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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的企業家是企業發展乃至社會、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而這種資源又是非常稀缺的。一個經濟體制能否高效地利用有限資源以達到社會預期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激勵機制。近年來，企業家報酬在學術界和企業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論，尤其在國外。本文回顧、評述了目前企業家報酬的研究現狀，并對未來的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議。

在企業激勵理論研究中，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主要著眼于對一般職工的獎懲，而對企業家的激勵，則缺乏理論探討和實踐。改革開放尤其是9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委托關系下，企業家人力資本是企業發展的決定力量。而這種人力資本是巴塞爾（barzel）所說的“主動資產”，它的所有者——企業家——完全控制著資產的開發利用。因此，當人力資本產權約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刪除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產“關閉”起來，從而導致人力資本在德姆塞茲（demsetz）意義上的“殘缺”。更重要的是，這部分被限制和刪除的人力資本的產權，根本無法被集中到其他主體的手里而做同樣的開發和利用。人力資本產權的殘缺可以使這種資產的經濟利用價值頓時一落千丈。同時又由于：其一，企業家的勞動要受很多隨機因素或非企業家個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響，復雜程度很高，很難使其程序化，其勞動成果也很不容易被客觀測量；其二，由于企業家的經營行為，具有“不能觀投入”的性質，他的努力程度、經營能力、決策正確性、投資傾向、風險態度等，很難用簡單的指標來衡量。因此，對企業家的激勵和約束，便成為現代激勵理論的研究中心。在眾多的激勵手段中，企業家的報酬則是最主要的一種，這不僅僅是因為報酬本身的經濟（金錢）作用，還因為在現代社會，報酬具有極其重要的象征意義，象征著個人的社會地位、成功與否、權利乃至尊嚴等。企業家報酬的研究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一、國內研究進展與過評

我國企業（尤其國有企業）企業家報酬實踐上還存在不少問題，而在報酬的決定（包括報酬的水平、結構）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從而使得企業家報酬不能真正起到激勵作用，反而導致一些企業家出現了不良行為。“59歲現象”、“措時健問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由企業家分配不合理所導致，這種不合理的分配現象是由于人們對企業家報酬認識上的模糊、研究上的滯后、改革上的不力造成的。正如席酉民教授所說，目前普遍缺乏確定企業管理者報酬的理論基礎和標準（1）。

事實上，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有企業企業家收入問題一直處在探索階段。1984年國務院103號文件頒布的“承包管理條例”，對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工資收入做了最早的規定。其后十幾年間，國家有關部委先后了《關于改進完善全民所有制企業家收入分配辦法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這些文件規定都對企業家的工資收入提出了各種改革和加強管理的辦法。近年來，國有企業企業家報酬的嚴重不合理問題直接導致了其行為“異化”和人才的流失，影響到企業的經營狀況和企業競爭力。合理確定企業家報酬收入成為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分配關系調整的關鍵之一。《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建立和健全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要規范經營管理者的報酬。這充分體現了企業家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建立尤其是企業家收入分配問題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許多省市也都在積極探索企業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年薪制、企業家持股、期權制度、利潤分享制度等相繼出現。與此相應，理論界對企業家報酬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一方面積極介紹國外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對國內的試點制度進行總結和探索。

國內對企業家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人力資本學派”，其主要代表是關于企業所有權在人力資本（尤其是企業家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之間分配關系的論戰（2）-（10）以及企業家異質型人力資本（11）經營力（12）-（15）、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價格）（16）、企業家無形資產”（17）等概念的提出。這些研究并沒有直接論及企業家報酬，但為企業家報酬研究奠定了人力資本理論基礎，從而有助于對企業家報酬展開理論分析。②“激勵理論學派”（18）-（25），其突出特點是根據激勵理論對企業家激勵約束機制（包括報酬機制）提出重構思路。這也是當前研究的焦點，其代表是四項國家社科基金（18）-（21）、3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基金號：79770049、79770056、79900019）數篇博士論文（11）（18）（22）和一項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這些研究共同點是只觸及但并沒有專門深入研究企業家報酬問題（尤其是報酬的確定）。②“分配理論學派”（26）-（29），包括近年來6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這些研究大多針對當前特殊的背景對分配理論進行創新性研究，但對獨特的階層——企業家收入分配問題研究很少。④還有大量文獻才管理報酬契約、年薪制、持股制、期權制度、遠期報酬制度進行研究（30）-（34）。總體看，國內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兩個層次，一是絕大多數的理論性研究是研究企業家人力資本和委托關系下企業家激勵約束機制的建立，對企業家報酬并沒有直接的研究，但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相當的理論基礎；二是簡單的實證研究，對現有狀況和問題進行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對實踐操作有一定的意義，但深入系統地研究企業家報酬理論基礎并不多見，仍然不足以解決我國企業家報酬問題，并且兩個層次的研究顯得有些脫節。

二、國外研究進展與述評

從國外來看，自經理革命開始至今，對管理者尤其是高層管理者報酬的研究已引起經濟學家、會計學家、心理學家、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和戰略規劃者的廣泛關注，主要體現在報酬的絕對水平、企業家與所有者之間風險分擔的程度、企業家報酬對企業經營成果的敏感性和報酬的決定因素等幾個方面。研究線索主要包括：

（1）理論。理論在這個領域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研究者基干最優的ceo契約應當把ceo報酬與企業業績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ceo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不易觀察）的假設，揭示經理報酬對企業業績的敏感性，并因此有不少學者對業績評價進行了研究。他們的技術是研究企業股票價值變動與總經理報酬變動之間的統計關系，并用前者作為對總經理生產率的衡量。這些研究發現：第一，平均而言，總經理報酬對企業業績基本是正相關的，但并不十分敏感；第二，在不同公司中，總經理報酬的敏感性變化相當大；第三，敏感性是行業特征，但它也與企業特殊風險相關。這種研究實質上可以看作是生產率工資理論的一個應用。研究的結果顯然離人們想象的結果有很大的差距，令這些著名的理論家感到失望，因而建議拋開理論的框架來研究影響企業家報酬的因素。而事實上，托斯等人通過因素分析法研究認為，企業家報酬中只有不到5％的成分可用績效來解釋，由此可見，很難推斷理論能夠完全解釋企業家的報酬問題。這無疑也表明過去大量研究的貢獻是有限的。

（2）勞動經濟學家用市場的力量來解釋ceo報酬的決定。即按照古典的邊際生產力理論，企業家對企業提供的服務被視為產品的一些其他要素或投入。這種投入的價格（企業家報酬）是由產出的市場（企業家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交點決定的。市場決定價格是個普遍的規律。但是對干企業家報酬似乎并沒有那么簡單，由此而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定義市場。當一個企業決定按照ceo市場里的現行工資率對經理付薪時，它首先必須決定在這個市場里合適的“比較者”（comparisonother），而做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的過程。此外，市場定價并不能解釋同等企業間ceo報酬的差別（這種差別體現在報酬水平、報酬結構等諸多方面）。因而，僅僅用市場的力量來說明ceo報酬無疑把問題簡單化。

（3）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們更多地從企業家人力資本特性、企業家的職位標準和在管理階層中的層級來說明ceo報酬的決定。這些理論觀點并沒有產生出實證研究的一個主要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這歸因于很難獲得這些理論所主張的主要影響。此外，著名的薪酬專家haaassociates于1984年開發的海氏工作評價系統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但是，這一方法的基本前提是崗位的相對價值是可以客觀地、甚至是科學地確立的，相應的假定是能夠找到一套體系對崗位進行準確的描述的。不幸的是，這一假定的根據并不十分充分。

（4）組織行為學家從行為的標準來說明企業家的報酬決定，主張應當根據企業家發生的行為來決定企業家報酬。但是，我們看到行為的標準通常包括對企業家行為的主觀評價。而行為的評價是復雜的、不確定的，行為的標準具有主觀性質，行為標準的選擇和評價中的人際關系都會對評價的結果有很大影響。這也是這一研究線路中實證研究較少的原因。

（5）有學者從企業特征和治理結構等角度對企業家報酬決定進行研究。他們認為企業所處的環境、企業的技術特征、所有權結構、董事會的構成都對企業家報酬水平和結構構成重要影響。

總體上看，這些研究除了上述分析中的問題外，還存在以下問題：①幾乎每一種研究方向所得到的結論都是不統一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同時各個研究方向之間的研究結論也是不協調甚至相互矛盾的；②大多數文獻集中于某種單獨的因素對企業家報酬的訣定（或影響）分析，而缺乏多重變量分析，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我們認為這也是研究結論相互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③只注重經濟因素，而忽視了社會因素對企業家群體的特殊作用；④原因的“單向性”。研究大多集中關注報酬作為應變量，用決定因素和預測變量作為自變量。這種“單向性”忽略了企業家報酬和決定因素之間通過報酬的制定者（所有者）有相當重要的反饋關系；⑤當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美國和英國等少數英語國家，日本、香港、丹麥等國家和地區的研究則處于起步階段。研究的背景和數據多以美國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結論的說服力和適用性。并且國外的研究大多基于其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環境，因而許多國外的研究成果無法移植到我國進行實質性操作。

三、總結與展望

盡管國外對企業家報酬的研究已有70多年歷史，并積累了大量文獻，但這些研究并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導致國外很多人也對企業家報酬問題感到困惑，大公司老總的薪酬問題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以致于著名管理學家彼得·f·德魯克指出，“毫無疑問，肯定有一種更好的確定薪水的辦法。”顯然，對企業家報酬決定的研究仍然很有必要，這也是國外對此問題研究方興未艾的原因所在。

我們認為，企業家的特殊地位和管理勞動的特殊性質導致企業家報酬的特殊性，而各種分配理論之間的矛盾也注定無法對企業家報酬決定做恰當的理解。國外對企業家報酬研究結論矛盾的根本在于研究學科、標準和角度的差異和片面性。不同國度、地區和企業中，決定報酬的表現形式雖各有差異，但內在的因素是相同的。正確理解和制定企業家報酬，必須從所有者的角度出發，以企業的性質和企業家信息處理工作機理為切入點，全面并權變地考慮投入（人力資本）與產出（業績）、市場與企業、經濟與文化、法律與倫理、合約機制和監督機制的關系及它們對報酬水平、性質和結構的作用，才能揭示企業家報酬決定的本源。在此基礎之上的報酬制度分析和政策建議才既具有理論淵源，又符合國情、“企情”和“人情”。因而新的研究必須從更全面的角度、從跨學科的角度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著名的薪酬專家barkema和gomez－mejia所指出的，“將來的工作應當進一步增強理解企業業績和其他標準（如市場、同等報酬、行為）的相對重要性，理解這些標準的界定、度量和如何影響經理的報酬，更廣闊的觀點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決定了經理的報酬。”

芬蘭是較早重視中小企業發展的國家之一。在其經濟發展中，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芬蘭商業和工業部1997年的年度報告，該年中小企業的年產值超過了其gdp的一半，為國內提供了60％的就業機會。芬蘭中小企業的成功發展，得自于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在資金方面的扶持。在芬蘭，政府直接操作建立了世界上較早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政府采用政府援助和民間機構相結合的方式，建立了一整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政策，尤其是在向新創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扶持方面。

在芬蘭，如果某人有了自己的經營打算而苦于沒有啟動資金，他可以通過三個方面獲得資金：

一、中央和地方財政

在芬蘭，只要你有強烈愿望建立自己的企業（中小型企業），并能提供切實可行的商業計劃及可行性研究分析，便可以從政府獲得以下幾種資金鼓勵：

1、政府象征意義的直接投資。對每一個初創小企業的投資額約為15fm（相當于18元人民幣）。這一投資不需要回報，不需要償還。實際上，這是政府給與創業者的精神鼓勵。

2、政府投資。芬蘭政府每年都有專項財政預算，除用于發放失業救濟之外，還向新創企業提供啟動資金。這種投資最多不超過企業創立資金的50％。

3、政府擔保貸款。芬蘭政府利用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為新創建的小企業從協作銀行獲得貸款提供擔保，并代企業償還一半貸款利息。如果企業在協議期限內歸還貸款，政府的擔保解除；如果企業在擔保期限內破產，由政府向銀行償還所有欠款。

4、政府對出口貿易提供賣方信貸支持。如果一個中小企業有出口的打算和可能，但在生產或收購貨物中遇到資金困難，他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政府可以馬上向其提供資金便利（類似于賣方信貸）。在使用這一支持方式時，政府一般會要求該出口企業出示有關證明，來證明進口方有良好的信用，或能證明進口方有最終的支付能力，比如出示買方開立的信用證或銀行保函等。

二、“商業天使”投資

這里所說的“商業天使”是指“私人投資者”。在芬蘭，有這樣一個階層，他們自身具有很多富余資金，但尚未確定投資目標，或自身不愿經商并不愿承擔風險，由于他們往往樂于把資金用于投資貸款，幫助那些沒錢卻想發財的人，所以，他們被稱為“商業天使”。

一般來說，如果某中小企業的發起人能提供誘人的商業計劃和完整的可行性報告，能夠打動這些“商業天使”，那么，這些“天使”就會以有限責任的方式投資入股。他們的投資一般最多不會超過企業啟動資金的20％。通常，投資協議規定，“天使”不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且，當該企業發展壯大到一定的階段，該企業就必須根據協議償還這部分投資和其他相關費用。這樣，中小企業創建者就可以贖回被“天使”們所持有的股權；如果該企業發展不如人意，最終破產，那么“天使”就只好舍棄這部分資金。

這些“商業天使”為了保證自有資金的安全回收，一般對投資對象非常挑剔，而一旦中小企業能用商業計劃的可操作性和美好的前景打動這些“天使”，“天使”們就會“慷慨解囊”。

三、投資協會

在芬蘭，有一種投資協會，一般由政府、銀行、保險公司、大型企業等共同出資組成。這些投資協會的經營管

理人員由投資專家或各行業的專家組成。

協會的目的在于，通過專家理財為社會上的富余資金尋找投資渠道。投資協會不僅向初創的中小企業提供資金，而且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并為其投資的中小企業提供專業性的服務。

如果某中小企業的發起人有可行的經營打算，他就可以申請從這些投資協會獲得貸款。這些貸款一般被規定為“可轉換的貸款”。如果得到貸款的中小企業發展良好，隨著利潤的增長和投資規模的擴大，他就可以償還投資協會的貸款，投資協會就可以退出。但是，如果接受投資的中小企業經營狀況惡化，無力償還投資協會的貸款，那么這些貸款就轉換為該企業的股份（這類似于我國的債轉股的做法）。企業的狀況越糟糕，投資協會所占的股份就會越大。當投資協會的股份達到一定比例時，這些投資協會就會擁有該中小企業的控股權，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造。

在這種方式下，為了企業的良好發展，及時收回貸款，投資協會從企業籌建時期開始就會給企業提供從財務、信息到法律等各方面的一攬子專家服務。

這三種投資方式由中小企業的創立者自己挑選決定，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把這三種方式結合使用。在投資方案切實可行并具有一定市場前景的情況下，這些投資方式使有經營打算的個人很容易獲得資金，同時可以獲得多方面的綜合性服務。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缺乏投資的退出機制。因此，芬蘭的“商業天使”和投資協會的融資方式對我國尤其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