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經濟學哲學傳統理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所謂經濟學的哲學傳統，意指哲學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發生、發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響，表現為空間上的滲透和時間上的綿延。主要內容有：哲學對經濟學主要概念、范疇的演變所給予的智力支持；古典經濟學范式構建與西方哲學傳統的關系；新古典經濟學與現代西方科學哲學、道德哲學的發展關系；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哲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響；近現代實證經濟學方法與實證哲學方法的關系；靜態均衡分析與動態均衡分析的哲學根據；實證經濟分析與規范經濟分析在價值判斷、經濟理論與道德方面分歧的哲學本質；理性主義方法在古典、新古典經濟學派中的影響及其在現實中的命運；經濟學家的哲學世界觀與哲學方法論研究等等。

多年來，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哲學傳統關注甚少，其原因或許有三：一是在信念上誤認為，哲學過于空洞抽象，而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它的實證分析。經濟學家搬弄思辨概念，那是“迷途的羔羊”。二是在價值偏好上受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計量化、數學模型化的影響，誤以為經濟學家應是“工程師”而不是“思想家”，它應當擅長人的“數學晶體”和市場“方程式”的演算，不應理會市場背后人的問題和其它非經濟問題的研究。三是在方法論方面，過多的學者把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看作只不過是把經濟學家爭論的傳統方式合理化，誤以為訓練現代經濟學家，哲學方法論沒占什么地位。

實際上，學者們對經濟行為和本質的理解，尚未超越一種傳統意義上學科分類的“分析”態度。客觀經濟活動原本沒有任何學科分類的種種界限；當今人類研究的認知工具也早已進入新的“辯證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研究為何不可多一點“綜合”的視角。尤其是面對步入智能化時代的經濟世界，市場不確定性在增加，復雜性在擴展，信息的不對稱性在上升，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揭示離不開哲學的幫助。哲學可以為經濟的理性預期，提供認識論機制；為把握經濟學矛盾范疇的內在關系，提供辯證邏輯的思維原則；為經濟學理論范式的轉換，提供邏輯框架和原有前提的批判工具；為經濟學解析經濟活動的根本規律，提供更為廣闊的思維空間和邏輯文本。一句話，哲學可以幫助經濟學家從現實人的經濟活動中抽引出“作為存在的存在”之生活底蘊。哲學對經濟學的穿透力，實際上是經濟活動的本質對經濟活動現象的穿透，而不是先驗的觀念對現實經濟生活的演繹。

關注經濟學的哲學傳統研究，有著三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有助于強化我國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頭腦中的“哲學”觀念，對經濟學與哲學的關聯性思考抱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其二，為國內剛剛興起的經濟哲學的研究，提供一些有價值的研究領域；其三，為尋找現代哲學和現代經濟學理論與實踐發展的真正結合點，提供可靠的依據。

二

經濟學的哲學傳統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遠溯古希臘、羅馬以及歐洲中世紀寺院教會的經濟思想，我們可以看到，對早期經濟思想的解析，離不開哲學家的一般態度和精神。經濟史學家埃里克·羅爾（EricRoll）指出：“在希臘哲學家的著作中，經濟理論的總量少得微不足道，”“即便這些論述是零星和分散的，也不足以降低其重要性。”[1]熊彼特也認為，“在哲學領域內幾乎沒有一種觀念不是從希臘流傳下來的，而許多這些觀念雖然與經濟分析沒有直接關系，但卻和分析家的一般態度與精神有較大關系。”[2]被稱為“第一位具有分析頭腦的經濟學家”亞里士多德，[3]同時也是一位希臘哲學泰斗。在哲學方法論上，他注重“懷疑的方法”，即總是無偏見地對一個重要問題先擺出對立的觀點來，再對它們作考察。在他看來，人在實踐中，從而在思想中，必須對外物有辨別，有肯定和否定，才能得到確定的意義。在經濟分析方面，亞里斯多德正是運用上述分析的邏輯來看待貨幣的實質和市場交換的藝術。他提出，市場有兩種對立的行為，即經濟行為和道德行為。在物物交換中，作為交換的中介物--貨幣，有著兩種對立的形式和趨勢：一方面，貨幣的作用在取得了所需的貨物以滿足需要之后就終結了；另一方面，貨幣又以資本的形式出現，引導人們趨向無限度的積累欲望，導致市場一系列倫理問題的發生。與亞里斯多德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哲學家伊壁鳩魯,盡管他本人沒有專門研究經濟學理論,但他提出的“我們的一切取舍都從快樂出發；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的原則，[4]正是后來洛克和邊沁許多教導的經濟人心理特質的內容，而且它也成為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的古典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古典經濟學中唯有經濟理性概念最為根本,其哲學淵源我們無須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只是從中世紀經院哲學那里就可以看到它的胚胎發育早期形式。在經濟學界,不少人對經濟理性與哲學理性的關聯性存在著誤解,認為兩者相隔如鴻溝。筆者以為，如果我們從古典經濟理性概念產生的背景文化和當代經濟學對理性概念理解的新動向來考察和反思，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理性與哲學理性決不是“息交絕游”的關系，經濟理性概念的發展客觀上離不開哲學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awareness,波蘭尼語）的影響和作用。

據文獻記載，古典經濟理性概念的前身是“審慎的經濟理性”概念，此概念是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圣.托馬斯首先創造的，后來通過盧戈的解釋,經濟理性最初被定義為“用一切合法手段獲利的意圖。”[5]“審慎的經濟理性”概念的核心內容是自然理性(自然法)概念。熊彼特指出，“自然理性是理性之母,”“理性的最高標準是自然法。”[6]在托馬斯看來,私人財產并不違反自然法則，而是人類理智（理性）的發明。人的理智表現為人的自利原則，即，人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要比對許多人或所有人擁有的東西，照看得好得多；人們為自己干活要比為別人干活賣勁得多。繼托馬斯之后,另一位哲學家莫利納對托馬斯的自然理性概念作了更為明確的說明:自然法與我們根據公共利益所作的理性判斷是密不可分的。所謂公共利益則是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或實踐中所觀察到的各種具體情形下的公共理論，無論是個人契約還是社會制度。德·索托對此作了這樣的評述：“所有思辨的、形而上學的或非經驗的因素，都已從莫利納的自然法概念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運用于具體事實的理性，雖然到那時為止，還只是從規范觀點出發運用理性。”[7]實際上，中世紀哲學的自然理性，不論是指事物的秩序，還是指事物的利益，它都完全獨立于經院神學，其影響除了道德命令外，只涉及奇跡和創世等方面的問題。除了奇跡和創世，事物的秩序完全可以用人類的理性來理解，毫無疑問，如若進一步分析，理性也是上帝創造的分析零件。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例舉了另一事實來證明哲學“支援意識”對早期經濟理性概念形成的影響。古典經濟理性中所設定的個人經濟理性行為，往往受“看不見的手”的導引來實現全社會經濟秩序的內在一致法則，恰恰源自古代斯多葛哲學的抽象方法。他指出：“經濟學上的唯理論卻具有另外的含義。正如我們可以采用斯多葛派首創的方法，把自然界看作是一個按照嚴格計劃塑造出來的、邏輯上協調一致的整體那樣，我們也可以把社會看作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的宇宙。一些人認為，這種秩序是神意加在社會上的，由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來達到某種確定的目的，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秩序完全是內在的，計劃和目的是觀察者從社會中發現的，與他的分析推理能力無關。對于我們來說，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沒有多大關系，因為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除了理性之光所能理解的東西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進入那一‘理性’世界。不過，我們應進一步把社會學或經濟學上的客觀唯理論同主觀唯理論區別開來，后者認為構成社會的個人或集團的理性行為就是或可以實現這種秩序或計劃，前者則不這樣認為。兩者顯然都產生于經院學者及其直到當代的大多數繼承者。這給經院學者的自然法概念增添了另一層色彩，并在這一概念與他們的健全理性之間建立了另一種關系，完全不同于前面一段提到的那種關系，圣·托馬斯對那種關系所作的永久性表述是:理性的最高標準是自然法(……)。”[8]

如果我們把經濟理性概念構建的三大方法論特征：注重個人主義傾向、功利主義原則和理性主義態度來作以哲學史方面的歷史考察，經濟理性與哲學的關聯性更加明顯。

就個人主義傾向而言，經濟理性的方法注重個人（或個體）主義方法，即把個人（行為或利益）看作是分析和規范化的基礎，而社會則被視為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加總結果。如沃倫·薩繆爾斯所說的:“最恰當或最有效的社會認識來自對個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而這種方法最早來自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唯名論與唯實論的討論。（盡管熊彼特在書中對此觀點持有疑異,筆者贊同哈耶克轉引的卡爾·普里巴拉姆的觀點:“個人主義是哲學上唯名論的必然結果。而集體主義理論的根源是‘唯實論’，或象波普爾現在更適當的稱呼那樣－－‘本質先于存在論’的傳統。”“這種‘唯名論’方法是真正個人主義的唯一特征，而盧梭和重農學派的假個人主義，和笛卡爾主義一脈相承，屬于強烈的‘唯實論’或‘本質論’”。[9]）唯實論強調理念的共相性，即“全體主義”分析法，它把理念看成是先于個別存在的“總體”抽象形式。而唯名論則強調唯有個別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共相”不是先于個別事物而存在，而僅僅是人用來表示個別事物的名詞或概念，這種方法被后來的思想家們稱為一種具有“個人主義”傾向的方法論原則。如果從中世紀的角度來析解經濟學個人主義分析方法的源流，我們還可以看到經院學者在描述和解釋經濟事實時，總是從個人愛好和個人行為著手，他們把超個人的公平教規應用于這些事實，而這些教規得自于一種道德哲學的圖式，在這種圖式中，目的是個人本身，中心思想是拯救個人靈魂。換言之，他們關心的不是經濟制度的好與壞，而是在特定的經濟制度和環境下個人行為的好與壞。哈耶克從近代哲學的角度考察了經濟理論中個人主義方法的哲學來源，認為，有兩種來源值得重視：其一，近代哲學家洛克、休謨的思想；其二，笛卡爾和盧梭的思想。前者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個人主義首次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后者影響了“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家”的思維方法。[10]

就功利主義原則的方法論而言，經濟理性的方法注重從穩定的、高度簡化的人性中推出有關社會中的人的法則：每個人的快樂和痛苦被認為是可以測量的量。這些個人幸福又可以加總為社會總和，所有個人幸福是相等的，“每人一份，不多不少。”最后，這種社會總和被代之以或被等同于共同利益或社會福利。由此產生了功利主義的規范原則：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熊彼特指出：“功利主義只不過是另一自然法體系。這種說法不僅在以下兩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一是功利主義者是17世紀自然法哲學家的歷史繼承者，二是功利主義體系源于自然法哲學家的體系（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可以用倫理學史加以詳盡證明，另一方面可以用共同利益這一概念的發展史來加以詳盡證明）；而且在以下重要得多的意義上也是正確的，即功利主義在研究問題的態度上，在方法論上以及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性質上，實際上都是另一個，也是最后一個自然法體系。”[11]

在經濟學理性概念中,有著不少哲學理性概念的要素的滲透,如，從哲學的認知理性來說，經濟學理性包含著對市場行為者認知決策能力的認可：市場是可以被知曉的；決策者有能力擷取完備的市場信息；有能力對雜多的不確定性的市場信號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邏輯抽象運動；有能力揭示市場的內在本質及其規律；有能力借助于理性模型來對未來進行理性預期。所有這些都體現了對哲學理性認識論的運用。再如，從哲學的實踐理性來說，經濟理性內含著對市場規范性的整合意向；強調市場行為者“慎思”而后行的準則；對市場實踐活動提倡設計意識等。再如，從哲學的評價理性來說，經濟理性也十分強調哲學的動機－－效果、手段－－目的、事實判斷－－價值判斷、趨利避害等價值論原則。筆者在談及經濟理性概念受到當代經濟學家們的哲學質疑時所列舉的幾個問題，也說明了這一概念的新拓展，離不開哲學的“支援意識”。且不說，西蒙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問題，它客觀上需要從哲學、心理學方面來論證為什么不是唯一的，理性不是全智全能的，理性需要與非理性因素的補充性思考才能達到真實理性的意閾等道理;就連哈耶克提出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這一邏輯程式的有效注解，也離不開哲學的個體向整體、微觀向宏觀、人的本能行為向社會行為過渡的一系列辯證法則的思考。否則就無法排解由于整體不等于局部的簡單加總，而經濟理性又使每個經濟單位具有同質性特征，新古典理論體系內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行為的悖論：個體經濟人的最大化行為在集體行動中導致非最大化結果；無法排解偏好系統悖論：反映個體經濟人對不同商品進行效用排序和不同消費行為的偏好系統僅能推出同質性商品的效用排序和一致性消費行為。

關于亞當·斯密的經濟哲學思想。人們只知道作為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而對于哲學家的他卻鮮為人知。這并不說明斯密作為經濟學家是成功的，作為哲學家卻是失敗的。造成這種對某個人物的社會價值評判出現認識上的不完備性，其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學家把《國富論》稱為是經濟學“圣典”，而《道德情操論》卻不能稱為哲學的“圣典”。其實，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我們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

盡管在《國富論》里斯密很少提到早期的著作家，而且幾乎沒有承認受過他人的啟示，可是構成該書基礎的社會哲學是當時廣泛承認的。他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是這種社會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有文獻表明，斯密是從哈奇森那里獲得了對于自然秩序的信仰。他所隸屬的自然學派的哲學是從后期希臘禁欲主義者和享樂主義者開始一脈相承的。這種哲學在羅馬禁欲主義家西塞羅、塞內卡和埃庇克泰圖斯的著作里又復出現。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受到很大的刺激，又在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作品中以修改了的形態出現。到了斯密，重農主義者和以后的激進派的作品中就盛極一時了。經濟學家認為斯密的著作表面看來不包含有哲學的成份，也沒有明確提到過斯密的經濟原理所依托的哲學體系。但是這個體系的確是很明顯的。

毫無疑問，斯密的整個經濟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社會哲學基礎之上的。在他看來，人類的行為是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所推動：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以及由此易彼的傾向。人類稟性存在著如此永恒事實：首先，每個人通過詢問自己，是否以他們贊賞的感情作為別人行為的動機來形成道德判斷的尺度；其次，人們通過詢問自己，是否以他們自身的行為和動機，來呈獻給公正的旁觀者并作為判斷自己的行為尺度。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經過細致地平衡，能使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不發生沖突，每一個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時，都被一只無形的手引導著去促進并非屬于他原來意圖的目的。政府僅僅是守夜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去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人人都會對公共利益作出最大貢獻。應當指出，斯密曾被視為道德自然主義的信奉者，但他對于“同情心”的強調，證明他關注的是屬于人類本性的道德事實，而不是某些學者們所認為的為了單純制造一個關于道德語言邏輯模型的無倫理學案例。

斯密的社會哲學在《國富論》中運用，其文本的解析有了如此轉換：無論人類被想象為多么自私，人的稟性總會驅使人類感興趣于他人的命運，并提供給他們一些對自己也同樣必要的幸福，哪怕僅僅是精神上的歡欣。著名的斯密經濟學假設由此而推出：人類大多數的經濟選擇由利己思想支配，所有個人利己行為所產生的無預期結果將趨近于一種社會和諧。如釀酒師和屠夫們的生活，在利己思想的驅動下，他們按社會所需求的那樣去行動，即直接地或間接地為資本積累作出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并沒有將此假設作為完美無缺、囊括無遺的絕對真理。他也承認，對于那些沉醉于奢侈消費的少數人來談，道德目標和自私目標的調和不可能是完美一致的，凡是對自私目標未加控制的追求，都將不會導致斯密所贊同的預期或未預期的結局。

應當看到，建立在社會哲學基礎上的斯密假設已構成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一代傳統的理論內核。K·阿羅和F·哈恩指出：斯密以來，給人類留下深刻影響的經濟學家不斷涌現，他們致力于尋求一種由利己引發，由價格信號引導的疏散型經濟，使之與一種合乎邏輯的經濟資源配備協調共存，這種資源配置被認為優越于其它可能性的資源配備。A·森為此也評論道：在時下通行的經濟模式中，人的本性仍然繼續反映了對過去早已提出的某些一般哲學問題的特殊構想。當然，當前的許多均衡理論家視其經濟模式，建立從斯密那里合法繼承的利己假設原理基礎上，然而，這些模式在技術框架和目的上都完全不同于《國富論》的觀點。它們依靠思想中所包含的斯密利己假設并享有一定的哲學地位，而這種地位又是當前一般均衡理論家無法企及的。

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有著獨特的理論個性，最為鮮明的是，經濟學的哲學傳統在其豐富而又深刻的經濟理論中得到最好的顯現和運用。在這方面，與以往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有著兩點不同：

首先，馬克思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發端于哲學問題的思考。眾所周知，青年馬克思早期世界觀的第一次轉變（告別黑格爾唯心主義的信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尤為關鍵。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動搖了馬克思的原有哲學信念，他從國家理性同經濟事實的嚴重沖突中開始認識到唯心主義政治哲學（法權觀念、國家觀念〕的致命缺陷。為解決這個“苦惱的疑問”，馬克思開始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即國家哲學的批判。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個極為重要的結論使馬克思由哲學批判轉為對經濟問題的思考。“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2]至此，馬克思的哲學理念開始有了經濟理論的注解；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生成便從這里起步。

其次，馬克思的經濟思想理論的系統闡發，處處都沒有離開哲學方法論這個邏輯中軸。可以說，馬克思在他那個時代，是唯一的一位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來研究勞動價值學說、剩余價值學說、資本主義競爭學說和經濟發展學說的經濟學家。這方面的著作很多，我們僅舉兩例。《184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最早的一部經濟哲學著作，應當說，這部著作首先是一部經濟學研究著作。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促使馬克思從哲學上來考察勞動、物質生活的個人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對國民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遠遠超出經濟學本身問題范圍的對異化勞動的研究，對空想的平均社會主義的評價和科學共產主義問題的提出，都充分地說明了馬克思的手稿題為“經濟學－哲學”的理由。因此，這部著作也是一部卓越的哲學著作。馬克思思想的深邃之處正在于，他通過哲學的“異化勞動”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制度本質進行了揭示，并得出與以往經濟學家極為不同的重要結論：政治經濟學從斯密到李嘉圖和穆勒的發展，在自覺地同人異化這一點上是比他們的先驅者走得更遠了。他們一方面把人本身宣布為私有財產的本質，同時又把實際只是一種畸形存在物的人宣布為真正的人的本質，這樣，就把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即人的本質和人的現實存在之間的矛盾取消了。他們用閹割人的本質的非人化的原理，來為非人化的現實辯護，說明國民經濟學原理實際上是支離破碎的現狀的原理。從現實制度與人的本質內在矛盾方面來看待市場現象背后的本質，這是馬克思經濟分析的方法與古典經濟學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是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依托哲學的方法得出最有價值的思想。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每一處闡發，都與他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有著輔車相依的關系。列寧指出：“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都應用于同一門科學……。”[13]因這方面研究成果較多，本文對此不再贅述。

馬克思運用哲學的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方面最顯深刻性和科學性的地方是：對傳統的經濟理性分析方法作了徹底的審視和批判。在把握理性分析方法方面，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家有著本質的不同。

西方經濟學家把理性方法推崇為絕對至上的工具，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缺乏正確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馬克思自覺地把理性分析方法建立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如，對經濟范疇的唯物主義理解和分析，使馬克思打破了唯理性主義者持有的理性范疇始基論、理性范疇永恒論等謬論，從而把理性絕對至上性改變為至上性與非至上性的統一。經濟概念和范疇是理性分析的焦點和據點，在馬克思那里，每一種經濟范疇后面都有現實的生活及其客觀規律，它們是現實本身的理論表現。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和其他經濟學家時指出，“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如果“我們只希望在這些范疇中看到觀念、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們就只得到純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純粹的、永恒的、無人身的理性怎樣產生這些思想呢？它是怎樣造成這些思想的呢？”[14]馬克思明確指出：“經濟范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15]因此,理性方法在現實客觀經濟活動的支配下,決不是一個永恒至上、完備無缺的認識工具，現實經濟活動中必然發生新現象與舊范疇之間的矛盾，只有理性范疇的發展能適合于業已改變的情況，才使科學的理性認識具有客觀意義。為此，馬克思說道，“人類理性最不純潔，因為它只具有不完備的見解，每走一步要遇到新的待解決的任務。”[16]再如,對理性邏輯演繹方法的辯證法理解和分析,使馬克思根除了唯理性主義者所犯有的單純抽象的弊病,從而由“不證自明”的邏輯前提改變為具有批判性、否定性，甚至經常受大量非理性因素驅動的“現實人”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家所設定的理性經濟人有關公理的方法不應當建立在“不證自明”單純理性邏輯抽象原則基礎上，國民經濟學家只是單純地從事邏輯概念的演繹，而從不關心對理論前提的批判，其錯誤在于“它把應當加以論證的東西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17]這恰恰是哲學方法上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事實上，經濟學理性分析的方法應當體現形式邏輯與辨證邏輯的統一，形式邏輯能提供精確的、具有必然性的真實結論，辯證邏輯能鑒別形式邏輯推理大前提的真偽性。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專門對經濟學所謂“不證自明”的教條進行了矛盾分析，并就國民經濟學外在的、僵死的、靜止的邏輯范疇的抽象前提進行了批判，在馬克思看來，正因為失去矛盾分析的眼光，國民經濟學不可能揭示理性經濟人受制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的矛盾本質；不可能揭示經濟人在追求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過程中，由于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約而發生種種偏離最大化的異化現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思想家觀察人類經濟活動的理論分析前提不應是被理性邏輯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是“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一定的個人”、“現實中的人”，當然，“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個人應從屬于更大的社會關系整體。現實的人，受各種欲望利益、需要的驅使，因此，在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就不可能表現為單一的追求某種欲望最大化實現的生存目標；現實的人，受種種社會因素、社會關系的制約，因此，在現實的經濟交換過程中理性最大化目標不可能事事如愿；建立在“現實人”的生產活動、交往活動基礎上的經濟學理性范疇、公理和知識，就不可能是永恒不變的教條。理性邏輯認知功能所具有的缺憾性，正來自于現實人對自身欲望和需要的不斷滿足、不斷變更和不斷創新。

馬克思刻意追求理性分析方法的深刻性。在他看來，不少經濟學家在運用理性抽象力方面顯得軟弱淺薄，突出表現在把抽象僅僅駐足于經濟現象的外部聯系，偶然關系以及數量之間的關系，用表象的范疇關系來替代本質的經濟關系，常常把本質與其外部的表現形態混淆起來，或者則相反地把它們截然分開。其結果必然導致用理性邏輯的外在完美性去演繹現實社會的所謂和諧公正性。馬克思批評李嘉圖時指出：“我們看見了，人們通常責備他過于抽象，其實我們是應當用相反的話去責備他。那就是，他缺少抽象力，不能在討論商品價值時，把利潤忘記。利潤只是因有競爭方才出現在他面前的事實。”[18]馬克思追求理性抽象方法深刻性在于：理性抽象并不是采取任何共同的東西，而僅僅是那表現著具體現象的本質和原因的共同的東西。它有助于人們了解認識客體的決定性和主要的方面和屬性。另外，理性抽象主要是在偶然的東西后面，尋找出決定著發展和變化的客觀進程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即保持于和表現于無窮無盡的事物過程中的相對持久和穩定的東西。理性抽象主要是舍棄非本質的、偶然的、局部的、具體的東西，保留大量個別現象所固有的共同的、本質的東西。理性抽象的任務，不僅在于把現象還原為它們的本質，而且在于解答：本質如何表現出來，為什么它表現為這樣而不是那樣，為什么外表的過程、經驗的事實往往不同于內部過程等復雜問題。馬克思運用如此科學的理性抽象方法來考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活動現象和規律，得出了許多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崇奉經濟理性原則的一系列重要結論，有的甚至是與經濟理性原則、理性范式直接相顛倒的結論。如，經濟學家們把市場完全理性話為：絕對自由的經濟人，絕對公平的交易，絕對完備的市場信息等等。可是，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通過對“私有制、貪欲跟勞動、資本地產這三者的分離之間的本質聯系，以及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一切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19]的揭示，得出了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特征：“勞動者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就越少；他越是創造價值，他自己越是貶低價值、失去價值；他的產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20]等一系列違反理性極大化原則的異化現象。在馬克思看來，抽象的“最大化”是不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有資本家的最大化就不可能有工人的最大化。如果說斯密為代表的“經濟人”分析導致經濟和諧的話，那么，馬克思對“經濟人”的分析，則導致現實社會制度的滅亡。再如，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市場的資源配制通常解釋為由合乎理性的競爭并通過價格手段實行自發調節的結果。可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抽象，揭示出如此道理：在任何其它社會形態中，經濟關系的本質與其外部表現形態間，都沒有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如此尖銳的不一致和如此對立。他說，“在競爭上面，一切都是顛倒地表現著。經濟關系的完成形態，象它在表面上表示出來的，在其現實的存在中，從而，也在這種關系的負擔者和人試圖用以說明這種關系的觀念中，都和這種關系的內在的本質的但是被隱蔽著的核心形態，及與其相應的概念極有差別，并且在事實上顛倒了，和它們正好相反。”[21]在馬克思看來，競爭之所以歪曲了事物的本質，是因為它隱蔽了這樣的事實：生產價格受價值的驅動，價值從根本上決定著整個經濟活動的價值規律。競爭把平均利潤變成不依靠各個生產部門中資本的不同的有機構成，因而也不依賴于活的勞動在生產剩余價值中的作用。它暴露出工資的提高和降低具有改變生產價格的結果，即一種乍看起來與商品的價值關系完全矛盾的現象。邏輯的觸角一旦深入到對象存在的本質關系中，神秘的經濟現象“倒立”畫面就看得很清楚了：不是價格杠桿通過合理調節雇傭勞動的關系來達到市場理性化存在，而是雇傭勞動關系通過價值規律生產出市場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種種行為和制度。在《資本論》，馬克思還就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等人格意義上的種種非理性現象作了深入地解剖和說明，進一步顯示了以往經濟學家研究現象本質的無能，以及貫穿到表面上發生的各過程的最深處的馬克思理性分析的威力。

三

20世紀哲學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主要在兩個領域：科學哲學和倫理學。

經濟學家沃爾什指出，經濟學已經被來自20世紀科學哲學的思想支配到一種缺乏活力的程度。卡德威爾也認為，按照前輩們轉向科學哲學實證分析的思路，當代經濟學方法論者已將諸如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人的思想融入他們的著作中。科學哲學的影響似乎是本世紀初開始的，30年代早期邏輯實證主義的涉入，引起了經濟學方法論的討論，比較早的波普主義者的觀點可由哈奇森《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前程》（1938年）為代表。經濟學家們對當時科學哲學的如此特征深感興趣：科學哲學看起來主要是由對科學理論的正規結構的純邏輯分析組成的，這樣科學哲學就顯得更多地是規勸人們從事良好的活動，而不是對那些事實上已經成為科學的東西進行描繪。此后通過50年代后期邏輯經驗主義“接納觀點”（ReceivedView)的科學哲學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波拉尼、漢森、圖爾明、庫恩、拉卡托斯和費耶阿本德的研究成果的出現，經濟學對科學哲學的鐘愛愈加凸顯，代表作有利普西的《實證經濟學導論》（1963年），瓊·羅賓遜的《經濟哲學》（1963年），斯圖爾特的《經濟學的推理與方法》（1979年）等。不少經濟學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瓊·羅賓遜等人已公開接受波普的方法論。可是到了80年代，經濟學對科學哲學的態度有所改變。“多元主義方法論”的提出，使得人們對科學哲學的抱怨聲似乎高于接納聲，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科學哲學對經濟學是一劑太強的藥，它們的結構要求是如此之嚴，以致于一旦把它嚴格地應用，經濟學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在他們看來，科學哲學對當代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有著極大地破壞作用：一是破壞了經濟學傳統的信仰，導致不少經濟學家的信仰危機；二是打破了以往經濟學與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所構成的學理性良性循環，關注“科學統一觀念”和“事實分析與價值分析”的區別，被認為是一種方法論的重要形式；三是對經濟學理論研究方向造成了極大的干擾。有影響的代表作有卡德威爾的《超越實證主義：20世紀的經濟學方法論》（1982年）、麥克羅斯基的《經濟學的修辭學》（1985年）、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1980年）、霍奇遜的《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等等。

應當說，科學哲學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滲透所起的積極作用，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它帶來了經濟學家對主流學派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質疑與批判。自斯密以后近兩百年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其主流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經濟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曲解，夸大理性假設的邏輯意義，并上升為一種思辨因素，從而筑起了現代經濟學唯理性主義方法的窠臼：單純注重經濟理性邏輯演繹的方法；僅把理性經濟人高度抽象為數學符號并視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則來衡量經濟人的一切行為。所有這些，都受到了當代經濟世界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事件的撞擊與挑戰。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主動地與哲學家展開了對話，諸如庫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經驗不能證偽”等科學哲學原理成為經濟學前沿研究的一種時髦。經濟哲學在工具主義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邏輯符號主義批判、實證主義批判、行為主義批判、人本主義批判等方面顯示了哲學牽動經濟學范式革命的張力。其研究的視閾鮮明地定位于理性經濟人模型所暴露的三大哲學矛盾問題上：自在與他在、人性中的私向化與社會化的矛盾問題；市場的單一目標與群體目標的“合力論”問題；經濟理性預期能力究竟有多大，它涉及到康德哲學關于認識能力的批判問題。

其二，它帶來了經濟學家對經濟學方法論世所公認的戒律進行了鑒別和批評。這些戒律包括：預測是科學的目的；只有理論的預測或可觀察的理論推論才對理論的真理性關系重大；可觀察性使客觀的、能重復的實驗成為可能；當一個實驗性推論被證偽時，一個理論才被證偽，等等。霍奇遜指出：“科學哲學的最近發展說明，這些方法論立場（指戒律—引者注）經受不住現代的審查。盡管這種方法論的批判本身沒有破壞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和模型，但它的確說明，過去關于新古典理論是科學的這一主張，其基礎是不可靠的。”[22]按照波普關于“科學的目的在于解釋，而不在于預測”，“科學理論的標志在于它潛在的可證偽性”的觀點，弗里德曼在1953年論文中提出的“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一門‘理論’或一個‘假說’，這個理論或假說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提出可以證實的、有意義（……）預測”的著名論斷受到質疑。既然所有的理論都有被簡化和抽象的假定，因此，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如新古典模型、凱恩斯模型等，大量的感性素材和數據被簡化了，理論不可能象照鏡子那樣把市場全部信息、復雜性狀況精確地反映和預見出來。波普的“可證偽性”的思維方法，使得一些經濟學家熱衷于思考如此問題：經濟學危機何在？傳統的經濟學能否稱為科學？經濟學成為科學何以可能？什么是經濟學？等等。在這里，哲學的睿智正在于，它宣告了這樣一個事實：理論研究企圖尋求約定俗成的單一方法論很可能失敗。開辟一個更為開闊、更為多元化的方法論前景，既不是多于的，更不是無關緊要的。經濟學家應當立志實現一種哲學理念：大膽而又區別的預言；反駁預言的認真努力；以及根據拋棄假說的可能原因進行嚴格的反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家布勞格強調：應當“把‘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為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23]

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市場發展的高度壟斷化，導致了瓜分世界市場的世界戰爭的爆發，人們從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開始認識到，市場與倫理的關系牽動著效率與公正的關系，牽動著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的發展的可持續性這一事實。于是，市場與倫理關系問題又出現了新的學術興奮點。

1935年，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C·E·艾爾斯（C·E·Ayrcs)和弗蘭克·H·奈特(FrankH·Knight)圍繞著市場原則與倫理道德原則展開了頗有影響的論戰。論戰集中在兩人分別發表的《國際倫理道德雜志》1935年第1期上兩篇文章中（艾爾斯：《經濟學上的道德觀念的混亂》；奈特：《道德上和經濟上理智的困惑》）。除了在觀點的某些細節上兩人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外，就市場與倫理的關系而言，他們都認為，經濟學家不僅要關注市場“選擇理論”，更要關注有關社會秩序、市場中人們相互作用的理論。艾爾斯從制度學派的觀點分析了福利經濟學關于市場失敗理論的實質，奈特也以同樣的觀點分析了公共選擇理論關于政府失敗理論的實質，他們兩人都強調解釋人類純經濟活動的數理模型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對市場的觀察和分析要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倫理－－道德條件為根據，這些條件乃是人與人之間有效經濟活動開展的前提和基礎。

在這之后，經濟倫理問題在經濟學界雖然被視為非主流學派所關注的問題，但有不少經濟學家卻熱心于該問題的討論。其研究的邏輯系列有諸如選擇、合理性、效用、福利、正義、仁愛、義務和權利等觀念。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經濟學家J·M·布坎南（Jaemes·M·Buchanan)，在反思性著作《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一書中明確指出，市場不應是單一的效率市場，經濟學不應將“資源配置理論”或“選擇理論”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地位。市場首先是一種關系，是人們互相進行交換的關系，同時也是一種制度，是體現人們交換關系的各種制度形式。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作用就在于對市場交換中人的行為作出解釋和預見。在書中的第三部分，他集中論述經濟與道德倫理標準的問題，篇名稱為“作為道德哲學的經濟學。”其中重點討論了社會秩序理論；經濟人；市場和政府的失敗；個人利益的限制；制度、技術和道德價值；市場、國家及道德范圍；事實上的平等與規范化的平等等問題。美國經濟學家H·G·布倫南、R·D·托利森對該書有如此評價：“詹姆斯·布坎南對經濟學有重要貢獻，這是無異議的。作為新創建的公共選擇學的奠基者、作為一個道德與法律哲學家、作為一個福利經濟學家，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始終如一的維護‘契約論’倫理觀的要旨。”[24]

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問題研究的復興，深層次的原因來自如此嚴峻的事實：在當代社會中，資本主義選擇了最大限度增長，它客觀上加大了社會公共倫理、道德的喪失。如生態倫理的破壞、社會犯罪率的升高、高科技手段的犯罪、全球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人類再生產資源的匱乏、人的孤立感和流離感的加重乃至單向度的人的出現等等。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為此感到市場與倫理的關系變成了如此“囚徒困境”：用經濟學家A·K·森的話說，經濟理性行為的通常假定，產生了對所有人都不利的形勢，因此，個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理變得很難確定，只有通過集體理性觀念，才能從此問題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而集體理性的最核心內容正是與倫理、道德概念有關的思想。A·K·森的這席話為我們說明了這樣的道理：經濟學家們在對人際之間的比較進行的傳統討論中，通常考慮的只是“效用”的比較；而現在的事實卻相反，倫理學的基本問題被擺放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位置。其中把不同的個人或不同的經濟階層為維護他們的權力所表現的不同能力，以及他們在獲得社會公平方面的差別，作為重點之重的討論焦點。經濟學家V·沃爾什(VivianWalsh)指出，當代經濟倫理問題的討論，使得長久以來對任何道德概念進入經濟學而設置的反鎖著的門被打開了。人們所設定的阻礙經濟理論和倫理學、政治哲學以及法律哲學之間富有成效地進行交流的種種邏輯壁壘降低了，而完全涉及倫理學的這些問題的實際對抗，可能隨著經濟學從倫理學中吸收大量的營養而被徹底地解救出來。

注釋：

[1]、[3]埃里克·羅爾：《經濟思想史》第20、21、3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2]、[5]、[6]、[7]、[8]、[11]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1卷第105、105、177、170、176－177、203－204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4]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103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9]、[10]哈伊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第6頁腳注、第4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

[13]《哲學筆記》第357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4]、[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140、151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5頁

[17]、[19]、[20]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43、44、46頁

[18]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2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36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243頁

[22]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第3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3]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前言，第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4]J·M·布坎南：《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Ⅸ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