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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樂器材的使用和傳承由來已久，歷史綿遠。常規國樂器材的定義主要包括漢民族樂器和少數民族樂器，其界定范圍是按表現樂思的媒介區別。國樂表現樂思的媒介是國樂樂器，所表現的題材和范圍也是具有國家特色的音樂作品。中國現行樂器的構成成份主要分兩類，即各族人民發明創造的樂器和自外引進樂器兩部分，而國樂樂器的涵義則延蓋了前后兩者。源自于漢民族的國樂樂器如塤、編鐘、古琴；由外邦傳人而經過改造融合的國樂樂器如琵琶、揚琴、鈸、鑼。共同組成包羅眾家而輝煌燦爛的國樂大系。引進樂器是否屬于中國國樂，其主要區分界定范圍要看其是杏經歷了音樂本土化和民族特色化的改造，以體現和詮釋符合中華民族傳統的審美習慣和音樂感受，同時，外來引進的國樂樂器通常在形制和式樣上有所改變，使之符合國樂的演奏需要。沒有經過國樂化改造的引進樂器。尤其是近現代引進的樂器如鋼琴、提琴，則不屬于國樂樂器的范疇。與之相對應。由非國樂樂器演奏的音樂作品也不屬于國樂的范疇。由此可以作出定義，中國國樂及其器材是國家與民族文化發展變遷的體現，是民族音樂的載體和發展工具。

中國樂器的四種主要類型成型于先秦，日趨完善于漢唐，嫻熟于元明。以其發展的時間界限來劃分。先秦之商周、漢晉至六朝、唐及五代、元降明清為四大歷史時期，諸階段不同的文化藝術氛圍對中國樂器的形成和時代主體形成鮮明的影響并分野涵流，傳承國樂風韻。其中，先秦至漢代的國樂器材主要由敲擊與吹奏樂器組成。形制豐富，式樣遷變，蔚為大觀。

一、商周國樂之風：隱然翰博，大音希聲

中國敲擊樂器萌芽于夏商之際，手西周間成型制。至春秋戰國臻于極盛，成為那個時代國家樂器與音樂風格的代表。周代史官所籍。樂器共分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其中半為敲擊樂器。相關文學典籍《詩經》所載樂器近30種，以擊發音者幾蜉二十。顯示出這一時代生產力進步與音樂樂器發展的密切關系。顯示出鑄冶技術的樂器包括鈴、鐘、鐃、鐸、鐲、鐓、镈鐘、編鐘等。于種種敲擊樂器中，目前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最成規制和具備完整音樂演奏能力的僅為鼓、編鐘和編磬數種。按《周禮·考工記》中關于樂器制作的詳細記載，也限于鼓、鐘、磐數種。先秦樂器出土的數量和質量，均以此三類最為常見、形制最廣。先秦時期作為國樂代表的敲擊樂器，尤其是鼓、編鐘和編磬，代表著時代音樂成就的大系，展現著商周與先秦音樂精神的真髓。對于擊打樂器的需求與泛化使用源自于充仞著宗教與奧秘美學精神的商周與先秦時代文化與國樂精神。卜以巫筮的宗教觀念和原始自然的崇拜，以及淳樸的樂器制作材料，導致了商周時代敲擊樂器的興起和泛化，并綿延至于先秦戰國時期。于夏生出，興盛于商周的祭祀對于儀式音樂和舞蹈具有特殊的要求，由于對神靈所持有的祭祀和頌揚的需要，導致了娛樂性質和莊嚴敬畏性質在先秦國樂中的兩重性質之間的融合。音樂之于祭祀所具備的工具性。導致了莊嚴肅穆風格和諧趣風格的有機融合，而敲擊樂器體現出的風格正好滿足了上述風格的需要，從而造成國樂樂器的形制變化和逐漸修改樂器的應用特征，體現出若隱若現、翰博深奧的國樂之風。

二、秦漢國樂之風：揚音悠遠，簫韶綿延

以樂器的發軔與肇始而論，吹管樂器開始應用的時間與敲擊樂器同時。考古結果顯示，殷墟墓中發掘出的塤在形制上已經成熟，具有開口六孔的吹奏設計。史料所載周代“八音”中“匏”、“竹”類吹管樂器，即包括篪、篷、簫、竽、笙等。秦代國柞短暫，秦簡中載樂以敲擊與吹奏兼雜而行。自漢代初年律制讞編后，吹管樂器逐漸取代先秦打擊敲奏樂器成為宮廷樂器的主體并逐步傳流到民間。先秦樂制中占據主要演奏地位的樂器鼓、鐘、磐等作用日益為吹奏樂器所取代和淡化，費工浩秩龐大如編鐘者。于秦后之世漸成稀聲絕響。樂器主體作用與形制的變化既是社會生產力和審美觀念發展變化的結果，也得益于這一時期吹管樂器在功能和審美音效、使用作用上的逐步發展完善。孔數的變化、七音的完繕與應用、樂譜隨之而發展變化。形成新的音律體系。吹管樂器在漢代的發展最為明顯的表征。是橫吹竹笛七孔制度的形成和廣泛使用。陶制樂器塤也相應的由六孔增加了一孔。漢《說文解字》明確指出：“笛，七孔竹簡也。”一管多音樂器的發展，導致了音律的進步的繁化，使之內容更博、體制愈精。雖然先秦與漢代吹奏樂器僅一孔之差，但在音律上至少要增加三個以上，使樂器從五聲音階跨入七聲音階。這一明顯而變化，為吹管樂器于漢世成為樂器的代表形制和成為漢樂的主要成份創造了音律的外在條件和有力支持。漢世文化意識與審美觀念的變遷是吹奏樂器風靡的時代因素、富有生命力和個人意識的文化心理和持中無為、安定治世的哲學思想的變化，導致了音樂不再神秘和宗教儀式化，而是走向平民、走向生活。漢朝建立初期的國力也不允許再行擴充巨大的編鐘等樂器制度，相應具有豐、沛楚聲和原始質樸的音樂體制伴隨著漢興而萌生，并最終與漢時代的文化審美與音樂意識貫通融會。久經禁錮而原先潛伏著的生命意識漸漸抬頭、滋長。這樣的文化與音樂思潮日漸擺脫具有神秘色彩的商周時代宗教氣氛，實現了由神界到人間世界的轉化，導致了音樂的世俗化和廣泛化。自漢以降。魏晉時代的世俗生活和音樂娛樂適時的美感通求，必然要求以簫笛管笙等吹管樂器作為演奏與欣賞的主體，更加和諧而接近人聲的和婉之聲，韻律悠長的吹奏曲調，能給人以純真自然而發自肺腑的音樂通感，更能反映與抒發人性與情感，其制與漢代的時代精神與審美要求契合無間，音揚悠然，雅蘊綿延。