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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代人口的迅速增多，致使不少地方盲目墾荒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從而導致頻繁的洪澇災害。晚清學者梅增亮的《書棚民事》及魏源的《湖廣水利論》等都有關于長江流域這方面情況的生動描述。可惜他們的文章很少為時人所知，影響有限。華北地區農業開發歷史悠久，清后期眾多的游民涌進山區、牧區覓食墾荒，使森林植被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這種情況很快引起了一些在華西方人的注意。

1.西方人對山西各地水土流失狀況的報告

我國近代水土流失的情況各地史書都有很多的記載，但為外界所注意卻較晚，原因是鴉片戰爭前西方人在華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鴉片戰爭后，這種情況迅速發生了變化。中國頻繁的自然災害很快引起他們對有關原因的關注，其中自然包括水土流失。

1907年，有個叫梅耶（F.Meyer）的美國人受美國農業部的雇用，到山西五臺山地區收集耐旱作物種子和植物標本。那一帶森林破壞之嚴重，土壤侵蝕之慘景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這個異鄉人注意到，因為這個緣故，該地區水澇災害頻繁發生。因此，他拍了不少反映這種實際情況的照片，同時將這種情況報告給他的雇主——美國農業部外國作物引種處。他的報告很快引起美國國內的關注，1908年，美國總統羅斯福（T.Roosevelt）在國會上作的一個關于自然保護重要性的演講中，利用他和另外一些人拍的同類照片和相關的文字說明［1］，提醒美國人注意在中國發生的不注重自然保護的災難后果。要求大家保護森林，保護環境，以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1924年，受在山西大學執教的瑞典人新常富（ErikNyström）的約請和資助、曾在山西南部和中部作過植物調查的瑞典人史密斯（H.Smith），也對所到之處的自然環境惡化表示了震驚。他在“山西南部和中部植物學調查初步報告”一文中認為：“中國人缺乏長遠眼光，只知道追求眼前的最大利益，并由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樹木和木材值錢，他們就破壞古老的大森林而不顧及將來。目前，大部分山區都是童山濯濯，他們用火和斧子毀掉了森林。的確，與世界大多數地方一樣，這可能與政治敗壞相關。更糟的是，中國西北這里的土壤太輕而且氣候太干燥，起保護作用的地表植被一經破壞，表土立刻毫無遮攔地暴露在干旱和狂風之中。其結果必然是，這容易移動的表土隨風飄去，很快便是巖石裸露，除少數生命力強的植物外，不可能在其上生長什么東西。它將需要花數代人的耐心和辛勤呵護，去修復貪心和無知帶來的傷口，恢復被毀森林山地原先的蔥郁。由于沒有樹，這些山坡地不僅沒有用，而且對這里的村寨構成不斷的災害和危險”［2］。他的這番報告記述生動，記述了植被破壞后與土壤風蝕的嚴重后果，很快在中外學者中引起了關注。

當時很多外國的學者都在注意中國社會問題。一些在華的美國學者開始致力于土地利用問題與自然災害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其中，在南京金陵大學森林系任教的羅德民（W.C.Lowdermilk）是非常出色的一位。1922年—1927年間，他參加了國際救災計劃的工作。他在河南了解1920—1921年災荒成因時，黃河兩岸的泥沙淤積、遠遠高出兩岸的河床、靜靜的濁流以及黃河三角洲平原的農民與黃河這條巨龍抗爭的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給這位學者留下了終身難以磨滅的印象。他決定要調查來自上游的土壤侵蝕，了解造成如此嚴重的河道淤積的原因。通過周密的安排，他于1924和1925兩年暑假帶領李德毅、任承統、蔣英、沈學禮等金陵大學森林系的部分師生來到山西中西部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及它發源和流經的寧武、方山和沁源等地的管涔山、蘆芽山、綿山山區考察。他發現這些地方水土流失嚴重，并找出了其中原因。在此基礎上寫下了《山西森林濫伐和斜坡侵蝕》、《山西土地利用的變遷》等很有價值的論文。

羅德民的文章列舉了大量的事實，指出汾河流域的寧武等地區，由于人口的增多，導致人們不斷地向山地推進，用亂砍濫伐的方式破壞山坡森林植被，以擴大耕地生產所需的糧食。這種盲目的開墾，導致大量的山坡尤其是陡坡坡地失去自然植被保護而造成嚴重的環境退化。在雨季時，由于缺少植被的涵養，雨水沖刷裸露的坡地，地表徑流造成土壤嚴重侵蝕。坡地上溝壑縱橫，一條條小泥溝逐漸匯聚變成大溝渠，大量的耕種表土沖入河道，導致河流淤塞，河床提高洪流泛濫，平原地區土地、房屋被淹。與此同時，當地非常需要的河水也迅流而去。作為黃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水網溪流的含沙量已不堪重負，達22%。旱季來臨時，到處缺水，人們同樣面臨嚴重的災荒。由于表土的流失，新開墾的土地也很快在數年之內喪失了生產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通過比較當地寺廟周圍等森林植被保持良好的斜坡與植被被破壞而改造成耕地的斜坡土壤侵蝕，得出了耕作地段的土壤侵蝕是自然植被地段的數倍的數據，指出正是這種嚴重的水土流失使黃河變成“中國的悲哀”（China''''sSorrow）。

他不但寫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而且也攝取了大量的圖片。這些材料生動地反映了當地自然植被遭到隨意破壞，盲目開墾，土壤嚴重侵蝕，河流和農田水利設施為泥沙淤積所破壞，自然災害不斷加劇的客觀事實，并被作為一種慘痛的教訓在國外用于警醒世人。他還提出應該設法恢復森林植被，進行水土保持以減輕自然災害［3］。

在山西進行的調查告一階段之后，羅德民又在同處黃土高原并向黃河輸入大量泥沙的陜西省進行了同樣的調查，并發現了同樣嚴重的土壤侵蝕和河道淤積的問題。1927年，羅德民又與有關部門合作，帶領任承統等中國師生考察研究淮河流域沖塌及淤塞的原因。后來根據考察結果寫下了“森林地面覆被物影響地面流量土層滲透及土坡沖刷之試驗”，“淮河上游調查報告”等論著［4］。羅德民等人的工作對深化國人認識水土流失的成因及應采取的措施有一定的影響。

西方人在山西黃河支流及淮河等地的調查報告和相關研究，不論是對當時在美的留學生還是國內的農林學術界認識水土流失后果的嚴重性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西方人在我國北方其他地區的調查和相關工作

上個世紀前期，除上述山西汾河、滹沱河等地的土壤侵蝕報告對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外，當時還有一本名為《中國的森林樹種與木材供應》也使國人尤其是學術界對國內的自然環境狀況產生了極大的關注。此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肖（N.Shaw）的中國海關雇員，他根據西方人的有關調查和海關報告寫成上述著作。該書圖文并茂，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我國各地的森林狀況，其中也介紹了山西汾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嚴重情況。書中指出，原先森林植被的破壞，使雨季時由雨水沖刷而來的山坡泥土淤塞著河川和谷地。滔滔洪水沖毀建筑物、橋梁，毀壞良田。“在廢墟中，建筑物被齊腰掩埋。從前可以騎著駱駝通過的門洞，如今只能手腳并用爬過去。我們曾兩次行走過一座壯觀的石橋，它曾經橫跨在汾河寬闊的支流上，但如今它們雄偉的橋拱已淤塞過半，佇立在空曠的豆子和油菜地之中，猶如往昔繁榮的悲哀見證。自從該橋建造，已經有厚度達6m左右的被毀林地的表土沖積到河床中，溪流不再流淌林中的清泉，成為一縷細流或夏天的泥塘和雨季狂怒的洪流”［5］。上面這段文字非常生動地記述了汾河流域一些地區水土流失的悲慘境況。

書中對于山西附近的內蒙和河北的植被破壞和隨之而來的土壤侵蝕情況，也有深刻的反映。在這部分，作者利用了從19世紀中晚期開始，一些在我國華北等地長期進行考察和博物學收集的西方人搜集的資料。著作中特別提到河北北部原先作為皇家禁苑的“木蘭圍場”森林的破壞。他引述前人的資料說：“直隸北部是綿綿不盡的禿山，惟一保有森林的地方是圍場。它展示了華北大平原以外地區本來的風貌。但中國人很少留樹在這些山區中，因此，可能改變了當地的降雨狀況，如今大雨突降時，洪流沖刷著童山的斜坡，攜帶著大量的泥沙在平原上引發洪災和使土地荒蕪。（圍場）森林目前（1910年）只剩約1000km2”。但到肖編寫著作（1914）的時候，他說：“這個‘大森林’現今只剩下約250km2，但周圍還有森林植被良好的地段。然而，自從民國革命以來，對森林的破壞更加迅速，如果不采取保護措施，用不了多久，整個林區將被破壞殆盡。”［5,48］其后不久，又有一些西方學者指出河北北部承德、東陵等地的森林遭到迅速破壞，隨之而來的自然災害也在不斷地加重。

由于嚴重的水土流失，河流給人們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風沙也逐漸向內陸飛揚。肖在著作中這樣寫道：“其結果，人們飽受由‘中國的悲哀’（China’sSorrow即黃河）導致的舉世罕見的洪水之苦，沒有誰能說清楚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阻礙了這個國家的進步”。他還寫道：“在華北的北部邊陲，其氣候類型趨向于西伯利亞型或大陸型，其冬天的特點是有特色的沙塵暴，它由盛行的西北風從荒漠地區帶來。”［5,34］

其實，正如上面史密斯指出的那樣，山西干旱地區的土壤風蝕已經比較嚴重。西北部地區的植被破壞，使地處華北東部地區的北京的沙塵天氣也非常嚴重。有人這樣寫道：“北平的塵沙來頭大，是從蒙古戈壁大沙漠刮來的，來時真是胡塵漲宇，八表同昏。脖領里、鼻孔里、牙縫里，無往不是沙塵。這才是真正的北平的冬天的標幟。愚夫愚婦們忙著逛財神廟、白云觀去會神仙，甚至趕妙峰山進頭炷香，事實上無非是在泥濘沙塵中打滾而已”［6］。這段話非常生動地再現了當時沙塵對這一地區的威脅。

順便提一下，因為有感于氣候變得愈加干燥，加上一些西方人如斯坦因（A.Stein）等對長城附近農牧地區荒漠化不斷加重的描述，以及上述史密斯等人關于山西植被的調查報告，當時有個英國人認為沙漠正在侵入華北。他撰文指出：陜西的榆林、山西的北部和河北的北部都由于森林的破壞而明顯地存在沙漠南侵的情形。不僅如此，更為嚴重的是甚至南京等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也不時有自北而來的沙塵出現。而這種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在華北和西北的童山和荒地上多植樹才能解決［7－8］。他的這種觀點很快得到另外一些西方考古學家的贊同［9］。

值得注意的是，肖的著作也從正面指出森林對于防止水土流失和防風固沙的重要作用。書中指出：“在中國的滿洲（東北）的大部分地區，其氣候因現存森林的良化作用而相當宜人；然而由于這些森林正遭到砍伐，不妙的端倪已經呈現。因此，保護這里的森林是頭等重要的問題，這不僅出于維護木材供應的需要，也因為森林有涵養水源、減少蒸發，以及作為防護林帶等方面的作用。”［5,35］很顯然，他的這段話是富有說服力的。

除肖指出東北的森林具有的重要生態效益之外，當時對人們很有啟發作用的另一例子是德國人在青島的造林。1898年，德國人強占青島后，打算長期占領，見當地缺少林木，水土流失嚴重，于是采取措施，在島上進行大規模的植樹造林。同時制定了有關法規加以維護，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這種情況引起了國人的重視［10］。上述兩方面的例子對于國人，尤其是受過西方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投身到森林保護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倡導中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依據。

3．我國近代水土保持工作的發端

目睹當時國家災難深重，一批頗有責任感和試圖通過“科學”來救國的學者對上述西方人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羅德民同在金陵大學林科工作的林學家凌道揚，以及當時在農商部任職的林學家韓安等利用各種場合呼吁社會注意保護森林，做好水土保持工作。1917年，凌道揚在《東方雜志》發表了“論近日各省水災之劇烈缺乏森林實為一大原因”。同年，有學者在《科學》上發表了“中國無森林之慘苦”［11］，對肖的著作進行了介紹，以引起公眾的注意。接著于1918年，韓安在《農商公報》發表的“造林防水意見”中語重心長地寫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維聽主工者各自為政，不相統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修堤也，塞口也，枝枝節節，歲歲不休，河堤愈高，宣泄無由，故終不免于潰決也。”他闡述了水災消長原理，列舉了森林可增加樹冠截留雨水量及其蒸發量、入土量，減輕雨水沖擊力，減少流水挾沙力，延長冰雪溶解時期等。斷言只有廣植森林，才是預防水患之根本要途。他針對釀成北京水患的5條大河，主張首先對挾沙最多、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兩河，進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當局：“畿輔乃國家首善之區，防水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積極為天下倡。所望當今之執政者，憫洪水泛濫之創痍，定十年樹木之至計，毅然提倡，決然施行，將來京畿一帶，佳木蔥蘢，河海清澄，國家人民同臻利福。區區之愚，不勝大愿。”［12］表達了一個學者對國家建設的拳拳赤子之心。1915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得林學碩士的金邦正，在回國不久后也曾關注于國家林業的建設方面。在其任清華學校校長期間，曾向國人介紹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的宣講，以引起社會的重視［13］。

當時林學家的積極倡導，加上一些學者如韓安本身在政府部門任職，水土保持事業開始逐漸在我國政府部門被注意，一些具體的工作開始取得進展。

首先,可能是受羅德民等學者工作的影響，1930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傾斜地墾植辦法”。著名林學家陳嶸認為：“此舉為以森林防止災荒之良好計劃，已為各專家認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4］雖然在當時慌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辦法”不一定有多大的作用，但畢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接著于1940年初，當時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內工作的一些科技人員，針對治黃工作提出了防止泥沙問題，同時成立了一個林墾設計委員會來推動以森林防止沖刷，保護農田，攔蓄水源改進水利的工作。當時任林墾設計委員會總干事和常委的就是水土保持學者任承統。同年8月，林墾設計委員會改名為水土保持委員會。從此“水土保持”作為一個近代專用術語被正式加以使用。［14］同年10月任承統籌建了我國國內第一個水土保持試驗機構，即該委員會所屬的隴南水土保持試驗區［15］。

1941年7月，在當時的農林部林業司司長、林學家李順卿的主持下，中央林業實驗研究所成立，所長韓安是一個非常熱心于祖國林業科學和水土保持事業的人。這個所的工作也包括水土保持方面的內容。韓安和他的一些同事在水土保持方面做了不少很有意義的工作。其中包括1945年奉命接辦重慶歌樂山水土保持示范場。

1941年，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副所長鄧叔群離開重慶，前往甘肅蘭州，籌建西北工作站。他首先著手綠化蘭州南北兩山。設計出在蘭州南北山干旱地區采用“水平溝”造林的方案，為保持水土、保證較高的造林成活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6］。不久，他辭去上述實驗所的職務，應其校友張心一先生的邀請，出任西北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林業部主任。此期間，他最重要的工作和貢獻是根據生態學的原理，建立了科學經營管理森林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范例——洮河林場。

洮河是黃河的大支流，當時其上游的大片原始森林的經營機制非常落后，當地人常把森林的樹木賣給木商，木商定期將樹木砍光后，再放火燒山，然后墾荒，將土地還給他們。由于森林的破壞，造成黃河上游嚴重的水土流失。為了改變這種不良狀況，鄧叔群利用公司的資金，在洮河上游的卓尼買下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創辦洮河林場。制定出了一整套更新量、營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學經營管理制度，不但使當地的森林得到持續利用，而且對改善當地的環境條件和黃河上游的水土保持作出了重大貢獻［17］。

1942年，由于林學家的推動，農林部在甘肅的天水設立了水土保持實驗區。由傅煥光任主任。這個區面積130余hm2，包括沙灘、沙堆、坡地、溪溝等各種不同地形。先后進行過一些頗有成效的試驗工作。包括保土植物實驗與繁殖、坡田保土蓄水試驗、徑流小區試驗、土壤滲漏測驗、溝沖控制、柳籬掛淤示范和荒山造林試驗等［18］。1942年，當時已經離開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任承統以農林部專員的身份在這里協助工作。在傅煥光的領導下，這里逐漸形成了我國早期的一支水土保持科研隊伍［19］。當時已經擔任美國水土保持局局長助理的羅德民也曾到這個示范區指導工作。由于羅德民有工作在身，不便在華久留，于1945年返回美國時，帶著傅煥光和任承統到美國考察和學習水土保持工作。還特意推薦另一美國學者壽哈特（D.V.Shuhart）任中國農林部水土保持方面的顧問。

壽哈特來華后，在我國的西南的貴州、云南和華南的兩廣等地做約半年時間的調查工作。后來在重慶建了個小型的水土保持示范區。發表過“美國水土保持之實施及在中國進行之方法”、“珠江流域之水土保持”等文章。［20］上述兩位美國學者還在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舉辦過培訓班，培訓過水土保持人員20多人。［21］

上個世紀40年代，我國學者除從事小區的水土保持試驗和水源林保護工作外，還開始提出“三北”防護林的建設。葛曉東等林學者闡述了這項工程在改造環境方面的重要意義。分析了當時風沙危害的情形，以及國際上其他國家防風沙林營造后的效果，同時介紹了發展動態。另外，還對造林地區及其經濟狀況進行了分析，同時還對這個巨大的工程建設提出了科學的建議［22］。隨后，農林部林業司對此進行了規劃設計。擬在沿遼寧通遼經熱河赤峰、察哈爾多倫及新明[①]、綏遠陶林、包頭及東勝[②]、陜西榆林和定邊、寧夏磴口、紫湖及中衛、甘肅景泰、永昌、山丹和張掖而達酒泉和青海都蘭建設一條平均寬5km，長約5000km的防沙林［23］。

在林學家和生物學家的推動下，當時的農林部也逐步開始注意土地的合理利用方式。規定：

（1）土地坡度在15º以下者農墾，在15º—25º的用作牧場，25º以上的種樹。

（2）西北等高寒地區發展畜牧。

（3）各大河上游兩岸林牧為主。

（4）內地各省荒山植樹造林。

（5）各墾區如坡度太大，改農為牧。

（6）坡度大的地區，交通方便者，可以改作梯田，交通不便的地區，則以發展林業為宜。［24］

隨著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為人們所明了，相應的學術團體、組織也水到渠成地形成。1945年，一批熱心此道的學者在重慶的棗子嵐埡召開了中國水土保持協會成立大會。在會上，凌道揚、李德毅、李順卿、喬啟明、任承統、陳鳴佑等十一人當選為理事，凌道揚被推選為理事長［25］。從此，中國的水土保持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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