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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講，生活哲學既是一種關于“生活的哲學”，也是一種“哲學的生活”。在這一視閾的觀照下，我們考察老子及其所處時代，便會發現老子哲學便是這樣一種“生活的哲學”，而老子所擁有的即是這種“哲學的生活”。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對老子的歷史做了簡略的記錄，但也正是因為這數百字的傳記，為后世帶來了紛繁不休的爭論。對于這種關于老子其人其時的論爭，本文并未做好充足的準備介入其中，也不打算涉及這一復雜的問題。其實，就其根源而言，這一問題對本文主旨并無影響，因為本文只在此涉及老子所處時代，而這一時代是有其共性的，所以無需為此確定具體時間點。關于老子其人，司馬遷認為“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5］(P2139)且孔子曾問禮于他，另外又記“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6］(P2142)當然還有據說與孔子同時的老萊子。現在，擁有出土簡帛的直接證據，我們可基本確定司馬遷第一種說法可能性最大。但即使有另外兩種觀點的干擾，老子所處時代也可大致確定，即春秋后期至戰國初期。而這一時期無疑屬于整個先秦社會變動最為激烈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周代封建制度逐漸崩解，新的專制王權制度開始顯露出雛形，而伴隨這一過程的則是連綿的戰爭。

《老子》①一書中對此多有描述，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7］(P78)（第三十章），“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第四十六章）等，都是有關戰爭巨大破壞性的論述。在這種環境中，世事兇險，人人自危，連孔子都生出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8］(P2487)（《論語•泰伯篇》）的感嘆。老子哲學便誕生于這一生存環境下，由此其思想也就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也就是先秦諸子在談論老子時經常說到的“貴柔”［9］(P467)（《呂氏春秋•不二篇》）。只有堅守柔弱之道，才不會在紛亂的世界中自處危地。除了時代背景之外，老子哲學中還有個人經驗與體悟融于其中。不管是司馬遷所說的作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還是周太史儋，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具有“史”的身份。“史”，《說文》解為“記事者也”，因此司馬遷所說“史”即是古代史官。而史官與道家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班固對此論述最為明確，他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10］(P1732)在此，班固明確指出了史官從歷代成敗存亡的歷史經驗中獲取自守自持之道，由此歸結為以清虛、卑弱為要的道家思想。這就再一次強調了老子哲學思想的來源，即歷史成敗、王朝興亡的經驗。由此看來，無論是現實社會，還是歷史經驗，這都在說明老子哲學屬于一種來源于生活的哲學。

老子哲學是一種生活的哲學，而老子本人也過著這種哲學的生活。也就是說，老子是以其哲學作為切實的生活之道，并擁有著與其哲學思想同質的生活。歷史上對老子事跡的記述并不多，這無疑增加了我們考察老子生活的難度。不過，單就司馬遷簡略的記載來看，我們已經可以對老子生活做出一個大致的概括。司馬遷提到老子的事跡時說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莫知其所終。”［11］(P2141)同時，還記孔子之言“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12］(P2140)另外司馬遷還在所謂周太史儋后稱“老子，隱君子也”.［13］(P2142)而《莊子•天道篇》也有“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14］(P477)的記載，這與《史記》是相同的。這些關于老子的記述，無疑都是有關其行為事跡的。而從這些事跡中，我們可以知道，在后人的記述中，老子最大的特點便是“隱”。老子見周之衰落，便隱去而不知所終，司馬遷甚至直接稱其為“隱君子”，至于《莊子•天道篇》的“免而歸居”也是指其去位而隱居。最為形象的是孔子關于龍的比喻，孔子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15］(P2140)孔子將老子比為龍，一方面是說其思想高深莫測，另一方面大概也許就是因為龍隱無蹤跡的特點。通過這些事跡，我們可發現老子本人即是以其哲學作為生活指導的。老子哲學講“自然無為”、“清靜不爭”、“柔弱處下”，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自隱無名”，而其本人便是以上述哲學思想為生活歸旨，體現在其自身之上便是“隱”，便是“功遂身退”、“無執無為”。由此看來，盡管司馬遷記述老子事跡非常簡略，但是只從這寥寥數筆中便可知道老子確實是遵從其哲學思想生活的。這種生活無疑就是一種哲學的生活，從這一角度來看，老子哲學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指導人如何過其所認為的好生活的理論。

在老子的哲學思想中，“道”無疑是最為核心的概念。但是，在西方哲學研究范式的影響下，老子之“道”在很多時候都是從本體意義上被理解和詮釋的。對于老子哲學體系的現代構建和整理來說，這種理解和詮釋無疑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另一方面，完全依照西方本體論的理解又顯得有些過于形式化，而對于老子之“道”的本質理解有所阻礙。其實，老子對“道”的提出和塑造，同樣是來源于生活世界，并以生活世界為旨歸的。老子在論述“道”時，對其進行了直接描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在老子的敘述中，“道”先天地而生，卻無聲無形，沒有具體形象，但同時又是“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之所以對“道”作出上述描述，本意即是強調“道”的不可名狀。盡管“道”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第十四章），不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道”所表現出的一些規律性特征卻是我們可以把握的。

對此，老子在講完“道”的無形無象之后即說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第十四章）在此，老子明白無誤地指出，對“道”是可以掌握的，而且由此可駕馭今之具體事物。人們可掌握之“道”，具體而言，即是“道”表現出的諸種規律或特征。其中，“自然”無疑處于最為核心的地位。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此處“道法自然”即是指“道”以自然為最高法則，所謂“自然”則是自然而然。王弼注：“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于自然無所違也。”［16］（P64）也就是說，“道”是以自然無違為主要特征的。在這個意義上，“自然”可謂是老子思想體系的中心價值。［17］（P291）不過，對于“道”來說，除“自然”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維度，即“無為”。老子說：“道常無為”（第三十七章），“無為”也屬于“道”的重要屬性。其實，“自然”與“無為”實則是一體之兩面，所以王弼在“道常無為”下注曰：“順自然也”。［18］（P90）雖然在很多情況下，“自然”與“無為”表意相同，但二者也有區別。一般而言，“無為”針對人類社會，而“自然”則不限于此；“自然”更多指順應，而“無為”還包含著對過多欲望的限制。［19］“道”具有“自然無為”的規律性特征，但是這一特征并非“道”的原有設定，而是來源于對生活世界的體悟和總結。對于這一點來說，《老子》一書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都是老子從所處世界中直接體悟的道理。諸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第八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第十一章），以及“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等等都是如此。而對于“自然無為”來說，更多的則是從人類社會，特別是為政者的亂政中得出的經驗和教訓。在老子的時代，傳統社會正經歷著從封建制度到集權制度轉變的過程，諸侯國君都在加強自身國力，增加國家可支配的財力、物力及人力，而這就需要更多的干涉民眾日常生活。由此，反觀當時的亂世景象，老子便發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五十七章）的感嘆。在老子看來，“民彌貧”、“盜賊多有”的世相是因為“天下多忌諱”、“法令滋彰”，也就是亂為、有為。因此，與此相反，老子主張“無為”。老子更進一步提出：“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第二十三章），也就是說，少法令、教令便是符合自然之道，正如經驗世界中的“飄風”、“驟雨”一樣，不合自然之道便不會長久。因此，老子認為圣人就應“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第六十四章），也就是“自然而無為”。這一切都表明，老子是通過對生活世界中的經驗現象作出理論歸結，而體悟“道”之特性的。

從老子對“道”的表述來看，“道”無疑不屬于經驗層面。但是，如果以西方哲學意義上的“形上”來表述，也并不十分妥貼。因為此“道”與生活世界聯系緊密，而“道”與生活世界的關聯是通過“德”來體現的。《老子•第五十一章》中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王弼注：“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21］（P137）換而言之，“德”即是“道”之特性和作用的具體體現和落實，也就是在生活世界中的呈現。［22］（P506）在這個意義上，“德”便體現為生活世界中的法則，指導人們選擇一種生活方式，也由此使人們過一種“哲學的生活”。老子之“道”的最大特性即在于“自然無為”，而其也成為指導人們生活世界的首要法則，這在《老子》中有著多種表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對于民眾而言，其生活狀態的改善與延續都被認為是自然如此的，這其中有老子所謂圣人無為之治的因素，但是二者都是以“自然”為生活歸旨的。同樣，所謂圣人之言“無為而民自化”，“無為”即是圣人為治之道，同時也是民眾“自化”的同義表述。無論是“自然”，還是“無為”，都成為一種好生活必須遵循的法則。

“自然無為”之下，老子相應提出“清靜”、“無欲”：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第十九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就其實質而言，“清靜”是“自然無為”的必然結果，盡管此處“清靜”多是從為政角度出發，但其也是一種生活狀態。這種“清靜”的生活狀態也就是“無欲”的狀態，是需要限制人類諸種欲望泛濫的狀態。所以，老子又進一步提出“少私寡欲”，指出“五色”、“五音”、“五味”以及“畋獵”對人感官的擾動，認為不應該縱情聲娛，貪戀外物，而應當過一種清靜簡單的生活，老子所謂“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即是。在老子看來，“清靜”、“無欲”的生活狀態又自然表現為“柔弱”、“不爭”。如果說前者是生活狀態的呈現形式，那么后者則是一種生活中的處世原則。老子指出：柔弱勝剛強。（第三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十章）在此，老子又通過對外在世界中的經驗觀察，指出水的一系列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即是“柔弱”、“不爭”。天下柔弱者莫過于水，但是對于堅強者，水卻能無往不勝。同時，水又具有“不爭”的特性，所以接近于“道”。除了對水的觀察之外，老子還通過對世間柔弱與堅強之物的比較，得出二者所代表的生死之別。其實，無論是“柔弱”，還是“不爭”，老子在此講述的都是一種生活態度，也就是“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這與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著同趣之妙。由此可見，這種謙卑處下的態度，無疑屬于傳統生活中普遍的處世之道。

總之，通過對老子及其哲學思想的梳理，我們可以知道，老子在對生活世界的體悟中，歸結出“道”之特性。而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贊成陳鼓應先生對老子之“道”的判定，即老子之“道”是“人的內在生命的一種真實感的抒發”，［23］（P63）這指出了“道”與人的生命、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無疑屬于對老子之“道”的本真體悟。與此同時，此種“道”又落實于生活世界之中，成為探尋人們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的指導理論，從而使老子哲學成為一種生活哲學。同樣，又因為“道”與“德”的聯通，使得一種“哲學的生活”成為可能，而人的存在又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完美的提升。

作者：張永路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