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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溫是英國公眾理解科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通過對坎布里亞羊事件進行詳細分析,溫認為,在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中,有問題的不是公眾對科學的無知,而是科學自身和科學機構的無知;但是科學及其機構卻沒有意識到他們自身的缺點,缺乏內省性。相反,這種內省性在坎布里亞地區的公眾中卻表現得非常明顯。因此,溫對傳統的英國公眾理解科學理論模型提出了批評,提出了他對公眾理解科學的看法。本文討論分析了他的可稱為內省模型(reflexivitymodel)理論。
關鍵詞:公眾理解科學,缺失模型,內省模型,地方性知識
Abstract:BrianWynn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studies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ntheBritainwhocriticizesthetraditionalmodel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anddefinesitas“deficitmodel”.Hisownstudyof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isdefinedas“reflexivitymodel”.Wynne’sstudywas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theaffairsofsheepofCumbriaandhefoundthattheproblemwasnottheignoranceofthepublicbutofthescienceitselfandscientificinstitution.Scienceanditsinstitutionwerenotawarenessoftheirowndefect,lackingofreflexivityexpressedinthepublicevidently.
Keyword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deficitmodel,reflexivitymodel,localknowledge
布賴恩·溫(BrianWynne)是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同時也是蘭卡斯特大學環境變化研究中心負責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術決策、風險和環境問題等公共政策領域中的科學權威的建構。1988年到1990年期間,溫曾經負責領導了蘭卡斯特的一個有關科學技術的公眾解釋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得到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SRC)資助。
他利用對英國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國的公眾理解科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復被有關學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亞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亞是英國西北部的一個山區。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遺留沉積的輻射污染影響到了這里的羊群。當年6月,政府頒布禁令限制對當地的羊的銷售。這個禁令對在經濟上非常脆弱的牧場來說會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因為牧場主的生計幾乎全部依賴于出賣羊羔的收入。這個禁令的頒布,不僅極大影響到他們的銷售收入,而且,如果這些羊羔不能銷售出去的話,他們也將因飼料缺乏而無法喂養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規定期限內全部銷售被屠殺的羊群會給牧場經濟及其特有的文化帶來長期性的打擊。
當然,農業部宣布這個禁令有效期為三周,所以恐懼暫時得到緩解。然而這個宣布是基于對元素銫的活動性質的科學假設之上的。根據這個假設,那些沉積物在植被中被沖刷掉,然后進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學鎖定,而不會再有移動的任何可能性。這就意味著沉積物在經過一次沖刷后,就不會繼續對羊有所影響了。根據這個假設,專家們通過官方向公眾下了這樣一個保證。然而這次禁令實際上卻被無限期延長了,因為測量水平并沒有像科學家所說的那樣表現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動,即允許賣出生活在污染地區的羊,條件是給那些已經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顏料標記,說明這些羊不適合人吃。
然而,牧場主們認為他們完全受到了科學解釋的控制。盡管他們賣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過度放牧和可能因饑餓而死,但他們卻因羊受到了污染而喪失很大利潤。這種社會現實沒有被專家們認識到,直到牧場主對他們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學家們仍然堅信:主要沉積物銫的高含量只是暫時的。但是專家們一直沒有兌現的所謂禁令的解除導致了牧場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學判斷完全是個錯誤,但是經過多年研究和爭議以后這個錯誤才凸現出來。當時這個科學判斷的做出是基于存在堿性粘土這樣一個假定之上的。問題是,科學家忽視了這個知識具有本土性特點――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亞的牧場,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這種土壤中,銫可以使其根部從土壤吸收再進入植被。所以羊可能會繼續受到污染。
我們可以說,在這次事件中,科學的表現極其不佳,它頻頻地出現錯誤。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學的錯誤是無意發生的呢,還是為了故意掩蓋一個長期性問題,以避免公眾對此做出反應?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圍很廣,包括了坎布里亞郡的大部分區域。而三個月之后,這個范圍只剩下了一小塊靠近海岸的月牙狀的區域,這個區域正好從塞拉菲爾德國際核加工廠順風而下。當這個區域繼續維持高污染而與科學家的預測相抵觸的時候,不少人開始懷疑,污染來自塞拉菲爾德而不是切爾諾貝利,但是或者沒有被發現或者被專家權威隱瞞了!一些當地牧場主則認為,政府和核工廠早就知道事實的真相,但是他們一直在尋找一個非常便利的,能夠解釋環境污染的托辭;切爾諾貝利充當了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學家否認這種觀點,認為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并說明他們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學證據,這個證據就是從環境中收集來的銫樣品中的輻射“酶解圖譜”。這個來自核聚變過程中發射出來的銫由Sr134和Sr137組成。根據對這兩種同位素的沉積中的含量與其半衰期所做的對比分析,科學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稱,環境污染源是切爾諾貝利,而不是塞拉菲爾德。但這并沒有說服牧場主。[1]牧場主們不會輕易相信科學家的建議了。
2.對傳統公眾理解科學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評
英國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公眾理解科學的一個典型模型為以杜蘭特(JohnDurant)為代表的缺失模型。這個模型的主要觀點是認為,“科學知識”是絕對正確的合理的知識,公眾應該對“科學知識”有足夠的理解,因為公眾理解科學總是好的。但是這個模型后來引起了眾多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傳統模型的根本問題在于把科學知識神化,認為科學是客觀的,與具體環境無關。[2]與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項工作是對公眾的科學技術所掌握的知識、持有的態度等做大規模調查。在這樣做的同時,這些調查本身已經給“科學”下了定義,以為公眾必須掌握這種“科學”,包括它的知識、它的研究過程以及影響等。
有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在專家和外行公眾之間做出明顯區分,因為這樣會使認知知識,即所謂的“科學知識”成為評估兩組人群知識、觀點的唯一標準。這種單一標準往往會遮蓋評估過程的其他因素――如對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對某些科學技術發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還有人認為,其實研究調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眾簡單化了,而公眾群體實際上是很復雜的,他們都具備自己的知識。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來替代缺失模型。而溫即從對坎布里亞羊的案例研究中發展了他自己的公眾理解科學的研究模型。
公眾理解科學成為眾人矚目的研究領域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溫在1995年曾經對當前這個題目的研究狀況的直接批評。溫對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評是認為,這個模型沒有考慮到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問題以及相關科學本身的問題。他認為這類模型以及依據這類模型展開的調查活動都脫離了具體語境。正是溫在1988年把杜蘭特提出的傳統的公眾理解科學模型明確定義為“缺失模型”[3],認為這個模型實際上是一個意識建構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賴恩·溫的內省模型
溫對以上案例做了科學社會學的分析,發現科學本身是有問題的。其問題在于兩個方面:首先,它與政府的關系越來越親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問題上,對公眾隱瞞了一些事實,這被稱為“共謀理論”(conspiracytheory);其次,與“地方性知識”(localknowledge)相比,科學理論對于一些具體問題表現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學共同體卻不承認科學有這些缺點,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論”(arroganttheory)這一提法。[2(287)]
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了科學與公眾的關系。而溫認為,科學與公眾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內省性。這里的內省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科學在公眾面前表現出極端的不具內省性,它自以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應該被公眾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眾對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地位、對自己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和“地方性知識”)都表現出了極強的內省性。也就是說,科學表現出內省性的缺乏,而這種內省性卻在一向被認為缺少科學素養的公眾中強烈表現出來了。對公眾的內省做分析,發現科學本身缺少公眾具備的內省,或者說,科學沒有對自身內省,沒有考慮公眾具有自己的知識。缺乏內省的結果使科學喪失了公眾的信任。
分析說明,對于科學本身責任的內省認知是科學尋求公眾認同的必要條件,而這不僅需要科學本身的進步,更需要其組織模式、控制方式及社會關系的變革。坎布里亞羊的案例說明公眾在表達他們對科學技能的反應時具有內省能力,他們能夠內省自己知識的地位,在社會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誼、社區網絡等,盡管這種內省還沒有得到科學共同體以及政府的承認。他們被認為對科學不理解,也不具備獨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實際上正是這些被認為是傳統社會的代表們恰恰表現出了他們對其社會地位的內省。[2(297)]
公眾的內省性首先表現在于,公眾看到了科學知識的問題。根據他們自己的“地方性知識”,公眾有理由不相信科學家的判斷。但是他們卻非常理性,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是權威,所以他們在說話方式和行為上都表現出似乎很相信科學家。換句話說,看上去公眾好像相信科學家,但這僅僅是因為公眾沒有別的選擇,所以只能“相信”他們。這并不意味著公眾沒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亞羊的案例中,牧場主們相信坎布里亞地區的輻射污染來自塞拉菲爾德,而與切爾諾貝利事件無關。但是他們對是否表達其懷疑也感到模棱兩可。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他們相信他們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們卻不能輕易說出這個真相,因為他們的社區、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爾德工廠工作。這里表現出公眾比科學專家更能內省其所處地位。[2(299)]
所以溫認為,人們沒有經歷過抽象的經驗科學,但總可以以社會的形式經歷這些經驗科學。只要知識在信息過程或者應用背景下是需要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科學陳述的認知過程,而是相關知識被協商或被適用于具體情形的社會過程。
1991年溫在其“與境中的知識”一文中,強烈批評占有支配地位的公眾理解科學問題的形成,因為這個公眾理解科學框架把公眾問題化卻沒有對科學本身的問題內省。[4]科學自身的非內省和對公眾的內省的忽視阻礙了公眾理解科學的實踐活動。溫認為,把公眾以及公眾對科學的理解或無知做抽象概括是很危險的。而且當前的公眾理解科學問題有可能是科學機制本身的問題,所以需要在一個廣泛的概念框架下研究科學知識與科學機制。
溫從科學社會學角度觀察科學或科學知識,把科學及其機制放在具體與境下分析。他認為,脫離具體與境的科學不僅會誤導而且會有腐蝕作用、引起爭議,可能還會導致獨裁主義,造成科學的自我拆臺而無法促進公眾理解科學。在具體與境下,科學本身不是沒有問題的。要使對科學的理解合理有用,還需要有其他知識來補充。
在坎布里亞羊事件中,科學家曾經設計并進行了田野調查。在調查中,他們沒有考慮過牧場主會在這一事件中發揮什么作用。科學家試圖檢驗受到污染的膨潤土對植被的作用。這個實驗把羊群圈定在相互毗鄰的同樣受到污染的牧地的柵欄里,并在每個區域中都灑上不同的膨潤土,然后測量羊群的污染程度。牧場主們立刻意識到這些實驗沒有任何作用。專家與公眾在認識上的眾多沖突集中體現在科學的“預測和控制”文化與牧場主所謂的“缺少控制”文化之間的沖突。官方專家忽視了地方的包括牧場主的專長,也沒有意識到有學習這些專長的必要。由此可知,一旦他們自信地認為他們的知識毫無問題,那么其他知識如“地方性知識”就都不是“科學的”了。然而這次“科學”實驗最終證明,他們的“科學”在這里失去了效用,因為他們沒有按照“地方性知識”來做。幾個月之后,科學家的實驗被取消了,盡管牧場主對這個科學實驗的批評從來沒有被公開承認過。一位全國牧場主聯合會地方代表說:“我們也許處于啟蒙新時期的前夜,當科學家說他們不知道時,未來也許還有希望。”[2(292)]
科學何以發生如此錯誤呢?前面已經提到,有人認為,科學體現出了它的兩個特性:與政府“合謀”隱瞞事實真相;自以為本身沒有問題而不把其他知識放在眼里,表現出“自大”。在這種情況下,牧場主認為他們的社會身份、技能及其社會關系受到了威脅,受到了專家的干預。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科學知識本身是具有相當的模糊性的。它的模糊性表現在與社會發生作用的時候。所以,公眾對科學是否有興趣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問題,而與個人判斷自己在其社會環境中的權力或無權力有關。所以盡管前面提到的缺失模型認為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智力理解存在一些問題,但這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公眾從社會的角度,而不是以抽象的純粹認知的形式體驗科學。這就涉及到了前面已經提及的“地方性知識”。
4“地方性知識”與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問題
從溫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發現,牧場主們早就懷疑科學家及其機構不考慮他們的知識,把不適當的“科學知識”運用到這次事件中,導致了他們的經濟損失。最讓他們不滿的是,科學家們從來沒有考慮牧場主自身對整個事件的看法。在這里,溫把牧場主具有的知識稱為“地方性知識”,也代表所有公眾具備的“非科學”的知識。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性知識”往往是具體而不是抽象的;科學知識與此相反:科學家的知識是抽象的,具有極強的概括性,所以在具體情況下反而有可能不適用。在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后,牧場主的經驗知識因科學家的錯誤理解而無法發揮作用。科學家認為:土壤中銫的行為是一樣的。然而他們沒有意識到其研究是在粘土中進行的,而坎布里亞郡的土壤是酸性土壤。這種土壤是牧場主早已熟知的,科學家們卻忽視了這一點。
其實不僅僅這一案例中“地方性知識”顯示出其重要性,在其他具體科學中“地方性知識”同樣重要。“地方性知識”表現出具體性:不同公眾對于不同實踐具有不同興趣和動機。“人們經常會說,并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所說的不符合我的具體環境。人們并不是反科學的。他們更支持科學。”[5]也就是說,如果科學共同體在把所謂科學知識強加給公眾之前,最好先考慮到公眾所處的具體語境。
一般來說,那些關心公眾理解科學問題的科學家認為公眾對科學缺乏理解,卻始終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認科學本身的問題。他們僅僅認為,如果科學有問題,這些問題也只是在于科學家還不會或者不愿意用通俗語言解釋科學,卻很少考慮如對科學的社會學描述,科學的控制形式以及信任所依賴的各種基礎。[6]而這樣做的最終結果就是公眾對科學的信任降低。
例如,溫在對塞拉菲爾德的學徒們做采訪時發現,學徒們并不能回答核電站生產的物理學問題:他們不需要,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雇主,相信他們的專家同事能給他們提供安全,有用的工作環境。[7]也就是說,學徒們是依靠信任來接受科學的。但在坎布里亞事件中,牧場主對科學家就有關科學的問題一直有懷疑,考慮到眾多社會因素,他們沒有表現出這種懷疑。但當看到科學家對牧場及決策是那么無知的時候,懷疑終于爆發式地產生了。更糟糕的是專家們并沒有認識到牧場主自己的專長,也沒有意識到信任在公眾理解科學研究中起關鍵作用。公眾根據其社會關系的了解、社會機構的認識積極給自己定位,并根據這種社會認同表示對科學的接受、拒絕或重建。可是現在,他們看到的是他們被排斥于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事態之外,他們失望了。他們始終沒有等到科學家愿意與他們協商的機會,科學家們只是錯誤地運用了他們所謂的“科學知識”,錯誤地沒有接受牧場主的后來被證明有效的建議。所以坎布里亞事件的整個過程中,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度降低了。
但是,溫認為,能夠很好解釋公眾對科學知識以及建議所做出反應的不是信任本身,而是社會關系、社會網絡以及社會身份、社會認同。從溫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眾對科學的不信任源于科學家沒有認同公眾的“地方性知識”,反而對其進行排斥。公眾的社會認同受到了破壞,當然對其信任度就會降低。例如,牧場主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毀壞了他們農場的輻射污染明顯來自當地的塞拉菲爾德。但這一直沒有得到官方的調查和承認,直到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科學家宣稱,他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證明輻射污染來自切爾諾貝利。但是牧場主認為他們也能夠提出很多證據來證明他們的懷疑。盡管當地的牧場主對他們所相信的最終表現出了模棱兩可。
信任對知識的吸收、理解有影響,但信任也要依賴于這些社會關系和身份的性質。公眾的“外行知識”(layknowledge,即非專家知識)絕對不是沒有價值的,它們甚至能夠在具體科學問題上發揮很大的作用。這些知識可以與所謂的科學知識形成互補關系或者相互競爭的關系。但是科學家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還不具備內省能力,然而公眾因為其所處的特殊地位而具備了內省性,卻沒有得到科學家、科學機構的認同。如果公眾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知識)得不到認同的話,他們是很難相信科學家的辯解的。很明顯,當科學本身缺少了公眾已經具備的內省,缺少了對公眾的社會認同,也就很自然地喪失了公眾對科學的信任。
5.小結
布賴恩·溫主要以坎布里亞羊事件為案例,對公眾理解科學做了具體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在這里,有問題的不再是公眾,而是科學本身。科學絕對不是沒有問題的,而公眾的“外行知識”也絕對不是沒有價值的,他們甚至能夠在具體科學問題上發揮重大作用。這些知識可以與“科學知識”互補或者相互競爭。科學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體的語境下,并結合當地的公眾的知識才能夠獲得公眾的信任支持。但是科學家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還不具備內省能力,然而公眾因為其所處的特殊地位而具備了內省性,卻沒有得到科學家、科學機構的認同。公眾的內省使得他們一方面對科學知識和科學建議表示沉默,一方面則不再對科學保持高度的信任。這也意味著科學專家也再也不能夠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來向公眾單向傳輸科學知識和科學過程了。相反,科學家應該處理具體問題并與他們的公眾進行更多的協商。要想獲得公眾的支持,必須重新得到公眾的信任,其前提條件就是賦予公眾的社會以認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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