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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0年對外貿易的巨大成就

(一)對外貿易規模由小到大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28年間,對外貿易增長了12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01年的23年間,對外貿易增長近25倍,年平均增長22•1%;加入WTO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對外貿易贏得了歷史上最好最快的發展時機。2004年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再破2萬億美元大關。2002-2008年,進出口總額增長4倍多,年平均增長為25•9%,七年進出口總額占中國60年進出口總額的70%以上。60年來,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升。1950年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0•9%,到2008年達到8%以上。中國的出口總額經過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國已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體。

(二)進出口商品結構由不合理到相對合理新中國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級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則主要是機器設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改革開放后,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戰略性轉變,1980年工業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總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從根本上扭轉了大量出口初級產品來換取工業品進口的落后局面。進入90年代,機電產品成為進出口的主力軍。1990年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總值的比重達36•2%,成為中國出口第一大類商品。同期,機電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45•6%。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進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間,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與進口的平均增速分別高達36•8%和27%;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從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進口比重從28•1%上升到30•2%。

(三)對外貿易額由逆差到順差中國對外貿易差額經歷了從小額逆差到微量順差再到巨額順差,從外匯極度短缺到成為外匯儲備全球第一的歷史性轉變。1950-1977,其中頭6年全部為逆差,平均年逆差約8•5億美元,其后年份為小額順差或逆差;1978年以來,對外貿易順差大幅增加。1995年對外貿易順差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2005年一舉突破1000億美元,2007年突破2000億美元,2008年接近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大幅增長,2008年末達到1•9萬億美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

(四)貿易伙伴由單一到多元建國初期,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國際市場是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0%以上,其中對蘇聯的貿易額約占半。80年代末中國提出了“市場多元化”戰略。經過多年的努力,市場多元化戰略取得明顯成效,目前中國的貿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個國家和地區。到2008年,中國前十位最大的貿易伙伴依次為:歐盟、美國、日本、東盟、香港、韓國、臺灣、德國、澳大利亞和俄羅斯,對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雙邊貿易額合計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78•4%。

(五)自由貿易區建設由少到多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少到多的發展過程。2003年以來,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得到大發展,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國與五大洲2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12個自由貿易區,到2008年占到中國對外貿易額的1/4以上。中國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凸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諸多自由貿易區建設如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中-新加坡自由貿易區等的帶動效應。同時拓展跨地緣優勢,建設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中國正與海灣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包括沙特、阿曼、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和巴林6國)談判建設自由貿易區議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論與戰略保證

60年對外貿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觀必然性,也是中國特色國際貿易理論和中國特色對外貿易戰略的不斷優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結果。

(一)中國特色國際貿易理論的保證

理論來自實踐,同時又對實踐產生反作用,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對外貿易理論主要引進于前蘇聯,此時對西方國際貿易理論持否定態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東西方對峙的兩大陣營,人為地把統一的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市場體系分割成“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與“資本主義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致使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空間十分狹窄。改革開放后,中國現代化呼喚中國化的國際貿易理論問世。鄧小平基于中國經濟融入國際經濟的客觀趨勢,依據中國的國情,科學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建立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國際貿易觀點、思想和理論。其基礎理論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外開放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大塊組成,其應用理論由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幫助中國發展對世界有利;一國兩制、共同開發;利用好中國這個大市場;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觀點組成。鄧小平的國際貿易理論不同于馬克思、列寧和前蘇聯的國際貿易理論(時代不同、任務不同、內外部環境不同、世界經濟走勢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現代學派的國際貿易理論。它所回答及解決的問題和重點,不再是國際經濟貿易產生的原因、比較利益的獲得、國家競爭優勢的發揮,而是圍繞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針對國際經貿關系中存在失衡的現狀,突出地解決當代國際貿易中存在的三大問題:一是貿易條件的改善,二是貿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對貿易歧視。因此,以鄧小平中國特色國際貿易理論指導中國的國際經貿發展更符合中國國情,更能促進中國國際貿易事業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對西方國際貿易理論本著外為中用原則,從抵制-引進-借鑒到運用之路。由于中國對國際貿易理論理解不深、與中國國情結合不夠,它們在產生正面效應的同時,帶來了負面效應(中國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的不少問題,或多或少地與其有關)。

(二)國際貿易戰略的保證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戰略是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兼容互補的模式。這一戰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區和出口競爭能力較強的輕紡行業以推行出口導向為主;其他地區和出口競爭能力較弱的重化工行業,以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為主。兼容互補戰略模式的戰略重點,在出口貿易戰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產品結構,大力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全方位開拓國際市場,建立和完善出口產品生產體系;在進口貿易戰略方面,把進口的重點放在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及軟件上,實行以進養出,把來料加工出口作為發展中國出口貿易的一項重要戰略方針。中國擁有10多億人口,國土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實行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綜合兼容的戰略模式,較之實行單一的出口導向戰略模式更符合中國國情,促進了對外貿易的較快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對外貿易戰略進入實施“大經貿戰略”的新階段。大經貿戰略指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產品、資金、技術、勞務合作與交流相互滲透,協調發展;生產科技、金融等部門共同參與;外貿、外資、外匯、外援等各種經貿活動相互融通、相互結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一種戰略構想。中國是潛在的貿易強國,中國對外貿易的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和世界經濟的走勢。大經貿戰略正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主動順應國內“兩大轉變”和國際“三大潮流”(經濟市場化、經濟國際化和經濟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實踐證明,它對中國對外貿易產生極大的推動效應。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中國對外貿易戰略進入全方位開放和發展的更高階段。中國加入WTO后,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須履行相應的義務,從而要求:(1)中國對外開放從自主單向開放變為相互雙向開放;(2)從政策導向開放變為按照WTO規則要求開放;(3)從貨物市場開放變為服務貿易市場和技術貿易市場的開放;(4)從適度保護貿易政策變為協調管理的一般自由貿易政策,即通過談判確定中國在貿易方面的權利和義務,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對外貿易的管理,逐步實行貿易自由化。

三、對外貿易持續發展存在的問題

回顧歷史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在于運用逆向思維和反思,找準影響和阻礙中國對外貿易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要害問題,那就是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非科學性和對外貿易發展的非均衡性。

(一)關于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轉型

外貿增長方式轉型是中國由貿易大國轉變為貿易強國之關鍵所在。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方式轉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許多非科學性,若掉以輕心,讓分散的非科學性聚集起來,將引致中國外貿增長方式的倒退。外貿增長方式轉型中的非科學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尚未擺脫對外貿增長方式轉型的認識誤區。認為轉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那什么是集約型呢?一般認為,集約型即質量型、資源節約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學的。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外貿增長方式轉型包含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以及由外延擴大再生產型轉變為內延擴大再生產型兩個層面的要求;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看,集約型和內延擴大再生產型具有復合和綜合的特點。在內容上,它們包括生產進步、科技進步、管理進步、信息進步和教育進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簡單地把集約型(或內延擴大再生產型)等同于質量型、節約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實現過程上,它們是一種動態要求,不是靜態指標,而具有長期性和長效性,不能簡單地以近期出口業績等指標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過程和結果上,它們體現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過程又管結果的有機整體和高度統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對立起來,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只管結果而不管過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數量的慣性漩渦。對外貿年增長速度,以及對對外貿易總額最大化、對外貿易順差最大化和外貿企業利潤最大化表現出由衷地偏愛。以為只要把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提高起來,把對外貿易總額增加起來,對外貿易效益就會提高,國民從中得到的社會福利就會增加,轉型的目標就會實現,而淡化了對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危機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轉嫁能力的培養。應該看到,速度和數量不過是外貿增長方式轉型的直觀現象,轉型的科學標準和實質性要求,是以應對危機、化解風險的潛在素質和能力作為衡量尺度的。國際貿易是國家之間的經貿往來和經濟技術合作關系,它從一開始就受到國家主權、貨幣匯率、消費偏好和貿易規則等的制約。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甚至包括有獨立關稅主權的地區)都可以通過更換外貿政策,出臺貿易規則而不費吹灰之力地把中國外貿企業創造的效益減下去,把他們的損失轉嫁給我們。因此,中國外貿及其企業的抵制壓力、規避風險、化解轉嫁的能力大小,理所當然地應成為轉型成功與否的客觀標準和核心標志。

(二)關于外貿發展的均衡性

建設小康社會,發展是絕對的。發展方式的科學性和先進性,發展狀態的穩定性和均衡性具有決定意義。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國飛躍發展的可能性,學會抓住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又要承認“自然是不能飛躍的”,即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在長時間內和整體上,更多的發展形式是漸進的。因此,中國跨越式發展之后,必須實現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穩定和協調的均衡狀態,以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國對外貿易也不例外。應該看到,中國在外貿經濟發展方面存在著大量非均衡現象,集中表現在:第一,國家在宏觀政策,如行政手段、貿易差額目標、出口導向戰略、對外貿易依存度、“兩個”市場安排、貿易利得、國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愛行政手段、偏愛貿易順差、偏愛出口導向、偏愛對外貿易依存度及國際市場,偏愛貿易利得和偏愛外國國民(超國民待遇)的傾向;輕視市場機制與行政措施均衡、貿易順差與逆差均衡、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均衡、對外貿易依存度和對內貿易依存度均衡、貿易利得與規則利得均衡,以及中國國民待遇與外國國民待遇均衡。第二,企業在微觀策略,如發展戰略設計、市場營銷渠道布局、“三大貿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內部結構比例和發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發達國家市場、重傳統貨物貿易,輕進口、輕發展中國家市場、輕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第三,行業協會在中觀協調,如行會規則、監控系統和措施、企業文化建設以及排名獎勵等方面,存在失衡:明顯地傾向或偏愛于外貿出口的有功之臣,重業績輕德行,重“榮文化”輕“恥文化”,重“戰文化”輕“和文化”,使外貿企業之間摩擦日益加劇,很難造就出規模經濟給全行業每個成員帶來協調發展的和諧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國采取歧視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經濟效應擴散面前,表現出軟弱無力,致使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社會成本加大。

四、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中國對外貿易再上一層樓,就得重視和解決上述兩大問題。解決的途徑和措施是多樣的,如克服出口戰略、出口目標市場、出口產品結構的雷同性,使兩個市場(國內國外)、兩個消費者(中國外國)、兩種資源(勞動和技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產品(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和勞動技術密集型)等的協調均衡發展。然而,重中之中、關鍵之關鍵在于學習落實科學發展觀,使外貿事業和外貿企業在實現增長方式轉型和外貿均衡發展的同時,實現外貿企業文化建設由戰文化向和文化轉型,實現外貿企業由產業型向學習型轉型,既要學習外企的硬件建設,學習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營銷技巧,更要學習外企的軟件建設,學習文化理念;既要學習外國的國際貿易理論,更要學習中國特色的國際貿易理論,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靈魂是以人為本,其目的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科學發展觀在繼承鄧小平國際貿易思想和理論的同時,也在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國際貿易新理念、新思維、新政策和新舉措:進一步凸顯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和合作發展的原則。正確處理外需和內需、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關系。既保持和發展與老貿易伙伴的合作,又開辟和密切與新貿易伙伴的往來;既積極參加多邊貿易組織,又努力加固雙邊經貿關系;既注重中外企業之間的誠信,以夯實國際經貿關系的基礎,又重視與各國高峰人物的情感互動,提高中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層次和地位。把多關系、多伙伴、多層面和多層次組合成強大的動力源,開辟中國對外貿易新局面。很明顯,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修輔功能和推動功能,它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指導方針和根本原則,必定會把中國的對外貿易納入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