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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華茲華斯“快樂”詩學倫理內(nèi)涵詩史意義

[論文摘要]華茲華斯不僅是英國19世紀杰出的抒情詩人，也是有著自己獨立詩歌觀念的詩歌理論家。華茲華斯主張詩歌的情感、題材、語言和創(chuàng)作目的都要以“快樂”為起點和終點，“快樂”成為其詩學中的核心理念，這就構筑了他獨具個性與魅力的“快樂”詩學。在這種詩學觀念的指導下，華茲華斯的詩歌充滿了一種崇高的自然與人間之愛及其獨到的倫理內(nèi)涵，成就了其詩歌在英國乃至世界詩歌史上的地位，并對當今世界的詩歌與文學創(chuàng)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是橫跨兩個世紀的英國大詩人，其詩歌藝術和詩學理論是國內(nèi)外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從目前的研究現(xiàn)狀來看，在研究對象方面，“已有的研究涵蓋了他的自然觀、社會觀、民主觀、主題性復歸、時間性修飾、意象意境、詩歌語言、詩歌題材等眾多領域”…；在方法論方面，已經(jīng)有心理學研究、新歷史學主義批評、文本批評、性別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解構主義批評，這說明國內(nèi)外的華茲華斯詩歌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然而，我們深以為憾的是，人們忽略了華茲華斯對“快樂”的理解與闡釋，以及其背后豐厚的詩學意義和倫理價值。而從華茲華斯的詩學理論和詩歌藝術綜合來考察，“快樂”無疑是其基本要素之一；無論從其詩學觀念還是詩歌藝術實踐來看，它都有著潛在的深層內(nèi)涵，并且維系著其內(nèi)在的統(tǒng)一性和邏輯性。可以這樣說，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在當時英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詩學理論起著拓展作用，對當今世界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歌理論也富有相當?shù)膯⒌弦饬x。

一、統(tǒng)一性與邏輯性：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

華茲華斯的詩學理論，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抒情歌謠集”1800年版序言》和《“抒情歌謠集”18l5年版序言》這兩篇長文中。從總體上來說，其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理論，主要包括對“情感”、“題材”、“語言”、“創(chuàng)作目的”等幾個方面的理解與認識。無論從華茲華斯自己所撰寫的兩篇序言來看，還是從其詩歌藝術經(jīng)營來看，“快樂”始終都是其中隱伏的一條主要線索和一個重要的詩學主旨。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具有豐富而獨到的內(nèi)涵，主要體現(xiàn)在：

首先，詩歌中的情感應當是一種以快樂為主的情感。華茲華斯認為：“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詩人沉思這種情感直到一種反應使平靜消失，就有一種與詩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漸發(fā)生，確實存在于詩人的心中。……然而不管是一種什么情緒，不管這種情緒達到一種什么程度，它既然從各種原因產(chǎn)生，總帶有各種的愉快；所以我們不管描寫什么情緒，只要我們自愿地描寫，我們的心靈總是在一種享受的狀態(tài)中。”這是一段常常為人所引用的話，不過，引用者多半是以此來說明詩歌情感的來源，即詩歌往往來源于詩人對于過去生活的一種回憶。其實，華茲華斯在這里所表達的詩學思想遠沒有那么簡單。筆者認為，這段詩學名言中涉及到了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詩歌的本質(zhì)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其二，詩歌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詩人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向詩歌逐漸遷移并流人詩中的過程；其三，詩歌創(chuàng)作是在一種自愿并且自然的情況下完成的，強調(diào)詩歌藝術的自主性與自由度；其四，詩人的情感是愉快的，而詩歌中的情感是詩人情感的流入，可以推斷也是愉快的，并且，詩人在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是一種享受的狀態(tài)，自然也是一種愉快的狀態(tài)。在這四個方面的詩學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快樂”詩學思想。我們也許應當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詩人能夠回憶起來的情感是從哪里來的?其邏輯起點是什么?華茲華斯在《頌詩——憶幼年而悟永生(永生頌)》一詩中這樣寫道：“兒童既然是成人的父親，，我就能希望自然的敬愛／把我的一生貫穿在一塊。”詩歌對兒童的天性作了高度的贊美。在這首詩中，華茲華斯認為：“嬰幼時，天堂展開在我們身旁!／在成長的少年眼前，這監(jiān)房的／陰影開始在他周圍閉合，／而他卻是／看到了靈光和發(fā)出靈光的地方，他見了就滿心歡樂；／青年的旅程日漸地遠離東方，／可仍把大自然崇拜、頌揚，／在他的旅途上陪伴他的，／仍有那種瑰麗的想象力；／這靈光在成人眼前漸漸黯淡，／終于消失在尋常的日光中問。”“兒童是成人的父親”，其理由在于：兒童生活在天堂里，擁有著瑰麗的想象力和與大自然高度的親和力；更重要的是，兒童總是自由而快樂的，他正是由此與成人區(qū)別開來。華茲華斯要表達的真正意思，正如約翰·比爾所指出的那樣：“華茲華斯真正要寫的是，兒童出A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上帝自己；正是神圣自然中保留的這莊嚴的光輝，才將其周圍的世界變成了‘天堂’。”

“也就是說，華茲華斯認為兒童是人間和天堂(上帝)的直接聯(lián)系者。如此說來，華茲華斯所要回憶的便是兒童時期在天堂里的感覺了，正是它為詩歌提供了一個情感的源頭。這樣的回憶性的情感同樣是快樂的，當然，也包括無拘無束的想象力和與大自然的渾然一體。因此，從邏輯上講，從兒童時代的天堂之樂到對它的深情回憶，冉到詩人情感的進入詩歌，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的整個過程，在華茲華斯看來都是一個享受的過程，而“快樂”則是這種感覺的根本所在。

其次，詩歌的題材就是詩人的情感，在具體的詩歌作品里情感與題材往往是一種一體化的形態(tài)。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認識詩的題材：“題材的確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心靈，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夠興奮起來。”他看重的詩歌題材好像只是來源于詩人的心靈與詩人心靈的刺激與震動。當然同時他也認識到：“是情感給予動作和情節(jié)以重要性，而不是動作和情節(jié)給予情感以重要性。”如此看來，華茲華斯認為只有以情感作為詩歌藝術的推動力，將題材有機地組合成為合理的動作或是情節(jié)，才能創(chuàng)作出真正完美無缺的詩篇。而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情感和題材的契合點到底在哪里?我們還是只有從華茲華斯自己的論述中來尋找。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說過：“只有愉快所激發(fā)的東西，才能引起我們的同情。”同時他還曾經(jīng)這樣強調(diào)：“沒有一種知識，即是，沒有任何的一般原理是從思考個別事實中得來的，而只有由快樂建立起來，只是憑借快樂而存在我們心中。”而詩人所能做的是一些什么呢?詩人往往依據(jù)人自己的本性和他的日常生活來看人：“覺得到處都有事物存心中激起同情，這些同情，兇為他天性使然，都帶有極大的愉快。”我認為，華茲華斯的論述隱含了這樣幾個問題：其一，詩人對詩歌和生活的態(tài)度是人之本性，立足點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其二，人(包括詩人)在不斷地與外界事物發(fā)生作用和反作用，這種相互作用的發(fā)生是情感的誘發(fā)因素；其三，由于詩人創(chuàng)作詩歌的基點是人之本性和日常生活，詩歌具有著與外界(包括讀者)天然的親緣關系，容易將外界事物演變?yōu)樵姼桀}材，促成詩歌藝術的誕生；其四，外界事物刺激詩人，詩人憑借詩歌與外界發(fā)生情感的交流都是由于愉快之情的誘發(fā)，而讀者與詩歌發(fā)生共鳴，引發(fā)同情，其最終也是為了獲得愉快。由此可見，在華茲華斯這里，題材和情感的契合點確實是詩人內(nèi)心的快樂。讓我們看一看華茲華斯的名詩《我們是七個》的片斷：“‘可他們兩個都已經(jīng)死去!／靈魂已升進了天國!’／這些話全都是白說，，／這位小姑娘還是不改嘴：／‘不，我們是七個，’她說。”按照常理來推斷，兩位親人離去本應是很悲傷的事情，可是這位小姑娘執(zhí)拗地堅持她們七兄妹是同在的，其原因就在于那個小姑娘對生死的看法本位于快樂的原則；詩人在此淡化人間的生死，其實質(zhì)是看到了親情給人帶來永遠的愉快。綜上所述，從詩歌選取題材的原則、在詩歌藝術的實踐以及詩歌客觀的藝術感染力、詩歌文本的客觀呈現(xiàn)來看，“快樂”都在其中擔負著樞紐的作用。

再次，詩歌的語言應當是美麗而富于趣味的。華茲華斯對于詩歌的語言有過一段很精彩的論述，他說：“這些詩的主要目的，是在選擇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節(jié)，自始至終竭力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語言來加以敘述或描寫，同時在這些事件和情境上加上一種想象力的色彩，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tài)下呈現(xiàn)在心靈面前·真實地并非虛浮地探索我們的天性的根本規(guī)律……使這些事件和情境顯得富有趣味。”將這段關于詩歌語言的話和他提出的選取題材的標準結合起來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的統(tǒng)一性和相異性：其統(tǒng)一性表現(xiàn)在語言運用的立足點是人之天性和日常生活情節(jié)；其相異性體現(xiàn)在想象力的滲入使得詩歌的文本形式又迥異于生活的一般形式，造成詩歌與現(xiàn)實生活的距離，從而獲得一種陌生化效果。詩人創(chuàng)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詩歌藝術對事件和情境的糅合而具有趣味性，也就是快樂的營造與獲得。如果能夠與詩歌的情感、題材吻合起來，就可以使得詩歌藝術具有一種統(tǒng)一性。在華茲華斯看來，語言的使用存在一個歷史性與現(xiàn)時性的問題。

歷史上出現(xiàn)的優(yōu)秀詩歌創(chuàng)造了優(yōu)美純粹的語言，而語言的反復使用又會使其從優(yōu)美墮為俗濫；同時，語言必須與時俱進，適合人們的Et常現(xiàn)實生活，方能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為此，華茲華斯認為詩歌語言的使用要合情合理。他說：“我想使我的語言接近人們的語言，并且我要表達的愉快又與許多人認為是詩的正當目的的那種愉快十分不同，……我希望這些詩里沒有虛假的描寫，而且我表現(xiàn)思想都是使用適合于它們各自的重要性的文字。……這樣做有利于一切好詩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合情合理。”如此看來，華茲華斯對詩歌語言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對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進行真實描寫，探索人性的根本規(guī)律，傳達詩歌應有的愉快感，追求語言使用的情感性、愉快感、合理性、生活性的多位一體。

第四，詩歌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使讀者能夠感到一種少有的愉快。華茲華斯說過：“詩人希望把他的情感接近他所描寫的人們的情感，并且暫時完全陷入一種幻覺，竭力把他的情感和那些人的情感混在一起，并且合而為一，因為想到他的描寫有一個特殊的目的，即使人愉快的目的。……詩人做詩只有一個限制，即是，他必須直接給一個人以愉快。”。人們之所以喜歡讀詩是為了什么?也許有的人認為是為了了解詩人的情感，也許有的人認為是為了尋求一種美感。華茲華斯則明確地指出人們讀詩就是為了尋求快樂。詩歌創(chuàng)作是為使人愉快的思想，也明顯地體現(xiàn)在華茲華斯的詩歌藝術實踐中。其詩作《布萊克大娘和哈里·吉爾》講述了一個地主和窮人的故事：布萊克大娘不堪嚴冬的寒冷而去偷地主哈里·吉爾的籬笆來燒火取暖，結果被哈里·吉爾捉住了，大娘向天祈禱哈里-吉爾不再感到溫暖，哈里·吉爾終于受到上帝的懲罰，而永遠失去了溫暖的感覺。這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掩蓋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大娘和地主之間的矛盾本是激烈的階級矛盾，大娘的悲慘遭遇和哈里·吉爾的奢華生活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詩人并沒有將沖突的解決訴諸血與火的暴力，而是極力加以淡化，借用上帝的力量來懲處人間的罪惡。這樣的處理方式的真正用意，在于以“善”感化“惡”而最終達到消泯惡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為了將情感的宣泄導向平靜與美善，從而促成讀者對詩歌藝術接受體驗愉悅感的充分實現(xiàn)。

華茲華斯“快樂”詩學思想體現(xiàn)出了一種比較嚴密的邏輯性。主要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華茲華斯把詩歌的情感來源定位于人之記憶領域，強調(diào)人之主體感受性與外在世界的交感融合，從而導致了某種情感因素在記憶領域的貯存，期待著詩歌創(chuàng)作的喚醒、重現(xiàn)以及藝術化展現(xiàn)。其二，華茲華斯利用“沉思”來實現(xiàn)情感從記憶領域到藝術領域的轉化，詩人以個體之情感來感受、體味人類普遍性情感，實現(xiàn)詩人情感由“小我”向“大我”的提升；“沉思”也體現(xiàn)為詩人尋找特定的藝術媒介，如藝術體裁、語言、韻律等，從而實現(xiàn)記憶領域之自然性情感向藝術情感的轉化，并尋求與詩歌藝術媒介的高度契合。

對于情感的表現(xiàn)，華茲華斯用“合情合理”加以調(diào)節(jié)和控制，一方面是在反抗西方詩學史上對情的壓抑的傾向，另一方面合理地“糾正了浪漫主義詩學可能造成的濫情主義”。《我們是七個》和《布萊克大娘和哈里·吉爾》兩首詩，對于親人死去的哀痛以及階級之間殘酷的欺壓與迫害，作者對其情感的表露都維系在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較為恬淡、平和的情緒氛圍中，并且用理想化的“‘不，我們是七個，’她說”和上帝的懲戒來尋求心理的安慰與矛盾解決的良方；同時也維系了華茲華斯詩學情感的快樂色調(diào)及其藝術魅力，顯示了華茲華斯極其深厚的詩學修養(yǎng)。華茲華斯的詩學理論呈現(xiàn)出完整的流程性與邏輯性：記憶(情感的貯存)——沉思——創(chuàng)作——合情合理。整個流程顯示了華茲華斯既是詩人又是理論家的雙重身份，而從“沉思”與“合情合理”的關系來看，“合情合理”昭示了其獨立的詩歌主張，即詩歌應該給讀者以快感或教益，“情”與“理”并舉；“沉思”不僅體現(xiàn)為情感與藝術媒介的契合，也是“情”與“理”沖突緩解的中介。故而“沉思”與“合情合理”維系了華茲華斯“快樂”詩學的一體性以及創(chuàng)作上的可行性，共同鑄就了其“快樂”詩學的美學魅力。總的來說，華茲華斯“快樂”詩學的基本內(nèi)涵，就是強調(diào)作為詩之基本要素的情感、題材、語言、創(chuàng)作目的，都要有“愉快”的因素，認為“愉快”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起點也是終點，它維系著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的統(tǒng)一性、協(xié)調(diào)性、邏輯性；其詩歌藝術文本給人一種清新淡雅的愉快之美，完美地演繹了其詩學主張。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詩歌藝術實踐上講，華茲華斯終其一生都在極力構建一種具有重大意義與價值的“快樂”詩學。

二、去庸俗化：“快樂”詩學的倫理內(nèi)涵

華茲華斯的“快樂”詩學涉及到了詩人、詩歌藝術、讀者三者的內(nèi)在關系，而其立足點則是人性之本與日常生活，也就是如何看待生命本身和生命如何存在與怎樣發(fā)展的問題，即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藝術的關系問題。華茲華斯對此發(fā)表了極為重要的意見，這種詩學思想以及在其中蘊涵的深厚的倫理內(nèi)涵，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首先，華茲華斯認為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才會有生命的趣味產(chǎn)生。他曾經(jīng)這樣指出：“他(詩人)以為人與自然根本互相適應，人的心靈能照映出自然中最美最有趣味的東西”，同時“詩是人和自然的表象”。這不僅道出了人與自然的真實關系，并且也確認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體式同人與自然都具有一種十分密切的關系。華茲華斯認為自己被大自然賦予了一種成功和藝術評論家必須擁有的品質(zhì)，而他也因這一言論而“名聲大噪”l7l720如此看來，自然給人以感化與啟迪，人也能感應自然界中美和趣味的東西，二者互相適應，具有一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交感性，而詩歌正是二者交感的藝術表征。

從藝術創(chuàng)作上來講，自然無疑是藝術來源的給養(yǎng)；從倫理上講，自然往往給人的心靈以凈化，使人的靈魂得以超升，擺脫功利的約束而進入自由之境。華茲華斯在《寫在早春的詩行》中這樣寫道：“大自然使我軀體中的靈魂／同大自然美好的作品結合；／我呀，想起了那問題就心疼：／人把人變成了什么?／……／IN下伸展的帶嫩芽的枝梢／扇子般地招引輕柔的風兒；／任我怎么樣，我不由得想道：／那中間也有著歡樂。”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其一，大自然具有凈化人類靈魂的力量，也具有一種與人類靈魂親和的質(zhì)性；其二，人類離開了大自然面臨的只是靈魂的異化，人類脫離了正常人性發(fā)展的軌道，就會遠離生命的本真形態(tài)；其三，在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快樂的，那里才是美好的天堂、人間的樂土，人類應該學會像大自然中的生命共同體那樣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總之，華茲華斯通過人與大自然的關系給讀者留下的倫理學啟示是：大自然中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人類相處的理想模式，人類理應接受大自然的浸染、熏陶，讓生命與生命之間和諧相處，抵制功利對靈魂的蒙蔽與異化，從而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快樂。

其次，人與社會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關系，人只有在一定的社會中才能生存與發(fā)展，社會的發(fā)展也離不開人的個性、氣質(zhì)與風采。華茲華斯認為人是社會的構建因子，社會是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人的個性在社會中得以彰顯，同時又要受到社會性的制約。而華茲華斯常常把人和社會的關系上升到整個宇宙的高度，從而在一個人、自然、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宏大場閾下來確立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系，“華茲華斯意在拓展我們對一個非個人的宇宙之偉大性的激賞，直到我們學會將我們自身界定為所有無數(shù)生命中不可分離的一份子，離開了它們，我們將無從存在”。而在這個宏大的場閾關系網(wǎng)中，人以獲得愉快為其立身之本，愉快的獲得演變?yōu)槿伺c人之間的愛和崇高的熱情。華茲華斯在《詩行：記重游葳河沿岸之行》這首詩中多次提到“歡樂”：“而在城鎮(zhèn)和都市的喧鬧聲里，／在我困乏地獨處屋中的時候，這些景致會給我甜美的感覺，／會使我血脈和順又心頭舒暢；／它們進人我心靈深處，使那些／沉睡著的往日歡樂感情開始”，“歡樂具有的神威使我們目光／沉靜，看清事物的生命／……／我在精神上多少次求助于你!／……靈上的圖景再次蘇醒過來；／我站在這兒，體會現(xiàn)時的快樂，／也高興地想到在這個時候還將／給未來歲月增添生氣和精神／食糧／……／自然也就是我的一切”。這首詩里所表達的思想是極其深刻的：人、自然界、社會構成一個宏大的宇宙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中介。因此，人從自然界吸取精神食糧，向深處能夠體味人性與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價值，向廣處能夠反省社會的現(xiàn)時狀態(tài)。詩人認為都市和城鎮(zhèn)的喧鬧不適合生命的詩意棲居，而只有向自然朝拜，從那里激發(fā)人性之圣潔的愛，從而整合現(xiàn)時的社會矛盾，理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從情感上講，只有這樣人才能獲得歡樂；從倫理上講，只有這樣人類社會才能真誠而合理。正是人與自然、社會構成了華茲華斯認識人與社會的關系主線：大自然——人(歡樂)——認識人性、激發(fā)圣潔之愛——反觀社會、從而構建合理社會，而“歡樂”正是這條主線的情感本體，社會倫理道德則是其潛在的衍生。

再次，人與詩歌及藝術的關系是一種共生共存的關系，人能夠從詩歌與藝術作品里獲得啟示與真理。華茲華斯曾經(jīng)這樣說過：“詩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個別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詩人唱的歌全人類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覺高興”，“詩是一切知識的菁華”，“詩人是捍衛(wèi)人性的磐石，是隨處都帶著友誼和愛情的支持者和保護者”，“詩是一切知識的起源和終結，——它像人的心靈一樣不朽”在這里，華茲華斯確立了詩人和詩歌的崇高地位，也就間接地確立了人與詩歌藝術的關系：人要接受詩歌藝術的陶冶，從中獲得啟示、知識、真理，并且也能認識人性，作一個詩歌藝術的追隨者和合唱者。華茲華斯在早期的一首詩中曾經(jīng)這樣歌唱：“詩人給我們崇高的愛和關心，／愿他們永遠受到祝福和稱頌，／他們神圣的歌使世上的我們／生活在真理和純真的歡樂中。”從這里可以看出，華茲華斯給詩歌與藝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僅是藝術上的要求，并且是倫理上的要求。他認為讀者要從詩歌藝術中獲得真理和崇高的愛，從而構建個人靈魂的底蘊，再以此升華開去，使得整個社會都統(tǒng)籌在真理、愛和關心之中，如此，個人、詩歌藝術、社會都將為歡樂所充滿，并且獲得理想的發(fā)展模式。

根據(jù)以上所述，華茲華斯詩歌藝術倫理學內(nèi)涵的主要內(nèi)容是關于詩人、詩歌藝術、個體生命、大自然、社會乃至整個宇宙之間的相互關系：詩人從大自然中獲得精神養(yǎng)料，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詩歌，一方面可以深刻地認識到人性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歌唱真理、愛和關心，并以此來凈化人的靈魂，美化社會關系，使得整個宇宙都處于一種和諧發(fā)展的態(tài)勢中；而在整個發(fā)展線索中，歡樂是情感的起點和推動力，亦是情感的歸宿和目的。華茲華斯“快樂”詩學的倫理內(nèi)涵是強調(diào)人、自然、社會的和諧相處，摒除詩歌藝術的功利目的，抵御城市浮華和商業(yè)利益思想的浸染，又反過來使得詩歌藝術染上了強烈的去庸俗化和超功利色彩，從而履行了一條超脫的、崇高的藝術實踐道路。

華茲華斯提出的“快樂”詩學及其藝術實踐，確立了一種嶄新的詩歌藝術創(chuàng)作模式，維系了人、自然、社會的和諧關系；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的超功利目的，奠定了詩歌擁護崇高的愛和對人類關心的深厚倫理內(nèi)涵。這種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快樂”詩學思想，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當下的角度來說，都具有重大的拓展與肩迪意義，從而也鑄就了華茲華斯詩歌藝術在英國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