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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知識社會學發端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當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時，形成了三大學派，即“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曼海姆提出了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釋學和現象學方法的有效應用，成為知識社會學成熟的標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實質上是對傳統“知識二分法”，即科學技術知識和非純粹知識的詰難和批判；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轉變。

一、知識社會學的發端與形成

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形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它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普遍一致性特點；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是受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隨著世界科學中心向德國轉移，以培根和笛卡兒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勢態迅速移向德國，自然科學知識的優越性亦與日俱增。

“知識社會學”一詞源于德文，為哲學及社會學大師舍勒（M·Scheler）所首創。“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他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2版，第2卷，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說來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家赫克曼（S·J·Hekeman）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即使是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決定的。不過，此時的馬克思意在強調社會需求因素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恩格斯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自然科學知識也要借助于社會及歷史因素來解釋。這一思想進一步豐富了知識社會學理論，以至于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馬克思主義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在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中，狄爾泰強調知識的社會決定作用與環境制約性，韋伯在沿襲馬克思“社會決定論”的基礎上又補充了精神因素的歷史作用，認為社會存在是各種因素整合的產物，當訴諸社會因素對有關知識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時，應積極訴諸精神因素。

不論是實證主義者還是人文主義者，都對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知識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認。二者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該不該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照搬到社會科學中來。由于這場爭論關系到兩種知識形態的孰優孰劣，兩種文化的直接沖突，甚至一種文化歧視另一種文化，或用一種文化規范另一種文化的重大問題，故而爭論此起彼伏，自知識社會學發端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20世紀初，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具雛形，并形成三大學派，它們分別是：“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從進化論視角看，最有意義的是德國學派，它是知識社會學的源頭，對知識社會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繼馬克思之后，韋伯廣泛研究了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關系，認為社會、文化等因素決定知識的內容，反過來，知識的內容也影響社會和文化。狄爾泰則從認識論視角，用解釋學理論解釋產生知識的“客觀因素”。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是該學派的舍勒。舍勒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但和單向的社會決定論不同的是，他認為絕對客體的實在范疇基于信念而非物質因素。舍勒試圖用絕對主義因素解決相對主義問題，同時又保留“知識二分法”及“知識的社會決定論”，這顯然是矛盾的。不過，舍勒的最大功績在于：他能夠洞察出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尋求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已。從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觀點來看，他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深受狄德羅思想的影響，在堅持“知識二分法”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嘗試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去研究知識的社會決定，他們的著眼點放在知識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們的知識社會學又叫“知識發生學”。“美國芝加哥學派”因語言和地理上的障礙而循著自身的路徑發展，該學派在遵循實證主義原則的同時，注重考察社會心理對知識形成的重大影響，故被稱為“社會心理學學派”。

二、知識社會學的成熟及存在的問題

舍勒雖然為知識社會學的理論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譯成英文。語言的障礙阻止了他的思想傳播及影響范圍的擴大。今天我們談論的知識社會學，就其成熟形態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識社會學。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陸續譯成英文，其影響波及歐美，知識社會學中心亦隨之轉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也源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他強調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結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發生學意義而言，不僅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韋伯和狄爾泰，主張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認為解釋學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強求使用自然科學方法。

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理論有兩個優點：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則”，即在知識的社會學考察中，無論是觀察者還是被觀察者都必須服從社會學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非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個人是不可能從他自身的經歷中形成世界觀的，知識是群體互動和社會協商的產物。曼海姆曾試圖突破傳統的知識劃界，打破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長期對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對主義的面孔。用當代科學社會學家馬爾凱（M·Mulkey）的話說，曼海姆的相對主義研究綱領接近于科學哲學的后庫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盲從。此點在實證主義思潮占據統治地位時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曼海姆因其相對主義態度而受到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兩面夾擊，他也承認社會看起來不僅決定人們的觀念而且決定人們的思想內容，包括數學思想內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學思想內容。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有向自然科學領地進行邊際擴展的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識二分法”傳統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識社會學又分化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分支，一是集中探討日常知識的社會根源，它導源于現象學傳統；二是考察知識與外部社會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沿襲解釋學研究傳統。至于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研究傳統在這兩個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其中，現象學傳統的代表人物舒爾茨受胡塞爾現象學思想影響，他的目標是要為知識社會學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會現象學方法，旨在解釋知識的意義構成及充當知識生產之實在的社會建構。此后，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圍繞著這兩個分支又形成了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兩大陣營，前者傾向于將自然科學知識從社會決定論中分離出來；后者通常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它進一步揭示了社會對知識的決定作用，并將這些知識同其賴以產生的物質存在方式加以對照。這兩個陣營分別在美國和英國找到了各自的歸宿，美國是實證主義陣地，英國是“新馬克思主義”陣地，前者強調個人因素和歷史方法論，后者強調社會因素和環境制約作用。

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問題也不少，首先是兩類知識的劃界是否合理？劃界的標準是否成立？科學知識該不該享有特權？其次是兩種文化之間存在的歧視現象該不該消除？科學知識該不該免予社會學研究？所有這些問題均留待人們進一步思考。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

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的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它們不僅為社會學家所探討，而且也為哲學家所思考。晚年的維特根斯坦開始對自然科學知識享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特權提出異議，認為科學知識也有其限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他進一步指出，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的，我們與他人互動、加入其他群體不能歸于偶然因素，他人與群體是我們認知過程的具體語境，它構成了我們知識信念及知識的全部內容。按此線索，維特根斯坦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明確表示了對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懷疑，這種態度直接危及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他還認為，在科學文化的早期進化階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會的認同都可能被人們視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布魯爾所言，維特根斯坦無論是對一般事物的刻畫，還是對科學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對數學家論據的分析，均滲透著社會學特征。

哈貝馬斯的批評也極有分量。他試圖確立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知識只是知識體系中的一種形態而已，它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人類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們在發展這種知識時不可能不滲透利益因素。哈貝馬斯的意圖在于：他想借助對科學知識的利益解釋來否定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設，而這對于奉行培根主義的科學始于觀察，經驗事實是建立在客觀觀察基礎之上，科學理論又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歸納方法來說是致命的一擊。此外，他還強調解釋學和批判的重要性，認為認知主體不可能是被動地、無情感地面對客體，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體，人類的利益動機才是維系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力。

以上幾位大師雖有懷疑主義的批判精神，有啟發人們對傳統知識社會學遺留下來的問題積極思考的導向作用，但真正實踐并致力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愛丁堡學派。他們在廣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面通過批判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尤其是傳統的知識劃界標準來達到對自然科學和數學等領域知識體系進行社會學考察；同時，他們否認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標準來證明各種理論體系不僅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論據，而且還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標準。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廣泛汲取當代科學哲學思想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堅信經驗知識是滲透著理論的，而理論又受制于科學共同體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獨立于理論的經驗知識是無意義的，所謂的客觀觀察、感情中立等原則在經驗知識生產實踐中是很難貫徹到底的。既然如此，“傳統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認識論基礎。由此可見，庫恩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哲學上的缺口。

布魯爾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制定了“強綱領”，他認為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進行徹底研究，沒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真理的、客觀性的本質之中。“強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1.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和產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兩方面都要解釋。3.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4.反身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布魯爾的上述思想至少從認識論意義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來的全部問題。

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維度積極建構其“利益模型”，認為傳統知識社會學將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拒之于門外是錯誤的，科學知識也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之下，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巴恩斯進一步指出，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要么作為默禱的產物，這就是無私利性的個人被動面對實在的產物，如笛卡兒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家頭腦應脫離科學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類的主觀因素去觀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環境中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個人或群體所生產。巴恩斯主張后者，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和接受與否也是在科學家個人偏愛及群體利益追求中得以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是在個人偏愛與群體利益相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產品，是在特定群體利益，有時是在民族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品。

巴斯卡也積極從事建立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工作。與布魯爾、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張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即對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作相對主義理解，既達到對傳統的“知識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顧自然科學知識的特殊性。至此，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終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礎和理論構架。在該學派的長期努力下，終于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歷史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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