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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先生也許是現代新儒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之一。他身處臺港兩地，在政治上，批判現實，向往民主政治；在學術上，反對虛浮的學風，痛斥拿著西洋玩意壓制中國傳統思想的行徑。但是，我們切不可誤會，以為徐先生不過是一位只會罵人的雜文家。事實上，他的一切批判都源自中國儒家精神，而他所謂的儒家精神，并非道聽途說，乃是自己下過一番苦工夫后，從儒家典籍中體會出來的。照我看來，讀徐先生文章的快意，并非來自其批判的酣暢淋漓，而是來自他的學問的深湛。

在讀徐先生著作的過程中，有感于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理性地熱愛，對學術研究之嚴謹，對儒家思想論述之縝密，便有心探尋他的治學方法。經過一番努力后，終于寫下如下文字，但愿有助于理解徐先生思想、方法之一、二。寫作過程中，本打算用自己的語言敘述徐先生的主張，但寫來寫去，總不如徐先生自己的話明快有力，干脆大段大段摘錄徐先生原話。我想，這樣也有助于對徐先生的進一步閱讀。

其實，徐先生極不主張“懸空”地談方法問題，他說：“懸空的談，懸空的聽，實在沒有太大益處。”[①]因此，他建議治中國思想史者，“只有讀組織嚴密的思想性的著作，才能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邏輯教科書是沒有大用處的。只有讀論證精詳的考證性的著作，才能養成自己的考證能力，決不應僅靠方法上的說教。”[②]基于這個原因，徐先生像絕大多數中國傳統學人那樣，沒有化時間去創作大部頭的方法論著作。關于他的治學方法，只是在各種著作的序言中、在回答后輩的問題中、在某些演講中提到，把這些文字收集起來，細心閱讀、比對，徐先生治中國思想史的方法清晰可見。

一、治學的態度

徐復觀先生非常重視治學的態度。

論到思想史研究者的態度，他強調研究者必須有“敬”。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徐先生認為，“敬”的觀念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過度，這個過度發生在周朝。敬產生于憂患，而憂患則源自殷商時期的原始宗教。[③]那么，從思想史方法的角度看，“敬”又怎樣理解呢？徐先生說：“要使我們的實生活態度能適合于研究時態度，最低限度，不太干涉到研究時的態度，這恐怕研究者須要對自己的生活習性，有一種高度的自覺；而這種自覺的工夫，在中國傳統中即稱之為‘敬’。敬是道德修養上的要求。但黃勉齋稱朱元晦是‘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這段話便說明敬乃貫徹于道德活動、知識活動之中的共同精神狀態。在求知的活動中，為什么須要這種精神狀態？因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對于研究對象，作客觀的認定；并且在研究過程中，應隨著對象的轉折而轉折，以窮究其自身所含的構造。”[④]

總之，“敬”的態度就是尊重前人的思想，讓前人自己說話，說自己的話，而不是替我說話，說我要說而不能說的話。徐先生說：“就研究思想史來說，首先是要很客觀的承認此一思想；并當著手研究之際，是要先順著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隨著前人思想之展開而展開；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間所含藏的問題，及其所經過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懷疑、評判，才能與前人思想的本身相應。否則僅能算是一種猜度。這本是很尋常的事。但一般人在實際上所以作不到這一點，只是因為從各個人的主觀成見中，浮出了一層薄霧，遮迷了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清對象；或者把自己的主觀成見，先涂在客觀的上面；把自己主觀成見的活動，當作是客觀對象的活動。這自然就容易作出指鹿為馬的研究結論。此種主觀成見的根源，是因為有種人在自我的欣賞、陶醉中，把自己的分量，因感情的發酵而充分的漲大了，于是常常會在精神的酩酊狀態下看問題，也在精神的酩酊狀態中運用方法；所以稍微有了一點聲名地位的人，更易陷于這種狀態而不自覺。敬是一個人的精神的凝斂與集中。精神的凝斂與集中，可以把因發酵而漲大了的自我，回復到原有的分量；于是先前由漲大的自我而來的主觀成見所結成的薄霧，也自然會隨漲大部分的收縮而煙消云散，以浮出自己所研究的客觀對象，使自己清明的智性，直接投射于客觀對象之上。”[⑤]

徐先生還指出，對思想史研究者來說，敬與忠密不可分。“《說文》：‘忠，敬也’，無私而盡己之謂忠。因不曾無私而盡己，所以自會流于不敬；因為肆無忌憚，所以也自然會不忠于所事。忠與敬是不可分的。”[⑥]他又說：“知識分子‘忠于知識’，也和其他行業忠于自己的本行一樣，是很尋常的四個字；……忠有‘盡己’及‘服從’的雙重意義。朱子以‘盡己之謂忠，如實之謂信’解‘忠’‘信’兩字，意義深遠。”[⑦]

二、治學者的基本素養

徐復觀先生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研究中國思想史所需基本素養之一、二、三，但大約可以領會，他希望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具有兩方面的基本能力，一是考證能力，一是思考能力。

在徐先生的許多文章中，他毫不客氣地指出清人訓詁考據的弊端。令他擔憂的是，這種弊端一直流行于今日的學術界。他認為，當今中國學術界有兩大弊端。一是西化，用西方思想的結構來硬套中國思想史的材料，殊不知這兩者之間有著巨大差別。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遵循中國思想的規律，不應用西方思想的規律來衡斷中國思想的規律。徐先生用舞臺演出來比喻中西思想研究的不同。“我們與西方的比較研究，是兩種不同的劇場、兩種不同的演出相互間的比較研究，而不是我們穿上西方舞臺的服裝、用上他們的道具來比較研究。”[⑧]另一種弊端是重考據而輕思想。“清代考據，本是工具之學。但他們無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標漢學，以打擊宋明理學為快意，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沒了。”[⑨]這種風氣傳到近代自認為經驗主義者的手中，便把這種方法視為科學方法。“有一批自命頗高的人，標榜他們只搞考據，不沾義理，不沾思想，以保持他們的科學立場。”[⑩]徐先生稱這種狀況為“無思想地學術”。

但是，這并不表示徐先生反對考證。事實上，他非常重視考證的工夫。他不僅這樣要求人，自己也身體力行。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在細心考證的基礎上寫作出來的，其中，尤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和三卷本《兩漢思想史》為甚。只不過，在徐先生看來，考證的工作，只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始基”。[11]目的是要在考證的基礎上，闡發出前人的思想。他指出，“考據不是以態度對態度，而是以證據對證據。”[12]

徐先生的考證，并非鉆牛角尖似的考證，在他那里，考證包含有三個層面。“在治思想史中言考據，必然地向另外三個層面擴展。”“一是知人論世的層面。……古人思想的形成，必然與古人所遭遇的時代有密切關系。上面兩種關系，總是糾纏在一起，把這種關系考據清楚，是解釋工作的第一步。”

“其次，是在歷史中探求思想發展演變之跡的層面。不僅思想的內容，都由發展演變而來；內容表現的方式，有時也有發展演變之跡可考。唯有能把握到這種發展演變，才能盡到思想史之所謂‘史’的責任，才能為每種思想作出公平正確的‘定位’。”

“第三是以歸納方法從全書中抽出結論的層面。在此一層面中，首先須細讀全書，這便把訓詁、校勘、版本等問題概括在里面。我不信任沒有細讀全書所作的抽樣工作，更痛恨斷章取義、信口雌黃的時代風氣。仔細讀完一部書，加以條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貫通、左右比較，尚且不一定能把握得周到、真切，則隨便抽幾句話來作演繹的前提，盡量演繹下去，這只能表現個人思辨之功，大概不能算是為學術做了奠基工作。”[13]

徐先生的考證與他所批評的清人訓詁考據之不同，就在于他強調思想，而思想的基礎則是思考力。論到思考力的培養，徐先生主張多讀西方哲學著作。他說：“思考力的培養，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較之讀線裝書，得來比較容易。我常常想，自己的頭腦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塊砥石。我們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來分解我國思想史的材料，順著材料中的條理來構成系統；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種哲學的架子來安排我們的材料。”[14]

由考證所得到的是真實的材料，由思考所得到的是思想（或哲學），二者之間，是局部與全體的關系，“因此，由局部積累到全體（不可由局部看全體），由全體落實到局部，反復印證，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行方法。”[15]這里所謂的“局部”，指是的研究對象的具體材料；所謂的“全體”，是指對研究對象思想的整體把握。要能夠從整體上把握研究對象的思想，研究者必須有哲學的素養，也就是說，思想史的研究，是一個具有哲學素養的人，去研究一個同樣具有哲學素養的他人的思想。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徐先生表現得十分小心。他首先指出，“我主張個人的哲學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學思想史，應完全分開。可以用自己的哲學思想去衡斷古人的哲學思想；但萬不可將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學。”[16]但同時也指出了這中間的矛盾以及解決的辦法。“這里便遇著一個難題，沒有哲學修養，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學思想？有了哲學修養，便會形成自己的哲學，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學與古人的思想作某種程度的換位。在這種地方，就要求治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來的自制力。對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學思辨上立基。”[17]

三、中西思想闡述之不同

思想闡述的方式，往往是決定研究者采用何種方法的關鍵。中國思想家闡述思想的方式，與西方思想家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別。因此，完全照搬西方的方法，對于研究中國古人思想是非常不適宜的。關于這一點，徐復觀先生亦有所論述。他先指出中西思想家闡述思想之不同：“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結構，常即表現為他們的著作的結構。但中國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識的以有組織的文章結構來表達他們思想的結構，而常是把他們的中心論點，分散在許多文字單元中去；同時，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關涉到許多觀念、許多問題。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語錄中，是專談某一觀念、某一問題；但也常只談到某一觀念、某一問題對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須要說明的某側面，而很少下一種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義或界說。所以讀的人，不僅拿著一兩句話推論下去，常會陷于以偏概全，容易針對某一具體情況的說法，當作是一般性的說法。”[18]

然后又談到中西思想家思想方式之不同：“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為主；思辨本身，必形成一邏輯的結構。中國思想家，系出自內外生活的體驗，因而具體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體驗經過了反省與提煉而將其說出時，也常會澄汰其沖突矛盾的成分，而顯出一種合于邏輯的結構。這也可以說是‘事實真理’與‘理論真理’的一致點、接合點。但這種結構，在中國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潛伏的狀態而存在。因此，把中國思想家的這種潛伏著的結構，如實的顯現出來，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務，也是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為困難的任務。”[19]

中國思想家的思想，源于生活實踐，與希臘思想家源于自然不同：“一個人，想把自己的體驗與觀察構成理論，必須經過抽象思辨的歷程，始能用語言表達出來。但由周初所開始的人文精神，認為人的行為決定一切，所以偏重在行為實踐上用心，不向抽象思辨方面去發展。古典中，凡是言與行對舉時，總是重行而壓低言在人生中的意味，這在《論語》中最為明顯。所以在以抽象言語表達思想時，也不像希臘系統的哲人樣，窮思辨之所至，以構成理論的格局。但此種格局愈高大愈深邃，其離具體的人生、社會也愈遠。”[20]

正因為中國思想家有這些特點，研究思想史的人才需要下更多的“笨工夫”，將某一思想家的各種觀點、問題從他的文章摘錄出來，進行分析、比較，進而歸納出他的思想脈絡。

四、結語

根據上述梳理，我想徐復觀先生所主張的治中國思想史的方法已經躍然紙上。從根本上說，他的一切方法都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即，你的研究是古人的思想，還是你自己的思想。

從具體研究的操作層面來看，徐先生主張先認真研讀古人的文章、著作，從其文章、著作中總結出思想核心，這個核心必須是貫穿于研究對象全部思想的概括。然后，以這個核心為基點，一步一步地理清他的思路，找出他的思想架構。徐先生以孔子研究為例，講了他的具體研究步驟。“我的解釋方法，是綜合融貫了他（孔子）全般的語言，順著他的思想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精神，加以合理的推論，將古人所應有但未經明白說出的，通過一條謹嚴的理路，將其說出；這是治思想史的人應該做的工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