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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會議的主題，“從‘學科性學術’到‘問題性學術’”，顯然是一個很開放的話題，多領域學者從各自角度來談感想，我稱之為“感想”，是因為話題本身的性質。

我主要是從政治學角度來談談學科化的問題。從政治學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問題性學術研究與學科性學術研究就不是一個真問題。為什么這樣說？因為談學科肯定是在西學語境下，中國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沒有學科意義上的概念。學科既然是一個西學的概念，我們就從西學這個語境來說起。政治學一開始就是一個學科，政治學研究的問題就是國家問題。政體問題，一開始就是一個學科意義上的概念，或者說政治問題研究一開始就是學科性的。

比如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它就是用學科方式來表述問題研究。到工業革命以后，學科化建制受影響最大，工業革命帶來社會分工，學科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就是近代社會科學的誕生。政治學系誕生于19世紀80年代，20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了國際關系學，這是社會分工專門化，受工業革命的影響。

這是我們在西學意義上來看問題性學術與學科性學術的關系。如果非要說問題性學術和學科性學術有什么區別，我想在方法論上有所體現。先看一般性的問題性學術研究，對政治問題大家都感興趣，比如國家興衰，不要說讀書人，一般老百姓都感興趣，因此研究政治問題的人很多。中國古代關心政治問題的都是政治家，他們又是學問家，像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從研究方法來劃分的話，一般性的問題性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歷史主義是方法，但它不一定是我們說的方法論，比如求同存異，以歸納法居多，這些是人類思維的常識性方法。看到一些現象進行歸納，這是一般性問題研究，有方法，但是談不上方法論。

學科化研究有方法論。從中國政治學這個角度看，中國引進政治學120年以來，在有學科之前就有發達的政治問題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史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發達，但是它們不叫學科，有學科就是新文化運動以來120年左右的事。在方法論上，先后出現了來自歐陸的制度主義，來自蘇聯的階級分析，來自美國的理性人假設。有人說到把人性引入研究，西方政治學引入得最早、最多、最深入，最后其人性研究把美國政治學搞死了。霍布斯要理解國家，就像要理解鐘表一樣。這個國家像一個鐘表，國家的原部件是什么？因此要理解國家首先要理解人性。人性是什么？自私自利。西方政治學一直有通過人性的假設來把政治問題研究科學化這樣的追求。二戰以后美國政治學是按照這個路線圖去做的，理性人假設的最高表述就是“歷史終結論”，因為代議制民主體現了理性人假設的個人權利，因此代議制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終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所以說，理性人性假設的研究在西方非常發達。

區分問題性學術和學科性學術的一個角度可能就是方法論。無論是制度主義的方法論，還是階級分析方法論和理性主義的方法論，它們有共同特點。不同于一般的歷史方法，歷史方法是求同存異，歸納法，總結經驗，總結規律，但是這些方法論有其內在的中介機制的因果關系的研究。這也算是學科性學術的一個進步吧。

另外一方面，我們感同身受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每個時代的政治學的知識產品都是那個時代最牛的國家提供的，比如說制度主義方法論來自于歐陸，民國時期中國政治學引進了歐洲的政治學，而階級分析主要來自于蘇聯，理性人假設，就是理性選擇主義，來自于美國。我們的問題是，中國走到今天，正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政治學應該提供點什么？如果僅停留在問題性學術層面而非學科化方法論的政治學，中國政治學依舊不能擔當與國家地位相匹配的責任。

中國政治學的大傳統是政治史類研究很強，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的小傳統在政治史類研究上獨樹一幟，比如革命史、黨史、共運史、中國制度史，更別說清史研究。在政治學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提出學科化的歷史政治學。歷史政治學強調的是重大現實問題、重大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時間性因果關系。歷史淵源與歷史軌跡，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歷史本體論。大家都在講歷史的重要性，德國也有歷史學派，英國的政治學和歷史研究根本不分家，他們牛津、劍橋的教授既教中國歷史又教中國政治。在嚴格意義上，從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算起，德國歷史不過500年，英國諾曼人登陸就是1000年。它們歷史都不長，但政史不分家的傳統非常堅固，而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國家，5000年歷史的大型文明體未曾中斷，因此歷史本身給我們能提供更多的資源。中國歷史是政治史，政治史當中有很多政治學原理。以前我們研究中國政治學都是用外來的方法論，因此歷史政治學可以認為是基于中國歷史文明的，中國政治學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方法論。

歷史政治學的核心概念是歷史本體論。布羅代爾說歐洲直到17世紀左右基本上都是社會史，因為帝國崩潰以后都是城邦國家，城邦國家就各自為政，后來進入封建制絕對主義國家，現代民族國家是從幾千個城邦國家，甚至上萬個城邦國家，打出來幾十個民族國家。歷史就是社會史，因此國王有行政權力。而在國王旁邊有很多地方諸侯，他搞不定他們，他們組成議會制約王權。這就是社會史延伸出來的制度變遷。從這樣的制度變遷總結出的政治學理論，就是代議制政府、代議制民主等等。但是，中國歷史是政治史，幾乎一開始就是這樣。先秦的時候，比如說管仲治齊、商鞅變法，都是政治史，更別說秦以后都是大一統的國家史。所以說，歷史的性質導致了中國的制度變遷樣式。

前面列舉的幾個外來方法論都很難回答中國當代的重大現實問題。比如說代議制民主是制度主義方法論的最愛，階級分析對革命很有用，但是怎么搞建設還有待研究，社會學已經找回階級分析，但政治學界運用階級分析的還寥寥無幾。政治學1980年恢復以來，用階級分析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幾乎沒有。理性選擇主義就個體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研究中國政治恐怕也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用歷史政治學可以來解釋中國政治現象，比如說民主集中制對應的是大一統，社會主義思想對應的可能是民本思想，協商民主對應的可能是協商政治，等等。我們說一般性問題的研究有方法，但沒有方法論，而學科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屬于方法論。

因為政治學一開始就是學科化建制這樣的一個方式，所以說它有巨大成就，當然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它的成就是什么呢？學科化成果能普遍化，形成人們的思維方式。比如說自由主義，在二戰之前自由主義可能就是一個思想，是少數人能掌握的一個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到二戰以后，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臺一個文件，說美國社會科學就是宣傳戰，就是意識形態宣傳戰。而怎么做美國社會科學？要把“自由”這個關鍵詞貫穿于各個學科，因此后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都有自由主義這條線索。這個做法做到了什么呢？他們真正做到了“三進”，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我們現在提倡弘揚中華文明傳統，比如說共產黨思想資源在哪兒，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資源在哪兒？那可能就是講中國文明傳統，比如說儒家思想，我的理解是儒家思想如果做不到大眾化、學科化，如果依然按照原來的經學路徑去研究，很難推陳出新，很難做到像自由主義一樣的大眾化。儒學的生命力在于社會科學學科化，如此才能普及儒學思想，弘揚光大。

另外，關于民主的概念，都是美國學科化成果的具體體現。民主的本來意義是什么？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但是美國政治學怎么做的呢？它首先把民主從本質民主改造為程序民主，說人民當家做主是第二位的。它來個簡單顛倒，第一位是什么？選舉產生政治家做決定的過程，這首先就把民主的概念改造了。第二是改造民主的性質。二戰之前，一說西方民主都是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這個概念，知識分子肯定不喜歡，因為知識分子喜歡自由，喜歡平等，喜歡公正，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可能有效率，但是肯定不公正不平等。資本主義民主被置換成什么？自由主義、多元主義民主，這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完成了。第三個改造是什么？韋伯的合法性概念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政府組成符合法律程序，官僚制是最有效的，就這兩點。到50年代，這個概念被重構了。李普塞特在《政治人》這本書當中保留“有效性”，但是把合法律性置換為競爭性選舉，從此有了“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這就是學科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說，自由和民主的融合是戰后美國社會科學最偉大的成就，因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道上跑的車，自由是貴族的權利，而民主是大眾的權利，這兩個東西是沖突的，但是最后它們被擰在一塊，所以說形成了自由主義民主的概念。

政治學一開始把問題研究學科化，前面兩個例子說明其產生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一詞是對西方人來說的，因為自由民主這個概念是被扭曲的；盡管被扭曲，它還成了普遍化概念。我們是折中主義者，有成績就有問題，而且問題很多。在美國受教育的學者說，比較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很發達，但是如果你系統地掌握了比較政治研究的方法論，你就很難有希望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這就是說越來越多地學科化以后，必然會帶來問題意識的狹隘化，甚至出現大量的無意義寫作。這在美國、中國都很普遍。美國的學術利益集團化非常嚴重，很多所謂的學派，比如行為主義學派在70年代以后玩不轉了，已經在各主要高校占領了陣地，適時地轉化為理性選擇主義學派，當然理性選擇主義學派最后又誕生了很多不同的次學派、亞學派，然后學派再搞出雜志，培養學生在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學者憑幾篇無用的文章當教授。這樣看來，無意義寫作也不是沒有意義，靠寫作可以當教授。當然對人類的知識和思想貢獻有什么，那是另一回事。

講到學科化建制的問題，我們不得不聯系到中國。我覺得我們現在很糾結。一方面，很多人都認識到中國的學科建制帶來的問題，問題意識淡化，就是說思想性成就越來越小，學科建制越來越發達。其實有關部門也意識到了。對策是什么？建設“新文科”。新文科肯定是問題導向的教育，強調學科融合，至少是文科和文科的融合。比如政治學和歷史學的融合，中國傳統上是不分家的。另外一個就是文理融合。大數據來了，文科學生要會用數據分析。國外不叫新文科。美國杜克大學在政治學系下面劃分了幾個板塊，比如比較政治經濟學、戰爭與和平，等等，都是人類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但另一方面，一級學科越來越多。有學者在20年前說，20年后不會再有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之分，但是現在科學劃分越來越多，更加細化。碎片化學科建制顯然無助于新文科的發展，不利于問題意識的培養。

我的結論是，創新發展必然是問題導向的研究結果，過于狹隘的學科建制肯定限制了創新發展；然而即使是問題研究，好的成果也離不開學科化的方法論路徑。另外，學科化研究有助于學術成果的連續性積累，比如前述的美國政治學關于民主的研究，而問題性學術研究則可能是碎片化、非連續性的。當然，這些“結論”依然是開放性的問題，而不是唯一的答案。

作者:楊光斌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