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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經洞文物重現于世，專家們從敦煌遺書赫然發現各種體裁的佛教孝道文獻，多為前所未見的唐五代抄本，彌足珍貴，極具研究價值。潘重規先生說：“等到敦煌石室開啟，文獻資料漸漸流布，我們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實，他們力量之偉大，影響之深遠，方法之周密，實在令人欽佩贊嘆不能自己。”（潘重規：《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華岡文科學報》第12期，1980年3月）。

有關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關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規《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鄭阿財博士論文《敦煌孝道文學研究》一書，探其內容主要有俗講經文、佛教歌詠及佛教齋會三方面。由于筆者多年來關注《觀音經》在中國的流傳與弘揚，故于敦煌遺書的《觀音經》抄經題記中，發現許多造經者基于中國孝道思想為親人抄寫《觀音經》。為此，本文擬從《觀音經》抄經題記中探討有關孝道思想的文獻，一則說明抄寫《觀音經》也是佛教徒表達孝思的方式；其次說明敦煌《觀音經》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并與凈土信仰結合，使觀音在中國成為超渡亡靈、接引往生西方凈土的重要菩薩，而孝子們對菩薩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觀世音菩薩與《觀音經》在中國的地位不斷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產生

冉云華先生總結說，在印度經典與龍樹山出土的碑銘中，可以知道印度社會雖然也重視孝道，但不像中國佛教，孝被視為“天地之本”。由于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對孝道的重視遠勝于印度，因此中國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壓力遠比印度沉重（冉云華：《中國佛教對孝道的容受與后果》，收入《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頁）。

中國原本重視孝道，當佛教傳入中國，最為中國傳統社會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發”與“無后”二項。中國佛教祖師為了使佛教見容于國家、社會，遂積極闡揚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譯佛教孝道經典”、“注釋印度孝道經典”及“闡揚佛教孝道思想優于儒家”等三個方面。佛教歷經幾個世紀與儒家論辯后，經過一次次質疑，最終積極地建構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僅因此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為中國特有的文化資產。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獻

敦煌雖地處邊陲，但與中國政治與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對于孝道的重視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間主要的教育機構，其兒童教育教材以《孝經》為最主要內容。如前賢的研究，敦煌藏經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獻，主要有俗講經文、佛教歌詠及佛教齋會三方面。

這些作品主要說明孝順必須出于真心，且實踐于晝夜十二時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僅在世能消災免難、得富貴、獲封侯；死后還可升往極樂凈土。此外文獻中也常引用《孝經》、《論語》、《曲禮》等儒家經典來互相印證，并說“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贊揚，反映出敦煌儒釋兩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還將儒家推廣《孝經》的事跡編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號“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第三首：“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注《孝經》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剛》。”歌曲中這位廣為敦煌百姓歌詠的皇帝，就是天寶三年下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見唐代政策確實擴及于敦煌。當然敦煌地區也像漢地一樣，流行參加盂蘭盆會，藉以供養三寶，超渡先亡，并為生者祈福。遺書中有：伯2055佛說盂蘭盆經，乃翟奉達為妻馬氏追福，每齋寫經一卷；另外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尚有敦煌盂蘭盆經卷子以及“二太子盂蘭節薦福文”的超度疏文。顯然敦煌地區并沒有脫離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圍，釋門徒眾反而極力會通儒、佛兩家的孝道思想，而創作出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獻，其目的無非是啟發人們的善根，強調學佛不離世間，尤其必須要盡倫盡分、恪盡孝道。在如此重視孝道的文化環境中，我們可以從敦煌大量的遺書題記發現，子女也常為父母抄經祈福或超薦度亡，敦煌《觀音經》抄經題記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錄，以下逐一說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觀音經》題記

在注重家庭人倫“孝道”的中國環境中，子女面對父母的去逝，不免傷痛；對于父母的追思，傳統儒家亦強調“喪則致其哀”，習俗必須守喪，甚至要遵從國家所立服喪的嚴規。而佛門所闡揚的孝道思想，除了說到能與儒家一樣做到這些世間的孝道，更強調使父母脫離輪回之苦、獲得往生凈土的出世間孝道。敦煌佛教對孝道思想的闡揚，正是深受漢地的影響，所以從敦煌孝道文學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弘揚者極力宣揚佛弟子必須于父母在世時，勸化其持戒修行；父母喪時，不像儒家殺生祭祀，增重父母惡業，而是延僧誦經作七超渡，或親自參加盂蘭盆會、書寫念誦佛經、敬造尊像、佛經變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號有題記的《觀音經》造經中，有十三部是子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眾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經題記

從所見《觀音經》抄經題記來看，在家者為超薦亡父母的題記，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張海晟為亡父的抄經。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張氏為超渡七代父母所寫這部經是與《無量壽觀經》合抄，說明七世紀中葉以后敦煌《觀音經》信仰與西方凈土信仰已密切結合。這類“凈土觀音”的信仰當是受到西方凈土經典的影響，而從唐高宗、武后開始廣為流行，并且歷經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論貧、富、貴、賤，人們不僅深信書寫、受持、讀誦《觀音經》能免除人世的災難，而《觀音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謂是冥陽兩利。敦煌孝道文學作品中，除了描述母親懷胎十月的艱辛以啟發子女孝心，更極力強調侍奉父母當和顏悅色，對于孔子所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許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對于那些未能親自孝養父母、離鄉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號“父母恩重難報經講經文”也說到：“經求仕宦住他鄉，或在軍中鎮外方；兒向他州雖吉健，母于家內每憂惶。心隨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斷腸。”講經文指責的是忘卻父母恩德、拋棄父母于不顧的不孝之子。這類人雖然榮華富貴，但因為見利忘義，背棄人倫，所以特別為中國社會所不容，往往被稱為連禽獸都不如。然而，羅振玉舊藏唐至德二載（757）長孫顏夫婦的抄經，所呈現的是中國人最傳統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三日，攝豆盧軍倉曹參軍、宣節副尉、守左衛西河郡六壁府別將長孫顏妻清河路氏，為亡妣遠忌敬寫《觀音》、《多心經》同一卷。

長孫顏官拜“攝豆盧軍倉曹參軍、宣節副尉、守左衛西河郡六壁府別將”，他是豆盧軍軍糧的負責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與陜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將領。這對武官夫婦顯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棄人倫的負心人，從題記中可以知道他們雖然身處異鄉，但適逢亡母忌日，難掩思母之情，遂親自恭敬書寫《觀音經》與《心經》各一部，為亡母追福。從這條題記，我們看到佛教傳入敦煌后，抄寫《觀音經》也成了中國人家族祭祀、慎終追遠的重要宗教活動之一，敦煌的《觀音經》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經題記

誠如前言所說，佛教傳入中國后最為人所詬病的便是“剃發”與“無后”兩項。僧佑《弘明集》記載反佛人士引《孝經》，首先對牟子提出“剃發”的問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違圣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責僧人出家修行，有違孝道“無后為大”的觀念：“福莫踰于繼嗣，不孝莫過于無后；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2，第2～3頁）雖然牟子極力辯論，佛門為此所受到的責難卻有增無減。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佛教祖師為了順應民情，遂積極闡揚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盡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獻中，我們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觀念的引導者，也是實踐者。僧人除了以各種活潑善巧的方式宣揚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樣，藉由參與抄經、造像、法會等宗教活動，為俗家的父母親追福。如斯4366號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統十六年(550)為先亡抄《大般涅盤經》卷十二；另外甘博002號卷子，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為七世宗師、父母等抄《大集經》及《入楞伽經》。這些僧人的愿求，與前述在家信眾的抄經題記，基本上沒有很大差別，也就是相信不論造的是大小乘經典，都有利益現世生者與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樣的觀念可見于敦煌僧人的《觀音經》抄經題記。

在有紀年的題記中，僧人抄寫《觀音經》的比例僅是在家信眾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開元廿五年（737）才出現，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趨勢，但又沒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寫《觀音經》的現象。其中120號題記曰：“開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師師為身亡寫《觀音經》一卷。”從題記中可以知道，這是某人為亡者抄經的愿文。但是文內的“弟子支師師”意味著三種可能：（一）姓“支”名“師師”的佛弟子為某人抄經；（二）姓“支”名“師師”的佛弟子，為自己未來身亡預寫經典。（三）是僧人“支師”為其師父身亡親自寫經。若采用第三說，則“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蓋道安法師統一僧人以“釋”姓之前，中國的僧侶出家后多從其師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41頁），而“支師”這份寫經也說明晚唐時期敦煌佛教對于出家姓氏仍沒有嚴格的規范，且約定俗成的力量也還不是很強。其次，“支師”的題記不禁令人想到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儒家五倫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的人際關系，師倫雖未列入，但《禮記·學記》說：“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可見老師在儒家的人倫關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韓愈更說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師長應保持恭敬與感恩，都是僧俗應該有的基本修養。“支師”為師身亡，而以中國的書寫工具與方式發心抄經，除了說明西域胡僧對《觀音經》的信仰及漢化的事實及他們對于華、梵“師道”傳統的接受，也似乎讓人看到了中國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影子。

北新879號寫卷，是晚唐天復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區寺院住持，虔誠刺血抄《金剛經》與《觀音經》各一卷。由于整個愿文所回向的對象，涵蓋“四生九類”、“水路飛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經愿文，看來三峗禪師似乎將法會祈愿模板，作為個人抄經愿文。如文說：“……師僧父母，各保安寧；過往先王，神生凈〔土〕。……”但這類愿文中“孝道”與“師道”觀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項目之一，而僧人寫作的順序也置“師僧”于“父母”之前。可見，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經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強調對父母的孝道。S.3054號是后梁貞明三年（918），報恩寺僧海滿為亡父所造，并委托師兄弟勝智抄寫。它與其它《觀音經》抄經最大的不同，是海滿特別回向父親往生“彌勒凈土”，而不是廣泛的“凈土”或“西方凈土”，說明了五代時期報恩寺觀音信仰與彌勒信仰并存的現象。從這三條題記可以知道，隨著《觀音經》在敦煌流傳幾百年來，觀世音菩薩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與功德幾乎提升到極點，抄一部《觀音經》的功德，也幾乎等同一場水陸等法會的效力，觀世音菩薩可以圓滿人間孝子的各種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隨愿往生各種凈土。

五、結論

佛教傳入中國后，其出家的制度由一開始被批判為“不孝”，但經過近千年的內部調整與吸收儒家思想，到最后反倒成為極度闡揚中國儒家孝道與佛家孝道的宗教，這些文化情感的反射不獨被保留在無數的佛教史籍中；敦煌藏經洞那數以萬計的斑斑墨跡，無不訴說中國佛教徒血液中，始終流有一股不可分離的“孝道”思想。隨著歷代帝王對儒家思想的提倡，并藉由各種法律與教育制度，“百行孝為先”的觀念已根植人心。雖然敦煌地處邊陲，但從藏經洞的豐富的《孝經》與佛教孝道遺書來看，敦煌十七所寺院是儒、佛并重的主要的教育機構，而“孝道”是所有教育的基礎；而儒佛教孝道思想在敦煌融合的事實，更可見于當地僧官“闡揚三教大法師”的頭銜中。儒家特重對父母生前盡孝，但對于死后的世界卻不多談。然而人們對于死后的世界是害怕、好奇，而孔子對于“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的回答，終究無法填補子女喪親的哀思，所以當《觀音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有如慈母般以其廣大神通力與無盡的慈悲，宣誓要傾聽眾生的苦難并以千百億化身救渡一切有情時，我們看到無論是平凡百姓、達官顯貴甚至是出家僧侶，都成了觀世音菩薩最虔誠的供養人，而觀世音菩薩果真是“此人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從《觀音經》抄經題記可以看到，他們大半的愿求是為過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追福、拔薦；尤其在唐代《觀音經》信仰又與凈土系的“凈土觀音”信仰密切結合時，有許多的愿求是希望觀世音菩薩能接引亡父母往生西方凈土，于是抄寫《觀音經》成了喪親家屬最佳的“悲傷輔導”，以及子女們為亡父母盡最終孝道的方式。這些題記也說明《觀音經》在敦煌民間的流傳是以“信仰”為主，因為大多數人關心的并非高深義理或法門的修持，而是如何快速地解除現實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愛別離與怨憎恚等痛苦。由于為人子女為父母抄《觀音經》，正是中國傳統的孝道思想與對觀世音菩薩信仰所驅策，所以人們的愿求一方面呈出現現世與來世解脫的色彩；一方面隨著孝子隨心所欲的愿求，到了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區，觀世音菩薩還可以帶領亡者往生彌勒凈土。本來經典中的觀世音菩薩已經是“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到了中國之后觀世音菩薩更是無所不能了，其中“孝道”觀念的驅使，可以說是觀世音菩薩與《觀音經》地位不斷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