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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上帝家庭在太平天國起義醞釀時期和開國初期，曾經作為重要的宗教、政治制度構件發揮過積極作用。上帝家庭親屬關系凌駕于凡間肉身宗親關系之上，是天京事變前太平天國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而后期洪秀全重建的以洪氏胞族為核心的上帝家庭，卻因為他試圖使其凌駕于權力中樞之上而遭到了失敗。

【摘要題】太平天國運動

【關鍵詞】太平天國/上帝家庭/拜上帝教/權力結構/洪秀全

【正文】

一、上帝家庭的建立及其在早期太平天國歷史中的作用

“太平天國上帝家庭”的建立，源于太平天國起義之宗教發動。當時“拜上帝教”宣稱，洪秀全是以“異夢”的形式接受“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圣旨，下到民間“斬邪留正”，張揚對上帝的信仰，所創立之國家即為“太平天國”。洪秀全以上帝之子、基督之弟自命，在天上的“天國”與地上的“小天堂”之間建立起神靈啟示關系。太平天國利用宗教發動起義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是僅僅以宗教發動起義，而是努力把宗教組織和未來的政權建設結合起來，并把宗教組織加以國家制度化，使之成為政教合一的形態。而上帝家庭即為此制度化政權的關鍵構件。以前的農民運動所采取的宗教形式，一般均與中國民間宗教與信仰有關。這種民間宗教和信仰具有原始性和隨意性的特點，教義簡單幼稚，形式粗糙草率，在易起事的同時也容易自生自滅。但拜上帝教不同。拜上帝教來源于西方基督教，又受到有自覺目的的政治家的改造和操縱，因此，洪秀全等人在發動和吸納信仰者的同時，十分注重對會眾的意識形態改造與同化，強調對信仰者的“洗腦”工作，試圖通過教條的灌輸和準軍事化宗教團體的組織，使之篤信不渝。忠王李秀成回憶道：

“是(至)廿六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惟行營之時，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1](P95)

周錫瑞如此評價太平天國在宗教組織上的努力：對于太平天國來說，為了貫徹其革命計劃和實現天國的夢想，必須要有一個具備明確的權限，嚴明的紀律的組織。這就意味著，必須對人人都得以稱神的可能性加以強制性杜絕；而神的權威，恰恰是洪秀全返回廣西后所扮演的角色。[2](P374)這一努力的關鍵環節，在于當馮云山蒙受訟獄、洪秀全避禍回鄉，廣西拜上帝教基地群龍無首時，楊秀清和蕭朝貴以降僮巫術的方式染指了拜上帝宗教組織的最高權力。其意義在于，這是中國民間宗教對拜上帝教的一次沖擊。當時洪秀全、馮云山苦心經營的宗教，從信仰到組織都面臨著一次考驗。最后他們覺悟到，必須建立一套免疫系統來抵抗來自各方面的瓦解。他們因此被迫承認了楊秀清、蕭朝貴的代天父天兄傳旨的權力，盡管這將使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至尊地位受到削弱。但是如果聽任諸多降僮者們形成各自的信仰中心，就如同日后的義和團壇場一樣，那拜上帝組織將會被無數個天父天兄們的下凡所瓦解。而洪秀全、馮云山采取壓制和不承認的態度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降僮這種民間巫術是為廣西廣大客家山民普遍接受的宗教形式，比拜上帝信仰更容易得到大眾心理的認可。因此，洪、馮采取了懷柔策略，承認勢力最強大的地區首領、紫荊山區的楊秀清和蕭朝貴為天父天兄下凡代言人，從而使“天父天兄下凡”成為拜上帝信仰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盡管這樣使洪秀全、馮云山的權力被削弱，但從起義運動發展的全局看，由于采取的是為廣大會眾更易于接受的宗教形式，拜上帝會眾的信心反因“天父天兄下凡”下達旨意、“下凡”指導而增強。事實證明，此后一系列權力分配，基本上都是通過天父天兄下凡的垂詢而得到確認。因此，把源于西方基督教教義的拜上帝教，包裝在中國農村社會土生土長的民間宗教形式的外衣之中，是太平天國起義區別于其他借宗教發動的農民起義的根本特點。

楊、蕭之所以能通過降僮巫術行使最高宗教權力，有效推動拜上帝會組織的政治化與軍事化，正是因為他們利用民間宗教，使會眾能夠直接感知宗教內容，從而增強了拜上帝信仰的感染力。在此之前由洪秀全與馮云山主持拜上帝教的時期，其宣傳內容仍然重在“勸人修善”，宣傳水平仍然停留在“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的高度。[1](P79)這種宣傳雖然比較容易把握當時比較愚昧的客家山民的心理，但是難以在民眾中迅速形成團體凝聚力，并將這種力量上升到政治斗爭覺悟的高度。可是楊、蕭代天父天兄傳言就不同了。他們每次下凡，都能借助天父天兄之口，把上帝與耶穌的啟示，即拜上帝教領導層的意志，化作向會眾灌輸的政治傾向。這就迅速強化了拜上帝組織的政治化與軍事化。再加上楊、蕭采用的是為廣大客家山民喜聞樂見的降僮巫術，這就使他們的宣傳與啟示更易于為廣大會眾所接受。信息傳播方式和信仰吸納方式的壟斷，迫使外來人洪秀全、馮云山不得不接受這種拜上帝信仰的“紫荊山化”，否則他們將自我毀棄自己構建的信仰體系。洪秀全本已通過“異夢”為自己制造了一個上帝之子下凡誅妖的形象，他雖然不情愿自己夢中的父、兄真的由真人降僮下凡，但是作為教主的他，已無法推翻這種廣大會眾都樂于接受的宗教形式。對他來說，立即承認楊、蕭的權力是劃算的。如果他不承認楊、蕭，要么就聽任楊、蕭以外的另外多起降僮事件，使他們的宗教陷于瓦解而不可收拾；要么就眼看楊、蕭會借廣大會眾對本土巫術的篤信，以他們已經到手的天父天兄的名義下凡降旨，制造出另外的上帝之子、天兄之弟。無論怎樣，都將使洪、馮二人在廣西多年的辛苦努力化為烏有。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洪、馮才不但立即默認了楊、蕭的代言權力，還主動參與了拜上帝中樞的構建。在參與這一中樞構建的過程中，他們主要通過擴大上帝家庭的范圍來平衡楊、蕭的權力。他們在繼續宣揚洪秀全造神神話的同時，在上帝第二子洪秀全之外，又添加馮云山為第三子，楊秀清為第四子，韋昌輝為第五子，石達開為第七子。另外通過把洪秀全的舅父黃為政之女黃宣嬌認為洪秀全胞妹，并將洪宣嬌妻于蕭朝貴，讓蕭朝貴成為“帝婿”，從而將這一上帝家庭組建完成。有學者認為洪秀全是以此來拉攏蕭朝貴。[3](P1349)其實，洪宣嬌是先由黃易姓為楊，被楊秀清認作己妹，然后再被洪秀全以表兄身份易姓為洪，認作洪姓胞妹，最終成為洪宣嬌的。所以蕭朝貴不僅是洪秀全的妹夫，也同時是楊秀清的妹夫。這正可說明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相互奪權而又彼此妥協的復雜關系。

這一上帝家庭的組建在太平天國史上意義重大。家庭宗法關系的形式符合了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傳統心理，容易被廣大會眾認可，便利了教義的傳播。另外，這一上帝家庭集體的構建，也符合中國傳統的“家天下”的政治思維定勢。因此，由楊、蕭發軔、洪、馮參與構建的、以家庭宗法關系為紐帶的權力中樞，為實現拜上帝領導層的團結打下了基礎，并為以后的起義與立國做了政治上的準備。

在金田起義和楊秀清執政時期，洪秀全以天王的名義把上帝家庭成員稱呼為自己的“胞”，所謂“清胞、山胞、正胞、達胞”等，稱蕭朝貴為“妹夫”。可見他們是以宗教名義宣布為上帝家庭成員的，他們之間的兄弟關系與他們各自家庭親族的肉親關系不同。上帝家庭成員的涵義要比肉親的涵義更神圣，等級自然也更高。太平天國領導人彼此配合，把這種高于肉親關系的上帝家庭關系制度化。己酉年八月二十三日蕭朝貴借天兄下凡對韋昌輝父親韋元玠說：“爾子韋正肉身是爾生爾養，亦是爾子，但在高天論，又是朕老弟。爾不好看小他也。”[4](P18)所以韋元玠雖是北王生身之父，但在太平天國的宗教制度面前必須對韋昌輝這位上帝之子奉若神明，“遇有喜慶大事亦隨時稱賀，甚至跪于其子之前三呼千歲，韋賊恬然受之”。[5](P55)

在太平天國的宗教教義里，洪秀全作為天父次子、耶穌二弟，他自然有一套在天堂上的親屬關系。他有天父上主皇上帝，自然就有天媽；有天兄耶穌，自然就有天嫂。同時，洪秀全仍然被認可在凡間的肉親關系，只不過其與肉親親屬的關系肯定要低于其與天上諸位親屬的關系。因此，王長兄、王次兄雖貴為天王之胞兄，但因為是肉親，他們的地位當然不比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人親近與尊貴，只能與楊秀清的宗族楊輔清、韋昌輝的宗族韋俊等人地位相當。上帝家庭親屬關系凌駕于凡間肉身宗親關系之上，這是天京事變前太平天國宗法制度的主要特征。

二、洪秀全重建上帝家庭的努力及失敗

天京事變使洪秀全、楊秀清等共同創建和維護的上帝家庭煙飛灰滅了。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三位上帝之子，或被殺、或出走。而洪秀全不得不盡力挽回信仰危機造成的損失。事變之后，他不得不策略性地立即給楊秀清恢復名譽，甚至把東王被殺的日子定名為“東王升天節”，以示紀念。這樣一來，似乎楊秀清之死與蕭朝貴的死一樣，是很自然的事情，仿佛是因為楊、蕭二人完成了在凡間的任務自然升天了。可是事變的性質是一目了然的，這畢竟是明顯的政治謀殺，他不可能同時保全韋昌輝的名譽。于是，北王被官方否定，在官書中不再有“北王”名號而只留有“昌輝”的名字；韋昌輝成了天京事變的責任人。對于出走的石達開，洪秀全保留了他的位置，但地位降低了，涵義也發生了改變。

洪秀全重建后的上帝家庭，分為兩個層次。在第一個層次，他有限度地恢復起上帝家庭的舊格局。只是他在舊格局的原來位置擺放了新人。他在原東王、西王、南王的位置上，分別擺放了幼東王、幼西王(蕭有和)、幼南王。但鑒于他們還是黃口小兒，于是他把自己的胞親填充到這個層次中去。這些人是：天王的兩個兒子光王洪天光、明王洪天明，以及他最信賴的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這兩位天王的胞兄在朝天朝主圖上，和原來上帝家庭成員的繼承人幼東王、幼西王位置并列，站立在榮光大殿的前排，受到特殊禮遇。第二個層次，是洪秀全為了滿足天京朝臣與地方實力派將領的榮譽要求而設置的。這些人在朝天朝主圖上依次排列站立在大殿的中、后排，與前排的四人有明顯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