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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是誰？他死了關我們什么事？的確，本雅明在1940年自殺以后，似乎世界更加地安詳和寧靜。而且，在沒死之前，他那四處流竄和手足無措的行為方式，根本就沒有引起人們多少的注意，或者說，他就是想逃避人們的視線。他正是卡夫卡所指的那種人——"歸根結底，他在一生中都是死者，但卻是真正的幸存者。"因而，本雅明是早該死了卻不死，甚至還留下了一個兒子。然而，卡夫卡認為自己也是這種"死者"，并把他們稱做"真正的幸存者"。而且，蘇珊。桑塔格吹捧本雅明是"歐洲最后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并引用本氏的論斷指出"自由知識分子是一個滅絕的物種"。這就引發了我們的好奇：什么是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他們滅絕了又有什么關系？

我們還是從本雅明開始。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他試圖成為獨創一派的思想者和文學批判家。但是，好像活著的時候沒有獲得成功。而且，這種夢想帶給他的似乎只有厄運和早已預見的死亡。

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家境殷實，衣食無憂。但是，作為一個猶太人，幾乎從一出生他就感到了整個歐洲對猶太民族的排斥甚至仇恨。這種仇恨最終演變為"納粹主義"，并成為逼迫本雅明自殺的直接原因。（由于納粹的興起，使得本氏被剝奪了公民權成了"黑戶"，最后在流亡自由美國的途中自裁于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上。）同時，他也幾乎從一出生起就熟悉猶太中產階級為溶入歐洲氛圍而做出的委曲求全，并且旋即就發現了這種努力是不可能實現的絕望。但是，不是說到此本雅明就沒有了活路——事實證明，猶太人是殺不絕的。即便在當時，猶太人向耶路撒冷大規模移民的復國運動也已經開始了。不幸的是，本雅明整個一生中都沒有實心實意地接受這一運動。更為不幸的是，他受到了蘇聯的影響，開始半心半意地宣布自己信奉馬克思的觀點。然而，這種聲稱并不代表他真的接受了列寧、斯大林為領袖的社會主義集團。事實上，在1939年臨死之際，他才第一次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本雅明1926年考察蘇聯時沒有象布萊希特一樣移居蘇聯（他也沒有被蘇聯接受）就一點不奇怪了。另一方面，他贊同布萊希特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以及對猶太復國運動的同情，又使自己不能完全見容于遷居美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社會研究所"。這樣一來，蘇聯、德國、以色列和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批判主義，都不十分歡迎本雅明的加入。然而，正是為人所拒的落魄，才造就了本雅明獨樹一幟的思想和文風。本氏的思想深邃、龐雜，具有前瞻性。比如，他在《論語言》（生前沒有發表）中預見性地提出"物的語言存在"、"純粹語言"和"語言組成的統一運動"等30年后才開始流行的語言哲學思想；他的"歷史廢墟論"（"沒有一部關于文明的記錄不同時也是關于野蠻的記錄"）、"真理虛無論"（"真理拒絕把自己納入知識領域"）以及注重事物原型和微小細節（反對宏大敘事）的種種主張，和今天的后現代主義不謀而合。本氏雄心勃勃地想把文學評論"重建為一種文體"，極力推崇諷喻、格言式警句和純粹的引文（他曾計劃寫一本基本上由引文組成的著作），因而文風晦澀。而且，加上本雅明行文詭異，所以他的文章難于理解。所以，他申請教授資格的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被認為是不知所云。由于上述的原因，漢娜?阿倫特把本雅明劃為"不能分類"的作家。并且，他也根本無力確立起自己的學派——即自己給自己歸類。

再來看本雅明的生存實踐。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他似乎是一個基本無所事事、不求上進的廢物。的確，他一生也發表過幾篇文章，被稱為"作家"（當然不是什么""）。但是，他寫的東西不合潮流。因此，他獲得了博士學位，卻沒有能在大學里謀到一個飯碗。他一生都沒有一個職業，沒有一技之長。而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他又是極其失敗的，以至于不能養活自己，更不要說家庭了。然而，這么一個人，還有天生的好逸惡勞的惡習。他多數時間都在閑逛，好像在半夢半醒的狀態里徘徊，幾乎根本不考慮怎么去養活自己。剛開始，借口讀書，他伸手向家里要錢。家里指望畢業后他會正經謀生，就提供了長時期的資助。三十好幾歲了（他一共只活了48歲），他還和老婆（曾經也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孩子一起住在父母身邊，以免自己付房租（他也付不起）。他的生活，就只是關在房里思考，出了門就瞎逛。而且，似乎生來他就有一些貴族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收藏貴重的書籍。父母死后，他就只有離婚，免得連累妻小。最后，他只有去了巴黎——"閑逛者"的天堂。巴黎，也沒有給他一個位置。他沒有亨利?米勒的運氣，更加沒有后者"曲線救國"的媚俗。本雅明不明白：庸俗才是人的常態。巴黎的天空也只是附庸風雅的天空，否則它就會被眾人推倒。在這種尷尬情形下，本雅明還有心追求所謂的真正的愛情。不用猜，他對蘇聯戲劇家阿絲婭?拉西斯（其時她已婚）的傾慕只能是南柯一夢了。那么，如此懵懂，他除了死，又還有什么出路？沒有。正如本雅明評論別人時所講的，他是死于"不諳世事"。"不諳世事"者必死。同時代的海德格爾不是委身希特勒了？布萊希特不是投靠了斯大林？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后路。只有本雅明張皇失措，不知所終。但是，世俗生活的生疏和徹底失敗，保護了激情不被迅速磨滅，給了他用于"真正的思考"的時間和"靈韻"。所以，正是如此不諳世事，才造就了本雅明。然而，死后50年，他未曾想到自己成了被眾人研究和吹捧的著名人物。他的全集出了。許多人成了本雅明專家，以他的思想謀生。世人開始感慨他追求的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歷史要是能重演，這些人還是不會象他那樣生活。那么，這些死后的殊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象今天大談要見義勇為，譴責見死不救者一樣，在看到別人步入死境時，我們卻避之不及，只當是沒看到。從此而論，"即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許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在人民的心里，對牌坊的尊敬恐怕超過了憎恨。因為有了這么一個榜樣，我們就不能隨心所欲，在人前人后還得人模狗樣地活著，以免別人拿自己和榜樣對照而授人以打擊和誣陷的口實。

回到我們一開始就提出的疑問：什么是"自由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的自由，應該指的是一種獨立和準超然的社會觀察者和知識生產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時代的陳寅恪所言，知識分子應追求"獨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幫核心社會之外的看客，并時不時地吆喝幾聲，為社會給出一點批評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識分子不是高人隱者，不問世事；也不是文化戰線的同志，并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費的精神產品的個人作坊，或充當意識形態的擴音器。做隱者們實際上是被人間蒸發，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并且，隱者有無思想無可考證。（真正的隱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隱去思想。死后的流傳，即便非其本意，都是一種隱者的貶值。）就是有，只怕與世俗社會沒有太多的關系，不能為人民受用。而文化戰線的同志，工作主要是宣傳政策、教育人民、豐富文藝。自由知識分子搞的東西，人民不感興趣，因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貼近生活"；統治者也不感興趣，因為他總要罵罵咧咧的、不服管教（即使是為了社會更穩定、生活更美好、政治更鞏固）。所以，自由知識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們還是懷著滿腔的熱情在那里指手畫腳，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遺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識分子的關心外，這些"真正的知識"問津者少得可憐。總的說來，自由知識分子處于社會的最邊緣的部分，但從未打算真正從社會中出走，所以他們只能達到一種"準"超然的心態而不能真正超越。問題是，他們相信"超越"，并且要勸說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識分子沒有忽視了一個問題：也許，成為真正的野獸而不是超越，人們會覺得舒服。

蘇格拉底算是最有名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可以作為他們命運的一個象征。數千年來，他被奉為歐洲之師。柯拉柯夫斯基講的明白，"有一個人，所有的歐洲哲學家都拿他來認明自己，即使這些哲學家肢解了他所有的思想。這就是蘇格拉底，而一個不能將自己與這一典范人物相認同的哲學家，就不屬于這一文明。"但是，他卻被雅典的政治家和人民一道指控為不虔敬和敗壞青年，并被判處死刑。要強調的是，他的死與陰謀詭計毫無關系，而是根據民主和法制被判處死刑的。話又說回來，人民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他死，因此起初宣布他要是認罪就免除他的死刑，后來又對他學生收買牢頭以救出蘇格拉底的行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許，雅典人民只是想趕走他，因為他的聒噪讓他們心煩。剛開始，人民覺得還能忍受，后來就受不了了，甚至覺得自己遲早會被蘇格拉底吵死。更為奇怪的是，蘇格拉底不愿認罪或逃走，堅持要飲鴆而亡，因為他說是人民要他死的。問題是，他這樣支持和宣傳民主制，民主卻要了他的命。這讓我們不得不想起了《大話西游》里的唐僧，他們都是為了闡明真理，又都寧愿舍生取義。可是，唐僧也因為羅嗦讓人厭煩。還有人把蘇格拉底的死和耶穌的死相提并論，強調他們的受難性和喚醒人民的理想性。的確，蘇格拉底之死為數千年歐洲民主傳統連綿不絕作出了貢獻，而耶穌之死成就了數千年歐洲人民的信仰。蘇格拉底偉大，而他的死讓他更加偉大。由是觀之，由于對蘇氏的推崇和效仿，自由知識分子似乎如此被命定：活的時候被人民拋棄，死了才為人民所紀念，即"在死亡中勝利"。他們用自己的死對人民說：我講的絕對不是廢話，我可以用死來證明。言下之義是，"我又沒瘋，而且智商還很高，絕對不會為了廢話而死的，所以我講的都是金玉良言"。這樣看來，自由知識分子的存在包括他的死（作為一個最后的高潮）有一種符號象征的意義，隱喻著某種社會自身清醒和自我了解的欲望。話又說回來，他們的存在也許只有這樣的意義。那么，作為自由知識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可是，自由知識分子還沒珍貴到為他們人人樹碑立傳的地步。那么，為什么我們把本雅明之死和蘇格拉底之死一起討論，即為什么要對本雅明之死大發感慨？（本雅明死了很正常，不死才讓人奇怪。）原因在于：有人講本雅明是歐洲最后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然后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就要絕種了。所以，本氏之死還有絕種的標志意義。于是，我們就有必要議論議論了。

本雅明的時代，在西方，所謂又一輪"知識分子政治化"過程已經快進行到最后。其實，自從知識一產生，或者說知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各種力量就開始窺覷其生產權。作為專職的知識生產者，知識分子占有了相當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識生產權。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世俗權威、宗教權威都企圖收編知識分子，以控制知識。所以，所謂知識分子的自由，為當權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機會，這一收編過程就必然要發生。在古希臘，憑借其貴族地位和對奴隸的剝削，知識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識的自由生產。到了中世紀，由于基督教的異常強大，憑借其宗教特權的世俗化，知識分子的自由特權被沒收。我們可以把中世紀的情況稱為"知識分子宗教化"，經院學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啟蒙時期，宗教的力量開始削弱，知識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識的科學家又獲得了一定的自由，歐洲的知識分子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20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知識分子開始喪失了其獨立的經濟基礎，要靠自己的知識謀生，即必須受雇于某一階級（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另一方面，科學開始職業化，并且和政治牽連在一起（馬爾庫塞徑自指出：科學技術是一種意識形態），科學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學家、哲學家對人文科學基礎的追問，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極大的懷疑。人文學者無力為其知識的確定性辯護，因而知識的銷售成了極大的問題，不得不更加依賴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權。一句話，知識分子不得不附庸于政治。這就是"知識分子政治化"過程，也是知識分子失去其獨立自由地位的過程。本雅明試圖背離這一時代潮流，獨立于時代之外。他與各種主流思潮（猶太復國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批判主義）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以一種真正的研究態度看待它們。所以，他的死標志著這種努力的徹底失敗，同時也標志著"自由知識分子"隨著上述政治化而最后滅絕。這樣看來，自由知識分子只能在剝削的基礎上存在。當然，這種剝削可以為社會所承認，甚至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前提是國家和人民承認他們帶給整個社會的好處。也就是說，國家可以無償地養活一群知識分子，并給予他們自由，不給他們提出任何任務。而自由生產出來的知識，往往不會是毫無用處的。

對比西方，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僅僅在先秦時期才獲得了生存權。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上述政治化運動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說，自那以后，中國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識分子。到了后來，知識的解讀和生產更是基本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屬品。科舉制度強化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化傾向，并凝練出"學而優則仕"的教條。數千年來，政治對中國知識生產的絕對權威一直未曾松動。這也與封建大一統格局的穩定性緊密相連。所以，每到改朝換代，中國的學術、文化就異常的繁榮。典型的是兩晉亂世和"五四"時期。在這樣的時候，知識分子都嘗試擺脫政治的陰影，重新獲得自己的自由。然而，這種時期畢竟太短暫了，很快又恢復到政治的絕對話語權的統治當中去。相應的，知識分子的自由運動也就很快流產。

從上面看來，在自由知識分子的眼中，知識的銷售是不在考慮之中的，即知識的生產是純粹為了生產知識而不是為了獲得利益。當然，不考慮知識的銷售，并不必然導致知識的滯銷。因此，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庸俗化的傳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學院學者為純粹求真而投身學問的例子，也基本上絕跡了。對于學者，學問首先是一種職業。職業要獲得成功，銷售知識是極其關鍵的。在中國，論文、專著的數量更是與學者們的職稱和回報聯系在一起。于是，生產什么知識，學院學者是沒有決定權的。所以，利奧塔才有論斷：權力和知識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誰決定知識是什么？誰知道需要決定什么？當代社會是買方市場，知識市場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識權力似乎已經完全從知識分子手中讓渡出去，而轉移到購買者的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分子政治化過程就是知識市場化過程。這一過程無法避免，也無法回頭。因此，當有人引用尼采的論斷評價本雅明："他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我們要說，他的時代已經過去，已經成為遺跡。進一步分析，自由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何在？他們滅絕了又如何？這里需要討論一個前提：社會需不需要自我覺醒和自我了解？如果需要，社會就應該讓自由知識分子存在，因為只有他們才提供了真正的社會自覺的可能性。這是由自由知識分子特殊的邊緣地位決定的。沒有自覺，社會照樣在運轉。但是，作為一個行而上的疑問，這種運轉有沒有既定的規則和路線，并不能得到客觀性的驗證。如果社會發展的內在純粹的物質規則不存在，就需要我們自覺社會的發展軌跡，以引導它朝更健康、更符合人類理想的方向上前進。退而言之，這種規則存在，也需要人的主觀性的參與。馬克思就指出，社會的發展除了經濟基礎的作用，還不能排斥人的主觀能動性。（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應該也算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員。他為無產階級服務，是因為他的理論信仰，而首先不是受雇于無產階級。）那么，無論如何，人類對社會的自覺是有積極意義的。它能夠使特定的社會不至于墮落，偏離我們的理想。所以，在一個健康社會，自由知識分子不應該滅絕。從這個意義上，他們的滅絕反映了當代社會和中世紀一樣，出現了一些缺陷和問題。而這一缺陷的影響，也許暫時還看不出來。

另外，知識分子需不需要對自身地位的自覺？這一問題，應該要引起知識分子的關注。不懂得自身命運，還怎么去研究別人、研究社會？從這一點講，對本雅明之死，我們起碼需要一點基本的"兔死狐悲"的想法。本雅明死了，自由知識分子完了。按照辯證法，在某時某地，他們還會重生。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社會不能給自由知識分子一個穩定的空間，讓他們自由地發揮，而是一再對他們苦苦相逼？畢竟，在這個社會中，許多人群生存的合法性一樣沒有真正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