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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西部的對外開放度

一個國家的經濟開放程度涉及很多方面,如貿易國際化、資本國際化、勞動力跨國流動、技術引進和輸出等。基于操作上簡便易行、指標上具有可比性和連續性、資料易于搜集和量化等原則,本文選擇進出口額、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與GDP建立對外開放度(ForeignOpenness,FO)這一指標。所謂對外開放度是指外貿依存度和外資依存度之和,其中外貿依存度用進出口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表示,外資依存度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表示,即對外開放度(FO)=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1)其中外貿依存度(FTR)=FTGDP×100%(2)外資依存度(FCR)=FDIGDP×100%(3)FO=FTR+FCR=FTGDP+FDIGDP×100%(4)由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很小,影響很弱,而且中西部省區尚無外貿經營權,因此選取1985~1998年的有關經濟數據建立分析數據庫。根據各省市區進出口貿易額、外商直接投資、GDP及其增長率等數據資料,計算出1985~1998年間各省市區和東部、中部、西部及全國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凈出口指標;進一步計算出各省市區對外開放度指數和東部、中部、西部及全國的對外開放度指數(見表1),可以看出全國的對外開放度指數基本上是上升趨勢,而東部的對外開放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

二、各地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度的相關分析

為了觀察經濟增長與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凈出口、對外開放度等涉外經濟指標的相關性,確定哪項指標與GDP的關系更為密切,首先利用SPSS軟件對1985~1998年東部、中部、西部及全國的GDP指標與相應的外貿依存度、外資依存度、凈出口額及對外開放度做相關分析檢驗,發現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性更強,兩者關系更為穩定(見表2)。無論從東部、中部、西部還是全國來看,對外開放度與GDP都顯示較強的相關性,相關系數均在0•6以上,并全部通過了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而外貿依存度與GDP的相關系數在中部地區只有0•502,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外資依存度與GDP的相關系數雖然全部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但在西部地區只有0•57;凈出口與GDP的相關系數從東部、中部和全國來看均在0•8以上,但在西部出現負值,顯然有其不穩定性。由此初步判定,使用對外開放度這一復合指標可以更全面地觀察涉外經濟活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

1•東部、中部、西部的對外開放度差別

把1985~1998年東部、中部、西部的對外開放度作一比較,東部開放度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見表1)。1985年,東部的對外開放度為17•6%,中部和西部分別為4•4%和3•3%,全國平均為11•4%;1990年,東部的對外開放度提高到37•2%,中部和西部分別為7•2%和5•8%,全國平均為23•5%;1994年,東部的對外開放度達到這一時期的最高點63•9%,中部和西部也分別達到各自的最高點14•6%和14•1%,全國達到43•9%;1995年起各地的對外開放度都有回落;1998年,東部的對外開放度回落到51•2%,中部和西部也分別回落到9•4%和10•2%,全國平均為34•2%。以1998年的水平來看,東部的對外開放度水平要比中部高4•44倍,比西部高4•02倍,相對于中西部而言,東部經濟更具有開放性特征。

2•對外開放度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為觀察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我使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1985~1998年各省市區及東、中、西部的對外開放度與GDP作了回歸分析,建立的公式為:Y=a+bFO(5)其中:Y為各地歷年GDP的數值;FO為各地歷年的對外開放度;a為常數;b為FO的系數。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列,從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省市區的對外開放度與GDP的變動有著較強的正相關性。在分析的30個省市區中,只有吉林、河南、甘肅三個省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為0•05的F檢驗,修正R2在0•061~0•277之間,其他27個省市區均通過了F檢驗,其中一些省市顯示出很強的相關性。分地區來看,東部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系數R為0•807,12個省市區的R值均在0•6以上,其中天津、江蘇、浙江、山東達到0•9以上,天津和山東青島、煙臺是重要對外貿易口岸,進出口貿易對本地經濟有重要影響,江蘇、浙江經濟發達,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都具有相當規模;河北和上海的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系數R在0•8以上,這兩個省市也有重要的對外口岸,上海還是外商投資的重點區域,因而R值也相當高,上述6個省市的調整系數R2均在0•6以上;北京、遼寧、廣西三個省市區的R值在0•7以上,與對外貿易和外資在這幾個省市區的作用是基本相稱的;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對外開放度很高的廣東(1998年為148•1%),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系數卻不很高,R值為0•672(下面專門就此討論);福建和海南的R值也在0•6~0•7之間,福建雖然對外開放度較高(1998年為52•6%),但受臺海兩岸關系制約,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規模不時發生波動,R值較低可以理解;海南的對外開放度1998年為49•5%,但缺乏有國際競爭力的出口產品,貿易一直是逆差,外資也相對集中在房地產領域,對外開放度與經濟發展的相關度較

中部地區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系數R為0•628,明顯低于東部,9個省市區中,山西省的R值最高,達到0•923,山西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很小,對經濟作用不大,但進出口貿易額增長較快,且出口大大超過進口,出口通常是進口的5倍左右,有較大的貿易順差,出口商品中煤炭一直占第一位,有些年份占到出口額的一半以上,而煤炭工業是本省最重要的產業部門,所以對外開放度(主要是外貿依存度)與GDP的相關系數很高;安徽的R值為0•845,江西的R值為0•742,反映這兩省的外貿和外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較大;R值在0•5~0•7之間的有內蒙古(0•663)、黑龍江(0•582)、湖北(0•544)和湖南(0•653),說明外貿和外資對這4個省區的經濟發展也有一定影響;吉林(0•365)和河南(0•367)的對外開放度與GDP呈現弱相關,這兩個省是農業大省,缺乏有競爭力的大宗制成品出口,利用外資規模也不大,因而外貿和外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小。

西部地區對外開放度與GDP的相關系數R為0•751,比東部低,但比中部高。其中:貴州、寧夏、新疆的R值均在0•8以上,這三個省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但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拳頭出口產品,如白酒、皮張、干果等,出口貿易對本地經濟有較大帶動作用;其余6個省區的R值均在0•5~0•7之間,外貿和外資對經濟發展也有積極作用。由于東部的對外開放度遠遠高于中部和西部,而對外開放度與GDP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因此東西部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差距應是形成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換言之,對外開放的落后制約了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然而,從表3中各地對外開放度的系數b也可以看出,中部地區雖然對外開放度最低,但b值最高,達到1495•93,即對外開放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GDP可提高1495•93億元,大大超過東部地區系數b的834•467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對外開放度較低的地區,提高對外開放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更大。西部地區b的數值也不低,達到788•063,提高對外開放度對GDP增長的作用也是顯著的。因此,要加快中西部經濟發展,應設法提高中西部的對外開放水平。

三、廣東的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廣東的R值只有0•672,修正R2為0•406,在東部地區中是偏低的,與其對外開放度高居各省市區榜首形成鮮明對比,也與人們普遍認為外貿和外資是廣東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力的共識看似不符。解釋這一“矛盾”現象,需要對廣東的對外開放度作具體分析,廣東的對外開放度在1985~1994年間迅速攀升,從1985年的30%上升到1994年的202%,其中外貿依存度從27•4%上升到184•5%,外資依存度從2•6%上升到17•9%;在這10年間,對外開放度與廣東經濟發展呈顯著正相關,對這10年數據的回歸分析結果是:R為0•866,修正R2為0•719,F檢驗值為24•067,顯著性水平為0•001。很顯然,像廣東這樣有8000多萬人口的大省,人口規模超過英國、法國,對外開放度達到200%以上、特別是外貿依存度達到180%以上,已很難進一步提高,事實上從1995年到1998年,廣東的對外開放度開始回調,1995年為166•2%,1996年為154•8%,1997年為160•5%,1998年為148•1%;外貿依存度相應從151•4%回落到135•5%,外資依存度從14•8%回落到12•6%。由于1994~1998年間廣東經濟繼續保持增長與對外開放度的逐年回落出現方向背反,所以造成14年總計的整體相關系數下降。但概括而言,對外開放度與廣東經濟增長仍是高度相關的,外貿和外資是廣東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動力。

四、結論和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對外開放度與各地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對外開放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東部地區對外開放水平高,特別是出口規模大,不但擴大了社會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基礎設施改善,增強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參與國際競爭促使企業自覺學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改進技術,進一步推動政府部門改進辦事程序,社會運行效率因而提高,經濟發展的軟環境明顯優于中西部;要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應努力提高中西部的對外開放水平;此外,從廣東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回歸分析結果也可以得出一個推論,在對外開放達到較高水平和經濟發展達到較高階段后,要注重啟動內需,更有力地開拓國內市場,才可能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