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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健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行政監督機制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承擔著提供憲法秩序、基本法律和主流意識形態等制度安排的主要職責、反限制競爭法應以效率和福利作為其反限制競爭的尺度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我國地方保護問題是由某些地方政府間的地方保護行為而引起的。它產生了許多不利的后果，針對這些不利后果學者們從中央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本文試圖對這些解決辦法作一個綜述研究，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健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行政監督機制等。

關鍵詞：地方保護問題；中央政府；法治建設；戶籍管理制度；行政監督機制。

地方保護作為一種以地方利益為本位的社會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經濟體制改革前人們一般稱之為地方主義、部門主義、本位主義，意指為了地方利益而強化地方政治或軍事勢力，形成與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幫派。而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地方保護則是指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維護其轄區內各主體利益的各種保護行為。它所導致的地方保護問題已成為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痼疾。

中央政府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總代表，它支配著各種政治資源，是維系政治系統穩定的主要力量，承擔著提供憲法秩序、基本法律和主流意識形態等制度安排的主要職責。中央政府掌握著地方政府官員的任免權，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力較強。因此，中央政府可以為地方保護問題的解決發揮應有的作用。對于地方保護問題的解決，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央政府最應該發揮的作用在于為其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按照LoEo戴維斯和DoCo諾思的理解，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具體說來可從以下幾個

一、積極推進法治建設，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

馮興元、劉會蓀（2002）提出應修改目前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增加具體的罰則。對政府、部門、官員的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行為，不是由同級政府或上級政府糾正了事，而是對其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甚至刑事處分。對"情節嚴重"和處分條款作出嚴格規定，此外這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必須對受損害者直接提供賠償，而不是指定銷售企業退回違法所得了事。另外，應盡早出臺反限制競爭法，其中包括反行政性壟斷和地方保護行為的法律規定。反限制競爭法應以效率和福利作為其反限制競爭的尺度。反限制競爭法既要反對私人市場權力的濫用，又要反對企業濫用或擴大其已有的市場支配地位。它既要反對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行為，也要反對行業壟斷、部門壟斷和行政壟斷，要強化違法制裁力度。

陳剩勇、馬斌（2004）認為必須提高憲法權威，強化憲法在統一國內市場中的作用。在憲法中明確禁止地方政府分割市場的行為，其條文核心是"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國內自由貿易"；明確、細化違憲審查制度，以憲法訴訟、行政訴訟等方式防范、懲戒分割統一市場的行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為。

吳家慶（2001）從司法制度創新角度提議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制度，實現地方公共行政權與地方司法權的真正分離。一要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和保證司法機關獨立的財政撥款制度，實行專款專用，盡量減少司法機關對地方經濟的依賴。二要建立法官、檢察官生活、職務保障制度，從體制上消除法官、檢察官的后顧之憂，有利于公正執法。通過組織人事、財政撥款體系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實現地方公共行政權與地方司法權的真正分離，依法辦事就會減輕阻力和干擾。

二、改革戶籍管理制度

"中國地方政府競爭"課題組（2002）認為應放寬勞動力的戶籍管理，大力推動人力資本及其相關物質資本的流動，逐步形成居民的以腳投票的偏好表露機制，增強居民對于地方政府的約束力，為地方政府進行規范的經濟和社會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

李善同等（2004）提出應消除身份歧視，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為城鄉勞動力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為勞動力地區之間的流動創造便利的條件，以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充分而有序的流動，并為最終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奠定制度基礎。

石磊、馬士國（2006）指出中國嚴格的身份制使得水平流動(居住地或職業的變更)和垂直流動(等級的升降或身份的變更)受到很大的限制，身份制逐漸變為一種僵硬的或剛性的制度。只有打破身份制，才有可能實現社會流動，而有了社會流動，流動的人才才能找到合適的環境，才能使受到身份制束縛的各類人才獲得發揮自己身上的人力資本的機會。因此，要使人力資本發揮作用，需要有合適的制度環境。而這種制度環境需要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具體表現就是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促進社會流動，使各類人才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三、健全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行政監督機制

趙春玲、胡建淵（2002）認為應在法律上設置監督地方政府的適當機制，除司法監督是中央可以利用的手段外，行政監督依然是最有效和最必要的。行政監督包括人事監督和事務監督。當前應在中央設立一個專門監督地方政府官員的機構，使中央對地方行政官員和普通行政人員有監督權，對地方政府官員不執行中央命令者，中央應有相應方法予以懲治。王丹（2005）進一步提出要建立地方保護行為的責任追究制，并以規章或制度的形式確定下來，約束各級政府的行為。一旦出現地方保護行為，一定要追究地方政府相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使地方保護行為得到根本上的控制。

還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加強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來解決地方保護問題。毛壽龍（1996）構建了一個地方政府間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闡釋了地方保護行為生成過程的基礎上，提出應加強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來改變地方政府保護行為的博弈結構，從而達到解決地方保護問題的目的。而加強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并非是回到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中，而是在地方政府充分擁有經濟活動自主權的基礎上強化中央政府在全局性公共事務方面的政治權威。

在光譜的另一端，有的學者提倡中央政府從集權行政走向分權行政。汪偉全（2004）認為可以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1）權力的非集中化。一方面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或基層政府，讓下級政府承擔更大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政府的運作、決策方面，提倡參與式管理，讓那些底層官員和服務對象參與決策和管理，更多地介入到公共活動中；（2）職能的削減和轉移。就是政府從不應該干預的領域退出或者將中央政府的某些職能轉移給地方政府或半公共組織，以各種方式實現自身與地方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吳家慶（2001）提出應進一步完善地方參與中央決策過程的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央的重要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構建中，地方的參與程度仍然偏低，因而導致各地方政府并未完全執行中央的政策，還與中央展開"一對一"的談判，這種博弈行為的后果是，一方面中央與每個省份達成特殊的妥協，而這樣做又容易造成中央做事（如資源分配方面）不公的印象，使得自以為吃虧的省份在下一輪談判中采取"更加保護自己"的態度去爭取更多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1對多"（1指中央，多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談判造成政策不統一、體制不規范，缺乏法規約束。而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的構建有助于進一步改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關系，并確保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不至于"走樣"，從而為遏制地方保護行為創造條件。

由以上給出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保護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多樣化的。在這些解決辦法中，存在利弊關系的權衡，也就是實施的成本收益的比較。每一種解決之道可能既有利也有弊，實施過程中既會有正面效應，也會有負面效應。而且單獨實行一種往往不能收到預期效果，實際情況有時候需要多種解決辦法同時實施，但多種辦法同時進行又存在孰輕孰重的權衡問題。因為資源、財力、人力等的有限性的存在使得我們不可能對每種辦法都投注同樣多的精力，因此實施過程中必然有主有次，有輕有重，甚至有先有后。這些都需要在實施中加以慎重考慮。

目前學者們設計的某些解決辦法已在實踐中加以推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產權改革、長三角地區合作機制的構建等，但有些仍停留在理論層面并未得以實施，如公務員工資法、競爭法等，這有待于學者們的進一步論證使之更加合理，也需要實際工作人員的積極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