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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巴黎手稿》)中強調建立的“人與自然關系”是一種在實踐基礎上的相互依存的整體關系。表現在：第一，將自然置于基礎性地位——以實現“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和人類生存發展相統一。第二，對象化——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實踐性形式和辯證法。馬克思對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的強調，突出表現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這兩個問題上。馬克思的這種思想是一種重要的具有實踐性的生態哲學和美學思想。

關鍵詞：《巴黎手稿》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整體生態美學美學意義

有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美學的當展出現了某種轉型，即有從傳統的認識論美學向當代存在論美學發展的趨勢；生態美學的興起就是這種轉變的突出表現。什么是生態美學呢?有學者理解，“對于生態美學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的親和和諧的生態審美關系；而廣義的理解則是指建立一種人與自然、社會、他人、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走向人的詩意的棲居，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符合生態規律的當代存在論美學。”由此看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態美學的一個中心課題，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中心課題。生態美學追求的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整體，而放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生態美學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從人類中心的傳統的主客二分模式過渡到消解主客二分的生態現象學方法。故而，很多學者把生態美學的基礎認為是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西方現象學和存在論哲學流派。當然以上這兩者對生態美學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論基礎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

在當代中國美學的發展形態中，后實踐美學對上世紀80年代中國實踐美學的攻擊主要的方面是認為人“主體性”的過度膨脹使人與自然、人類的生態失衡。這確實也是實踐美學的弱點。后實踐美學如生命美學、生態美學提出的人類的生態整體關系論被視為是對實踐美學理論偏頗的一種反駁。但這并非如中國后實踐美學各派對中國實踐美學的指責那樣：中國實踐美學的“主體性”思維的張揚忽略了自然、使人凌駕于自然，這是馬克思的實踐論給中國美學帶來的負面影響。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實踐論并非是人凌駕于自然之上，他在強調入的主動性同時，還強調入對自然的受動性。其實，在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巴黎手稿》，下同)中已經存在著非常豐富的消解主客二分傳統思維模式的思想，這對生態美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深刻地闡述了對象化理論、人與自然統一于人類社會等思想，將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不可獨立、不可分割的整體，表現出了相當豐富的生態審美思想。

一、將自然置于基礎性地位——以實現“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和人類生存發展相統一

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確立必須以人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如果人的存在和發展得不到保證，那么談再多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都是沒有意義的和不現實的。因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實質上最終還是為了人的存在和發展，兩者本質上并不矛盾和沖突。那么如何確保人的存在和發展又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就成了一個問題。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非常強調自然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這種基礎性地位既要滿足人類的當下發展需要，又要考慮長遠的發展需要。我們認為，“自然是基礎”的觀念是我們維系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關鍵，也是符合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科學觀念。馬克思是在談到異化勞動時說到自然界的基礎性地位的，他說：“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這說明，自然界是人生活的基礎，是人的勞動得以存在的基礎，是人創造新世界的基礎。而馬克思的下面這一段話更進一步說明了這種基礎性的地位，他說：“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在這里，我們不得不驚嘆馬克思對自然對人的基礎性地位的論述的深刻性，他看到了自然界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對象，還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可以作為藝術的對象，“是人精神的無機界”。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界的基礎性地位不僅是物質生存上的基礎性，也還在精神生活上具有基礎性，自然界是人生命活動的對象和工具。這樣的思想是相當精辟的。因為自然界是人生命活動的對象，所以，可以說如果沒有自然界就不會有人的生命活動，也就無所謂人類社會。所以馬克思說，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

在《巴黎手稿》中，自然界對人的存在的基礎性地位還表現在人的受動性方面。人的主觀能動性活動受到對象的客觀條件的制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馬克思說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又說：“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參加自然界的生活。”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強調人的受動性，說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不能是無限制的、沒有約束的，必須以自然界及其客觀條件為基礎。

生命美學等后實踐美學對實踐美學的非難，實際上是因為實踐美學強調的人的“主體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受動性，被認為是導致了人與自然的主客二元對立。而事實上，這并非是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帶來的必然后果，正如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強調的自然界的基礎性地位并非必然導致了人與自然的二元分立那樣。相反，這種基礎性是在讓自然界成為人實踐活動的基礎和人類社會存在、發展基礎的同時，讓人認識到自然界的不可或缺，進而認識到自然界的重要性，以在探索人類未來發展的道路上讓人對其倍加珍視。盡管，在海德格爾德的哲學運思中，自然也處于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天、地、神、人之純一性的居有著的映射游戲”，顯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因而無法真正給自然一個明確的地位。這對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和人類的發展顯然是無法做到具有真正的實踐性和現實性。而馬克思把自然置于基礎性地位的思想，不但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拓展性實踐，而且顧及了人類長遠持存的生態整體意義。自然的基礎性地位要求我們要珍惜這些資源，要求人與自然之間要有一種和諧的關系，這樣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態美學意義。

二、對象化——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實踐性形式和辯證法

馬克思將自然置于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性地位之中，但自然不會主動地跟人發生聯系，要經過人的實踐活動，自然與人才會建立起一種現實的真正意義上的關系。那么人與自然是怎樣建立起具體的現實的聯系呢?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給我們的解答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是這兩者之間的辯證法。這種對象性關系并非只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并非認為人可以忽略自然界及其條件單獨地、任意地發揮主觀能動性，更不是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在這種對象性關系中，人與自然統一于人類社會及其實踐中，兩者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并非是二分而又對立的。

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認為對象化是人與世界的一種必然的存在關系：“一個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沒有對象，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一個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對象，就沒有任何存在物作為自己的對象，就是說，它沒有對象性的關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對象性的存在。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但是，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說一個東西是感性的即現實的，這是說，它是感覺的對象，是感性的對象，從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對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對象。說一個東西是感性的，是說它是受動的。”馬克思在這里蘊含的哲學思想是：任何事物都應該有它的對象物，對象性的存在物才是真正的存在物。對象性的存在物才是現實的、感性的存在物，才是“有意義”的存在物。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實質上是源于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主奴辯證關系”思想的啟發。黑格爾在其中認為，主人是因為有了奴隸才成其為主人，奴隸也是因為有了主人才成其為奴隸，奴隸是主人存在的前提，主人也是奴隸存在的前提。而這一思路在馬克思那里變成了主體與對象是對象性關系，兩者互為對象，兩者互為對方存在的前提，即對象是主體的對象，同時主體也成為對象的對象，他們是相互依存的存在關系。黑格爾一馬克思的這一哲學思想已經具有濃重的存在論色彩，甚至我們可以說它就是一種存在論。黑格爾一馬克思在這里的運思思路已經突破了笛卡爾以來過分張揚人的理性主體性而導致主客二分對立的思維模式。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對人“主體性”的哲學論證都是隱含著主客二分的思維。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思想的局限性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了。馬克思的對象化思想可視為是一種強調主客體互為對象、相互依存的整體性關系的思想，是對西方傳統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突破。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巴黎手稿》中的思路是：人與自然也是一種對象性關系。人與自然互為對象、互為關系，自然是人的對象才是現實的存在，人也是自然的對象。馬克思對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的強調，突出表現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這兩個問題上。《巴黎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問題并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對自然進行人工的改造、通過人類的活動使自然留下人類文明的痕跡，而是指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在馬克思看來，那種成為人的對象的自然界即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現實的感性自然界，那種自為的、不在人類的視野范圍內的自然界是抽象的、非現實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不是“真正的”自然界。正如馬克思這樣說到：“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作為自然界的自然界，這是說，就它還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隱藏的神秘的意義而言，與這些抽象概念分隔開來并與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無，是證明自己為無的無，是無意義的，或者只具有應被揚棄的外在性的意義。”所以，自然界只有成為人的對象即成為“人化的自然”才能成為有意義的、“真正存在的”自然界。因此，現實、感性的自然是無法脫離人而獨立存在的。

而人也更是無法脫離自然界，除了以上我們論述的自然界對人的基礎性地位外，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人類的實踐活動，自然界“產生”了人。正是在人類實踐活動基礎上形成的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自然界才創造了人并再生產人。馬克思是在談到人的感覺、人的美感的產生時談到這個問題的，他說：“另一方面，即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才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因此，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于非社會的感覺。只是由于人的本質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產生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所以，人的感覺包括美感不是先天客觀存在的，而是在人后天的實踐活動中、在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在與自然界的互動交流中、在人從自然界獲得自然性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界對人的生成”，是一種“人的自然化”。由此可見，自然界對人的生成、對人的感覺的生成、對人性的生成的作用可見一斑，不可或缺。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都表現了人與自然通過對象性關系建立起來的相互依存的整體關系。“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都是通過人類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實踐活動實現的。因此，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人與自然的血肉聯系和整體性是統一于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的，是統一于社會中的。只有在社會中，人才能實現與自然的真正統一。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

“自然的人化”更多地表現了人把自然界作為自己的對象，自然界成為了人的對象，“自然的人化”的過程是人“生產”現實的、感性的自然界的過程；而“人的自然化”則表現了在人把自然界作為自己的對象的基礎上，人也成了自然界的對象，人成了自然界生成的對象，“人的自然化”的過程是自然界“生產和再生產”人的過程。正是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這樣人與自然的具體的對象化形式中，人與自然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對象性關系。這種對象性關系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整體關系，這種整體性關系是建立在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基礎上的，并統一于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統一于人類社會。建立在人類實踐活動基礎之上的人與自然和諧整體關系是一種具有拓展性、能實現人的發展的和諧關系，是一種具有拓展性的持存，既關照當下發展又利于長遠發展。

三、馬克思“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啟示意義

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永恒主題。當今時代，人類與自然界的矛盾日益加劇。環境污染與破壞、自然資源由于被過度開發利用而出現短缺、各種自然災害頻發、由于爭奪自然資源人類不斷進行殘酷的戰爭，……每一個問題都是那么的重要和緊迫。那么，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如何實現人類在自然的大地上詩意地生存呢?這是生態美學要探求的主題，也是人類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對于這個主題，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生態哲學、美學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啟示，具有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對人與自然的和諧整體關系的追求可以以海德格爾所提出的“天、地、神、人之純一性的居有著的映射游戲”作為人類存在狀態的理想燈塔，那么這種現象學——存在論的理念也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精神引導。但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整體關系的真正建立不能僅僅在一個空泛的理念基礎上，其具體的實現路徑還需要我們不斷地去探索。海德格爾自己也說：“我并不知道這種思想如何‘實現’。也可能是，一種思想的途徑今天引向：無言，以求防止這種思想在一年之內被貶價賣掉。也可能是，這種思想需要300年，以求‘實現’。”“我全不知道任何直接改變世界狀況的道路，即使說這種改變根本就是人可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相比之下，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也同樣具有生態整體性意義，卻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

馬克思在這里給我們的啟示是：只有走向實踐，只有在社會中才能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實現人類的詩意生存。如他在《手稿》中認為的那樣，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甚至劇烈對立是由于異化的人類社會造成的，歸根到底是人與人關系的異化造成的。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在消滅了剝削階級和人與人之間異化關系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他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這樣看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本質上是社會問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只有解決了社會的問題、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才可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也只有這樣人才能詩意地生存于自然中。因此，我們的生態美學研究不能僅僅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還要關注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樣才是真正關注人的詩意生存，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生態美學的目標和價值。

總之，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把自然界看作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使人與自然通過對象化建立相互依存的和諧整體關系，這是一種具有實踐性的生態哲學、美學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態美學意義，我們應該做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