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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生命歷程研究最近在國內成為新的研究熱點。本文簡單回顧了1960年以來生命歷程理論的發展脈絡，首先澄清了生命歷程與生命周期以及生活史研究的關系，其次著重介紹了生命歷程理論的時間觀,提出軌跡、年齡、轉變等時間概念不僅直接體現了生命歷程理論的創新之處，還是其研究范式的重要基礎，而國內有關研究還需要在這方面做進一步的思考與拓展。

關鍵詞：生命歷程時間觀本土化

自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以后，以美國埃爾德（Elder）教授為代表的生命歷程（LifeCourse）研究在國外得到了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關注。1999年，李強等人第一次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對有關理論和方法的介紹以后，國內社會學、心理學、人口學領域都相繼涌現出了不少關于生命歷程的研究和著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一種嶄新的視角。但我們也注意到，其中部分研究存在這樣一種傾向，似乎所有與社會事件有關的分析都可以冠之為“生命歷程研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實際上是對生命歷程理論的一種誤讀，事實上，生命歷程理論的創新和生命力的集中體現應該在于其時間觀，以社會事件來簡單地概括難以真正體現其精髓所在。為進一步促進對有關理論的理解和研究，本文將著重從時間觀的角度來分析生命歷程理論的實質與內容。

一、歷史繼承與揚棄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生命歷程并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等于生命周期（lifecycle）或生活史（lifehistory），這兩種研究是生命歷程理論出現之前就存在的研究思潮，對生命歷程理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后者與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對生命周期概念的反思

總體來說，生命周期是將生命視為一種隨個體或組織的發展，社會關系或角色的不斷轉換循環的過程和階段。不同的研究領域對生命周期有不同的界定，如人類學領域，田野研究提出的生命周期是指從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階段；家庭研究領域，生命周期是指一系列根據家庭結構與規模變化劃分的父母階段；心理學領域，則強調按自我同一性的發展來劃分不同階段。

對社會角色的重視是生命周期理論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某一階段穩定的角色關系會給人們提供方向和規則，將個體鎖定在一系列社會期望和非正式的支持之中。這種鎖定帶來的責任感保證了人格的穩定性，同時也保證了個體生活的穩定，使各種危險與意外的可能性最小化。如國外學者（Robins，1966，轉引自Elder，1998）研究證明，一個有行為問題的兒童，如果在成人后找到一個品性端正的伴侶，其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與這位伴侶的結合實際上就起到了鎖定的作用，能為個體的發展提供一種穩定的社會角色和情感支持。

生命周期理念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重視世代的概念。出于對繁衍和養育等成熟過程的關注，生命周期偏好從不同世代的轉換來分析個體的社會階段，如祖輩、子輩等角色的變化等等。它認為從新生兒到逐漸成熟，到社會化為成人，再到繁衍下一代，實際上就是一個代際更替的過程，生命周期中社會階段的變化也因此具有了一種不斷重復的特征。

總體來說，生命歷程理論非常贊賞生命周期理論所采納的關系或角色的視角，并將其視為自己理論的重要出發點，但同時也認為圍繞世代展開的生命周期概念存在下列諸多不足：

第一，生命周期致力于尋找人類共同的階段模式，這種模式化思維將人類生命及其發展簡單化、統一化，限制了對生命的多元性和豐富性的發現。如結婚、生育和養育等家庭生命周期只適用于傳統社會的普通人，卻不能用于解釋當代社會中大量出現的未婚、未育以及多次離婚的個體的生命軌跡。

其次，生命周期無法解決多重角色的問題。每個人通常都在同一時間扮演多個角色，如一個人可能同時是妻子、母親和雇員，這種同時性的角色扮演不在生命周期的思考范疇之內，相應，它也無法探討多重角色的管理與協調，如家庭角色與工作角色的互相支持或沖突。

最后，生命歷程對生命周期理論最重要的批評在于，生命周期概念對時空位置與重要性不敏感。世代這一術語不包含時間性的維度，上一世代的成員并不一定是擁有共同歷史位置的人，如父輩世代的出生年代可能上下相差近30年。時間跨度越長，同一世代的歷史體驗差異越大。如就現階段的中國人群體而言，中年世代可能出生在50年代，也可能出生在60年代，而這兩種時間點出生的人雖然屬于同一世代，他們所經歷的社會事件已經大為不同。從此角度出發，世代的概念顯然無法提供一種將人類生命與社會變化相聯系的精確方式。

僅關注新舊角色帶來的身份變化，對貫穿畢生的時間過程、歷史時代或地理位置毫無介紹，就無法去尋找一種個體生命與社會的聯結點。從這類存在時空局限的研究視角出發去判斷，人們可能認為無論在兒童期還是老年期經歷生老病死，在20歲還是50歲發生家庭解體，在職業生涯的開始還是終點失業都沒有差別。然而，事實證明，時空記錄在所有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受著社會時間表、年齡規律以及年齡段身份的制約。這也是生命歷程理論最為重視的方面，我們將在后文著重闡述。

（二）來自生活史研究的啟發

生活史研究最早出現在1918-1920年，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早期代表托馬斯（W.I.Thomas）和茲納涅茨基(F.Znaniecki)發表了五卷本的《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這一研究突破了史學界傳統上的英雄史觀，從“普通人”的失業、貧困、移民等問題入手，“自下而上”的書寫歷史，并完全改變了社會學界學院派的研究思路。該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反對用“社會普查”堆積的數據和偏于道德說教的“常識社會學”（common-sensesociology），采用了一種嶄新的“生活研究法”（thelifestudymethod）。具體而言，就是注重收集有關研究對象生活經歷的文獻，特別是信件、報紙等“活材料”，讓外來移民講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注重讓材料本身說話而不是由作者對這些材料進行解釋和分析。

李強等學者把生活史研究視為生命歷程理論的代表，但事實上生命歷程理論與生活史研究的差異還是很大：首先，生命歷程理論對托馬斯等人的研究最欣賞之處不在于其所采用的開創性的文獻方法，而在于其無意中將移民和年齡結合起來進行的思考（埃爾德、葛小佳，1998）。移民們在一個只存在于記憶中的世界完成了社會化，成人之后卻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這些個體的發展和適應中，他們所離開和進入的社會的“發生路線”(linesofgenesis)完全對立，社會角色的基本順序也完全不同。其次，生命歷程理論認為，雖然生活史學派在研究中不自覺地運用了社會或歷史時間概念的一些雛型，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研究還未能做到根據出生時間信息來確定和比較波蘭農民所處的歷史年代，沒能將生活變遷與特定的年齡段相聯系，也沒有分析年齡在適應中的意義。而這些概念卻恰恰是生命歷程所特別關注的重要內容。故某種意義上，只能說生活史研究給生命歷程理論的提出帶來了不少啟發，但還不足以作為生命歷程學派的典型代表。

(三)對畢生發展理論的發展

生命歷程理論的提出者埃爾德本人是一位跨領域的研究者，既是兒童心理學家，也是社會學教授，這種理論背景決定了生命歷程概念不免受到心理學發展的影響。畢生發展理論即是對他這一理論影響最大的心理學思潮之一。所謂畢生發展，簡言之就是認為個體發展不僅限于兒童，也是貫穿一生的過程。生命歷程理論對這一學派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1)畢生發展是個體終生適應過程的結果。

(2)發展是特定時間地點的產物。

(3)依賴期（如兒童青少年期和老年期）成熟的影響最為明顯，但獨立期（成人期）中，歷史和偶發事件的影響就大得多。

(4)雖然生物資源在個體的整個生命期是不斷下降的，但像經驗這樣的可積累的文化性資源卻可能增長。

(5)畢生發展促成了“選擇”、“最佳化”和“彌補”等機制，使個體所獲得的最大化，所喪失的最小化。

生命歷程理論吸收了畢生發展觀的精華，主張個體的發展橫跨一生，并強調個體在自身發展和生命歷程的社會構造中的主動性，但畢生發展理論的不足在于未能將社會結構作為一個構造因素整合進個體發展的框架之中；另外，歷史因素也被忽略。總之，畢生發展是一種帶有普適性、規律性的理論，大部分停留于個體水平，還沒能綜合體現歷史、社會、個體三種水平對發展的影響因素。

60年代，隨著埃爾德本人的努力，畢生發展思潮被吸收到生命歷程的概念中來，并開始融入對年齡的最新理解，建構起了生命歷程最初的理論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不僅畢生發展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生命周期和生活史這兩種理論傳統的可貴處也得到了繼承，一方面生命與畢生和世代相聯系，另一方面變遷社會中各種事件和社會角色的年齡序列也出現了，這些都是生命歷程框架的時間觀的表現。在第二部分中我們會對這種時間觀的有關概念、內容和機制進行深入探討。

二、生命歷程時間觀的基本概念

要理解生命歷程理論的時間觀，首先要對什么是生命歷程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所謂生命歷程，用埃爾德自己的話說就是，“個體在一生中會不斷扮演的、社會規定的角色和事件，這些角色或事件的順序是按年齡層級排列的”。顯然，這是一種基于個體水平的定義，但埃爾德同時也認為：“年齡、成長和死亡這些生物意義在生命歷程中是由社會建構的，年齡層級表達的也是一種社會期望。”顯然，生命歷程理論極力尋找的是一種個體與社會的結合點，它試圖找到一種將生命的個體意義與社會意義相聯系的方式，而時間維度是尋找這種聯結的重要方向。

（一）軌跡概念：個人生命歷程中轉變與延續的痕跡

軌跡（trajectory）、轉變（transition）、延續（duration）這三個時間性的概念都是有關個體生命歷程動力的長期或短期觀。

軌跡指畢生發展中的某一實質上相聯系的社會或心理狀態，這種具有跨時間性的傾向或行為模式可能轉變，也可能持續，所以，軌跡實質上是一種長期概念。在個體身上，軌跡可以表現為某種延續很長時間的社會角色，如子女或父母、下屬或領導等等。

轉變則是一種短期觀，描述了各種狀態的變化，如孩子從依賴發展到獨立或心情從憂郁轉為開心等。轉折點對于轉變非常重要，代表了一種方向的變化。

延續是指相鄰的轉變之間的時間跨度。延續的時期可長可短，取決于當時所處的情境自身。而且延續的時間越長越可能導致相應行為的穩定性上升，如婚姻持續時間越長越穩定，因為婚后共有財產之類的物質障礙隨時間而增長。

轉變和延續都是軌跡的元素。轉變往往以入學、畢業這樣社會規定的事件為標志，并在很短的時間里發生。每一次轉變都嵌套在一定軌跡中，代表著一定角色的建立和喪失。所以，工作變動是職業生涯軌跡的核心，新生命誕生是撫育行為軌跡的標志，每一關鍵性的轉折點都會給軌跡帶來一種方向的變化，并在個人身上留下了社會影響的烙印。

而延續是軌跡的主要構成部分。在分析某一行為或傾向為什么延續時，研究者經常喜歡從社會層面上去尋找其原因，但這種解釋往往不能自圓其說。如一份有關貧困的縱向研究（Bane，1986，轉引自Elder，1998）提出，出生于貧困或單親家庭會增加各種行為問題的風險，并認為這種不利影響會像魔咒一樣持續40年，但事實上大部分弱勢家庭的孩子在條件改善之后，行為問題都很快改善。另外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亞利山大（Alexander,1988，轉引自Elder，1998）關于學生留級現象的調查：入學一開始就留級的孩子在以后的學習中往往都表現得很糟糕，而高年級才留級的孩子則能很快從中吸取教訓，改善學習。所以，在作橫斷研究時，不能簡單地將行為問題的原因歸于社會、家庭或者上面提到的留級事件，應該結合轉變點所處的個人生命時間位置，來綜合評價和解釋他們某一種行為持續的原因。

但最近不少關于中國社會生命歷程的研究，都忽略了上述概念，在研究中不太注重把社會、歷史層面因素與個體層面相結整合，表現為過分強調社會原因，不關心個人因素。如周雪光等人1999年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發表的對下鄉知青的研究，出于對社會分層的關注，研究者非常強調社會出身的影響，4個自變量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社會出生、單位性質和地區差異等社會性變量，卻沒有包含任何個人生命時間的信息。凱文(Chen,1999)等人在對該研究高度肯定之余也很疑惑，為什么“下鄉”事件并未如預期的一樣對知青的生活產生很大影響？我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個人變量，將個體完全視為社會事件的被動承受者，沒有進一步開展相鄰出生組和地域差異的研究，所以當然很難發現行為的異質性。這種社會分層視角實際上仍舊囿于生命周期的角色觀，希望以單一的社會屬性來分析人的豐富性，當然就很難真正實現生命歷程個人、社會、歷史“三位一體”的研究范式。

那么，研究怎樣才能真正實現“三位一體”？軌跡、轉變和延續這一系列概念為用生命歷程解釋個體層面的行為、過程及其原因提供了基礎。在此基礎上，生命歷程理論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關于個體發展的概念體系，提出個體生命中的轉變效應和連接機制，并作了有關動力學的分析，從而奠定了生命歷程學派在心理學界的地位。但如果僅限于此，生命歷程理論很難具備社會性和宏觀性，也很難在人口學、社會學乃至歷史學都產生巨大影響。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會進一步圍繞“三位一體”的問題展開討論。

（二）年齡概念：個體生命、社會文化與歷史背景的聯結點

生命歷程提出的“年齡”概念對于理解上面的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一概念本身就跨越了個體層面，體現了一種從微觀到宏觀、再到縱向的空間里對事件和角色等生命歷程軌跡的建構。

首先，生命歷程理論解構了生物學意義上的年齡概念，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從社會和心理的角度對年齡進行多元化的分析。簡單地說，它從生命時間、社會時間以及歷史時間三個角度對年齡重新進行了思考。

生命時間是指實際年齡，代表個體在自身發展中所處的位置，即生命周期的階段。這個維度符合人們日常概念中的年齡。但如果僅僅按生命時間劃分群組，就很難用社會或歷史因素解釋群組之間的差異，也無法發現生命與時代變化的聯系。

社會時間，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當時間。以“家庭時間”為例，社會時間通常是指個體離家、結婚和生育的恰當年齡。社會時間的概念充分反映了社會文化因素對個體發展的實時影響，與生命周期和生命階段的概念有密切聯系，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詳加闡析。

歷史時間指出生年份，代表個體在歷史中所處的位置。這一時間概念強調的是把個人置于一定的歷史情境中，由此出發去關注歷史事件和環境對人的影響。

國內學者劉精明（1999）曾將埃爾德的“出生組”（CohortGroup）視為一種與周雪光的歷史時期分析相對立的研究傳統，認為只關注固定的“出生組”會導致對其他“出生組”的忽略。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對出生組概念的一種比較片面的理解。所謂“出生組”指在相同歷史時間出生的一代人，相鄰出生組是指出生歷史時間相近的兩組或更多組的人群。埃爾德認為只有通過對相鄰出生組的分析，才可能找到歷史變化與生命歷程的聯結，所以無論是在對大蕭條還是中國的研究中，他一直都非常關注相鄰出生組，希望從經歷了相同社會事件的不同生命軌跡中找到歷史的痕跡。如他在研究中發現奧克蘭地區大蕭條早期(1920-1921)出生的青少年群體在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已經獨立，因此貧困對他們的影響不大，相反還磨練了他們的抗挫折能力；而晚期(1928－1929)出生的孩子，貧困使他們的教育和生活資源嚴重受損，以至影響到成年后的發展軌跡。在此基礎上，埃爾德提出經濟剝奪對大蕭條早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青少年影響各不相同：雖然這兩個不同出生組都在青少年這一生命時間承受過大蕭條的沖擊，但歷史時間的不同使他們所經歷和體驗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不同。

生活史研究之所以與生命歷程理論還有一定距離，就因為它雖然提出了年齡與移民的關系，但對年齡的思考還停留在日常的層面，還不能從生命、社會、歷史三個維度對其進行分析，故也還談不上分析歷史背景對移民生活的影響。用埃爾德（1998）自己的話來說即托馬斯的波蘭農民研究“沒有按年齡和歷史背景來區分出生組，也沒有按移民時的生命階段來進行分析……將世代和血緣分析置于一個完全抽象的非現實空間”。事實上，不少從社會分層角度出發的研究都很容易忽略出生組因素，希望從社會變遷中找到一種對所有群體產生同樣影響的力量，劉精明（1999）關于入學模式的研究應該說較好地考慮了不同子群體所承受的不同影響，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卻沒有按年代對不同風險組(出生組)的權力影響進行討論，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

僅僅基于群體層面的理論思考，往往難以找到個體生命與時代變化的聯系點，也無法用數據來解釋為什么同樣社會或歷史條件下會出現個體發展差異。群組也因而成為一個沒有任何因果聯結信息的“黑箱”，只能以思辨代替科學解釋。針對這種局限，生命歷程理論提出了年齡的三種時間維度，強調通過不同歷史時間中的出生組進行群組內比較，討論歷史變遷的影響，并借社會時間的維度進行社會文化分析。這樣就以年齡概念為核心兼顧了個體、社會、歷史三種層面，不愧為方法論上的一種創新。下面我們將著重對生命歷程時間概念的社會屬性做進一步的介紹，從三種層面分析生命歷程對于社會學研究的意義。

三、恰當時間：一定時空中的社會與生命

社會科學領域對個體的關注有兩種思潮：心理學主要強調微觀水平上個體的功能與發展軌跡；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主要關注宏觀水平上不同領域的社會影響與外部動力。很少有研究在對個體進行研究時能將宏觀與微觀相聯系，領域與領域相溝通。生命歷程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在多個水平上，聯合多種領域開展研究。前者如埃爾德本人對大蕭條時間兒童發展的研究，后者如羅斯（Rossi，1980，轉引自Elder，1998)等人對個體職業體驗和婚育模式關系的研究。而生命歷程研究這種跨水平跨領域研究的重要基礎，則是其提出的四大范式：一定時空中的人類生命、生命的恰當時間、互相依賴的生命、選擇和行動中的人類主動性。其中，“恰當時間”原則突出了年齡、轉變以及時間三者之間的關系，是生命歷程時間觀的集中體現。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將對該范式原則及其相關理論進行深入討論。

所謂“恰當時間”（Timing），具體含義如下：1）首先它是一種以年齡層級的概念來對一生中社會角色和事件進行組織的方式；2）同時它也是一種以恰當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種變化的過程；3）另外，它還反映了個人生命歷程和歷史的位置（Elder，1998）。李強（1999）在有關介紹中曾將“恰當時間”原則譯為“時間性”，我們之所以采取新譯法，主要原因是“時間性”的說法過于模糊，無法反映出其暗含的社會路線、個人路線以及發展路線等多層面的含義。

事實上，生命歷程理論試圖通過“恰當時間”原則建立起一種將社會需要與個體生命歷程軌跡結合的視角。它既是一種組織方式，也是一種過程和位置。要真正理解恰當時間，必須首先對社會路線和個人路線的概念有所了解。

(一)社會期望：生命的社會時間表

恰當時間原則的第一層含義——“一種以年齡層級的概念來對一生中社會角色和事件進行組織的方式”，代表的實質上是一種社會期望，類似于前面提到過的年齡的社會時間。如瑞里（Riley）等人提出的“年齡層級模型”和紐加頓（BerniceNeugarten,轉引自Elder，1998）的標準時間表，都反映了人們對有關事件發生或生命階段起始的年齡期望。理論上，這種年齡期望說明了社會所規定的人生主要變化發生的適當時間，如入學、生育以及退休，并以序列的形式表達出整個社會文化對個體發展方向的一種規定。

簡單地說，這種年齡級別或序列可以視為一種具有明顯時間特征的公共意義或社會路線。如就業和退休年齡、結婚和離婚年齡，求學與畢業年齡等等。從這個角度去看，社會路線有明顯的約束性，因為大部分都是由立法機構之類的社會機構確定的。有學者因此提出，“社會機構扮演了一種分類者的角色，將個體的轉折點標準化，把個人的生命階段變為獨斷式的公共事件，成為一種‘公共生命歷程’”（Buchmann，1989，轉引自Elder，1998）。時期下鄉知青下鄉和回城時間點的規定，就是這種社會意志的極端體現，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這種約束性不僅體現在社會機構的規定上，還體現在經濟、家庭、教育、職業等種種社會文化領域的限制上。如由于居住條件和社會經濟水平的限制，以色列在二戰后實行的集體托兒體制（KIBBUTZIM集體農莊），為孩子的成長確定了一種特殊的個人路線；再如大部分工業國家中，教育機構為個體設計了統一的、根據年齡和活動安排的結構化時間表，留級、晚入學等等脫離了這個時間表的事件會對孩子未來的道路產生不良影響；職場情況也不例外，年齡級別與職位提升的關系密切，什么年齡能升到局級，什么年齡能升到廳級，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企業中也有類似的“玻璃天花板”。

簡而言之，從微觀到宏觀，每一種水平都會存在相應的社會路線制定者和調控者。在個體水平，調控者可能是朋友、雇主、或者父母；在地區水平，可能是當地社區、學校；而宏觀水平社會路線的最終決定者可能是國家或者政府。“不同的社會機構和組織對生命歷程進行年齡分層，每一水平的控制代碼都對生命歷程發展產生影響，監督并促使個體符合一定的社會路線”（Sameroff，1996）。根據即定的時間表，人們可以知道各種行為是否適時，社會的發展也因而保證了穩定與持續。所以說，恰當時間的第一層含義實際上強調了作為社會文化模式集中體現的社會路線的意義。

（二）個人路線：個人主動性的體現

但另一方面，從生命時間和歷史時間的角度出發，生命歷程理論也反對將社會路線視為個人生命歷程的惟一決定因素，認為除此之外不僅歷史時間和社會變化對于塑造個體生命歷程有著重要的意義，個人的選擇和行動對這種社會期望的解釋也非常重要，用生態觀的術語來說，即“近體過程”才是最終決定個人生命歷程的機制。

事實上，生命歷程研究顯示，同一出生組的成員雖然可能經歷相同的社會事件，其生命歷程卻并不完全協調同步。如紐加頓的研究發現，個體會出現種種對常規時間表的偏離；有關家庭變遷的研究也表明，從20世紀起西方社會就很難為個體的婚育時間確定一個明確的時間表，社會路線的制約性正在不斷減弱。

所以，生命歷程學派提出，在研究社會變遷的發展結果時，應該考慮到特定路線或個人路線的存在。事實上不同學科已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如為了實現多水平分析生命歷程的目的，歷史學采用了歷史分析的方法，社會學家采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心理學家則主張橫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的結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真正實現宏觀性和微觀性的耦合。

國內已有的生命歷程研究非常重視以歷史的眼光來分析個人的命運，如、改革開放、三峽移民等，將個體或群體置于一定的歷史社會事件中，分析這些歷史社會事件對個體命運的影響，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一點，在受限制的環境下，個體為什么會做出這種選擇而不是那種選擇，而這恰恰是生命歷程理論非常關注的問題。發展的個體是一個動力性的整體，既不是簡單受制于社會路線的被動承受者，也不是情感、認知、動機等元素的集合。時空的影響力只有通過個體的選擇決策才能滲透到生命歷程的框架中去，表現在方法論上，即我們在關注社會屬性的同時，還需要關注個人屬性，整合多學科的力量共同分析嵌套在不同水平動力系統中的群體和個人。

（三）恰當時間的轉變：人與環境匹配的視角

從恰當時間的第二層含義——“以恰當的方式安排生命中各種轉變的過程”——出發，生命歷程非常重視對于“轉變”的研究。這里所謂轉變和前面提到的社會規定的轉變時間有所不同，強調的是將歷史時代要求與人類主動性相聯系。

為了進一步說明“轉變”是如何將環境要求與人類主動性聯系在一起的，埃爾德提出了5種聯結機制：生命階段、社會需求、控制循環、彼此聯系的生命和強調機制，藉助這5種機制，我們可以尋找到合適的視角來進行整合性的研究。

（1）生命階段機制

根據該機制，轉變效應與所處的生命階段有密切關系，我們可以從不同生命階段的轉變來分析人與環境的匹配度。首先，同一“轉變”對不同年齡和擔當不同角色的人的影響是不同的。譬如，離婚這一家庭“轉變”更容易損傷青少年和年長兒童，而不是年幼兒童。另外，這一轉變在該生命階段是意料中或意料外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兒童期喪父或喪母，早期經驗中親子的這種變化比成人期喪父或喪母的負面影響要大得多。

（2）社會需求機制

指社會規定或新情境對個體的要求。規定越多的社會或要求越多的情境中，越容易出現迎合角色期望的個體行為。如傳統社會中，個人生命周期的轉變往往傾向于符合社會時間表，越是封閉的鄉村，婚齡、習俗對女性的約束就越大。而緊急狀態下的家庭非常需要幫助性反應，此刻，平時沖突嚴重的個體在這種背景下也可能彼此合作，如美國的911災后反應研究，臺灣的920大地震研究，以及國內有關SARS的研究，都提供了大量災變增加凝聚力的實證數據。如何將社會情境的特點與個體需求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對未來的研究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3)控制循環機制

當人們剛進入轉變階段時，對周圍環境的控制能力往往會下降。轉變會使資源、目標和成就之間出現分化。分化越嚴重，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對控制喪失的預期和體驗會促使個體努力恢復控制(Thomas拮抗理論，見Elder,1998)。一旦獲得控制，期望或要求就會提高，從而激發另一輪控制循環。

埃爾德在研究大蕭條時發現，收入驟減會通過控制循環中的這種適應來影響兒童的發展。隨著資源的持續減少，需求和資源之間的不連續性會越來越大，從而使個體的失落感越來越強，為了恢復控制，家庭決策者可能限制要求、資源或者調整二者間的關系，如削減家庭消費，降低生活標準，讓更多的成員外出就業。這些適應不僅可能改變家庭生命周期，對兒童將來的發展也造成重要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控制循環也是個體主動性的一種表現，如何讓通過對這種動態過程的揭示來體現個體的主動性，值得研究者深思。

（4）彼此聯系的生命

該機制認為，轉變效應是間接通過有關聯的“他人”生命來實現的。人際網絡為個體的整個生命歷程提供了有形無形的支持。以準備懷孕的子女與母親為例，女兒懷孕這一事件會令母親升級為祖母，故對大部分母親來說都是喜事，但對少女媽媽的母親來說卻是悲劇，女兒的這種轉變會直接影響與之聯系的母親的人生。

科爾曼（Coleman，1987)提出“功能團體”的概念來描述彼此相關的人，這一團體中無血緣關系的人彼此相關，共享一種價值。如鄉村社區和教區宗教團體。在這種團體中長大的兒童更明白是什么是適宜什么是不適宜的行為，這種團體更鼓勵親社會行為。但這種彼此的關聯也使個人的轉變也有了一種擴大效應，從而承受更多的群體壓力。在國內關于三峽庫區移民的研究中，這種彼此聯系的特征之所以表現得比較明顯，與當地相對傳統，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有很大的關系。

（5）強調機制

通過這一機制，轉變體驗獲得了與過去和歷史的一種聯系。轉變對于個體來說也是一種選擇，經歷轉變之后，個性中原有的某些特質可能被放大。如關于單親家庭的一些研究發現，孩子行為問題并不是由離婚這一轉變帶來的，而是在離婚前就存在，只是離婚這一事件對孩子的問題行為起到了強調作用，從而讓個人過去歷史中的某些固有軌跡得到了進一步的積累。所以生命歷程理論認為，生活史某種程度上是由個人重構的，每一次轉變都會使個體對以前的生活經驗重新解釋，而這種重寫會改變生活軌跡并使之變化。

根據上述五種機制，轉變將背景與個人的主動性相結合，如果轉變發生或被安排在恰當時機就會非常受歡迎，如果在不恰當的時機則會降低彼此聯系的生命之間的支持，故生命歷程理論非常重視對轉變的研究。以轉變為切入點，多角度多水平地分析個體、社會、歷史三個層面的事件在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反映，這一視角對國內學者開展未來的研究不失為一種借鑒。

自其于60年代誕生以來，生命歷程理論在心理發展過程—生命歷程—社會變化三者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聯系，其中一個基本假設即年齡將人們置于社會結構和特定的同齡群組中，對年齡進行深入分析能夠幫助學者多方面了解社會變化在個體身上留下的烙印。生命歷程理論的時間觀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方法論的借鑒，啟發他們從三維的空間去觀察個人，還為社會事件賦予了歷史縱深感。對于當代中國學者來說，新的挑戰不僅在于如何將西方的這種新思潮本土化，還在于如何從中國的經驗研究中尋找進一步值得拓展的空間。總體來說，生命歷程理論所試圖建立的是一種跨水平跨領域的宏觀視域，但其落足點還是更多地在于生命的發展軌跡，時間觀對于它來說不僅是一種嶄新的解讀社會的方式，還是重要的研究范式。

當然，由于生命歷程學派的發展歷史還比較短暫，還有很多有待進一步澄清的理論問題，如社會變遷中的時空結合問題，個人差異帶來的不同生長環境問題等等(Elder，2001)。如何借鑒最新的研究技術，更好地把這些復雜因素結合到生命歷程研究中，將是未來該理論發展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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