿易環境帶來了不利影響,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國貿易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風險。隨著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加快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服務貿易會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流,在未來的服務貿易上的劣勢可能讓我國的比較優勢不復存在,使我國由貿易順差走向貿易逆差。從總體來看,我國的貿易失衡有這樣的特點:總量較大、結構較差、不可持續。對此,下一階段的政策可著眼于:
第一,調整對外資的政策,優化要素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由于加工貿易比重過大,同時加工貿易的主要創造者為外商投資企業。產權的約束使直接的控制變得沒有可能,那么,要改變我國貿易失衡的總量和結構,轉變對FDI的政策尤其重要。限制FDI投向成熟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產能過剩的產業,鼓勵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改變外資“超國民待遇”,抑制各地引資攀比和過度競爭。必須按照國際通行的市場準則,把國內各種性質的經濟主體、投資主體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實行非歧視原則。促進利用外資從重視“量”向重視“質”的轉變。
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貿易的商品結構。我國的貿易商品結構給我們調控貿易失衡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控制貿易失衡可以直接從增加進口,控制出口入手。在美國高新技術出口放松管制的條件下,我國應擴大進口。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可以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同時提高國內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的利用率,優化資源配置。同時,要以較少的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要加強自主創新,促進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第三,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既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又要發揮政府的宏觀引導作用;既要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又要努力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一般來說,在市場機制比較完善的情況下,產業結構短期資源配置效率問題主要應該由市場來解決,對于追求的一些長期目標如改善國際分工地位、增長方式轉型等問題,則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設計和支持。當前需要放開某些第三產業的市場準入,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同時,也鼓勵外商直接投資投向現代服務業。服務業作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是衡量一國經濟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其發展對整個的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發展服務貿易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具有重要意義,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大都屬于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是清潔、高效的產業。
第四,加大對外投資,轉移部分貿易順差。支持和鼓勵企業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建立中國企業的全球生產體系和營銷渠道。適當控制外資通過我國轉移出口,積極發展境外加工貿易,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轉移部分順差。借鑒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對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做法,在不影響產業安全、就業的前提下,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積極對外投資,把一部分后續加工能力轉移出去,就近開拓市場或者從當地直接向其他國家出口。從貿易失衡的結構看,這種做法可以轉移我國一部分貿易順差;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這樣可以節約部分資源,減少對資源和環境的消耗與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