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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小說理論建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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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小說理論建設分析

論文關鍵詞:文體小說現小說批評

論文摘要:“以西倒律我國小說”是清末民初我國小說界的一種流行的小說批評觀念與方法.它是用西方的標準來評價和界定我國小說,這不但反映出一個轉型的時代的獨特的小說觀,而且讓我們對透視小說批評如何在學理與實踐、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尋找自己的立足點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本文試圖解析這一現象發生的歷史必然性。試圖闡明由當時學人的自覺而開放的中西比較觀念開創出的動態而巨大的理論空間對當代小說文體理論研究的重要參照意義..

在中國進人二十世紀以前.小說很難說是一個完備的文體概念,可謂近史者皆非信史.近子者不合大雅.他的文本體制是“叢殘小語”的綴合.內容主要來自“街頭巷語.道聽途說”.記言記事皆可.是小才小智的小道概而言之是道聽途說之語而在西方,羅蘭·巴特說過:“有了人類歷史本身.就有r敘事。”西方的敘事傳統源遠流長.二十世紀以降。俄國的形式主義、法國的結構主義、弗萊的原型批評等文學批評派別峰起.對文學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小說也在理論上逐漸爭得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壇主角的位置口J以說.兩方的小說(nove1)是以虛構為核心,具備人物、情節、環境_三要素的一個文類概念.而近代的中國理論界只是借用了中國歷史上“小說”這一名詞有論者認為西方小說內部分類甚細.各有名詞作為指稱.而中國僅在小說前加諸如“短篇”等修飾語來表示.這也是對小說的概念的認識不完備的一種佐證

雖然中國小說理論和西方小說理論在很長時間內處在彼此沒有關聯的兩個文化體系中.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一但中國小說理論吸收西方的小說理論不能說完全沒有學理上的基礎一語云“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宋.陸九淵),意狂說明人類的思維方式具有同一性.對客觀事物反應的心理機制也是相同的.對事物的道理的發見和闡釋并不會因為地域上的區分和隔離而南轅北轍.或者說.地域上的原因可以促成不同的文明的產生和不同的歷史的沿革.但是在對真理的認識上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都是有一致性的實際上.近代中國小說理論家也看到了東西方小說觀念的趨同性:“小說為以理想整治實事之文字.雖東西國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點……蓋人心雖極變幻.更不能與感官所接觸之外.別另構以思想.不過取其收蓄于外界之材料,改易其形式質點,加以支配,以新一之耳目”f蠻《小說小話》)這就進一步從小說的創作的心理機制以及對素材的取舍等方面論述了東西方小說的可通匯之

處東西方雖然有各自不同的歷史風俗.小說不能“另構思想”,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這種各自不同的歷史風俗之上,但是“必有相合之點”,這是因為小說是以“理想整治實事”,而人類對于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這一點上是有共通之處的推及而上,中國和西方的小說理論在差異的基礎上義確tlj通扎:之處這種通匯是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的.或說時代背景就是造成中西小說觀溝通的主要的因素近代社會的情況是“i千年之一大變局”(李鴻章)、“四千年大夢之醒悟”(梁啟超)、“千年未有之創局”(曾紀澤)。鴉片戰爭用洋槍大炮轟開了中國這樣一個:艾明古國閉鎖的大門.也帶來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第一次大的沖突.而近代中國的理論家就是在一種傳統的東西被嚴峻的現實所沖擊的情況下了解并接受西方異質文化的。近代中國的文人們本身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制約.卻因為客觀上外來力量的闖人與自身命運的遭厄帶來了文化上更新的町能性、在1895—19l1年這一時期.形成了中國翻譯史上既東漢的佛經翻譯、明末的科技翻譯后的第三次翻譯高潮在這次翻譯高潮中.對西方的政治和文學的作品翻譯居于要佗.西方的小說以及文論隨著翻譯文學的興盛席卷而來

盡管中西的小說理論有著町通匯之處.當并置兩種不l百j的文化文學觀念時.作為以西方異質文化為表征的小說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小說概念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說傳統思維仍對理論家的觀念起著制約作用這首先就體現在小說批評理論的話語的使用上相對于隨后的五四強烈的變革意識以及對語體要求的明朗化.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的小說理論建設中.小說理論家用的還是一種中西、新舊雜糅的過渡性話語也就是說,一種新思潮的漸人,將帶來思想觀念的轉換,而思想觀念的轉換需要一種能把新的時代精神寫入義學的新文體,也就是小說對小說文體認識的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轉換.而小說的文體批評.也必須落實到語體問題上、不僅在小說的創作中.而且要求在小說理論批評上也呈現出新的氣象和要求漫殊(梁啟勛1嘗言:“小說者.社會之X光線也一”這是一種典型的晚清小說的話語批評方式.將中國傳統的“之乎者也”的文言用詞鑲嵌在“X光”等古所未有的完全西式的指稱中它吸收了西方的“小說是社會現實的反映”的社會歷史批評觀念.認為小說是透視社會的鏡子,其兄粱啟超更是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認為小說對變革社會有巨大的功用.將佛家的“熏、浸、刺、提”與“主權”“心理學”之類的新名詞并談.創立了一種既有中國漢賦一樣鋪排大氣的Jx【格然而思想旨歸在改良的文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時引入的小說類型也以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哲理小說等以為“救中國社會時弊”為目的的小說為主.帶有明顯的社會功利性,時代的局限與傳統思維的影制約直接導致了理論家難以對西方小說理論做全面的理解.也決定了由此對西方小說理論的片面吸納是出于一種拯救時弊的功利性選擇.“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這一特定文化現象就是復雜的文化政治在文學的體現,文體本身是一種形式范疇小說的文體反映的是小說從形式到內容的整體特點它包含表層的文本要素以及深層的社會要素,“以西例律中國小說”包含的即是對“西例”和“我國小說”兩個平行單位的諸要素的擇優與遴選

以激烈反駁的態度評判中國占典小說的是梁啟超.他是推動近代啟蒙主義與小說藝術相結合的領袖在題材的選擇的問題上.他認為古典小說的傾向難以適廊近代小說的要求.對傳統小說產生的一種虛無態度.將傳統小說j結為“語怪、誨淫、海盜”之作而這種態度產牛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國歷史上題材豐富的傳統小說.包括傳奇小說、筆記小說、章回小說等.真的如此不蜞.而在于他把關注的焦點完全灌注在可以啟蒙民眾、為社會盡力的社會政治小說】=了.是因為政治小說正和他啟蒙救r_的政治理想無獨有偶.衡南劫火仙也在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發表《小說之勢力》~文,相比歐美小說能“察天下之大勢.動人類之頤理”、“醒齊民之耳日.勵眾庶之心志”有益于邦國人民的種種優勢,力陳我國小說“立意在消閑.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瞵角”的落后嚆壞由此.對中國傳統小說喜錄陳言、內容無出乎鬼怪男女、題材狹仄等問題的抨擊言論目益增多.有甚者.發出了“撰不如譯”的呼聲r鐵樵《論言情小說撰不如譯》輸入我國文學中前所未有的西方政治、偵探、科學小說成為小說界的虔誠的熱望其時層出不窮的小說類刊物中從類型上講對小說募集標還是很寬泛的.比如《小說林》征稿中稱:“本社募集各種著澤家庭、社會、科學、理想、偵探、軍事小說.篇幅不論長短、詞句不論文言、白話.格式不論章回、筆記、傳奇”小說理論界對小說類型的分類和選擇.也促成了小說類型的分類和認識.進入文學的傳播.無疑強化和鞏固了這種分類的實踐意義,由題材類型而上身到對小說類型的劃分,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中.將小說分為理想派與寫實派這和其后的文論上將中國古典文學劃歸成浪漫、現實兩大傳統有密切關系.又對中國百年的功利化、實用化的現實主義傳統有開拓作用.它指導文學家和理論家在民族興亡之時自覺承擔起的歷史的使命但是這無法使他的新小說擺脫“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的尷尬這段梁啟超對自己小說的敘事特點的反思.正呼喚著對小說本體藝術規律有更為正確、精準的理論的出現。

對小說文體的研究關涉的是對小說本體特性的認識小說作為文學之一種.其價值不僅存在于業已形成的價值定向.而更在于可以創造一種更高價值.即關乎人性全面發展的審美價值而小說的審美價值存在于小說文本與閱讀者接觸時.閱讀者產生的審美感知或審美體驗過程中清末上海開明書店主人夏清貽(公奴).則以書商的身份.抱怨梁肩超的以日本政治小說為藍本而創制的“新小說”不好賣原因在于這種創作“于小說體裁多不合也”,是“開『]見喉嚨”的直白之語.“只覺可厭.不足動人”(《金陵賣書記》)這證明依靠對西方小說理論片面的理解和對有限的譯作的閱讀而形成的對小說價值的高估以及對“新小說”作用的鼓吹實際上是難以實現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的正可謂:“近時之小說,思想呵謂有進步矣.然議論多而事實少.不合小說題材.文人學土鄙之夷之、”(余佩蘭《女獄花》序)這指責的是政治小說多空疏的議論而無具體形象的描寫.實際上,細膩的環境和心理捕寫的確是西方小說有別于中國重外部行動的小說的~項重要特色,將小說本身的特性與讀者的喜惡結合起來批評小說創作.對政治小說的流弊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糾偏作用在I卜面的立論中.他明確指出小說應“諧、奇、曲、變換百出”,即是強調語言上的幽默感,人物的傳奇性、故事的新奇與情節的多變.這已經隱約涉及到西方小說理論中“人物、情節、環境”的:要素問題.更指出“小說之妙.經含詞章之精神”,即小說的語言的創瓤對小說文體的意義這可謂是在用自己獨立的思考透視出小說理論『ⅡJ題的關鍵,涉及到表達手法、題材性質結構類型、語言體式、形態格式等文本要素以及民族傳統、讀者反應等深層要素,叮以毫不夸張的說.《金陵賣書記》中已經隱現了其后舀年小說理論的最初萌芽

對結構的分析也是對小說審美功能認識的一個螢要方面在小說文體批評的理論話語的建構中我們也不nJ忽視當時就沒有“以中例律兩方小說”的現象林紓等人在譯作過程中就表示《水滸傳》町做為文法書讀.盛贊金氏對水滸結構上的評點.而這種評點是完全中國式的.他義用符合中國的文章結絡之法的標準來稱贊外國小說而俠人從結構的紛繁、滋味的深厚等申述中國小說之長.只是分類不如阿洋小說甚精的長短互見中.肯定了中國小說的價值叮見在很多霞要的小說理論家那里.傳統觀點是仍占主導地位的一這也為“以西例律我國小說”認為我國小說結構布局等問題上輸于外國小說提供了反證工具論與審美論似乎是對文學認識的兩極.但是總是錯綜復雜地呈現在一個時期同樣也力主社會革新的夏曾佑對小說的看法也頗值得注意.他可說是繼王國維之后注重從文學作品的審美特性出發看待問題的…個理論家一他在論證人類有小說是建立在“英雄、男女”兩種公性情的基礎上.提出小說的寫作要“言日之事”,寫“小人、小事、真事、貧賤”.認為中國有自己的小說作家和自己的閱讀群體,易寫易流傳才能擴大小說的影響力.而不是非得象有些理論家鼓吹的西方的作家都是“公儒碩卿”、關注的都是“經國偉業”那樣.才能留下移風易俗的優秀小說作品。在他的兩本重要著作《本館附印說部緣起》(1897)和《小說原理》(1903)中.他從維新派以“導世”為目的的憂時傷國的對小說的使命的認知轉向了對文學審美功能的探尋.他不是簡單以西例“律”或片面地以社會政治“律”.他在校正小說改革方向的同時.實質上是注意到了我國本土小說文體本身的特點以及建設方向的問題.而在小說的外部作用和小說內部特性兩者問的橋梁.就是他那種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不肓目輕信某些教條理念.而又不忽視外來影響的先進的文學觀念這些先行的理論家們對小說文體特點的思索.從小說的外部功用深入到對小說文體本身的認識.不再對西方的文體理論亦步亦趨.從而為建立中國自己的小說文體理論開辟了道路,但是總的說來.此時呈現出一種相互混合的小說理論格局用西方小說觀念闡釋中國傳統小說的批評本身會產生I反兩個方面的效應~方面.用兩方的小說類型評價中國的小說是有抬高中國小說的意味在其中的:另一方面.也有臨文附會、荒謬印證的嫌疑例如,斷定《水滸傳》是社會小說、政治小說、婦女小說也就罷了.因為批評界起碼還有論證水滸“忠義”l亍含的前案。再以一種開放的眼光看.認為《水滸》有反婦女的成分.斷以“婦女小說”之名競也有些微的趣味在里面然而將《包公案》定位為偵探小說豈不知.中國公案小說負載傳統的忠佞善惡的道德倫理而常以神明或神跡斷案.這和西方以險奇推理勝的偵探小說有本質的不同義認為《鏡花緣》中涉及醫術秘方.為醫藥大典.遂將其lJ1入科學小說之類一而科學小說正是小說改良派所極力推崇引進的小說類型.這就是一種忽視該部小說自身的審美特質的牽強之說了:而又據《鏡化緣》多描寫異國女子之奇事.占其為女極小說,更是…種荒謬的附會了至于“《金瓶梅》則極端厭m觀之小說也;《紅樓夢》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天俘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系》),無不顯示出一十世紀初小說理論尚在建構期的一種批評的主觀性、隨意忖近代的中國小說理論家是在誤讀中吸納西方小說概念內涵來建構中國小說理論的.顯示出部分小說家用西方小說理論建構與中國近代社會相適應的小說理論的探索

盡管批評帶有隨意性.然而改良小說的愿望并不是隨意而發小說在中國傳統中作為消遺娛樂的J二具的性質被貶斥,近代的小說理論家們是有將小說奉為利會豐臬的宏愿的這就產生了一面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唯一方馬首是瞻,用兩方的小說類型來規約中國小說的現象:一面又按有識之士的頭腦中設想的中國社會的需要的標準來拒斥兩方的那些不益中國世風的小說由此.他們寧愿忽視兩方小說的本來面貌.也就是取消了翻譯中“信”的原則來傳播介紹西方的小說,犧牲原作者創造的豐富的人物形象.來就合我們國人心中的某些呵稱為“正當”的倫理理念.作為自己理想政治的宣傳本和教科書。以《迦茵小傳》林紓與包公毅兩人的譯本為例.有論者認為迦茵未婚先孕等情節是“西人臨文不諱”,而“然為中國豐十會計.正宜從包君節去為是”(松岑《論寫情小說于心社會之關系》)有觀點與此相類,直言此種譯作“傳其淫,傳其賤也.傳其無恥也,迦茵有知,又曷貴有此傳哉?”(寅半生《讀迦茵小傳兩譯本后》)不約而同地認為林紓按照西方小說本來面目翻譯而未對迦茵未婚而孕等情節進行編譯刪節處理是非常之不妥的.而包公毅的節本則有益世道人心.是一番值得提倡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理論批評很大程度上不是從對小說本身言辭的欣賞、形象的感受、審美意蘊的闡發.而在于這種小說納入批評的視野中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清末民初的小說改革不無與傳統的“文以載道”文化理念相關.只是由于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小說”南邊緣的地位被移到了主流話語的中、.成為承載新道德、新觀念的主體與政治寅傳的工具

實踐中譯作的片面、功利的誤讀等問題導致的對兩方小說及其理論缺乏全面的了解.使我國的小說理論家努力擺脫舊小說影響的同時.對西方小說的了解又主要基于部分作品的不完整印象.這無疑在顯在的層面制約了中西小說理論的全方位通汀從1897—1916年中國小說理論的資料看.中國小說理論創建之初受到種種復雜的政治性因素影響.知識分子因對社會的干預欲望.而無法保持價值上的中立.聲勢浩大的兩潮東漸.從器物、體制、文化等仝方似的影響中國,而在小說理論界.對小說文體本質的認識雖然尚未完全形成后來的學院派式的學理意義上的討論.卻在對小說對社會的功用問題非常荸視試圖將西方異質文化中對小說的觀念內化到我們自已的文學批評中可以說.小說在史體理論的建設J一是極其重視其承載的思想與道德內容的.而卻輕視小說這載體本身所具有的史體上內涵的.

總之.在這一時期.逐漸引進西方的理論、開始使用新的概念.一時出現了中西相互混合的小說理論局面傳統的文化理念與小說樣貌的現代生成是有斬不斷的內在聯系的.我們既不能以西方的觀念來衡量中國古代的小說.同時也難以用兩方的觀念指導中國的現代小說創作盡管小說創作以及理論建構中還存在種種不足,在小說理念紛繁復雜、艱難孕育的過稃中.很多的西方的技巧還是被吸納進來“以西例律我國小說”是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的特殊的現象.其實我們只有傳統的小說觀念與西方小說觀念瓦識可證.才能避免批評上的偏見.深化對小說本質特性的認識而即便如二十年代郁達夫聽說中國的現代小說創作是屬于歐美的小說系統的.以什么樣的語言與標準評價中國傳統小說是值得我們迫切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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